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

【作者简介】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后，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关 键 词】冷战/中苏关系/邓小平

    本文的目的是论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最终“告别冷战”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告别冷战”就是指中国退出冷战，它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转变为在冷战中保持中立；中国对外关系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一种超然于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其突出的表现是经过四十年的反复后，中国终于能够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正常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领域的话语中，“冷战思维”这个概念通常是指美国或苏联有关冷战以及相关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逻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未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冷战的大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只是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认识和论述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基本形成了对国际冷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知，以及构成并表达这种认知的逻辑和一套概念体系，这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大致包括：对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相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构成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对中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地位的认识——或者是“非杨即墨”，或者是“两个拳头打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一方结合，反对另一方，“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在1980年代以前只持续了四五年；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美国或苏联总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国防必须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并在外交上争取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对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由于断定面临来自外部的颠覆、“和平演变”的威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而已，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中国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还是有待进行的工作。①所有这些重要的观念与中国领导人应对冷战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1990年代初，冷战随着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和苏联解体而突然结束。在这个堪称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克服了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难，比较稳定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并从1993年再次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中国外交能够比较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制定的内外政策，正是那些内外政策使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角逐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不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等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将近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中国与苏联在1989年5月18日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实现了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基本形成。
        之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特别有象征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卷入冷战与中苏关系直接相关。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苏结盟同其他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冷战，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便站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作为苏联的盟友并长期与美国对抗。历史就是如此地富有戏剧性：中国是通过同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在四十年后又通过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彻底退出冷战。当冷战终于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自外于这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为自己找到了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的基石。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对过去一些重要结论的再思考。
        其次，1980年代中国对苏联政策的转变，几乎是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同步进行的。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每一次重要调整，并非像很多论著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于早已确定的方针而对苏联对华政策变化做出随机和简单的回应。中国领导人在每个阶段做出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对外政策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反思。换句话说，中国对苏联政策变化主要是中国决策层一些重大认识变化的结果。至少从1982年夏季以后，是中国主导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是合理的。这方面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档案开放，并对中苏双方的政策进行比对。
        中苏关系正常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重要，毋庸赘述。不过对此虽多有论证，尚无在中国外交与冷战之关系视角下的分析。国内有关19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专门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成果几乎都反映在教科书中，其中涉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内容多为描述中国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将其作为成功的行动加以赞扬。这些成果都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之下，不过它们也都凸显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最初决定改善中苏关系差不多是“不失时机地”对苏联的行动做出回应，至少主要是这样。特别是它们均未分析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对苏联政策调整之所以时间较长的原因；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以及1970年代强调苏联威胁遗留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难以避免的互动；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变化，等等。②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论述的，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中苏关系正常化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一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宣布，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将不再延长。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向苏联建议举行双边谈判，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此后中国政府于7月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副部长级谈判。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不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和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至少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基本可以肯定这是最高决策层的决定。不过从后来的发展看，对苏政策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国内政策变化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有外交官回忆说，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中国领导人就“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③这一回忆将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时间提前到1979年初，对此需要经认真考察才能确定。
        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相继开始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等等。④当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19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
        正是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导致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建立和维护所谓“一大片”、“一条线”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迄今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对那个时期的这些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反思。从后来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看，毛泽东谋求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很可能是建立在误判苏联威胁的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很可能也是导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决定，这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根据中国领导人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⑤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此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危险。⑥特别是这种看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在1980年代初一度强化。
        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存在战争危险和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1970年代初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那个时代的人们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有关著作对此多有着墨，本文不拟展开论述。
        观念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1970年代初在中国形成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可能迅速消退。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中出现了如下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⑦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试图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权威性。⑧“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⑨
        由于仍然认为苏联威胁很严重很危险，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的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被称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⑩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1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这种威胁。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的发展模式。1949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很多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企业等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而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1949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从目前能够获得的资料看，1978年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做出指示。在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12)会议讨论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对本文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决定了推行现代化的战略，此时中国领导人似乎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对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等。(13)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终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这些变化此时只不过还没有延伸到对苏政策的思考之中。
        可以说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但中国这时采取的外交行动很难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有间接的资料表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参与了决策过程。(14)甚至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相关的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止后，向苏联提出为重新规范两国关系签订新的协议。但1979年9月开始的谈判表明，两国间并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基本气氛，谈判很快便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不了了之，尽管这些谈判在缓和中苏关系的气氛上起了一些作用。总而言之，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中国对苏联的政策仍然受到毛泽东后期处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
        当然，苏联这个时期的扩张行动和对华政策，同样是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军入侵阿富汗，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明显趋向严峻。(15)随后中国展开了一些重大行动，包括参加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1981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最重大的行动是在中越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等等。
        二
        尽管中国领导人从1979年开始缓和中苏关系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从这时起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内外形势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对中国对苏政策产生了潜在的或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在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新的对外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决心迈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诚如上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决定了中国有必要缔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工作重心转移的依据和成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加的国防费用，已经对发展经济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1968年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26.11％，在最高年份的1975年，军队数量达到610万。(16)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就提出过裁军方案，到1976年底，解放军总人数已经比1975年减少了13.6％，(17)不过1979年的国防费用仍占财政支出的17.3％。(18)邓小平在1980年3月明确提出，中国“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在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19)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有过军队交回部分军费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情况。(20)显然，不论是国家战略的转变，还是经济建设面临的实际困难，都促使中国领导人切实思考诸如“战争”、“威胁”等的真实程度。
        目前尚无法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相关思考和讨论的主要档案文献，随后围绕所谓“时代”主题的讨论或争论的过程，还无法被清楚地描述出来。不过可以大致确定，中国决策层一直在或者说不得不关注和认真地思考“战争”与“时代”等被认为是把握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
        1977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说，他在1975年已经谈过未来五年内不可能有战争，现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传达。不过他还是认为需要“提高警惕”。(21)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推断，他希望通过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战争问题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目前还无法了解后来军委扩大会议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从已经公布的邓小平在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看，他一方面认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仍然强调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22)此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有关决议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并没有改变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看法，即存在着发生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
        从一些间接的资料推断，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国领导人才逐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不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在未来较长时间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23)确切一些地说，1982年前后，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认识基本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24)尽管这类结论这时尚未被直接联系到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认识，其中的逻辑是清楚的，即所谓的“苏联威胁”至少也是被明显地夸大了。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19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78年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显然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非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必须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25)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历史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共识，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表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能量相当大。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26)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提出警告。(27)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正是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导致中国决策层在1980年代初下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即不能过高估计中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否则难免付出过多的代价。
        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了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明显透露出苏联对华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特别强调，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的安全，苏联从未对中国有任何领土要求。(28)在这一讲话之前，苏联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以表明其有意改善中苏关系。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邓小平立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所释放的信息，并指示外交部在两天后做出积极的回应。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29)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当时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推测其动机或是为了做出试探，或是为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过钱其琛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在当年盛夏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30)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应该承认这个认识非常重要。
        毛泽东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极为担心他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有可能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31)他于1979年1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显然，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逐步改变其以往在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
        或许这个时期中国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并不那么跌宕起伏，实际内容也不像中美关系那么丰富多彩，但从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角度看，的确意义重大。到1982年盛夏，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美5月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举行谈判，到8月17日双方签署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32)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其政策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33)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向苏联方面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34)中国从此开始贯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很可能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证明，在冷战的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缓和的关系的，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从而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35)这项政策显然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三十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经验。
        这里所谓的建国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显然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而是希望中国在两极格局中争取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几乎是立即开始了与苏联的正式磋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到1980年代中期甚至有跃进式的发展，这表明，“与美国拉开距离”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在战略上使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迅速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广泛的领域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在这个阶段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邓小平决定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一个大的动作时，也提出了中国的条件：苏联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清除所谓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必须先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等。尽管在而后的谈判中，钱其琛曾利用私人交往的机会，向苏联方面强调了中方的诚意，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成为中苏关系难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6)
        有资料表明，1970年代末中国决定终止中苏同盟条约时，邓小平就表示过，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只是边界问题，主要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苏联在中苏边界和中国邻国的军事部署构成了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威胁”。(37)不过还没有资料能证明，在与苏方谈判时，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具体要求。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即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既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时，已经抛弃了意识形态争论，也表明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当然涉及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考虑。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中国领导人可能相信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上。何况外交部本来就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证明，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力不从心”，对外政策“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38)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准确反映了苏联缓和中苏关系的动机，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19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的新对外政策带来如此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
        三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改变。从目前中国公布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得知，邓小平在1985年春开始重新考虑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首次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39)在六个月以后，即10月9日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邓小平请其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40)中国领导人如此大幅度地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其原因值得深究。
        有论著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41)这一观点需要商榷。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确可以看做苏联内外政策将发生根本转变的前兆。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希望并相信中苏关系会改善。在3月莫斯科举行的契尔年科的葬礼上，戈尔巴乔夫向前往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42)
        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谈话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表明了他将继续前任的对华政策而已。例如，在1983年春季的中苏第三轮政治谈判期间，国际舆论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关于欧洲削减中程导弹部署的谈判，并担心如果美苏达成协议，苏联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43)同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说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44)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实际情况如何，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来验证。这里只是要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如果遵循时间的顺序，前述1985年4月邓小平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做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霸权主义”对欧洲的威胁。(45)他在与希思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46)这些谈话表明，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和有限的。
        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改变对苏联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这个时期对涉及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则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47)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决策层大致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裁军。(48)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49)这一计划的确大大早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和苏联政局的变化。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大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实行百万人大裁军；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概括了一段时间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苏、美、中‘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50)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做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调，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基础上，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甚至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51)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大致形成了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52)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
        所有上述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那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的看法，至少是片面和简单的。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1984年初到5月初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53)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更加感到从容不迫。
        如前所述，在10月9日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邓小平请他转告戈尔巴乔夫，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而且能够办到”，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让步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不再视苏联为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苏联应与中国达成谅解，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点是值得深入分析的。
        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肯定不是简单的谈判策略，更不会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苏联威胁，转向集中力量遏制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他们有意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为根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主要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支地区冲突，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全面性的改善。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齐奥塞斯库于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54)但从这个时期中苏交往的情况看，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认为是不清楚的。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55)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56)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解决“三大障碍”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1986年春，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实质性进展。(57)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主要是他在苏联国内面临巨大的困难。1985年12月间，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会见李鹏。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花了很长时间谈的是苏联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58)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但此时在苏联国内还不具备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必要条件，他的主要精力也无法集中到中苏关系上。直到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才巩固了其政治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7月28日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在中苏和中蒙边境撤军、阿富汗撤军等方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并愿意同中国认真谈判，以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59)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但他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兵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而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8月1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60)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重申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61)
        随后的中苏政治谈判持续到1989年春，在此过程中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解决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日益宽松。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始终坚持1985年秋确定的立场，即将解决越南撤出柬埔寨作为优先的和不可妥协的条件。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经过一番曲折的努力，苏联方面终于在印支问题上做出让步，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间表。
        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如期访问北京，中苏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未来将遵循的准则，做了概括的说明。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反复，终于能在冷战中同时与东西方对抗的两极建立并保持了正常的关系，尽管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逐步将中苏关系置于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上。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点是中国并不谋求与苏联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也许中国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每个阶段、每个问题上，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做着退出冷战的选择，但中苏关系正常化本身就是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结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根本性变化，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已经超越了上述思维模式的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也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起点。
        本文的论述也部分地证明了，中国之所以能退出冷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走俄国人的路”(追随苏联的发展模式)，在对外政策领域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不论如何评价，那毕竟是中国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根本性的协调。此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它们结合在一起，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本文的命题：“告别冷战”。
        *本文曾提交“冷战转型：1960—19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12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性。60年代中期针对世界政治中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内部的变化，他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沿着这些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也有称其为“理论”的)。还有毛泽东一再提到过、而且很可能他也认为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亚非拉“革命风暴”，这个“风暴”的极端重要性被描述为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8—159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第1版；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80—87页；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1—153页。
        ②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1—470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75—384页。其他不一一列举。
        ③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32页。
        ④关于极左外交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191页；参阅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⑥参阅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13日，第1版。
        ⑦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第1版。
        ⑨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第80—83页。
        ⑩参阅张清敏主编：《对外关系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6页。
        (11)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240页。
        (12)参阅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5—6页；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6页；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11页。
        (13)《人民日报》1979年3月9日，转引自王奇：《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14)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45—254页。这本纪实性传记描述了中国主要领导人参与对苏谈判决策过程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主张与态度，书中包含了对王幼平本人的采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用未来公开的历史文献印证。
        (15)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
        (16)参阅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另参阅何树栋主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0—191页，该书称1975年中国军队人数达到660万。
        (17)参阅《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18)参阅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2页。
        (19)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20)参阅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第384页。
        (21)《邓小平年谱》(上)，第190—191页。
        (22)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80—81页。
        (23)参阅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9页；《张震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202—203页。
        (24)可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51—352页；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417页。
        (25)《邓小平年谱》(上)，第441页。
        (26)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1—238页。
        (27)参阅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28)参阅《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29)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30)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1)参阅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430—431页。
        (33)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4)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35)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中提出的。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后一个报告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概念。以上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452—458、472页。
        (36)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6、15—16页。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此不赘述。
        (37)《邓小平年谱》(上)，第557、559—560页。
        (38)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39)参阅《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见该卷第119页。
        (40)《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41)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第119页。
        (42)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外交部本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43)《纽约时报》1983年3月2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3月4日(下)，第4页。
        (44)参阅《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塔斯社1983年8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3页。
        (45)《邓小平年谱》(下)，第1039页。
        (46)《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
        (47)参阅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48)参阅《张震回忆录》(下)，第269页。
        (49)参阅邓小平：《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第266—267页。
        (50)参阅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
        (51)《邓小平年谱》(下)，第1076页。
        (52)参阅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邓小平年谱》(下)，第1057、1059页。
        (53)参阅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36—539页。
        (54)参阅《邓小平年谱》(下)，第1086页，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55)“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Time，November 4，1985，p.40.
        (56)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
        (57)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24页。
        (58)参阅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308—309页。
        (59)参阅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0—432页。
        (60)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61)参阅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 月 2 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页。
     
    转自：《历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26～140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