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星/齐鹏飞

【英文标题】Recognition on Several Issues about the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PRC”
    【作者简介】张海星，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而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起步较晚。事实上，具有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范畴的“国史”学科建设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真正发轫并逐步形成体系和规模的。经过前人时贤近30年的不断努力，学界对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规范和体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学术共识。在“国史”学科建设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其教材建设工作也逐步迈开了艰难的发展步伐。但是，关于“国史”教材编纂的阶段性特征、关于当前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关于当前“国史”教材的编纂工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关于在今后的教材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历史与逻辑、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如何把握好“国史”的主体、主线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上，学界仍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梳理，也缺乏较为深入的考察论证。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史”教材建设的这些诸多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以供方家批评和指正。
        一、“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回顾
        “国史”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随着“国史”的学科建设的起步而起步的，并伴随着其从“有史无学”、“有史无科”到“有史有学”、“有学有科”的转变过程的日趋深入而获得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根据“国史”教材这50多年的不平凡的发展轨迹和其内在的特征变化，笔者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1978年）是“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起步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史”学科的起步，“国史”的教材建设工作也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近30年的曲折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第一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国史”教材或专著，例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就是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该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史”的主体和截止到当时的“国史”的全貌，尤其是编者将第一章直接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样既准确又简明，客观地反映了“国史”的逻辑起点。
        但是，在“国史”教材建设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国史”并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领域，而是覆盖在“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逻辑框架内被粗线条地梳理着、阐释着，这种“有史无学”的尴尬境地使得其教材的编纂工作也一直带有较为浓厚的“中国革命史”色彩和“中共党史”痕迹，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在史料上基本上局限于“党的决议、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多，主观论断多；在语言上多行“英明”、“伟大”、“光辉”之词，还不是严谨的学术性话语。
        第二个阶段（1978年至今）是“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学术氛围的活跃，“国史”学科的独立化、科学化步伐在加快，“国史”的教材编写和出版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的“通史”类的“国史”教材。例如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2005年第2版）、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5年增订本）、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启华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9年第2版）、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
        这些已经出版的“国史”教材作为“国史”领域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新成果的直接反映和体现，在内容上彰显了“通史”风貌，比较客观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在叙述上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谈成就，认认真真讲挫折，着力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规律的探求；在论证上不断引用新的史料，大大增强了“国史”教材的历史感、厚重感和“信史度”。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为例，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反右派运动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字里行间充斥着大量的宣传说教和政治批判。而在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作者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分析则冷静得多，以大量的史料为根基对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详细地论述了反右派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分析了反右派运动前后的转变及其严重扩大化和由此带来的惨痛教训。行文中肯，论证严谨，评价适当，令人信服。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就目前所见到的“国史”教材而言，具有比较高学术水准和鲜明学术特色、学术风格的教材并不多。不少教材在基本的体例设计、史料运用、观点提炼甚至话语的表述方面存在雷同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系统，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政治规范和政治话语系统混为一谈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将“国史”研究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材编写拒绝反映已经在当代中国学界形成基本共识的“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和问题意识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教材内容的“陈旧性”不仅反映在没有充分吸收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国史”研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而且反映在没有充分利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国史”研究的各种新史料。一些教材甚至出现了基本史实错误这样低级的“硬伤”和“失误”。
        回顾学界近60年的“国史”教材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其经验和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借此而引发学界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在未来的“国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应抱以怎样的科学认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地梳理和探索。
        二、“国史”教材建设的紧迫性
        1.编写工作面临的挑战。
        随着21世纪历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编写一部既令国家权威部门满意、学界认可、又使广大学生或社会各界读者爱读的、权威的“国史”教材已成为大势所趋，这种趋向主要源于“国史”教材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种挑战既有来自内部的诸多局限和不足，更有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和冲击，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材，不可否认，这对繁荣“中国学”、促进“中国热”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更应看到，由于作者立场观点的差异和占有资料的偏差，他们有些描述和评析难免“失真”，甚至是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作了某种程度的歪曲和丑化。尤其是在台湾，有些人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外国史”来对待和处理，凡此种种，我们怎能无动于衷、任其评说！这就极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凭借无可争辩的史料去编写一本有“学术权威性”、有说服力、有可读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去以正视听！这既是一项政治课题，更是“国史”学科在独立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应对的一项学术命题。
        2.“编写教材”概念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材编写工作的认识不够深、不够透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倾向，认为编写教材只是“低水平”的活，而且不把教材当作科研成果。其实，教材编写是一项很复杂的研究工作，它与单纯的科学研究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科学研究主要用大量的时间来搜集资料，鉴别资料，掌握资料，用唯物而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这些资料，然而对个别历史问题做出概括和结论，侧重的是重点深入。而编写教材则是把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综合，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勾画一条轮廓分明的线条，把大量看起来无关而实际上有联系的事实糅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的是全面综合。无论是全面综合，还是重点深入都是科学研究的不同方面，而其成果都是科学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不把教材看作是科学成果的看法是片面的①。正如王桧林所说：“我一直认为，自近代中国历史教材出现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思潮、研究中国史学发展，不研究历史教材（包括中小学历史教材）是一大缺欠。……优秀历史教材的编著和流行在史学发展上和国民教育上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②
        因此，要编好“国史”教材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认识，不仅要加大学术的研究，还要加大教材建设的研究，正确把握教材的内涵和外延，积极汲取教育学、特别是历史教育学科学的新成果、新理念，仔细研读教学对象，增强教材编写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层次性。笔者认为这是编好“国史”教材的一些必不可少的前提因素，也是贯穿整个教材编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性因素。
        三、“国史”教材编写的几个原则
        与中国古代史等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国史”教材的建设除了遵循历史教材编纂的基本原则之外，还要遵循源于其内在规定性的一些特有的原则。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原则、坚持了这些原则，编出来的教材才会集权威性、科学性、教育性、思想性、创新性、可读性于一体，才能客观的阐释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才能适应和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
        1.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国史”教材的编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国史”学科的特殊性。当代人修当代史有它的优势，即由于时隔不远，许多事件人们并不陌生，许多重要的当事人还在，所以相对来说，不少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容易掌握一些，相当多的史实也比较容易搞清楚。然而其困难也在于此——由于时间离得太近，人们多少会受到历史眼界的局限，对某些缺乏充分历史沉淀的问题难以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难以从宏观上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及其本质；同时，有些事件还在发展中，对其意义和总体作出准确的评价困难就更大一些。③而且“国史”的当代性使得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历史对象之间常常处于“近距离”或“零距离”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情感的干扰和各种利益的冲击无疑都对编者形成了严峻的考验。更何况，当代中国的历史头绪多、内容杂、史料真假难辨，因此，能否坚持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就成为写好教材的一大关键。
        第二，唯物史观是我们解读当代中国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不同的历史观面前，史料有时会变得很被动，尽管有人极力地回避这一点、否定这一点，然而终究是徒劳的，即使是极力推崇客观史学的否定历史观指导的兰克学派的鼻祖兰克本人也没有达到那种纯客观的境界。因为纯客观的历史认知是没有的，更何况史料本身也不是纯客观的，所以我们需要历史观的指导，尤其是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
        在众多的历史观中，只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包含着一系列的基本原理。那些基本原理从方法论上为科学地研究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导向性方法，为历史学升华为科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193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我们之所以援引巴勒克拉夫的论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以非常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重大价值。④
        然而在当代中国学界却有不少人“抵制”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之所以会如此，若单纯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和用好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教条化了、模式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之，利用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这种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地用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写作。在当代中国史领域，这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摇的。“如果在当代史研究中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我们就不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主线，就不可能驾驭各种各样的史料而会被史料牵着鼻子走。”⑤
        2.遵循和丰富党的《决议》，做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对立统一。
        “国史”既是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的相对独立的新兴学分支学科，但同时又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化属性、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非常特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其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寻求政治功能和学术功能、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政治价值和学术价值、政治规范和学术规范的有机统一和科学平衡，是我们编写“国史”教材时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国史”学科是属于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科学性是其根本之属性。“国史”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性工作，而不是政治宣传，更不是理论说教。它的终极价值是为了梳理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探寻隐藏其中的因果关系，发掘其内在的运行规律。
        其次，也应该看到，“国史”学科的当代性决定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的育人功能相比有着更强烈的政治性、党性。譬如“国史”的研究和撰写必须遵守执政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各种决议、决定和指导性意见，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必须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等等。
        再次，更应该看到学术性与政治性在“国史”学科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第一，“国史”学科的政治性是有基本底线的，是以不损害其科学性为根本前提的。在“国史”的研究和教材撰写中，我们既要遵循“党的决议”，也不能拘泥于“党的决议”，凡事以史实为根基、以史料为依据、以还原历史为根本之宗旨。第二，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相比，“国史”的政治性功能是有限度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可以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样，直接彰显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但是，“国史”则必须回归为历史学科、历史课，以历史教育的形式来承担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绝不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国史”的社会功能，讨论“国史”研究的价值，也不应该脱离历史学的基本功能——记载、借鉴和审美⑥。
        因此，在“国史”教材的编纂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单纯的强调学术性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过分地扩大政治性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在“国史”学科中，作为本质属性的科学性与作为特殊属性的政治性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
        3.抓住主体、主线，合理分期。
        “国史”教材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教材有着很多的不同，其中最根本的不同是在于所反映的历史的主体不同。中共党史教材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国史”教材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发展的，但是作为两个不同学科属性的主体而言是绝不可互换或通用的。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界限和区隔，这是在编写“国史”教材时所必须铭记的，我们写的是“国史”，而不仅仅是“党史”，关注的是“国事”，而不仅仅是“党事”。
        关于“国史”的主线，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仅仅是文字表述不同而已。这里，我们的意见，如果希望进一步学理化地规范性表述，是不是可以“化繁为简”为：当代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同时笔者认为，贯穿这一主线的有两个根本的转变，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由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变。在这两个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主题，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明确，这个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主体的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昨天”是以此为努力方向的，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同样会如此。
        如果对于“国史”的主线认识没有大的争议的话，那么，“国史”的分期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车头”和“发动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与“国史”之间历史分期的同轨和同步性，两者在历史分期方面的重大重合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国史的分期问题，学界的主流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仅仅是在个别小的历史时段的归属（如1977、1978两年是“上行”还是“下行”？）和个别大的历史时段的细分（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究竟是“二段论”还是“三段论”？）方面有一些争议⑦。我们的意见，目前对于“国史”近60年的历史分期，总的原则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尤其是在阶段性特征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1949年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1956年至今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76年、1976年至1992年、1992年至今，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足矣。进一步的细分，有待当代中国学界和学者经过比较充分的自由讨论形成基本的共识。
        综上所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史”教材的建设工作以1978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均为今后的编纂工作起到很好的奠基和警示作用。在当代中国，“国史”教材的建设要想对内在的压力和外来的挑战作出成功的应对，不仅要继承前人已有的成果，而且更要加大对教材建设的研究，正确把握教材的内涵和外延，积极汲取教育学、特别是历史教育学科学的新成果、新理念；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遵循和丰富党的《决议》，做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坚持把握好“国史”的主体、主线，做到合理分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期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高水准、更多数量的“国史”教材问世。
        注释：
        ① 彭树智：《历史教材建设与科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教材的编著与科学体系的建立》，《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7期。
        ③ 张启华：《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1期。
        ④ 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9页，
        ⑤ 朱佳木：《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⑥ 李良玉：《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⑦ 李茂盛：《对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4期；李彦宏：《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97年第9期；胡乔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若干意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等文章。

转自：《北京党史》2008年5期第60～63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