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
    

    孙喆 王江
    

    [英文标题]The Intellectuals' Choice between Pursuing Academic Knowledge and Pursuing Utility in the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emimonthly Journal Yu Gong
    [中文摘要]本文以《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为例探讨社会巨变之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求索。《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主要是治古代史地的历史学者，在边疆问题探讨上多数走的也是质朴的考据之路，是学术研究呼应时代需要的典型代表。《禹贡》半月刊的创立缘起并非单一，它蕴涵着顾颉刚的多重意旨，随着时局的变化，它关注的重心也不断发生转移。从其影响来看，它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而且造就了整整一代边疆史地学人，掀起“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关 键 词]民族危机/学术与现实/顾颉刚/《禹贡》半月刊
    [作者简介]孙喆，197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王江，1970年生，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北京100872）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强力入侵，民族存亡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民族主义思潮亦涤荡、贯穿于当时各个学术派别。这股强烈关注现实的趋向，毋庸置疑，在某种程度上为当时学术界注入了新鲜活力，推动知识分子转换视角，关注起以往被漠视或注意不够的领域，并以各自不同方式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能够坦然闭守一隅的学人少之又少，而那些本在研究理路上与经世之学似乎距离甚远的学人或学派，在此巨变之时，尤为引人关注。他们让我们看到，处于时代激烈变局中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实需要与客观学术之间，苦苦寻求平衡点的心路历程。且不论他们对时代的贡献究竟如何，这种对学术理想的执着，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已足以令人感佩。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派的人们”，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他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不懈探索，正是对这种时代精神的一种很好的诠释。而于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作为这一派学人的学术阵地，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和理念。它不仅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初具雏形的重要标志，还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②
    本文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缘起出发，展现时局激变下知识分子在“致知”与“致用”两条道路上的艰难求索历程。
    一、回顾：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缘起”
    
    纵观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或《禹贡》半月刊的论文和专著，对于半月刊的缘起，多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类似“顾颉刚将满腔的爱国热忱化为创办《禹贡》半月刊的无限动力”这样的叙述随处可见。③“民族救亡斗争在近代的突出尖锐性，使爱国主义这一建立在最深厚社会基础上的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表现”。④在当时国家危局之下，孜孜探索救亡图存的良方是所有有良知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沿革地理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与时代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除对纯学术的探究以外，尤重视时势的需要。“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⑤可以想见，顾颉刚藉创办《禹贡》半月刊而重兴沿革地理之学的愿望，与当时民族危难的社会背景必有直接关联，而且这种学术报国的理念也必然与时势之需产生共振，彼此交相促动。因此，就《禹贡》半月刊本身性质而言，无疑是一份爱国的学术刊物，创办者顾颉刚本人也无疑是一位饱含爱国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角度而言，诞生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禹贡》半月刊，必定带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内涵和期许。但是，如果仅仅把《禹贡》半月刊的诞生归于由日寇入侵而被激发的民族意识，则不免流于片面。《禹贡》半月刊毕竟是一份学术期刊，自有其学术上的来龙去脉。如果把《禹贡》半月刊初期内容与最初的《禹贡学会简章》相比较，将会发现初期的《禹贡》半月刊其实离人们所期望的学术救亡的主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倒是与顾颉刚十几年来一直从事的“古史辨”一脉相承。
    尽管《禹贡》半月刊在第4卷第10期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提到“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需求”，并在学会内部公开《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准备“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⑥但是，《禹贡》半月刊自1936年7月1日出版了第5卷第8、9合期(即西北研究专号)以后，亦即创刊两年多以后，所载“经世致用之大端”的边疆史地论文比重才开始超越纯粹的沿革地理类。可以说，直到《禹贡》半月刊从较单纯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向对边疆史地、民族史以及当代史的关注，才真正弥补了其“民族主义”的期许与实际内容之间的“落差”。
    单纯把《禹贡》半月刊放在民族主义“语境”里进行研究，借用罗志田的说法，容易导致一种类似于“倒放电影”的趋向。⑦就以往研究成果来讲，这种趋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忽略了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背景，只是将缘起与外敌入侵的刺激联系起来，由此而得出简单化的“缘起”。20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研究由于受当时研究背景影响，片面之处自可理解，然而时值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不断重复这种单一化的结论。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半月刊诞生的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步步进逼华北，京津地区岌岌可危的时候，创刊伊始，编辑同人就决心以此刊为阵地，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舆论进攻。”⑧又如：“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谋划，公然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大好河山。此刻的顾颉刚，深感‘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到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因而他一方面将在燕大、北大讲授的‘中国上古史’课，改为‘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以史地教育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考虑成立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边陲民族史、地方志为课题，以维护我国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为宗旨的学术团体。”⑨
    其次，则是在上述先入为主的“缘起”观统领下，对《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上所载《发刊词》和《编后》进行不客观的发挥，而且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习惯把《发刊词》与两年以后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只在学会内部印发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以及三年后的《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等相关内容混相摘引，以图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该刊缘起的“认识”。这种把该刊不同阶段的史料人为加工或简单归纳在一起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廓清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初衷，而且容易使人忽视《禹贡》半月刊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和范围的重大意义。
    从此意义上讲，深入探讨《禹贡》半月刊学术主题或方向的转移，似能更加彰显其民族主义的关怀，而以先入为主的民族主义视角来研究其缘起，反而会影响我们对这份期刊的客观的认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就《禹贡》半月刊创办前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并结合其本人的生活经历，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同时，若能对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沧海横流的社会巨变，如何处理个人研究取向与民族危亡之间关系的心理有所揭示的话，则应更有一番意义。
    二、创办缘起之探讨一：从“古史辨”到“古地辨”，再到“边疆史地”
    顾颉刚1923年5月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顾颉刚本人则在短短几年间，由一名年轻的学生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备受瞩目，被誉为“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⑩“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11)一举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
    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与顾颉刚10年后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有什么内在的学术关联？顾颉刚在1924年3月26日写成的《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详细述明自己宏伟的古史研究计划，要“从明年起，把古史彻底研究一番”，并言及“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也是唯一的愿望”。接着，他把具体计划分作6个学程，计划用21年时间完成。(12)其中，第3学程亦即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研究计划，是“依据考定的经籍的时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排比起来，以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13)顾颉刚认为古史研究必须打破四个传统观念，其中一个就是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这一学程的计划显然是为此而作。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这个研究计划果真按时得到实施，算起来，这一年正好是《禹贡》半月刊的创刊时间。
    但是，在1926年4月20日出版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里，顾颉刚对前年所作计划进行了修正，“古史辨”阵线开始回缩，他认为“以往开首发表主张的时候尽不妨大刀阔斧，做粗疏的裁断；但一层一层地逼进去时，便不得不做细针密缕的工作……感于学问领域的广漠和个人力量的渺小，知道要由我一个人把一种学问做全部的整理是无望的，所以不由得不把当时的野心一步一步地收缩了下来”。(14)1931年11月1日，在《古史辨》第3册《自序》里，顾不无感慨地总结道：“我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实在，这并非胆怯；如果不自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便没有前进的可能了！……我不但自己只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许多人也都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专门研究，再有几个人出来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自然可以补偏救弊，把后来的人引上一条大道……总之，处于现在时代，研究学问除了分工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15)
    于是，顾颉刚便把自己的研究圈定在古史中，申明要编四个考，亦即《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和《经学考》，深信此四考是“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做好，伪史就再不能支持其寿命。其中，帝系和道统还比较简单，而“《王制》和《经学》的内涵则复杂万状，非隐居十载简直无从下手……为了预备作《王制考》，改开了《尚书研究》一课，一篇篇地教读，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别方面的材料”。(16)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回忆父亲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时说，当顾颉刚大学毕业开始着手辨古史的时候，对于《尚书》中《尧典》、《禹贡》两篇特别注意，因为这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可谓古史料里的重心。(17)顾颉刚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自然要涉及古地理方面的研究。1924年，他就作《询〈禹贡〉伪证书》和《论禹治水故事书》，1926年又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的想象》。1928年9月起，时在中山大学教书的顾颉刚在其《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里，指出此课的目的：一是搜集古人所说的“前代”的地理材料，照他们所说的时代去编排，寻出它们所立的旧系统。二是搜集古人所说的“当时”的地理材料，依时代的次序去编排，看出古代疆域的实际状况，以建立一个“新系统”。并请学生读书时要写笔记、寻材料、画地图。顾颉刚此时关注的焦点是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象的地域的问题，虽属古史考辨的范畴，但他对古代地理的兴趣已显露端倪。
    从各种材料来看，顾的研究兴趣发生明显偏移是在1931年的下半年。当时，他开始在燕京大学开“尚书研究”课，听课学生有陈懋恒、冯家昇、叶国庆、赵澄、欒植新、班书阁、邓嗣禹、李延增、翁独健、于道源等22人，又有旁听生谭其骧等3人。(18)同时，开同样课程于北京大学，学生有张福庆、杨向奎等。这些学生后来基本都成为禹贡学会的骨干会员和《禹贡》半月刊的主要撰述者。授课中，顾认为《尧典》的十二州缘于汉武帝时制度，而当时为燕大研究生的谭其骧对此有不同意见，双方展开讨论。顾将二人讨论的往返书信编入讲义，印发同学并加按语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19)由于感到对于古地理知识的急切需要，一年后，即1932年，顾颉刚在燕京、北大两校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专讲《禹贡》，“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预计这几年中，只作食桑的蚕，努力搜集材料，随时提出问题，希望过几年后，可以吐出丝来，成就一部比较可靠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讲义》”。(20)
    同年，顾颉刚曾与钱穆、王庸、唐兰等就治古地与考古之关系进行过讨论。钱穆后述及此事曰：“曾记得两年前有一天晚上，顾颉刚、王以中、唐立厂三先生在我处闲谈，大体是讨论治古史与考地的关系，当时谈到有两件基本的工作应先着手。一是绘画各区域大小不等的影射地图以备读史时随便填注之用，一是编录《古籍地名索引》，以备临时的翻检……只颉刚却独下猛功，对于绘图的工作，经过一年余的努力而几于成功了。”(21)这里指的是1933年3月顾颉刚请吴志顺绘制《地图底本》一事。
    这说明，如果说1928年顾颉刚为建立“新系统”而收缩研究范围，开始涉足古地理的话，到了1933年，则已开始将古地理研究工作付诸实施了。
    1933年7月，顾颉刚于《史学年报》第5期发表《州与岳的演变》一文，这是他较早发表的一篇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章。文中提到：“九州与十二州，四岳与五岳，都是中国地理史上的极重大又繁复的问题……以上诸章所以能在讲义里发表，完全由于北大同学王树民、杨向奎二君，燕大同学谭其骧、翁独健二君和我讨论这问题，使我不得不发表这些意见之故。”(22)于是，围绕着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的进行，这样一个专研古地理的小团体从1933年就开始孕育。到了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顾曾坦言：“我们觉得研究学问的兴趣是应当在公开讨论上养成的，我们三校的同学如能联合起来，大家把看得见的材料，想得到的问题，彼此传告：学业的进步一定很快速……为要造成大家工作的勇气与耐性，所以我们决定办这个半月刊。”(23)
    通过上述对顾颉刚“古史辨”阵线的收缩、个人学术旨趣的转移及其相关研究、教学情况的阐释，大体可以看出他由考辨古史而关注古地理，再由授《禹贡》到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内在发展理路。
    《禹贡》半月刊创办不久，禹贡学会即发行古史讨论集《禹贡讨论集》，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5期刊载的广告中，直言该书“既成一册，更进而求之，于是有本刊之发生，故此书实为本刊之前身”。(24)从内容上看，《禹贡讨论集》完全是一本专门考辨古地理的论文专辑，与《古史辨》如出一辙。因此，就《禹贡》半月刊的内在学术根源来讲，既可视为“古史辨”运动的一个分支，亦可看作它的延续或发展。换个角度讲，“专门研究古地理”的《禹贡》半月刊实为“古史辨”运动的沿革地理部分，是顾颉刚本人从“古史辨”到“古地辨”这一学术旨趣演化过程的客观反映。甚至可以说，除了《古史辨》的系列著述，《禹贡》半月刊是顾颉刚为其“古史辨”打造的另一块专门的学术研究和宣传阵地。
    随着时局的发展，顾颉刚又逐渐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边疆史地。对于边疆问题，顾颉刚早在许多年前就开始关注。(25)“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肆入侵，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是顾颉刚倡导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动因，可是至少在《禹贡》半月刊初期，他仍固守着沿革地理这个根本，《禹贡》半月刊文章也多与古史地考辨有关，涉及边疆史地的并不多。
    1934年，内蒙古掀起“自治运动”的风潮，而日本帝国主义别有用心，趁机介入。是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8月，顾颉刚等人赴百灵庙考察，并与德王面谈多次。这种情形使顾受到强烈刺激，如果说以前只是从书报上对边疆危机有所了解，此番亲身经历，他的感受则更为直接。知“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以后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26)
    顾颉刚在1935年9月写给杨寔的回信中，表达了对学会内部边疆研究人才的自信。他说：“本刊作者研究边疆及邻国者不少，满洲、朝鲜则有冯家昇先生，日本则有王辑五、周一良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寔)先生与侯仁之先生，如此努力作去，将来在我国学术界中必有空前之成绩，可豫言也。”(27)
    《禹贡》半月刊在研究范围上真正发生拓展，还是在禹贡学会正式成立之后。1936年1月，《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登载了《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同时还印发《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该计划书“原为募捐用的。因为文中直斥日寇，而当时敌人在平津已横行无忌，此不便公开，故只印小册，在同志间散发”。(28)文中述及，研究边疆是该会工作之“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在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后，顾颉刚详细提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之计划以及会员之可任边疆工作者等具体工作内容，并据此向当时的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请款。期间，还曾设法与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寻求合作。当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为提高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除《禹贡》半月刊以外，顾颉刚还开辟了另外一块阵地，于本年9月与冯家昇在燕京大学发起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29)该会开展工作的一个特色，是定期延请名家到会讲演边疆问题，其中曾请到拉铁摩尔讲演新疆旅行情况。
    根据对《禹贡》半月刊载文情况的具体统计分析，从沿革地理到边疆史地的拓展，应以冯家昇主编之第5卷第8、9合期的“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1936年7月1日出版)，并在第6卷(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时最为显著，占到该卷文章总数的34％。《禹贡》半月刊共发表边疆史地研究文章114篇，以对内蒙古、东北、西北边疆的研究为重点，涉及边疆地理沿革、交通、经济开发等，所占比重仅次于沿革地理。(30)若按时间先后排比，则《禹贡》半月刊关注的边疆地区，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这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可谓沿袭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北轻南、重陆疆轻海疆的传统。在专题研究方面，《禹贡》“同人尝约为某一问题之研究，集合而成专号，冀收切磋之效”，(31)先后出版“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开始编辑印行“边疆丛书”。对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继而形成一系列实地考察文章，是《禹贡》半月刊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大特色。
    《禹贡》半月刊存在3年多的时间里，随着顾颉刚学术研究轨迹、时局变化和学会宗旨的演变，在内容及取向上均有所调整，其范围的拓展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初期专研先秦古地理，逐渐拓展至对各个历史时期沿革地理的考证，再到趋重于边疆史地和民族演进的研究，反映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学人紧扣时代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操。
    三、创办缘起之探讨二：一个专业性研究团体的培养
    中国历来注重学术渊源和流派传承。不同时代的史家群体凭借自己特有的著作形态、研究方式、学术规范甚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本时代的学术风气中自树一帜，反过来，又深刻地推动或主导着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史学宗主以其学养与识解，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或开辟新式学术领域，学术的传衍反哺了代代史家英才。(32)
    作为一名处于从传统向近代学术转型的学者，为了“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就伟大的事业”，(33)顾颉刚对于在自己兴趣领域内建立一支分工合作、志同道合的学术队伍一直极为热衷，且十分看中创办刊物对培养人才的作用。(34)顾颉刚早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提出教学生做学问的方法，并成为其后一贯的治学和教学主张。
    与当时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顾颉刚鼓励学生发表自己尚不完全成熟的作品。他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即提到：“在印书上，孟真(傅斯年)和我的主张很不同。孟真以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我以为这句话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在一种学问根基打好的时候说是对的，在初提倡的时候说是不对。现在的人，救世不遑，哪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但是我们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我们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发展了……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可印。”(35)
    1928年春，顾颉刚与傅斯年、杨振声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常务筹备员，后因与傅意见相左而不参与筹办。他在日记中写道：“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36)
    顾颉刚也曾对谭其骧说过这种以刊聚集、招揽人才的想法，他说：“说到创办刊物，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37)
    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由于环境和条件所迫，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都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生计问题，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因此而无法献身学术事业，顾颉刚对此深为惋惜，并竭力相援。他苦心经营、勉力维持《禹贡》半月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做国家“一时想不到做”之事，使得一批有志青年能够有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提供给他们做学问的机会，激发他们终身为学问而努力的信心。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说：“弟教书多年，已训练好许多可以从事学问的青年，我创设这个机关就是要使这班青年对于工作有兴趣，有自信心，而且大家有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这个机关可以永生，那么这班青年就可尽量发挥他们的热力，不冤枉设立大学造就人才之至意……政府和私人应当维持这个机关，使得这班青年有点安慰，虽在痛苦之中仍不消释前进的勇气。”(38)顾评价自己“学问固不足，爱才则有余。我只想使各种人才都能发展他的个性，使文化事业得急速的开展。只是身非在位，手中又无钱，不能使后辈中的人才获得适如其分的发展；我只能使一班人才有‘卖膏药’的机会，有表曝自己于社会的可能，可以激起国家的注意，将来得有安定的生活，以作正当的发展而已……假使我生在承平之世，一班青年不以生机为问题，我真将遏止他们做文章之不暇。我哪里要他们出风头，我只是要他们挨过这一段最困苦艰难的道路而已！”(39)纵使环境不允许埋头做出扎实、耐得住长久推敲的厚重学问来，也要至少使青年人能够在学术的圈子里流连，不致于完全割断学问的脐带，这恐怕就是顾颉刚在艰难时世中不得已的苦心。
    日本学者森鹿三看到《禹贡》半月刊前4卷后，曾专门撰文《禹贡派的人们》，提到：“其中执笔者大半是顾、谭两编辑的学生或是受他们指导的人，使人感觉杂志中弥漫着一种统一的精神，也许因为这个特点的原故，揭载的各研究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法。”(40)情况确实如此，在顾颉刚看来，创立《禹贡》半月刊，不仅是要大兴地理沿革之学，还希冀通过办刊来招徕、培育和挖掘一批专门人才，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与其学术志趣、治学方法相近、相似或相同的专业学者群。在顾颉刚的话语及其身体力行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顾颉刚的反对者认为《禹贡》半月刊是顾弘扬自己学术理念、培养志同道合者的一个阵地。对此，顾颉刚的反应尽管强烈，却恰恰说明了他的“真”：“说到《禹贡》半月刊，也是给人造谣的一个机关。自从办了之后，城里城外都说，这是顾颉刚想当学阀，为自己造地盘的一个方法。我说：对呀！顾颉刚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学阀’，来打倒这辈冒牌的学阀，是要为学术界造出一个真正的地盘，替代了现在存在地个人主义的地盘。所以，技术观摩社等等机关，我可以不管，但禹贡学社我要努力到底的，我一定要使他成为一个学问的权威，为奄奄无生气的中国学术界挽回一点面子，为这个国家民族真正做些事业。”(41)
    四、创办缘起之探讨三：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应
    1934年已基本落下帏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探索中国出路和前途而引发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笔仗，成果不容抹杀。但由于参加论战的史观派成员出于一种急迫的阐释渴望，“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难免产生公式主义、空谈理论、玩弄词句的趋向，故而“只产生了一些论文，一口吞尽长江水。江水的具体流行，很少人详加研究”。(42)论战的渐渐落幕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即从理论争辩转入对史料细致的搜求考究。当时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及梁方仲等人，都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史料。
    顾颉刚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对于唯物史观也有自己的观点。他1933年2月12日为《古史辨》第4册作序时谈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再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43)故此，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中才会有所针对地提到，在沿革地理研究如此衰落的时候，“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而且，《禹贡》半月刊《发刊词》里面所拟的沿革地理工作，无一提出理论建设的宏旨，全系踏踏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有一件工作就是要从古代的地理书籍中辑录各种文化史料，以作专题研究。
    “社会史论战”落幕前后学界对史料的重新关注，为《禹贡》半月刊的诞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环境和土壤。《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也可视为对这种潮流的一种反应。持此观点的是美国学者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他指出：“顾在史学上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是编辑一份论述上古地理的古史地理杂志，顾取《尚书》中一篇，题名《禹贡》。它是对社会史争论和日本在华北侵略之反应”。“另一重要促进因素是对史料(包括人文和自然地理学)积极关心的学术趋向——肇端于社会史之辩论。其他学术刊物如《食货》和《地理学报》也于1934年创刊，当非偶然。因而日本在华北制造的危机被顾用来为学问性的题目——形成于“九一八”事变——提供紧急意识和动人的号召。我们或可进而说：顾似乎故意把当时民族主义的情绪注入《禹贡》半月刊，目的在给其极枯燥而深奥的论题添加一些引人注意的重要性和读者的吸引力。”(44)这当然只是施耐德的一家之言，但从顾颉刚本人的言论及《禹贡》半月刊的风格上或多或少还是能看出回应社会史论战的蛛丝马迹。
    五、结论：“致知”与“致用”并行不悖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欲兴沿革地理之学，这种学术报国的理念与当时强邻逞暴、国土日蹙的社会背景必有直接联系。但如果仅把《禹贡》半月刊的诞生归于由日寇入侵而被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则不免流于片面。从顾颉刚本人学术旨趣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禹贡》半月刊初期的内容来看，《禹贡》半月刊是顾颉刚本人从“古史辨”到“古地辨”再到边疆史地这一学术旨趣演化发展的客观反映。此外，建立自己的学术研究团体，培养扶掖青年后辈，营造学术“宣传机关”，对当时思想界发生的论战做出回应等，也是我们在探讨创刊缘起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禹贡》半月刊的创立，蕴涵着顾颉刚的多重意旨，其缘起亦非单一，而是寄托了他的多种情怀。同时，这些因素并不是《禹贡》创刊伊始就同时鲜活地表现出来，而是随时间和历史场景的变化，不断有所侧重。这与彼时的现实环境大有关联，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出当时学人面临时代变局，在现实和学术之间的思索、挣扎和努力。
    顾颉刚出自吴中世家，早年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后人评价他时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45)日本学者小仓芳彦读了《古史辨》第1册《自序》后，感慨道：“军阀内战连续不断的一九二六年，大学休课，工资停发，经济拮据，然而顾颉刚身临这种形势，却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了细致慎密的总结，其毅力可谓强矣。‘自序’中的顾颉刚，与其说是充满朝气，更不如说是忠实正直的研究者。”(46)但是，顾颉刚虽然执着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在治学的道路上却与旧时代学人囿于家派、致力于阐释弘扬本门学说的做法渐行渐远。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巨大变革中，他的治学思想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从其学术发展轨迹上清晰可见，其一生挚爱的疑古史学，从学术源流上，远承姚际恒、崔述、郑樵与刘知几的批判传统，近宗晚清公羊学派托古改制和新学伪经的大胆假说，并非单纯的一条主线，而是随着时代脉搏起伏跳跃。他在总结自己早期学术发展道路时，也坦言自己的学问实受周围环境影响至深，思想也是不断发生变化。(47)在顾颉刚看来，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初有小成，与当时的革命思想、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北大师友的教导与提携等是分不开的，个人的学问早已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正是因为顾颉刚始终对周围社会的变迁抱有感同身受的牵挂，使得他不同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旧式学人，而是在学问中将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视角与自己的旧学融会贯通，对时事也抱有热诚。这就不难理解顾颉刚虽在本心上愿意终老于研究室里，但终究还是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他早年就参加过社会党，一度“是一个最热心的党员，往往为了办理公务到深夜不眠”。(48)待入北大后，其学问的兴趣又偏移了政治上的追求，开始走上“整理国故”的道路，且把政治理想置于一边。1931年春天，为排解研究工作的压力，他走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这次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国家、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乃至“灭种”的危机之中，对时世的深切萦怀，使得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再次强烈迸发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十年前早把毕生的计划打好，但在这时代中，那里容我从容不迫地照着计划做去呢？……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49)于是，他“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发酣嬉之中”，与其考察途中所见愁惨黯淡的现实形成巨大落差。从此以后，“总觉在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50)
    在他看来，“致知”与“致用”是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的。很大程度上，顾颉刚的抱负是通过他主持的两个组织——通俗读物社和禹贡学会——付诸实践的。在他看来，这两项事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使中国的上层阶级”，因《禹贡》半月刊“而认识中国”，又要“使中国的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51)他表示无论时局如何紧张，“禹贡学会与通俗读物两事我决不放松”。(52)
    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上看，“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需求”，(53)赋予了《禹贡》半月刊更多关注现实的内涵。同时，顾颉刚所倡导的“大率朴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则一直贯穿刊物始终。正如他在《禹贡》半月刊早期致力于古地理研究时所强调的，虽“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54)；在后期刊物内容越来越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仍念念不忘古史研究，即便在紧张忙碌的西北边疆考察途中，还是要抽时间在渭源考鸟鼠山，在临夏访大小积石山。(55)《禹贡》半月刊可以说是顾颉刚将学术理想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的一个产物。
    注释：
    ①这是最早由日本学者森鹿三1935年在《东洋史研究》上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会知识群体的一种称呼，参见《禹贡》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
    ②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③徐彬：《“疑古”和“考信”的史学大师顾颉刚》，《历史教学》1999年第11期。
    ④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⑤禹贡学会：《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16日)。
    ⑥白寿彝：《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⑦罗志田称：“由于结局已经知道，便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主动去‘捉’出一些脱离时代的研究结论……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选择题材和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但在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皆被剔除后，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⑧徐象平：《〈禹贡半月刊〉的编辑特色》，《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增刊。
    ⑨刘纬毅：《历史不会忘记——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沧桑》2002年第3期。事实上，顾颉刚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同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实无太多关联，主要是出于自己古史研究的需要和教学上的考虑。顾颉刚本人早在《禹贡》创刊号的《编后》一文中，就解释了自己改任地理沿革史一课的缘由：“颉刚七年以来，在各大学任‘中国上古史’课，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在地理方面，原为研究历史者迫急的需要，但不幸最没有办法。材料固然很多，但我们苦于不能用它！说要撷取一点常识来敷衍罢，这不但在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而且就是这一点常识也不容易得到。我常常感觉，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原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两校中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课，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
    ⑩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页。
    (11)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1页。
    (12)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215页。
    (13)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14页。
    (14)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0—61页。
    (15)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16)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7)参见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18)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9)转引自葛剑雄、华林甫：《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20)顾颉刚：《编后》，《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21)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6月16日)。
    (22)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7—148页。
    (23)顾颉刚：《编后》，《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24)载于《禹贡》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1日)封底。全文如下：“本书系顾颉刚先生上年所辑，分为三编；上编为古今人对于《禹贡》、《职方》等书之评论；中编为燕大、北大两校同学研究《禹贡》等之札记；下编为长篇论文。既成一册，更进而求之，于是有本刊之发生，故此书实为本刊之前身，凡读本刊者皆当购备。”
    (25)顾颉刚在1925年4月27日日记里提到：“以班禅到京，蒙古人来朝拜者甚多，由西直门入城者踵相接。此固迷信，然民族团结即可以此为基，故作文投入《猛进》，是为予注意边疆问题之始。”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07页。
    (2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23页。
    (27)顾颉刚：《通讯一束》，《禹贡》第4卷第4期(1935年10月16日)。
    (2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44页。
    (29)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58页。
    (30)本文将《禹贡》半月刊的边疆、民族问题分开予以探讨，因此，此统计数字不包括民族研究方面。
    (31)禹贡学会：《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1日)。
    (32)参见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发刊词》，《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34)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顾颉刚每到一处，刊物就办到那里。在北京大学时，他主编《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歌谣》周刊。1926年，在厦门大学主编《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到中山大学，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年回北平后，主编《燕京学报》、《大众知识》等。抗战爆发后，他在甘肃创办《老百姓》旬刊，在昆明《益世报》上主编《边疆周刊》和《史学周刊》。1940年，在齐鲁大学主编《责善》半月刊和《齐鲁大学国学季刊》，并合编《史学季刊》。1942年，主编《文史杂志》，又创办《中国边疆》杂志。
    (35)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55页。
    (3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52页。
    (37)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38)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39)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4页。
    (40)[日]森鹿三：《禹贡派的人们》，《禹贡》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
    (41)雷文景(选编点校者)：《顾颉刚郑德坤信函辑录》，《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4期。
    (42)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宣传启事》，《食货》第2卷第7期，1935年。
    (43)《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第22页。
    (44)[美]施奈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4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90页。
    (46)[日]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47)参见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
    (48)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
    (49)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第149页。
    (50)刘俐娜：《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5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6页。
    (52)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70页。
    (53)《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第4卷10期(1936年1月16日)。
    (54)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55)这些地方均是《尚书·禹贡》中提到过的。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92页。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6～147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