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四卷
    

    程中原

    二十世纪在神州大地上发生的改变世界面目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及其后半个世纪胜利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用第三、第四两卷即全书一半的篇幅来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史学大家胸有全局的眼光。这是一部客观全面叙述而又科学具体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信史。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书，国内外公开出版的不下百种，公允地说，没有一部写得像金先生这一部这样好的。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和编撰历史；充分展现新中国历史的前进过程、辉煌成就，同时又正视探索道路上的曲折艰难、错误失败；充分运用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同时又广泛吸纳已有研究成果以丰富历史著作；言必有据，论从史出，人从事出；脉络清楚，层次分明，逻辑谨严；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所有这些对历史著作的基本要求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的特殊要求，金先生的这部书，无疑都是高质量地做到了。除此而外，我觉得，金先生的这部书之所以能够如此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催人奋发，还因为具有若干突出的长处。
    历史是集体的记忆，是活的过去。全面客观地重现过去，写得真实可信，具有现场感以至鲜活性，是历史著作的生命。金著在这方面尽显功力，大获成功。《新中国的第一年》这一节，作者对这一年既作了历史制高点上的俯瞰，又作了层次分明的扫描。作者从全世界提出的新中国能不能站住脚并大步前进的疑问入笔，从军事、经济、社会三个方面作出肯定的回答，写得全面概括，脉络分明，具体生动。军事上的进展，写了确立南下作战采用“远距离包围迂回”方针的过程，叙述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登陆海南岛、解放云贵川、西藏和平解放等各不相同的经过，让读者通过几分钟的阅读就了解了实现祖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统一的全过程。同时，从书中引用的人民解放军喊出的“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一人止步，万人遭难”、“一时动摇，万世受苦”等口号中，感受到南下进军的雷霆万钧之势。经济方面，抓住解决当时面临的物价飞涨和灾情严重这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来写。写了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打击投机商兴风作浪取得的成功；写了采取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三项措施形成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写了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为内容的调整工商业：历史的复活再现，使读者跟随作者得出平抑物价与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结论。此外，第一年还做了以治理淮河为重点的兴修水利，救济城市失业者，封闭妓院，禁绝鸦片烟毒，打击社会黑恶势力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等大事。“在短短一年内能够做这么多富有成效的事情，实在是个奇迹。”作者的这句朴实无华的评语，说出了读者在全面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共同的心声。书中不乏有典型意义的细部速写，更使俯瞰和扫描充实丰满。作者善于三言两语，勾勒出历史的场面，渲染出时代的氛围，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感染力。如：写抗美援朝运动中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733-734页），土地改革后农民兴高采烈的情绪（752页），“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肺腑之言（766页），都是很好的例子。
    历史要分析。在叙述历史的“本然”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深入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讲出“所以然”，是金著又一显著特点。金著善于主动引导读者寻根究柢，去思考问题，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讲出历史的动因，讲出新的决策和事情发展的过程及其相互影响、交互作用：一是从事实的发展，即历史的必然要求来分析。是时势（即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非解决不可的问题，非做不可的事情；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分析；三是从领导者（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认识的发展变化来分析。在进行具体分析、讲出“所以然”方面，书中有不少精彩篇章。例如：为什么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快要到来时考虑提出呢？金著指出：“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开始以外，更重要的是：同1949年相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公私经济比重已发生转折性变化、在工商业领域内社会主义力量已超过资本主义这一现实。”金著在具体叙述和分析这一变化的现实的同时，又用具体材料如实地指出：领导者这种变化和演进，“最初并没有被清晰地认识到”；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和校正”，这才“从事实的发展中找到新答案”：“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又经过九个多月酝酿和准备，在反复斟酌后，毛泽东等才概括出“一体两翼”或“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样讲出历史本然的基础上又进而指明其所以然：“这条总路线是适应历史需要提出来的”；“它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认识和新决策”，“这正是从事实的发展中找到的新答案”。
    再如：关于统购统销办法的形成及其对农业合作化的积极影响。作者引用粮食部的报告说明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是稳定市场、进行建设的保证，而统购统销是通过八种解决办法的比较中选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而用明显的收效说明决策的正确，并写出在实践过程中办法的不断完善。作者还写了统购统销政策对推动农业合作化的作用。从工作层面上讲，“实行统购统销，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要如此同数千万农户直接打交道，实在是相当繁难的事情，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加迫切地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解决供求矛盾来讲，“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作出的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三如：关于八九政治风波的酝酿。作者具体分析七五计划期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取得的成就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指出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以后，继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城市改革起步、展开，经济很快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的新问题。表现在：建设规模膨胀，经济过热，引起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极度紧张，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引起物价的高速上涨；一部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中腐败行为开始蔓延滋长；“三农”问题逐渐被忽视，导致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徘徊不前甚至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差距拉大；思想政治工作明显削弱，错误思潮泛滥，领导存在软弱涣散现象。进入1987年和1988年，几年来积累的矛盾开始激化。正在这时，价格改革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价格改革问题上存在的风险很大又无法绕开的两难处境，赵紫阳主张下决心“闯关”，8月中旬举行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作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决定。8月19日消息发表，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抢购商品、进而掀起向银行挤兑的风潮。这场突然袭来的挤提存款、抢购商品风潮反映出当时市场环境和秩序缺乏宏观监管的严重混乱状况，也说明改革措施的力度必须同人民承受程度相适应，时机的选择必须得当。党中央虽及时采取措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但阻力重重，效果很不明显。而人们对种种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特权在“中间环节”牟取暴利的“官倒”等行为格外感到愤怒。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则认为这正是可乘之机，力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正当不满来制造分裂，把中国搞乱，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时，他们打着要求“民主”的旗号，活动异常频繁，政治意图十分露骨。作者引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言行后说：“这一切，已使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中。”这样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足以使读者明白这场政治风波是怎么酝酿形成的了。至于八九风波发生、发展和动乱平息的过程及其意义，书中也作了具体的叙述和客观的评论，可以澄清误解，端正视听。
    应该指出，金著问题意识很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关节点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作出信实的叙述，合理的解释。书中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关于一五计划是否照搬苏联模式；关于抗美援朝是否惹火烧身，是否影响解放台湾；关于1955年农业合作化摇摆和变化的原因；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何一下发展到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直至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正确不正确？中共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回答，都既有针对性、原则性，理直气壮而又以平等商谈的姿态出之，柔中有刚而不剑拔弩张，显示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
    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叙述与评论事件、理论、人物的关系、联系与互动，对历史著作的成败具有关键意义。金先生对历史全局了然于胸，故而处理三者关系恰到好处，可以说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功探索》这一节（845页至856页），顺次评述了《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和发表《正处》三件大事。作者运用史实扼要地说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是“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为着“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提出来的；“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者进而指出《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的关系，说明报告及相关的一系列论述和决策，“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具体评述八大路线的确立过程及其伟大意义时，作者固然突出写了毛泽东、刘少奇的作用，同时也写了中共领导集体中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贡献：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由“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组成的主张；邓小平指出执政党要克服官僚主义习气，避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写邓小平复出的背景、经过和对思想障碍的突破，也是很成功的。作者指出，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领导思想存在的严重阻碍中国前进的两大问题之一是“左”的错误的束缚，不敢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便无法走上一条成功的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华国锋没有能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时势呼唤伟大人物的产生并造就了伟大人物。邓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地位。“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他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个新局面来。”
    历史是理论的根，理论是历史的魂，主宰历史的是人。在金先生的这部书里，确实做到了历史与逻辑、实践与理论、事件与人物的融会贯通、有机统一。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写,金先生的《二十世纪史纲》第三、四卷具有示范作用。金先生以75岁高龄开笔写这部史纲，孜孜矻矻，笔耕三年，终克竣工。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他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为后继的历史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