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茜   

 [中文摘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成为纪念孙中山的重要仪式。1929年，国民政府将孙中山灵梓奉安南京，敬谒中山陵成为最神圣的纪念仪式。为使全体国民崇拜孙中山，服务于政治统治，国民党开始制定严格的谒陵规范。每逢孙中山纪念日、重大节日、日常集会、文官考试、学生集训等，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均举行谒陵仪式，中山陵遂成为民国时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空间，也成为具有凝聚力的民族主义象征符号。由于孙中山符号是重要的象征资本，民国政坛常常在孙中山灵前上演权力斗争的政治闹剧。国民党标榜遵从总理遗教、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准则，但政治腐败，民生凋弊，谒陵遂成为人们表达对国民党不满的实践形式。总之，谒陵仪式是民国时期最为神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仪式，是民国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逐步将孙中山神化，建构为象征符号，并首先从仪式入手展开孙中山符号的全面建构工程。通过1925年逝世后的葬礼、1929年的奉安大典，国民党将孙中山塑造为党国的缔造者，使全国民众对其产生崇拜心理。而后，又通过将孙中山崇拜仪式融入于纪念仪式、节日庆典、政治集会、总理纪念周[1]、日常集会、婚丧祭祀等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多方营造孙中山崇拜仪式日常化的政治气氛，使身处仪式情景氛围中的参与者，时常感受孙中山符号霸权。在众多的仪式中，有一种仪式独具特色，且最为神圣，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民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是拜谒中山陵仪式。这一仪式因只发生于特定的空间——中山陵，因此，具有唯一性，同时这一仪式又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对这一仪式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孙中山符号及中山陵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深化民国政治文化史研究。
        
        一、北平谒灵与孙中山符号之争夺
        
        象征符号与仪式都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具有整合和强固族群、团体或社区的认同功能。人们通过认可符号、举行仪式进行交流，形成共识，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民族国家一般会通过民族英雄、名胜古迹等符号和纪念仪式来动员与整合社会，达到服务于国家的目的。除此之外，国家也会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发掘某些传统，或创制某种符号，动员、教化或强制民众接受和认同，从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
        符号一般可以通过各种仪式得到彰显，仪式是国家实现统治权力神圣化的重要形式。格尔兹指出，象征、庆典和国家的戏剧形式是政治现实化的一种途径，是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2]一般而论，象征符号往往体现于仪式之中，经过仪式及其它附属形式的宣传，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记忆而得到传播。仪式的存在与运用，折射出象征符号、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孙中山符号及与此相关的仪式，正是国民党为获得民众认同、运用党化意识形态塑造与创制的。
        孙中山逝世后灵柩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待南京紫金山陵墓建好后再南迁，由此，碧云寺遂成为人们祭奠孙中山的重要场所，谒灵遂成为纪念孙中山的重要仪式。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利用谒灵仪式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1925年11月23日，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为反对蒋介石，特地到碧云寺谒灵。为了表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真正继承总理遗教，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会议特别安排在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与会的右派们自称遵守总理遗嘱，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实际是借孙中山之名，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山会议”。会后，邹鲁等在上海另立中央，分裂国民党。[3]这次谒灵仪式与会议首开了国民党内各派利用谒灵仪式作为政争工具、发动权力斗争的恶例。
        由于到碧云寺谒灵成为最具象征力量的仪式，国民党各派都想利用它，而军阀则嫉恨它，于是想毁灭孙中山的灵柩。1927年9月初，张宗昌到北京张作霖大帅府开会，会上大放厥词，指称碧云寺是风水宝地，北伐军屡打胜仗都是因为沾了孙中山灵柩之光，因此，应该焚烧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张作霖表示同意。期间，有数股奉军到碧云寺寻衅，硬逼守灵人打开灵门，个别士兵竟用步枪瞄准孙的遗体作射击姿式。后经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的规劝作罢，张学良即电告南京国民政府，速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4]不久，北京报纸传言土匪将要烧毁孙中山遗体，守灵卫士们为免遭意外，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将孙中山遗体移入水泉山洞。[5]尽管军阀是惧风水之说而试图毁灭孙中山遗体，但显而可见的是，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对于军阀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政治上极为敏锐的蒋介石对孙中山符号所蕴含的政治象征资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孙中山逝世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就对哀悼仪式极其重视，立即“由前敌返校，躬与其会”，“与祭时，蒋校长痛哭流涕，全体均为之泪下。礼毕，蒋校长发挥极沉痛的演讲。”[6]以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但是，1926年蒋介石就发动“中山舰事件”。对此，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指责蒋氏：“总理逝世才一周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7]孙中山在天之灵成为党内政客相互诘辩的重要武器，蒋介石被迫以孙中山之名缓和事态。3月22日，蒋介石表示要“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做“总理真正的一个信徒”。4月3日又说：“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8]蒋介石深谙孙中山符号的工具价值并加以充分利用，逐步夺得国民党军政大权。
        1928年北伐成功，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矛盾激化，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为此，蒋介石邀约冯、阎、李等人到北平谒灵，举行四总司令祭灵盛典，以“祭告总理，收拾北平军事，解决奉天问题”。[9]为表示自己是真正的总理信徒，蒋介石于7月3日晨到达北平后当即前往碧云寺谒灵，祭告孙中山北伐成功。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礼谒总理之灵，含泪言曰：中正不忍骤见吾师遗体，故暂不开棺，容正式祭告时瞻仰：惟愿我师之灵之安也！中正此刻万感交集，不知所怀，惟有忍泪默祷而已。”[10]蒋介石的谒灵获得了应有的政治效应与政治资本。
        由于孙中山符号关系民族主义和党国命运，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对此深具共识，各个政要未敢怠慢，先后来到北平，于7月6日来到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祭灵典礼。仪式由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与祭者有商震、白崇禧、邵力子等300余人。主祭、襄祭者均着中山装，祭祀仪式庄严而隆重：
        （一）奏哀乐；（二）主祭者就位；（三）襄祭者就位；（四）与祭者就位；（五）主祭者献花（初献，亚献，终献）；（六）主祭者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全体随同行礼；（七）读祭文；（八）主祭者及襄祭者诣总理灵柩前恭谒遗容，与祭者静默追念；（九）主祭者复位；（十）襄祭者复位；（十一）为革命先烈静默三分钟，志哀；（十二）奏乐；（十三）主祭者退；（十四）襄祭者退；（十五）与祭者退；（十六）礼成。[11]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中常会祭告总理代表宣读长达3000字的祭文，重申国民党奉行总理遗教，谋求国家统一、自由独立。[12]祭仪结束后，蒋介石等诣灵梓前恭谒遗容。蒋放声大哭，各派系首领也失声涕泣。这些桀骜不驯的文武政要都毕恭毕敬地参加祭告仪式，而后与蒋介石讨论国家统一后的军政大计，暂时化解了内战危机。由此，祭灵仪式成了蒋介石等借以缓和党内派系冲突和整合各派势力的一项权术。
        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寝是党国的重要政治象征，1928年11月蒋介石初步实现国家统一，立即派代表赴北平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后，阎锡山、白崇禧等发起举行100多名政要参加的参谒孙灵大会。由蒋介石代表吴忠信主祭，行礼后参谒遗容。同时，河北省政府亦于同日谒灵。谒灵仪式由省主席商震主持，率全体人员在总理灵前肃立，依照秩序行礼，向党、国旗及总理灵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献花，读祭文，读毕，奏乐，再行三鞠躬礼，呼口号。[13]孙中山纪念日谒灵逐渐固定为重要的纪念仪式。
        政治人物也往往通过谒灵仪式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甚至借此表达政治诉求。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对孙中山极为景仰，曾建议白崇禧在孙中山曾经到过的桂林王城内修建了中山公园和中山纪念塔。1929年春，李任仁已任国民党中执委，与刘斐等3人赴碧云寺谒灵，4人在灵前百感交集，涕泪纵横，在灵前摄影的合照上，他们沉痛题词：“孰为真革命，孰为假革命，总理在天之灵可鉴焉！”[14]哭灵成为政治人物表达不同政见、宣泄对蒋介石不满的特殊方式。颇多人士通过谒灵抨击蒋介石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愤慨，并寄托对孙中山的哀思，表示继续坚持孙中山遗志的决心。所以，无论是党内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都会通过谒灵、哭灵攻击敌手背叛孙中山事业，诉说自己的忠诚。
        南京中山陵建成、孙中山灵梓奉安南京后，考虑到“西山碧云寺为总理停灵四年之地，不可无一重大纪念之留遗，以为民众瞻仰”，国民党遂将孙中山“所易衣履安置原厝木棺内为衣冠冢”，[15]免费对公众开放，到京参谒衣冠冢者络绎不绝。碧云寺衣冠冢与中山陵一样是崇拜孙中山的神圣场所，参谒衣冠冢成了新的纪念仪式。为此，管理处制定《总理衣冠冢参谒规则》，严格规范参谒者的衣着、行为及参谒仪式。[16]
        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叶楚伧肯定开放衣冠冢的做法说：“总理衣冠冢为纪念总理而设，意义至为重大，来平游览中外人士莫不趋前瞻谒。”[17]国民党要员经常敬谒孙中山衣冠冢，蒋介石到北平一般都会参谒孙中山衣冠冢，如1933年3月，蒋介石秘密抵达北平，召集居仁堂军事会议，会后即拜谒孙中山衣冠冢。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会见傅作义等，又去敬谒衣冠冢。[18]党政及社会各界也每逢孙中山纪念日召开会议组织参谒仪式。抗战时期，国人参谒衣冠冢，借此表达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投身抗日的决心。
        
        二、中山陵谒陵仪式的建构
        
        中国历代帝王之墓虽贵称为“陵”，但它却是一个僵死的空间，专设重兵守卫，禁卫森严，根本不向社会开放。除皇帝定期举行祭祀之外，与现实政治及大众并无密切关系。而中山陵则完全不同，在最初建造时，中山陵就被国民党定位为万民景仰孙中山、宣传总理遗教的场所，因而，中山陵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建筑空间，而是一个任由国民敬谒、共同参与建构的开放空间。同时，国民党将中山陵精心打造成为一个权力操演的政治空间，建立和运作这个政治空间，需要通过党国、学校、团体及个人的谒陵仪式展现和强化孙中山符号，常态性地反复宣传孙中山崇拜，以服务于国民党的政治需要。
        还在中山陵建成前的192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及首届植树仪式，党国要员与各界代表数万人齐至尚未竣工的中山陵谒陵。恭读总理遗嘱后，由主席报告，各代表致词。[19]以后，谒陵成为各类会议开幕或闭幕的象征仪式，同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7月全国财政会议、8月交通会议、10月农政会议莫不如此。[20]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全体代表举行谒陵仪式，并在陵前合影。[21]
        1929年孙中山灵梓由北平移奉南京，国民党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由此，中山陵就成为纪念孙中山最神圣的空间，谒陵也成为最具神圣性、象征性、政治性的仪式，贯穿于民国政治生活。
        最早谒陵的是蒋介石夫妇、胡汉民、戴季陶及中央执委。6月2日清晨8时，蒋介石等至陵墓谒陵，在祭堂行礼后，至陵四周察看，正午返城，中山陵随即“开放三日任人瞻仰”。[22]1929年9月，总理陵园管理处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月至10月每天开放9小时，11月至2月每天开放7小时，每逢孙中山纪念日（诞辰、忌辰、奉安）、元旦、国庆、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即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5月5日），开放墓门，谒陵者可入墓室瞻仰。为保持谒陵仪式的神圣性，《谒陵规则》还对谒陵者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入祭堂须脱帽致敬，入墓门须静默致敬”，“不得携带手杖、雨伞及照相机等件入内”，“不得喧哗，不得随意涕吐”。对于国内外团体代表谒陵者，要求“预先通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以便谕知警卫引导参谒”。[23]
        一般的谒陵仪式包括全体肃立、奏乐、唱党歌、主持人向孙中山坐像敬献花篮、全体向孙中山坐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俯首默念三分钟。与其它孙中山纪念仪式不同的是，吸纳了传统祭仪中献祭的仪节，并将其改为献花。1935年，蒋介石又特别提议对谒陵仪节进行整肃，专门颁布《谒陵及纪念周仪节办法》，严格规定谒陵时的香案设置，以及分献、司仪、主席、参加人员的位次。还规定司仪的服装要用中山式短装，春秋用元青薄呢，夏用白色哔叽，冬用元青厝呢，且须采用国货，并带白手套，着黑皮鞋。[24]《仪节办法》更加突出了谒陵仪式的庄严性，营造出肃穆、神圣的仪式氛围。
        中山陵不仅是孙中山的陵墓，国民党还从传统礼仪予以民国宗庙的法统定位。《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与“社稷”几乎具有同等庄严神圣的意义，都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象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而“辞庙”，蒋介石临撤离南京前往谒陵。日军也深知占领中山陵的政治寓意，占领后举枪欢呼。[25]
        虽然中山陵在日伪控制之下，但是，中山陵仍是国家宗庙的象征，国民党依然举行祭祀。1943年10月，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在重庆北碚温泉主持召开礼制讨论会，制定了新的“国父陵”祭祀与拜谒仪式：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与祭者依次就位。五、奏乐。六、上香。七、行三鞠躬礼。八、行初献礼：主祭者献花，行一鞠躬礼。九、行亚献礼：主祭者献茗，行一鞠躬礼。十、行终献礼：祭者献爵，行一鞠躬礼。十一、恭读祭告文。十二、行三鞠躬礼。十三、奏乐。十四、礼成。[26]
        这一祭仪显然更具复古色彩，与以往祭奠中山陵仪式相比，多了上香、献茗、献爵等仪节。看来，国民党为突显出中山陵的国家宗庙定位，摄入了更多传统仪式，以反击日伪政权对中山陵的非法占有、及操弄谒陵活动。但是，国民政府无法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祭仪，只能举行遥祭。除雨雪天外，党国官员在重要节日与纪念日，都在户外向着南京中山灵寝所在方向，进行祭奠。
        谒陵是具有政治寓意的仪式，除仪式本身体现出其政治性内容外，祭文或昭告文往往体现出谒陵的政治内涵与特定意义。一般大规模的集体谒陵仪式都有祭文，如1935年3月13日，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召开，汪精卫、蒋介石、孔祥熙等“偕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全体会员恭谒”中山陵寝，同时发布《谒陵昭告文》，表示要遵循总理遗教，发展民生，振兴农村经济：“开会伊始，谨掏至诚，昭告于我总理之前。惟我总理默察民情，予以福佑，在天之灵，实式恁之，谨告。”[27]如此神圣地在孙中山祭堂里表白，为的是让世人感受到国民政府力图振兴国家的努力之诚，同时使谒陵者在仪式中深切感受到赓续总理遗志的神圣使命。
        人们从各地到达中山陵后，首先感受到中山陵的磅礴气势，在山下广场即可仰视高于明孝陵90多米的中山陵祭堂。接着，经过一条长达480米的墓道，进入陵门，攀登392级台阶，最终进入祭堂。在谒陵的前奏中，人们已经能从恢宏凝重的建筑群（博爱坊、陵门、党葬纪念碑亭）中，体悟出中山陵所承载的政治意涵。当人们步入祭堂，立即进入一个神圣的空间。人们瞻仰孙中山的高大坐像，崇敬和哀思油然俱生，再参与庄严神圣的祭拜仪式，立即融入仪式所营造的庄严、神圣的祭奠氛围。整个仪式过程比其它纪念仪式更为复杂和规范，充满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更容易升华人们的情感，增强其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铭刻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三、谒陵仪式的象征功能
        
        孙中山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象征，国民党自居总理遗教的合法继承者，谒陵就成为党国要员表示继承总理遗志的重要形式，而谒陵仪式所具有的象征功能则在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蒋介石曾利用谒陵鼓励讨伐阎锡山的将士们：“同生同死的去杀倒敌人，然后很光荣回到南京来，看我们总理陵墓，来祭告我们的总理，那方算得是你们教导第一师的革命将士。”[28]并且，到南京拜谒中山陵成为非国民党将领政客归顺南京政府的重要象征。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这对蒋介石取得胜利起了决定作用。1930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于是日凌晨由沈阳抵达南京出席会议。16日，蒋介石亲自陪同张学良及其卫队谒陵，蒋氏发表演讲，重申“总理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有了总理，才产生我们中华民国；总理就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29]张学良通过谒陵向孙中山表示忠诚，完成了投顺国民党阵营的政治选择。[30]
        “九·一八”事变后，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日益彰显，谒陵仪式遂成为国人表达抗战决心的重要形式。1932年3月，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又拉拢段祺瑞，企图利用其在北洋军人中的声望与影响，建立华北伪政权。蒋介石识破日伪意图，于1933年1月19日致信段祺瑞，“敦请段先生南下，共商国是”。段祺瑞不愿与日本合作，欣然接受邀请，并表示“本人虽已年老，然爱国之心，不敢后人”，愿对国家有所贡献。蒋介石隆重接待，并与何应钦、孙科等陪同段祺瑞于23日下午谒陵。段祺瑞在灵堂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并献花圈。当夜，段祺瑞乘快车去上海。[31]段祺瑞未出席1925年的孙中山追悼会，却在16年后到中山陵谒陵，显然是表白自己不愿与日本合作的立场。
        此时，不少爱国人士通过谒陵表达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借以造成社会影响，给蒋氏施压。1931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率其弟及妻子一同绝食，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并到中山陵前哭灵，宣读《昭告总理文》：[32]
        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
        吴氏兄弟、夫妇绝食四日之举震动全国，声援与跟进的请愿活动纷至沓来，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其后，以哭陵的仪式行为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者大有人在，而且国民党将领政要也加入哭陵队伍。最著名的哭陵者是续范亭。1935年12月26日，续范亭到中山陵剖腹明志，他在陵前吟颂手撰的《哭陵》诗，步入祭堂：[33]
        谒陵我心悲，哭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于是，哭陵成为社会各界要求国民党抗战的重要抗议形式。1936年3月9日，河北高中学生救国社领袖郭清被捕入狱，并被酷刑致死。为抗议当局暴行，南京中学学生联合其它中学，于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以谒陵为名聚集中山陵，举行哭陵声讨卖国贼大会。学生们在孙中山灵堂痛哭、呐喊，声振紫金山谷。哭陵结束后，学生们还到市区游行。次日，著名报人张慧剑在《南京朝报》上发表《哭陵》，指责国民党：“请愿是因为你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哭陵则是对你已经绝望的表示。”[34]
        各地请愿团纷纷到南京请愿、谒陵，抗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1年11月，北洋工学院促进和会请愿团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呼吁“实现和平统一”、“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并于10日谒陵。之后，东北请愿团、天津请愿团也赴宁谒陵。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代表请愿团谒陵，“在总理陵前宣誓抗日之决心”。杭州请愿团更多达1000多人，并拟在谒陵后举行全体大会，后被警卫处以“陵园不准集会”为由禁止。[35]1932年1月15日，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救国团抵南京，步行去中山陵谒陵，表达“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抗战决心。[36]可见，学生通过谒陵仪式表白抗日决心、敦促国民政府抗战，谒陵成了学生爱国请愿运动的重要形式，发挥了动员与鼓舞民众抗战的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宣示抗战，并将中山陵视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当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前夕，蒋介石等举行了隆重而悲壮的谒陵仪式。1937年12月7日清晨，蒋介石率员到中山陵。蒋“步入灵堂，脱帽肃立中山先生像前俯首，默哀良久。……参与谒陵者，无不黯然失神，还隐闻啜泣之声”，蒋介石步下台阶时“还掉首至再”。[37]南京沦陷后，中山陵落入日伪之手，遥祭仪式遂成为国民党及各界开会前的重要仪式。1938年3月12日是南京沦陷后第一个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国民党中执会在汉口举行纪念活动，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首都沦陷，当此逝世纪念日，同志不能一谒陵墓，倍增凄怆……我们当此抗敌期间，应倍加猛省，以铁与血与敌人周旋，惟有民族得到独立与生存。”[38]同时，举行遥祭仪式，人们向着南京的方向，默默向中山陵祭拜。[39]以后无论是孙中山纪念日，还是元旦、国庆，国民党都举行遥祭，各地也遵照执行。如1940～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都举行庆典，其中重要而隆重的仪式就是向着东方祭拜总理（国父）陵寝。除官方的遥祭仪式外，个人也通过遥祭或遥拜表达对孙中山的纪念之情意，更是抒发抗战情怀。续范亭1936年10月又撰写《至总理陵遥拜》诗，“羞见先生面，陵园我又来。何时擒海寇，献捷祭灵台。”[40]
        抗战中的空中谒陵是“谒陵”仪式的最高境界。1938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中国空军决定由25中队长汤卜生单机飞临沦陷后的南京中山陵上空，举行空中谒陵，以表达中国军民抗战到底、誓雪国耻的决心，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是日，汤卜生驾机飞抵南京，在中山陵上方围绕牌坊、祭坛、灵堂旋转三圈，带着举国的沉痛在灵堂上空摇翅致哀，并抛下一束鲜花。汤卜生还写下了感人的篇章：“五月，一个刺激的月份！五七，一个耻辱的日子！何况在今年的五七，而我们的‘耶露撒冷’还在暴敌的手中”，“全国人都关心着总理陵的完整。紫金山，我们的圣地！陵园，我们革命精神的渊源，伟大的导师、先总理静静的躺在他一手建造的国都……”[41]空中谒陵成为谒陵仪式中颇具政治动员和鼓舞作用的特殊仪式，具有震撼军民心灵、坚定抗战信念、激发抗日斗志的精神感召力。通过空中谒陵仪式，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政治象征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奔赴中山陵祭告。1945年8月27日，军队抵达南京，下午海陆空军将领159人、新六军前进指挥所52人立即前往谒陵。“瞻仰国父遗容，恭行三鞠躬礼，并绕棺一周”，[42]祭告孙中山在天之灵，抗战已经胜利。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在中山陵前举行纪念孙中山建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典礼。中山陵飘扬着党、国旗，聚集文武大员及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军乐声中，典礼开始，鸣放101响礼炮，天空飞机散发传单，场面甚为壮观。
        行唱国歌礼后，蒋介石献鲜花，张道藩恭读告文：
        金陵神皋，建国所基。威仪文物，具备于兹。倭寇内犯，弥历年时。生灵涂炭，率土含悲。洗兵东海，我武维扬。振旅返旆，爰张天纲。维我国父，揭橥大同。三民五权，举世所宗。立国规模，超汉迈唐。天地侔德，日月齐光。汎扫稽缺，倏经八载。城阙依然，山川不改。松柏青葱，威灵如在。青山绕郭，长江如带。殷轸市廛，趋跄冠盖。神功罔测，盛德难名。爰申礼奠，式展虔诚。尚飨。
        之后，蒋介石率参谒人员向国父坐像行三鞠躬礼，并为抗战烈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礼毕，蒋介石领导参谒人员鱼贯入内恭谒陵寝。谒陵仪式后，蒋介石步出灵堂，向全体谒陵人员致训，追念八年苦难史迹，提示今后努力方针。致训完毕，即高呼口号。当时，中央广播电台转播了谒陵典礼实况。参加谒陵的人们发出共同心声：“国父，我们回来了！”[43]这次规模宏大的谒陵仪式，意在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宣示国民党将继续秉承孙中山遗志，胜利完成建国大业。
        中山陵是孙中山符号的最高体现，被人们视为政治正义的化身，因此，谒陵成为人们向国民党表达不满的重要形式，也为请愿者提供了重要的抗议场所。请愿是民国时期利益团体表达自身诉求的重要形式，广为社会各界运用。一般到南京请愿者，都会视孙中山为政治正义的化身而到中山陵谒陵，因此，请愿者谒陵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合法斗争形式。1935年8月，江苏省各县记者代表团为呼吁复议出版法，到司法院、中政会请愿，并赴中山陵谒陵。[44]同样，孙中山符号也是民生主义的象征，因此，谒陵又成为人们表达民生诉求的方式。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人，于中山陵谒陵时，因感生活无着，“多掩面痛泣”，并表示如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继续向行政院请愿。时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被时人称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45]在基层，哭陵也成为人们表达对国民党当局不满的重要形式。1946年3月，浙江省浦江县方青儒、张咸宜、吴醒耶在县内竞选“国民大会”代表。张得票最多，而国民党当局圈定方当选。张不服，遂到南京中山陵“哭灵”，这一招果然灵验，地方当局遂将其补入。[46]这一事例表明中山陵是国民党当局赖以统治的政治象征资本，无人敢公开反对，于是，哭陵成为人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有效武器。
        1946年3月21日，孙中山逝世23周年，蒋介石率文武官员前往中山陵谒陵，正在孙中山像前默哀时，宋庆龄走上前去，望着国父遗像大声哭着说：“你真死了哇？你死断了气哇？现在的国家让一群狐群党群那儿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蒋介石等人非常恼火，又不便发作，谒陵活动草草结束。[47]在人们的眼中，孙中山是爱国、正义的化身，因此，通过谒陵、哭陵仪式向孙中山在天之灵控诉国民党当局不公不义，违背孙中山主义，并表达各自的诉求。
        
        四、谒陵仪式的日常操演
       
        在国民党的强势主导和推动下，孙中山纪念作为该党进行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逐渐成为民国政治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为强化孙中山纪念的政治功能，国民党将谒陵与党国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将党化教育植入所有纪念仪式，并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仪式运作。
        首先，每逢孙中山纪念日、重大节日或其他纪念日都举行大规模谒陵仪式。举凡每年孙中山的诞辰、忌日、奉安等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均组织谒陵，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要员都亲自参加。1934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中央不仅举行隆重的谒陵仪式，并在陵前举行献鼎礼，将刻有总理遗教的大铜鼎安置于中山陵。[48]若逢孙中山纪念日，外地官员也会特意赶回南京谒陵，如伍朝枢曾因“总理逝世纪念，特晋京谒陵”。[49]元旦是新年伊始的象征，更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每年元旦国民党均举行隆重的庆典和谒陵仪式，蒋介石多次亲往主持，并在陵前发表重要讲话。1936年元旦，国民党举行谒陵仪式，到中委80多人，参加者6000人。[50]自1938年起，抗战期间，每年元旦均举行遥祭仪式。1940年元旦，国民党中枢“遥拜总理陵墓，礼节隆重”。[51]也有个人自觉遥拜中山陵，并针对1941年汪精卫伪政权举行元旦谒陵仪式赋诗表达愤慨：“近遥各拜两般情，今日何人慰九京？料得神灵多隐痛，只来斯地格忠诚”。[52]1947年元旦，是还都南京后的第一个元旦，蒋介石亲自主持谒陵仪式，“领导全体向国父石像行最敬礼，并恭献国花（梅）一束，继宣读告文”。[53]双十节是辛亥革命首义纪念日，谒陵也是纪念的重要内容。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国民党重返中山陵举行谒陵礼，仪式“严肃隆重，军民五万”参加。[54]此外，5月5日（非常大总统就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亦称国庆）等，国民党也会举行谒陵仪式，纪念孙中山“再造民国”的历史功勋，强化人们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党国高层身体力行谒陵仪式，为各级官员做出表率，并向民众示范，而且借助媒体使谒陵仪式的政治效应向各地和基层传播、扩散，渗入民众的政治生活，从而极大地发挥仪式的党化教育功能。
        其次，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通过重大法案举行谒陵仪式，旨在营造党内团结统一的气氛，昭告实践总理遗教的成果。如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1934年1月的四中全会等都由中央领导亲率谒陵。[55]有时国民党刻意将重要会议安排在孙中山纪念日，并在谒陵时举行开幕典礼，透过谒陵和会议结合，利用孙中山符号的象征功能，突出会议的政治意涵。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代表先谒陵，再举行开幕典礼。正如举办者所言：[56]
        开会的日期，正是总理的诞日，大家在参谒总理陵墓以后来参加开幕典礼，人人心中必然感觉得有总理伟大的精神照临我们之上。全体同志追念总理的遗训，体察国家当前的艰危，人人心中又必然都感觉到有两问题。1、我们对于总理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救国的使命，所已尽力者几何？2、我们对于今后努力奋斗的途径，又应该怎样？这两点正是代表的使命，即所谓检查过去工作，和决定将来方针。……我们大家应该如何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发挥总理未竟的绪业，安慰全国同胞的期望，鼓舞起一致救国的热诚，振衰起弊，以挽回艰危的国运。
        仪式具有调动人们情绪、激发斗志的功能，谒陵仪式强化了代表们对国家前途、总理未竟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接着，五届一中全会于12月2日举行开幕式，再度谒陵。[57]此外，许多国民党重要决策会议也都会举行谒陵，利用孙中山符号整合歧见，营造共识。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领导全体人员谒陵，借用孙中山亡灵，通过反共内战议案。[58]举行谒陵仪式，逐步成了民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挥着政治动员和凝聚功能。
        国民党一直以孙中山合法继承者自居，举凡通过重大法案均要谒陵以祭告孙中山。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训政约法》，并将“约法全文，末页署国民会议全体代表姓名，于每一页正中加盖国玺，以昭郑重，安置于玻璃锦盒内，两旁分饰国旗党旗，庄严异常”，并由专人“送总理陵墓，恭陈总理遗像前，迨举行约法告成礼时，由蒋主席启盒双手捧正，然后恭读，全体肃立无哗，气象至为整肃”。之后举行仪式，特别加入“恭读约法”仪节。有意思的是，这日既是星期一，又是奉安纪念日，因此，行礼仪式包括三部分：一是扩大纪念周仪式，完全按纪念周仪式行礼；二是约法告成仪式；三是奉安纪念仪式。这三部分仪式大致相同，可以说是在中山陵重复举行了三次仪式。[59]1946年12月，中华民国宪法完成，国民党遂于元旦谒陵祭告国父。[60]可见，国民党视孙中山为政治与法律的象征，每一次通过重大法案，都要谒陵祭告，以标榜对总理遗教的继承与执行。
        再次，日常集会、文官考试等举行谒陵仪式。随着国民党谒陵仪式的不断操演，谒陵逐渐成为常态性仪式，融入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谒陵不仅纳入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而且也成了一般社会活动的经常性节目，各种检阅、训练、考试、会议等活动，往往都举行谒陵仪式。童子军训练是国民党对少年实施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检阅则是检视和规范训练成果的手段。中山陵建成后，国民党经常组织童子军到中山陵接受检阅，并举行谒陵仪式，仪式基本相同，只是加唱童子歌。[61]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5月5日，为鼓舞学生投身抗日，国民党组织7000童子军大检阅，并组织学生谒陵，公祭阵亡将士。[62]同时，各种训练班学生到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接受党化洗礼。外地学校在举办训练班后，也会组织学生到南京接受聆训，并举行谒陵仪式。据作家汪曾祺回忆，他就读于江阴中学时，曾在镇江受训，结束时到中山陵谒陵，并接受蒋介石训话。他说：“检阅的总指挥是桂永清，他那时是师长，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他上去向蒋介石报告。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从平地到蒋介石站着的平台是一直用正步走上去的！”[63]这样的谒陵仪式使人终生难忘。此外，谒陵也成为社训班学员的必修课。[64]
        文官（公务员）与法官考试是最为重要的国家考试，考试合格者必须通过谒陵向总理陵墓宣誓效忠，这是第一项政治仪式。文官考试授证典礼完毕后，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率领典、襄委员及全体考试及格人员谒中山陵，环绕陵寝一周，瞻仰中山先生遗容”。谒陵归来，由戴季陶赐宴，并赐其亲笔题名的《总理遗教》。[65]法官考试、审计考试合格后也须去谒陵，[66]表示效忠党国。
        军人的党化教育更具制度化。一般军队训练团体结业时，均会举行谒陵仪式。谒陵一直是中央训练团军官班毕业典礼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仪式。[67]1946年7月24日，总参谋长检阅新舰队，全体官兵到中山陵谒陵。[68]
        各种会议开幕或闭幕时谒陵，这是中山陵集体谒陵人数众多的重要原因，凡是在南京召开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会议，一般均先举行谒陵仪式。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全国财政会、农村合作讨论会、全国司法会议、铁路新运会议、全国妇女大会、水利会议等会议，都是先谒陵后开会。[69]一些学术会议、社团会议也举行谒陵仪式，如全国气象会议、商检技术会议、全国会计师协会、中华海员工会、中国教电协会年会、第81区扶轮社年会等。[70]外地各类参观团体到南京后，必到中山陵谒陵，如湖北教育参观团、四川参观团、全国手工艺展览会浙江省参观团、汕头教育参观团、台湾教育参观团等均举行谒陵仪式。[71]到国外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出发前也去谒陵，表达誓为中国争光的决心，如1935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行前谒陵。[72]
        中山陵建成后，集自然和政治景观为一体，立即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圣地和风景名胜，于是，谒陵成为重点旅游项目，各地赴南京参谒中山陵的人络绎不绝。1934年11月10日至13日，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方便人们谒陵，专门开设“特驶谒陵专车”，“以资瞻仰，而伸庆祝”。[73]自上海闸北至南京沿途各站，都可以购买车票，并制定谒陵专车办法。许多团体报名参加，如上海友声旅行团、上海女中、无锡戚墅堰电厂、镇江盐城职业学校等。11日晨分乘汽车至中山陵园，拜谒陵寝。[74]1936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忌辰，京沪铁路局又加开谒陵专车。[75]铁路局车务处还专门印制《谒陵特刊》，介绍谒陵及游览事宜。可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到中山陵谒陵，成为首都旅游的重头戏。
        基于上列各类原因，谒陵仪式成了国人普遍参与的、具有特殊政治意涵的大众化仪式，各地赴京谒陵的人次与日俱增。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的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者高达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6.7万人。1932年谒陵者6.5万人，1933年11.5万人，1934年19.7万人，1935年24.9万人，1936年16.4万人，仅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集体谒陵者有35次，每次谒陵少者有10余人，多者达数百人。[76]但同一时期《中央日报》所报道的谒陵仪式，许多并未包括在35次内，因此，有组织的谒陵人次远超过档案馆所记载的数据。至于大量的个人到中山陵自行谒陵，更未统计入内，如国民政府职员林泽回忆，“抗日战争以前，我每到南京，总要上中山陵去游览凭吊一番，如果碰到国民党节日，还可以进入墓室凭栏看看灵柩安放的所在。此时灵柩已合上棺盖，覆着国民党党旗。”[77]郭沫若也曾在《南京印象》一文中叙述自己谒陵时的虔敬及感想。
        广大民众也自发谒陵，较多游客将谒陵作为旅游项目，颇具生活化的气息，与官方的政治化仪式不相关涉。他们不是去“谒”，而是去“游”。叶浅予画有《游中山陵墓归来》，夫妇两人去中山陵，妇道：“我数过足足有七百多级石级。”夫道：“乖乖，爬到上面连一坐位也没有！”[78]的确，中山陵上没有座椅，国民党的设计就是让人在孙中山陵墓前始终保持肃立的姿势，对孙中山形成“高山仰止”之感。但百姓的理解不同，他们对孙中山怀有崇敬之情，但对谒陵的政治意涵缺乏体认，更多将中山陵视为游览与休闲胜地，显然与国民党建造中山陵的宣传目的相去甚远。
        仪式的日常操演，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孙中山崇拜运动之中。由于谒陵仪式相对于孙中山其他纪念仪式，如总理纪念周、开会背总理遗嘱而言，相对更加生动、开放、灵活，是实践化的仪式，因此，人们的记忆更为深刻。
        
        五、结语
        
        孙中山逝世后，谒灵和谒陵成为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经过国民党的强势主导和动员，人们将孙中山与中山陵视为正义化身和民族象征。谒陵作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形式之一，逐步成为民国新的常态性仪式，并得以广泛举行。谒陵仪式尽管具有现代性礼仪性质，但也注重汲取中国传统祭仪的某些仪节，并加以改造和演绎，显示了中西礼仪的交融。其中，哭陵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移植，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特殊方式。抗战时期，谒陵的民族主义意涵更加凸显，发挥了动员抗战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长期垄断和消费孙中山符号的政治价值，谒灵或谒陵则成为该党标榜继承孙中山遗志、强化一党专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仪式。然而，在热络的谒陵仪式掩饰下，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遗教和三民主义，实行专制统治，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丛生，因而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冯玉祥一直崇敬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但对于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却不认真实行总理遗教颇有微词。他多次批评国民党耗费巨资修建中山陵，称“革命浮华之习，如中山墓之修筑费几百万元，究有何益。人之信服中山，乃信服其主义与人格，非信服其坟之华美庄严也。”[79]冯玉祥反对像祭奠帝王那样为孙中山大建陵墓，主张注重实践总理遗教，关注民生，而非仅停留于纪念形式。他在谒陵时曾赋诗一首《游中山墓口占》：[80]
        北有颐和园，南建中山墓。气象何崇阂，糜款亦无数。
        中山本伟大，徒惹世俗诟。可怜国民血，嗟嗟院会部。
        鲁迅对谒陵的虚伪和欺骗洞察深刻，曾撰有政治讽刺诗：“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81]因此，随着国民党对总理遗教的背叛与政权的腐化蜕变，谒陵的政治效应逐渐弱化，抗战后谒陵成了人们表达对国民党不满的工具性仪式。总体而言，国民党在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仪式功能进行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在国家层面，政治仪式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运作，是透过政治权力向社会成员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现代政治仪式一般旨在推销一套官方话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造就一代新国民，这是民族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尤其对普通民众而言，官方自上而下对意识形态的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诠释，都无法与动员民众亲身实践的作用相比拟，而最有效的实践方式是仪式化的行动，并辅以象征与形象建构等手段。因此，政治仪式背后隐含着政治权力的渗透与运作，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向民众的传播和渗透，而仪式参与者则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仪式的涵化，并参与进行符号的强化与再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仪式又是被国家运用于政治统治的权力技术。国民党通过谒陵仪式不断强化孙中山符号的象征性，塑造出一种形式化与概念化的孙中山。这既是孙中山个人被神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被神圣化的强化过程。
        谒陵仪式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仪式，它的神圣化、政治化与常态化，使孙中山及中山陵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象征符号之一。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孙中山符号影响近代中国的最本质内核是民族主义，因此，谒陵仪式的核心功能是凝聚中华民族、激发民族主义，它在建构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强化民族认同方面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山陵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敬的政治圣地，永载史册，光耀千秋。
        
     
        注释：
    [1]参见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利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西山会议派的会议”，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354-357页。
    [4]任方明、蔡银华：“杨宇霆事略”，载《文史精华》1994年第2期。
    [5]邵亚琳：“孙中山奉安中山陵始末”，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3期。
    [6] “黄埔军校追悼总理”，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7] “大革命的一点经历”，载《谢华集》编辑委员会（编）：《谢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8]转引并参见叶昌友：“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以退为进’策略”，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9] “蒋谭在纪念周重要报告”，载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日。
    [10]蒋纬国（编著）：《北伐统一》卷，第一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95页。
    [1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七至十二月份），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版，第51页。
    [12]“祭告总理”，载《中央周报》第6期，1928年7月16日。
    [13] “平津庆祝总理诞辰”，载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1月20日。
    [14]李海楼：“先父李任仁年谱简编”，载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第18辑，1983年。
    [15]“北平建筑总理衣冠冢恭记”，载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编印）：《总理奉安实录》，纪述?筹备经过，第11页，南京1930年版。
    [16] “总理衣冠冢参谒规则”（1935年），载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页。
    [17]“中执委会秘书处为修理总理衣冠冢致总理陵管会函”，载《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507页。
    [18]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载全国政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编审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蒋总统夫妇在平谒国父衣冠冢”，载《中央日报》1948年10月18日。
    [19]“总理三周年之首都”，载《申报》1928年3月13日，第4版。
    [20]“全国教育会议昨开第五次大会”，载《中央日报》1928年5月22日；“交通会议会员参谒总理陵纪”，载《中央日报》1928年8月14日；“农政会议会员昨谒总理陵墓”，载《中央日报》1928年10月30日；“大会代表昨谒总理陵墓”，载《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
    [21]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印）：《孙陵画册》，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29年2月版，第3页。
    [22]“蒋胡等昨晨谒陵”，载《申报》1929年6月3日。
    [23]总理陵园管理处（编）：《谒陵规则》（中英文），1929年版。
    [24]“谒陵及纪念周仪节办法”（1935年6月26日），载《法令周报》1936年第27期。
    [25]曹必宏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历史图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26]国立礼乐馆：《北泉议礼录》，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1944年版，第5-6页。转引自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27] “谒陵昭告文”，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2卷第10期，1935年3月26日。
    [28]蒋中正：“为中国求真正统一和平而战——十九年五月五日在首都机场对教导第一师誓师时训话”，载《中央周刊》第101期，1930年5月12日。
    [29]蒋介石：“三民主义不但能建设国家亦可轨范我们军人”，载《中央周报》第129期，1930年11月24日。
    [30]申报馆（编印）：《申报图画周刊》，1930年11月23日。
    [31] “段祺瑞离京来沪”、“段祺瑞今晨抵沪”，载《申报》1933年1月24日；“段昨晚赴沪蒋委员长偕往谒陵”，载《中央日报》1933年1月24日。
    [32]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载政协北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北京出版社2001年。
    [33]续磊、穆青（编校）：《续范亭诗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3、64页。
    [34] “中学生哭陵”，载中共南京市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
    [35]“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杨立坦关于到南京学生请愿团名称、人数、负责人及主要活动情况的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10—314页。
    [36]“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救国团宣言”、“叶斌等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函”（1932年1月16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432—434页。
    [37]王正元：《监听专员见闻录》，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49页。
    [38] “中执委会在汉开会汪精卫发表演说”，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3月13日。
    [39]“总理逝世纪念中枢昨举行遥祭”，载《中央日报》1938年3月13日。
    [40]续磊、穆青（编校）：《续范亭诗集》，第64页。
    [41]卜生：“五七飞京谒陵记”，载《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1期。
    [42]“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飞抵京”，载《申报》1945年8月28日。
    [43]朱汇森（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三十五年四至六月份），台湾：国史馆1989年版，第382—387页。
    [44]“苏各县记者代表团昨日赴各机关请愿”，载《中央日报》1935年8月14日。
    [45]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46]浦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浦江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47]宋强、乔边等：《人民记忆五十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48] “总理陵前昨行献鼎礼”，载《申报》1934年11月13日。
    [49]“伍朝枢致胡汉民函”（1934年3月14日），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5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转引自陈红民：“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0]“昨晨在总理陵前举行民国成立纪念典礼”，载《中央日报》1936年1月2日。
    [51]“中枢举行元旦庆典”，载《中央日报》1940年1月2日。
    [52]陈树人：“元旦遥拜总理陵”（1941年1月1日），载陈汉平（编注）：《抗战诗史》，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页。
    [53] “中华民国宪法完成，元旦祭陵告国父”，载《中央日报》1946年12月30日；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7年1~3月份，1995年6月版。
    [54] “秋阳普照各地欢度国庆”，载《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1日。
    [55] “四全大会代表昨谒总理陵”，载《中央日报》1931年11月14日；“庄严隆重之四中全会昨已开幕”，载《中央日报》1934年1月21日。
    [56]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88页。
    [57]“五届一中全会记”，载《国闻周报》第25卷，第48、49期。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93页。
    [58]“三中全会开幕”，载《中央日报》1947年3月15日。
    [59] “中央举行约法告成礼”，载《中央周报》第157期，1931年6月8日。
    [60]“中华民国宪法完成元旦祭陵告国父”，载《中央日报》1946年12月30日。
    [61]“全国童军昨行表演”，载《中央日报》1930年4月21日。
    [62]“七千余人参加京市童军大检阅”，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6日。
    [63]汪曾祺：《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64]“社训班学员昨日谒陵”，载《中央日报》1947年7月2日。
    [65]参见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载政协江苏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1988年版。
    [66]“王用宾将出发视察司法”，载《中央日报》1935年7月22日；《审计考试昨行给凭论典礼》，载《中央日报》1934年1月25日。
    [67]“每周画刊：中训团军官班毕业典礼”，载《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
    [68]“陈参谋总长昨检阅新舰队”，载《中央日报》1946年7月24日。
    [69]“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大会昨日开幕”，载《中央日报》1930年4月16日；“国内时事：全国财政会代表之谒陵（照片）”，载《中华月报》1934年第6期；“解决农民痛苦之合作讨论会开幕”，载《中央日报》1935年3月14日；“全国司法会议昨在考试院举行开幕礼”，载《中央日报》1935年9月17日；“各铁路新运会议”，载《中央日报》1937年4月5日；“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今日开幕”，载《中央日报》1937年7月1日；“水利会议今晨开幕”，载《中央日报》1947年6月6日。
    [70] “全国气象会议之尾声”，载《中央日报》1930年4月18日；“商检技术会议通过议案六十二件”，载《中央日报》1933年3月17日；“中华海员工会筹委昨日宣誓”，载《中央日报》1933年6月28日；“全国会计师协会代表大会今日开幕”，载《中央日报》1935年9月9日；“中国教电协会年会今开幕”，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4日；“第八十一区扶轮社今日举行年会”，载《中央日报》1937年4月12日。
    [71]“鄂教育参观团今日谒总理陵”，载《中央日报》1933年5月28日；“粤中大教育考察团昨日参观中大”，载《中央日报》1935年5月10日；“汕头教育参观团在京参观各小学”，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30日；“全国手工艺展览会浙江省参观团抵京”，载《中央日报》1937年6月9日；“四川参观团昨谒陵”，载《中央日报》1937年6月14日；“台教育参观团昨午后谒陵”，载《中央日报》1947年3月25日；“盐工联合会代表定今日谒国父陵”，载《中央日报》1948年3月6日。
    [72]“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谒中山陵”，载秦风（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珍藏版），济南：山东画报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
    [73]“今日各界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载《申报》1934年11月12日。
    [74]“本路特驶谒陵专车”，载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编）：《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114期，1934年10月29日；“谒陵观光与常熟旅行”，载《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141期，1934年11月25日。
    [75]“总理忌辰京沪铁路加开谒陵专车”，载《中央日报》1936年3月6日。
    [76]南京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005－1－247）：《中执委、侨委、中山大学等机关参谒人数统计表》。转引自李恭忠：“中山陵：政治精神的表达与实践“，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77]林泽：“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纪事”，载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78]“游中山陵墓归来”，载毕克官（编）：《叶浅予漫画选》，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79]《冯玉祥日记》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
    [80]于舟（选编）：《冯玉祥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81]鲁迅：《南京民谣》，原载《十字街头》第2期，1931年12月25日；周振甫（编注）：《鲁迅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0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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