——兼评种种五四精神观 

杨生平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高举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旗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革命运动，带来了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现代西方思潮的不断传入，对五四精神的评价渐渐出现了异质声音，认真盘点与分析这些思想，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而且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五四精神观
        
        历史从来不会只传播一种声音。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之时就有着对它的不同评价，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即使当时对五四运动做过肯定评价的人也会发生转向。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在对五四运动后不同人思想走向评价时就曾感叹地说，以前都是思想上的同路人，现在也渐渐分道扬镳了。这一点，单就当时蒋介石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便可略见一斑。蒋介石曾经高度评价过五四运动，但随着这场运动深入发展而与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行的“训政”相矛盾时，他思想锋芒急转直下，开始痛斥五四精神，转向传统儒家道统思想。从历史发展与现实来看，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这一观点起初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提出的。五四运动初期，胡适颂扬西洋文明，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参阅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后来，胡适也渐渐改变了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他认为，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打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清除“部族思想”不够彻底，不够狠，不够到位，在起初它是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但是后来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后来，这种声音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渐渐退出主流话语体系，但在“文革”以后，这种思潮又重新返回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90年代后更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世纪，21世纪是胡适世纪”的口号。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因此，新时代必须开展“新启蒙”。
        第二种是“传统文化断裂论”。如上述观点一样，这一观点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开始后就有了苗头。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中，一些保守主义者也激烈挽救着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对抗科学与民主。20世纪60年代前后港台盛行的新儒家代表对五四精神进行了公开与露骨的批判。他们谴责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是不肖子孙，是堕落的一代，说他们在挖根，在摧毁民族生命的“常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文化断裂论”思想在大陆渐渐流行起来，大陆也有人开始指责五四精神，认为它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是“民族虚无主义”，使中国不成其为“中国”。
        第三种是“西方文化殖民论”。这种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才提出的“新”观点。这一观点明显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指责“中国的五四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地简单否定态度。有学者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
        
        二、五四精神不容诋毁
        
        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评价观点本不足为奇，但这三种观点涉及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实际上涉及这样三个核心问题：究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进步观与文化观？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文化殖民论”。在主张西方文化殖民论的学者看来，五四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方激进理论未能促进中国的进步，而是削弱了中国文化自身话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不错，五四运动以后传入中国的激进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西方的理论，但西方的理论就只属于西方吗？认真分析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不仅是世界形势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解决“救亡”问题不断追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托洋改制”，到孙中山的“由变器到变道”，这是一个紧紧立足于中国文化求解救亡的过程。但历史事实证明，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博大精深之处，但从根本上讲它是跟农业社会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因此，引入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全方位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先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救亡问题。另外，从理论上讲，当代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依托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但若把所有的理论都归于一种话语体系并用话语体系之间的比拼来衡量它们的优劣，这既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又是一种唯心史观，最终会导致失去衡量历史进步客观标准的虚无主义。一种理论依赖于一种文化环境，并不等于说它就跟这种文化环境完全一致，更不等于说没有衡量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其实，客观现实与历史的发展就是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与否的标准。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救亡压倒启蒙论”。公正地讲，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来看，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并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着广泛宣传、深入研究与普遍大众化的过程，并且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才成功解决了救亡问题。如果套用启蒙与救亡的话语，那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应用是启蒙与救亡并重：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同样，要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救亡压倒启蒙”学者的思想看来，他们所说的启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整套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语理论。不错，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一直未能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流话语，更谈不上这些思想会深入人心，但这并不是因为对之启蒙不够，而是因为它并非是真理性话语，更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问题重重。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中国要走向民主富强文明，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传统文化断裂论”。自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文化寻根也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自然也要正确看待。文化是民族维系之本，是民族生存之纽带，但文化不能决定民族的发展，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将一个民族与国家带入民主富强；只有正确的、先进的文化才能如此。在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想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就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需要引进先进文化并以此改造民族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民族发展、国家昌盛需要的不简单是一种凝聚力，更是一种团结向上的竞争力。这一结论事实上已被中国近代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不错，五四期间的确有不少像鲁迅那样的思想巨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这一现象似乎不能简单用“传统文化断裂论”去表征。必须区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这些思想巨匠想清算的与其说是传统儒家思想，不如说是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因为儒教是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不从根本上清除其影响，解构其核心价值，人们就不可能真正接受新思想，自然也无法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若认真分析五四运动以后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存在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就曾提出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其二，即使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来说，它也有一个需要发展的问题。从儒家思想的产生来看，它是跟农业社会紧密相连的，若要顺利地过渡到工业社会就需要一个自身改造的过程。另外，在意识形态冲突未能终结之时，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不能自主发展，它们必然会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与改造的对象，并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利用工具。一种传统文化若不能主动与先进意识形态相结合，必然会被其它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曾利用传统文化为他们各自要建立的政权服务过。因此，在五四新旧思想交锋的激烈时刻，不少思想巨匠对传统儒家思想缺乏同情甚至缺少褒扬之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之举。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也有一个艰难融合的问题。不可否认，新儒家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民族精神的重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但他们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传统文化究竟如何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相融合的问题。因为这些新儒家们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重建之“体”，而把现代社会发展精神作为思想重建之“用”。先不必说这“体”能否与“用”融合，单从它们的发展来看，不变的“体”又怎能适应常变的“用”？因此，笔者认为，传统文化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以先进意识形态为核心加以重新改造。从这个角度看，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传统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断裂”或重建就不会有发展。
        
        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标准
        
        首先，应该正确区分客观历史与叙事历史。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们只能出现一次，不能重复，这就给历史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自然也为形形色色历史理论的出现与流行留下了空间。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新历史主义更是得出“一切历史都是虚构”的结论。这些不同历史理论严重影响了不少中国学者对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评价。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与历史研究的困境并不等于历史无规律，也不等于历史规律无法认识。历史现象表面杂乱无章，但若从历史长河来看，它还是有规律可寻的，这些规律隐藏在历史背后，作为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影响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规律的认识自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通过对各种历史文本与历史史实的分析而得出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立场、观点自然会影响他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判断，但不能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历史观可能会受到主观影响，但评价他们历史观正确与否的标准不是主观的，它们必须受到长期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长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理论才是科学的历史观，否则就是错误的历史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把历史事件的历史评价与当代评价区分开来。对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而不能根据当前的某种需要任意评价历史事件，更不能利用目前流行的某种理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它有自身的客观性与规律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对历史事件的当代价值评价，毕竟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给后人留下借鉴或启迪。但对历史事件作当代价值评价也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规律性的基础之上，毕竟我们当代人也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不能超越当前的历史条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制约去创造历史。我们只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之上，利用历史，发展历史。上述三种评价事实上是不顾历史客观性与规律性的表现，它们要么把历史武断地当成当代史，要么就借用某种历史叙事去取代对客观历史的分析。
        其次，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评价态度。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对五四运动除了有客观评价、当代评价外，还要有历史评价，必须根据历史的发展来不断审视五四精神，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五四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理念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充实与发展的过程。在此，我们要防止三种倾向。一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民主观解读五四精神。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宏大叙事，认为任何宏大叙事都必然导致专制或霸权。由此，它们反对历史进步观与普遍民主论，主张小叙事、社团主义，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精神有悖于现代民主理念。二是从社会构成角度解读科学的发展，把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精神只当成是西方的一种人文价值理念。三是从当前正在发展的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精神，认为后者具有明显主张还原论、否定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局限，从而以中国古代已有类似于前者的思维方式或科学来否定整个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如果说上述三种倾向中的前两种具有明显局限性的话，那么第三种就值得认真研究与分析。不错，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的确是当时西方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目前已经受到强调整体性的复杂性科学的质疑，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五四科学精神的价值。毕竟我们不能简单在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精神与某种或某些科学理论之间直接划等号，五四时期宣扬的科学理论自然是某些具体的东西，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显示出其局限，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精神却是永恒的，它要求的不是某种或某些科学理论，而是不断进步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们要不断用科学战胜迷信，用新科学取代旧科学。
      
    作者简介：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11年第7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