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

【作者简介】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广东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 来华西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纪事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在鸦片危机发生后迁往澳门继续发行。这些报刊的政治主张各有特点，但在对华关系方面的舆论渐趋一致，都主张以林则徐禁烟作为发动战争的契机，要求英国政府为被销毁的鸦片取得赔偿，为对华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在中英冲突期间，英国与美国商人群体间的矛盾，也在这些报刊上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在英国正式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些报刊鼓吹要运用武力使中国彻底屈服，为侵略行为极力进行辩护，为“远征军”出谋划策，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以攫取利益，直至《南京条约》签订。

【关 键 词】在华西人/报刊/鸦片战争/中英关系

    1827年11月8日，以英国散商商行查顿·马地臣行(Jardine, Matheson & Co.)为背景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发行。到1830年代，依托在华西人群体，又相继有《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5)等在广州创刊发行。此外，还有一些短期发行的西人连续出版物也出现在广州口岸。在1839年春中英关系破裂后，除在1833年停刊的《中国信使报》外，上述报刊迁往澳门继续发行。这些英文报刊成为来华西人群体的舆论喉舌，与印度、南洋等地的西人报刊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声势的舆论空间，代表着西方势力在东方世界的声音，影响广泛，及于欧美各国及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1830年代，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对华关系的文章，在鸦片危机前就已逐渐制造出对华军事威慑乃至发动对华战争的舆论。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将考察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开始至《南京条约》签订期间，以上报刊关于中西关系的舆论，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利益集团与中英战争、中英谈判之关系。

    一、对中英冲突和对华战争的鼓动

    《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报刊背后最大的利益群体是在华英国商人集团。1839年的禁烟运动，引起他们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其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对鸦片危机的反应林则徐缴烟之际，在华英商报纸一面用最激烈的语言诅咒林及中国政府，一面把该事件当做“永久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机会。3月12日林则徐发出缴烟令后不久，《广州纪事报》就以威胁性的口吻说：“让中国政府行动吧——让他们迈出第一步”。当天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也说，“危机正在临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问题，即作为他们未来商业行为之基础的条件，必须要解决”。①在林则徐严令之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主持上缴了两万余箱鸦片。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将这些鸦片销毁。声称遭到“重大损失”的英商，更起劲地敦促英政府立即行动。

    1839年5月23日，以著名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林赛(H. H. Lindsay)领衔的数十名英商和巴斯商人上书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就林则徐停止贸易、包围商馆、强令缴烟、迫签甘结等“侵略行为”，向巴麦尊提出“控诉”。他们在函件中重点就其从事鸦片贸易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利禁止鸦片贸易”，但认为相关法令“从未被中华帝国的官员当做规章来执行”，这些官员热衷于收受贿赂，充当违背禁令的“共谋”，故鸦片商人“有充分理由质疑中国政府制止鸦片输入的诚意”；在此情况下，突然让他们无条件地缴出库存的并不属于他们个人的鸦片，这是“外国人难以遵从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官员也不应以死刑相威胁。颠地等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对被没收鸦片的赔偿，并以此为契机，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对华关系结合起来处理，“以免将来再次出现类似的、或更为严重的暴行”。他们宣称，“对华关系的重大改变是绝对必须的；在一个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由变化莫测的腐败政府任意摆布的国家里，英国(对华)贸易是无法安全进行的，更无法走向繁荣”，因此，必须获得“安全与永久的基础”。②9月，颠地等人再次上书巴麦尊，就5月上书后英人在澳门所受到的中国当局的“压迫”，陈诉10条“冤屈”，催促英国政府加快对华军事入侵的步伐。③在此期间，英国政府还收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此类上书，包括巴斯鸦片贩子、印度孟买的英商商会、英国各大城市的商会、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等商人机构的上书等。至于英商报纸对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的抨击，有关对华战争的叫嚣，真可谓连篇累牍。④这些言论都在英商报纸上全文刊登，形成了渴望战争的舆论氛围。这几份报纸不仅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密集报道，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国内。英国政府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消息，很快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出来。1840年春，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进行辩论，执政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较量。从事鸦片贸易的来华英商给予力主发动战争的巴麦尊及辉格党以狂热的支持。他们所办的报纸则设法将在万里之外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文献尽早刊登。离开广州后又被驱逐出澳门的英国商人们大多没有离开，他们在等待英国政府的战争决定以及他们已经料定的胜利。“天朝必须屈服，或者崩溃”⑤，《广州周报》的这句断言，代表了来华英商对中英关系未来的基本看法。

    1839年春天的鸦片危机之后，在广州的外国人相继于5月，或是不久之后，撤离广州商馆区。几家英文报刊也随之迁到澳门，在短暂中断后继续发行。是年9月，林则徐将以义律为首的英国人驱逐出澳门，但这几家英文报刊在鸦片战争期间，却继续留在澳门，基本上按时出版发行，继续就英商的鸦片利益和对华战争问题制造舆论。

    2.关于鸦片赔偿问题这些报刊在鸦片危机后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英美鸦片贩子因上缴鸦片而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它们刊登了大量的报道、评论以及形形色色的鸦片贩子申诉书，营造索取鸦片烟价的舆论氛围。1839年5月23日颠地、林赛等上书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取得鸦片赔偿。在此期间，印度的一些英人报纸对中国局势发表评论，批评义律在鸦片危机爆发时所采取的缴烟措施，并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对被收缴的鸦片作出赔偿。《广州周报》为此发表评论，对印度报纸的观点进行了责难和攻击，并为义律的行为和英国在华鸦片商的利益作了长篇辩护。⑥1840年3月，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义律收缴的鸦片，《广州纪事报》的评论显得极为恼火。据该报的消息，“财政部的大人们拒绝兑付义律上校签发的票据，这在伦敦引起了普遍的惊讶；而政府不必要地主动提出的‘陛下政府不反对议会对赔付鸦片问题进行一项表决’的消息，在中国和印度所引起的惊奇和失望并不比前者更小”，因为议会支持赔偿的可能性很小。该报文章写道，据说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William Lamb Melbourne)对有关鸦片赔偿的要求“发笑”。果真如此的话，“他就是在笑自己亲手做的事情”，因为命令缴烟的义律就是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任命的；而且，义律从1838年底起，多次严重警告英国政府鸦片危机即将到来，但“英国和印度政府不仅对此保持沉默，而且他们还敦促将鸦片产量扩到极致。那么，英国和印度政府不就是公开而非默默地鼓励鸦片贸易了吗”？既然如此，它就应该负责为它的驻华商务监督收缴的鸦片进行赔偿，或是为鸦片贩子取得补偿。⑦

    甚至在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义律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后，对因英国政府拒绝赔偿鸦片价值而对义律在缴烟问题上所作所为的批评，仍然是英人报刊的主题之一。仍将赔偿问题保留在读者的视野之内，显示了鸦片利益集团对其切身利益的关注程度。以《广州纪事报》为例，1840年7月7日，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关于义律与缴烟问题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整整3版的英国著名鸦片贸易辩护者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的题为《鸦片问题》的评介文章。⑧14日，该报又将一些相关文献集中发表。9月8、15日，有关鸦片赔偿问题的英国议会听证记录，出现在《广州纪事报》上。9月22、29日，该报又发表对义律于1839年11月28日就收缴鸦片问题写给巴麦尊信的评论，主要讨论的依然是义律对权力的逾越和英国政府的责任。在1840年6月29日的议会辩论中，外相巴麦尊再次表示，英国政府不能承担赔偿烟价之责。该报在10月13日再次刊登长篇评论，对英国政府进行指责。指出，“自1800年以来，由于她在中国和印度商人的劳作和资本，大英帝国通过鸦片所得到的纯利润至少有4700万英镑，而且应当记住，这个数目是由那些消费者支付的”；“如果没有鸦片商的帮助，或者说没有鸦片贸易的利润，英国臣民就要纳税以弥补这一数目，那样的话，印度的实际状况将会怎样？”“现在考虑这些情况，大臣们拒绝赔付鸦片烟价是极为不义的”。⑨《广州周报》同样就英国政府拒赔英商所缴鸦片发表了大量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有一篇文章从中、英两国政策和英国法律的角度，论证英人贩烟的合法性。作者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地引用瑞士法学家滑达尔(M. de Vattel)《国际法》的片段，来为英国鸦片商的行为辩护。他认为英国政府职责有二：“第一，政府有责任保护所有从事合法事业的臣民；第二，政府有责任为其臣民因受不义的错待而遭到的弊害取得赔偿”⑩。该报还发表了多篇类似的评论文章，观点亦与《广州纪事报》的文章相同。

    除登载大量类似言论外，英人报纸还刊登一些印度和英国国内的相关文献，引为奥援。7月23日，《广州纪事报》登载了孟买英国商人给英国枢密院的请愿书，以及孟买商会给英国各地的中国与东印度协会的公开信，呼吁英国政府赔偿在华商人上缴给义律的鸦片，并采取措施“保护”对华贸易。同日，该报还刊登一封孟加拉商人写给当地报纸的来信，对义律收缴鸦片之事作出评论，鼓吹向中国政府索偿。(11)9月，再次刊登这位商人于5月29日写给Bengal Hurkaru的长信，反复说明英国政府有为上缴鸦片提供赔偿的责任。(12)9月28日，《广州周报》登载了孟买10名巴斯商人在6月10日致英印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的信，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赔偿因缴烟而造成的损失。(13)10月1日，《广州纪事报》刊登了加尔各答英国商人在7月12日写给英国政府的内容相似的申诉书，以及几封读者来信。1840年1月18日，《广州周报》发表占两个整版多的署名“一位长期中国居民”致英国银行家、英格兰银行总监帕尔默(John Horsley Palmer)的信，就鸦片贸易进行了系统的辩护。(14)4月18日，该报又转载《加尔各答信使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反驳美国商人查尔斯·经(Charles King)在一本小册子中，有关“中国政府监禁英国商人是完全正当的，而英国鸦片商向英国政府索取赔偿是不存在合适理由的”的言论。(15)4月21日，《广州纪事报》全文发表了孟买商会主席斯金纳的一封公开信，其中也谈到鸦片赔偿问题。同时还有一封匿名的《致所有团体》的很长的公开信，就对华贸易以及鸦片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鸦片赔偿。(16)这两份长篇文献的主旨相同。虽然该报的编者并非同意其中所有的观点和建议，但对他们主张的对华强硬的调门和为上缴的鸦片索取赔偿的呼吁，显然是很满意的。7月18日、8月4日，《广州周报》都登载了英国议会的讨论情况。11月3日和10日，《广州纪事报》以一整版有余的篇幅，转载原刊于爱丁堡《黑木杂志》(Blackwood Magazine)的一篇题为《鸦片与中国问题》的长文。11月3日、17日和24日，12月1日、8日，该报还将英国议会举行的关于鸦片赔偿问题的听证纪录，以及议会辩论的纪录择要发表。此后直至《南京条约》解决鸦片赔偿问题之时，英国国内及印度的鸦片利益集团的相关文献，都经常出现在澳门(后迁往香港)的英文报刊之上，形成鼓吹赔偿鸦片价值和对华采取行动的舆论。

    1842年3月17日，在决心向中国索取烟价的背景下，英国议会就鸦片问题召开会议。曾在广州贩卖鸦片的林赛首先提出，在1841年5月义律向广东当局逼取的“赎城费”数目内向英国商人赔偿烟价。此议为众多议员所赞成。原本坚持反对由英国政府赔偿烟价的外相巴麦尊也改口说，政府应该“接受这种请求”。(17)《广州纪事报》为此刊发号外，对英国国内报章有关这次议会辩论情况的报道加以摘载。稍后，该报又报道说，巴麦尊说过：“对华军事远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英国商人向中国政府官员上缴财产而遭受的损失取得赔偿”(18)。鸦片商人透过他们的喉舌，开始看到了赔偿的希望。

    3.关于对华战争的言论林则徐在1839年3月包围商馆而迫使鸦片贩子屈服，在广州英文媒体中引起一片喧嚣，纷纷指责林则徐“不守信用”、“粗暴”，使外国人遭受“屈辱”，采取“敌视所有的外国人”的“不义”政策，等等。在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海岸前，两份英商报纸刊登了大量敌视中国的言论。《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刊物，虽然没有公开鼓吹武力，但对林则徐的措施也有诸多微词。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传教士从原来的反鸦片、反战的立场，逐渐滑向支持“惩罚”中国的立场。(19)裨治文在1840年1月为《中国丛报》所写的评论中说，鸦片的确在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而中国人也试图终结这种邪恶的事物，“但是现在，这个目的可以达到吗？谁将制止这种贸易？迄今为止为此进行的努力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几乎摧毁了所有外国与这个国家的贸易，而且造成了将这个国家卷入战争的灾难的威胁”(20)。他的矛头无疑也是指向中国。

    英人退出广州到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1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媒体密切关注时局演变的同时，继续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越来越激烈的议论，抨击林则徐对英人的政策。其中，《广州纪事报》将对华敌意表露得最为明显。1839年5月，该报将英国鸦片贩子戈登(G. J. Gordon)写于1835年的《致大不列颠人民的信》重新摘要刊登，重点突出其“远征中国的12条目标”(21)。《广州周报》6月1日转载了《泰晤士报》上署名“一个番鬼”的来信，信中对1838年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领英国战船来华“没有让中国人害怕”感到遗憾，认为新一轮冲突必将使贸易停顿，从而使商人和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受到损失。(22)《广州周报》编者莫勒(Edmund Moller)声称，他既非英国人，亦非美国人，“将努力保持不偏不倚，在此讨论中，不受派别和民族感情或偏见之影响”；“我们既不是英国人的报纸，也不是美国人的报纸，我们所要捍卫的是所有来华外国人的利益，我们急于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23)。但实际上该报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它在随后的评论中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归咎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地方政府执法的失败以及中国鸦片贩子的走私行为，最后，归咎于中国政府的腐败。(24)这些话虽然没有错，但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为英美鸦片贩子的罪孽开脱。1839年8月10日，该报又转载《印度之友报》的一篇文章，开头就说，“走入了危机的英中关系需要英国内阁动用其所有的智慧和胆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被置于一个安全和平等的基础之上，还是听任一个狂暴的野蛮政府的摆布，取决于现在它要作出的决定”。并声称中国有权“根绝一种不道德的走私，将国家从一种巨大的邪恶中拯救出来”，但所采用的手段令英国不能容忍。(25)

    1839年10月，《广州纪事报》发表文章，策划如何进攻虎门、台湾、厦门等地，并讨论如何用中国的“纹银、丝绸和茶叶”来赔偿英国人的“所有损失”。(26)而《广州周报》的一篇占将近两整版的文章，详细讨论英国对华“远征”的战略问题，就从印度经过陆路进攻、从海上进攻、封锁中国港口和占领中国沿海岛屿等几种方式进行考察，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占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的河流出海口附近的岛屿，称这样能在给中国人以教训的同时，还能在将来“维持友好的关系”，以有利于开展贸易。(27)12月14日，该报又发表同一作者的另一封长信，继续讨论对华关系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占领岛屿战略的同时，又强调英人所遭受的“伤害”必须得到“昭雪”，至少要实现5点要求：中国皇帝放弃对英国君主的优越姿态；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对义律和英国商人，就“暴力的和不义的”围困广州商馆事件道歉；林则徐和邓廷桢还要为将英人逐出澳门道歉；就近期在九龙附近攻击英国船只作出说明；中国政府须满足所有英国人提出的赔偿要求。(2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义律在撤离广州商馆后，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性的措施使中英关系陷入持续恶化的状态，但这些报纸却一直对他加以指责。在多数场合下，它们批评的调门是，义律的对华态度还不够强硬。甚至在义律与英军司令懿律率军北上后，澳门的报纸还在对义律几乎每一个行动进行指责，并且揪住他在1839年之前的历次行动不放。这不仅因为英商群体与这位商务监督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宿怨，而且因为义律收缴鸦片后，却无法使英国政府同意对这些鸦片立即作出赔偿。(29)此外，媒体表现出来对义律的怨愤，还因为义律自1839年9月开始，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指示的情况下，实行的对广州和珠江口的封锁和禁运措施，使英国商人无法交易，从而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时，有些英国商船跟随“远征军”到中国沿海地区贸易，但大部分英国商船还停留在珠江口附近的水域。1840年12月1日，有人在《广州纪事报》上刊登了义律的“非法行动清单”9条，其中6条涉及禁运和阻止贸易，其余3条则是义律和英商之间关于司法等问题的争端。(30)

    二、英、美商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在媒体上的表现

    虽然美国人后来参与了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趁火打劫，利用清政府的怯懦和愚昧攫取了大量利益，但在中英决裂的初期，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之间因利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吵冲突。以下对此作些考察，以揭示这段时期中西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林则徐提出让外国商人和船长、大班签署保证今后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有夹带行为，“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义律和美国、荷兰等国领事都予以拒绝。但1839年7月初，美国商人群体以奥立芬行(Olyphant & Co.)的查尔斯·经为代表，主张接受林则徐的要求，具结保证不贩鸦片，以换取前往广州贸易之权利。他写信给《广州周报》，表达了此立场，同时还刊登了保证该公司船只“马礼逊号”不夹带鸦片的甘结的英译件。(31)“马礼逊号”也真的具结进口了。而主张对华采取强硬行动的义律和英商群体，则竭力试图裹胁所有在华西方商人，不与行商交易。对于查尔斯·经的这种言行，《广州纪事报》大加抨击，指责其不带鸦片的甘结为“从未见过的自私自利”的文件，对其进行逐字逐句的咒骂。此外，该报还刊登读者来信，对奥立芬行和查尔斯·经进行类似的谩骂和指责。(32)《广州周报》评论说，“我们不问美国商船的船长和大班们，谁授权他们签署甘结，但我们要求美国常驻商人说明，他们默许那些在广州进行交易的商船的船长们签署甘结，是否得到了他们自己领事的批准？”(33)奥立芬行对《广州周报》的评论深为不满，不久后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说明。而《广州周报》编者也同时刊文继续对其进行批评，重点阐述不应遵守中国法律的原因。(34)

    美国商人在英人压力下，于7月2日在澳门开会，作出不签署甘结的决议。(35)但实际上后来还是具结进口贸易，乘机扩大生意，甚至有一些英商的货物须通过美国商人才能运销，从而造成了美国人在广州、黄埔等地贸易短暂兴盛的局面。对此，《广州纪事报》在10月1日以尖刻的口气加以评论：

    就在英国人即将离开澳门前夕，一位英国商人收到一位美国商人从广州写来的信，告知行商已经说过，今后将只和美国人做生意。真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决定！行商们难道将要支配整个帝国吗？难道他们能够指令他们的皇帝允许哪个国家到其口岸和港口贸易吗？难道美国人认为，不列颠民族会温驯地将这一规模庞大、价值巨大的贸易拱手让给行商及其外国的顺从者吗？美国商人如果稍微想一下，必定会认为，在行商们如此之深地陷入对他们的朋友英国人的债务之中时，这样的宣言实在是言之过早的。(36)

    不久，因为英国商人通过美国商人向广州销售货物，后者向前者收取费用，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争端。《广州纪事报》评论说，“美国商人在一般人的评价中，因其贪得无厌，及其对待其他兄弟般的代理商的方式而备受指责。他们并不慷慨大方，而是一味贪婪……就好像他们可以随意对待英国人似的”(37)。对这一指责，美国商人威尔斯后来进行了答复，认为以8元的价格将1捆棉布从香港运到黄埔并不能算“贪婪”，而且当时所有类似的运输收费都是一样的，无论货主是哪国人士。(38)在收到威尔斯的反驳信件后，《广州纪事报》编者斯雷德(John Slade)又表示，希望对方在信上签署“真实”姓名，即怀疑该信签名的真实性，并认为无威尔斯其人，这个名字是“所有在澳门的美国人的共同产物”，意即美国人集体参与了这场关于英、美两国人士之间的论战。这一说法被威尔斯揪住，对其进行谴责和嘲讽。威尔斯还就其致《广州纪事报》的信件和便条，频频到报社索要副本。这些令斯雷德恼羞成怒，刊登答复，咒骂威尔斯的行为“太像一个恶棍了”(39)。当林则徐因故对美国商船进行一定的限制，而美国领事请求林则徐宽宥时，《广州纪事报》就加以嘲讽，说美国人是自作自受，甘愿将自己的船只“置于广东省政府的控制之下”(40)。当《中国丛报》在1840年初继续批评鸦片贸易之际，《广州纪事报》则数次刊登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文章。不难看出，编者是要以此显示，在道德方面，仍然维持奴隶制的美国人并无批评热衷于贩卖鸦片的英国人的权利。

    美国商人查尔斯·经于1840年1月在《中国丛报》发表了长达35页的论述中英关系和美国商人利益的文章，标题是《英中冲突的进程；美国人的立场》。详细回顾了1838年底以后，中英关系通过鸦片问题从冲突走向决裂的过程。他将问题分为23点，就1838年12月因义士贩烟事件、林则徐广州查禁鸦片、缴烟问题、从广州撤退问题、澳门驱逐问题、九龙中英初步武装冲突问题、虎门口外贸易问题等等，一一进行了说明，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与当时英人的观点符合，有些则与英人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的说法相参差，甚至相反。如他认为英人早已得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要来广州严禁鸦片；1836年清廷关于弛禁鸦片的讨论也不能成为鸦片商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英人指责林则徐没收鸦片，是因为他们以“欧洲模式”来看待问题，但“东方模式并不比西方模式更为严厉”，等等。英国人在缴出鸦片后集体撤离广州，也要求其他国家人士(主要是美国商人)撤出，查尔斯·经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审慎、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无辜者与有罪者搅和在一起，会使合法的贸易商承受巨大损失，迫使他们违反他们不敢公开违反的命令，最终摧毁了他们与商务监督之间的相互信任”。而“当英国人选择离开广州时，美国人决定留下，双方都作出了唯一合适的决策”。尽管他声明，美国人签署甘结进口贸易或许是个“错误”，但他表示，他将呼吁美国商人“恢复其正常贸易，并对中国政府采取更为合适的态度”。最后，他说，美国政府必将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态，但他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以和平为主，“在利用武力对付中国之前，必须尝试一切和平的方法”。(41)查尔斯·经的这篇长文，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华美国商人观点的集中体现。该文发表后，《广州周报》也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予以回应，对其文章中关于中英关系的23点内容逐一进行评论，重点则在回答或反对文章中与英人观点不一致的论点。(42)

    1840年4月25日，美国代办领事(副领事)多喇那(W. Delano)因义律宣布将在6月1日对广州港进行封锁禁运，与11名美国商人向林则徐递交禀帖，要求“施恩早带船进口，早日开舱”，进行交易，以免损失，并表示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将保持中立，“为旁观之国，只旁观而已”。(43)林则徐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转谕多喇那等，不必顾虑英人的恫吓，表示对于愿意具结进口的外国船只，并无“故意耽搁”之事。(44)《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都发表了这两份文献的英译件。《广州纪事报》还在前面加了长篇评论，对美国人此举及其得到的答复加以嘲讽，对禀帖中所言美国为“旁观之国”的言论尤为不满。作者讥笑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正式消息的情况下，仅根据“谣言”就提出这样的请求，又说美国人声称保持中立，在林则徐面前将自己与英国人区别开来的企图是可笑的。而且，美国人如此向林则徐求情，似乎忘记了他们和英国人一样，“在广州被当做囚犯一样监禁”，受到侮辱和威胁。作者还嘲笑，美国人的禀帖被林则徐“轻蔑地掷回”，并受到训斥，而禀帖所称的英国人将封锁广州港的这样有告密嫌疑的话，也不为林则徐所相信。作者预言，美国商人为在“与英国商人之间不义地划下界限”而递交“自私的禀帖”的行为，不会从林则徐和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好评。(45)对此，美国商人后来在《广州周报》发表文章进行了回击。(46)

    对《广州纪事报》的上述指责，《广州周报》为美国商人进行了一些辩护。对此，《广州纪事报》发表专文，为自己的态度作了申辩和说明，指责美国商人为了利益而不惜向林则徐泄露英国的战略秘密。据这篇文章说，巴麦尊曾就对华关系问题向美国驻英公使递交了一份密件，其内容却“因某种未曾解释的原因泄露了出去”，“很可能广州的美国商人也得知了这些消息”，又在禀帖中泄漏。作者认为，美国人可以对英国政府的意图进行猜测，但不应将此意图捅给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官方，而且美国人还可能通过给行商的私信透露了同样内容。《广州周报》认为美国人并未告诉林则徐多少新东西，但《广州纪事报》认为，他们告诉了林则徐“英国武装力量将如何行动”。(47)此后，一位在禀帖上签名的美国商人写信给《广州纪事报》进行辩解。《广州纪事报》则再次刊发同题文章，继续就禀帖事件对美国人进行攻击。作者说，尽管他理解美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利益，而且“对美国商人并无不友好的感情”，但仍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行为对一些英国商人来说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作者重申，“我们最初反对的是禀帖所表现出的政策和利己动机”，而“现在反对的是”，禀帖“向一个友好国家的敌人泄露了它的意图”。(48)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远征军”终于在英国鸦片贩子的翘首盼望中来到中国海岸。21日，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伯麦(John Bremer)抵达，次日宣布封锁广州。(49)美国商人在禀帖中揭露，林则徐表示不信，而《广州纪事报》编者加以嘲笑的事，变成了现实。珠江口的封锁不仅成为英军侵略中国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而且对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商人利益造成了侵害，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他们联名写抗议信，指出英军的封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国际法和现存的条约，是非法的和没有先例的”。《广州纪事报》则对这几条指控进行了辩解。(50)英、美两国人士在言论上的对峙状态使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12月17日，该报又发表了一位美国人的来信，对“中国人伤害我们的头而(《广州纪事报》)编者踩我们的脚”的局面感到痛心，强调英美在华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依靠的“情谊”。他还列举了英、美人士的家庭互相支持的例子。(51)

    英、美商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各自媒体的论战，只是鸦片战争期间的一个插曲，但这一插曲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复杂性。

    三、对战争与谈判的态度

    鸦片战争期间，澳门的英文报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中国丛报》的特色在于刊登大量的原始文献(包括中文文献的译文)，并对战争期间的重要事件进行详尽报道(约70余篇文章)，专门的评论文章则数量较少。但它往往在报道时对事件作出自己的评论，其大致倾向是越来越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对中国的态度则从开始的同情走向越来越深的敌意。《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发挥了发行周期较短的优势，对整个战争以及谈判的过程尽可能进行及时报道，同时也大量刊载中英双方的文献。由于其英国背景，这两份报纸都在此期间就重要问题发表了大量评论，继续反映英国商人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英文媒体主要关注的内容就是持续了两年有余的鸦片战争，以及在战前和战后发生的相关事件。它们呼吁并支持对华战争，对林则徐禁烟政策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对清政府的几度抵抗同样进行敌意的评论，并为英军取得的军事胜利而欢呼。

    鸦片战争的爆发，当然被澳门的英文报刊当做头等大事，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几乎全部版面。这些早已渴望看到英国武力在中国大展其威的媒体，为“远征军”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胜利”而喝彩。在今天看来，这些即时的、跟踪战争进程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媒体对于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的关注程度，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供后人研究。这些报刊大量刊登的与鸦片战争相关的第一手原始文献，可以为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的进程打开一个独特的窗口。除对战事的动态作尽快报道外，有些内容是与英国侵略军的军事进程相配合的。例如，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这些报刊已经热烈地讨论对华战略问题，而中国沿海岛屿的状况则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正如《广州周报》在报道中所说，“最近，黄海和其他海域的岛屿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此外，讨论还表明，我们对这些岛屿几乎一无所知”。故该报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作了粗略的介绍。(52)在英人讨论封锁珠江口后，英军的目标指向中国东南和东部沿海。《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和《中国丛报》在1840年6月下旬都竞相刊登有关宁波、舟山、定海等地情况介绍的文章，显然了解到那里是英军的战略目标所在。而当英军占领舟山、计划继续北上后，这些报刊又将目光投向长江下游、渤海湾(时称“北直隶湾”)，详细介绍这些地区的情况。同样，英军攻打厦门以及上海、镇江等地时，这些地区的情况亦成为关注的对象。这里难以一一叙述。

    6月27日，在伯麦宣布封锁珠江后不久，《广州周报》编者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将迫使中国签订的条约。文章写道，令中国“骄傲的统治者”放弃限制对外交往的排外政策的时机已经来到，应该讨论一下，英国的军事行动不仅为英国，而且为“所有的西方国家”，从中国人那里谋取什么利益。英国人“正在进行的事业，不仅是英格兰，而且是所有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利益之所在。欧洲和美洲的利益同样深远，而且我们毫不怀疑，整个文明世界都将支持并希望现在的远征获得成功，因为它的目标是让英国人正义地指出的所受冤情得到昭雪，并为未来的贸易取得安全和尊严的保障”。(53)编者在文章末尾说，鉴于此问题的重大影响，“请读者使用我们的栏目，诚邀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就此问题交流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对华贸易，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经验，他们中很多人将能为拟订一个中英商约贡献意见”(54)。此后，的确有人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55)

    但到1840年底，原本迷信英国武力，指望英军一到，封锁中国海岸，清廷就会俯首称臣的在华英国人，却仍然看不到他们的目标何时可以达到。“对女王的侮辱”尚未得到昭雪，而英商却即将错过两个贸易季节。在英商为英国对华战争付出这样的代价后，英人报纸终于按捺不住了。11月3日，在得知英军将在懿律(George Elliot)和义律的率领下，到广东与清廷新任命的钦差大臣琦善谈判后，《广州纪事报》发表了一封署名“一名英国商人”的长篇来信，对义律寻求与清政府谈判表示强烈不满。在作者看来，英国“远征军”应该做的是尽快使中国屈服。他指出，义律早在1年多前就表示“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心”，但在离开广州后，却一直以错误的方向执行对华政策，以致英国商人的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义律的这些“不智和无价值的行动”，说明“他所承担的义务大为超过他的能力”，“他仍然缺乏令他可以采取有尊严的、坚定行动的力量”，只是一如既往地做“傻事”。作者质问，一支本可迫使中国人“寻求和平”的“远征军”在其将领的带领下，几个月来“究竟在做什么？”答案是：“谈判。他们前往北直隶去谈判，然后回到这里(指广东沿海)，还是要谈判。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以展示我们的力量，相反，我们遭受了新的暴行，而我们还要加以承受”，除了占领定海一隅外，毫无作为。在他看来，这样一支军队应该所向披靡，“让我们谈判？”没有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到教训的义律，很可能得到的还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群体(指英商——引者)不会再有好脾气忍受另一个这样的年头了。把这一点告诉他；让我们不要再服从一个毁灭性的体制，只是因为它适合于财政大臣”；如果只是谈判的话，义律能谈，“为什么我们不能？”英商完全可以接受林则徐1年多前提出的具结进口的条件，进入虎门去贸易。(56)这封充满火药味的来信发表后，《广州纪事报》的编者言犹未尽，又撰写了一篇评论，于10日发表。评论指责懿律和义律将“对华政治关系”的解决“严重耽搁”了，而“公众希望知道这种耽搁的原因”，为什么“占据优势地位的海陆军在海军司令的带领下导致完全无法解释的耽搁”。他指出，这种耽搁已经严重影响到英商的贸易。斯雷德质疑，如果懿律听从义律的建议，能否在谈判中为英人取得足够的利益，为英人所受的损失特别是所缴的鸦片取得补偿。(57)

    11月6日，懿律在舟山宣布与琦善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划定英军和英国臣民的活动范围，要求不得逾越。他在备忘录中说，此次停战开启了“与中国人进行更为接近的友好交往”之途，而英人可以趁此机会进行给养的补充和医治伤病。(58)《广州纪事报》刊布这一备忘录后，发表了充满疑问和责备的评论，对短短的备忘录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进行了批评。评论表示，虽然英人对懿律很尊敬，但对他如此拖延，而非以战争手段尽快解决问题感到不耐，急切地要他为英人所遭受的所有“侮辱”和“损失”取得赔偿。作者用一连串的问号，质问如果不将中国人击垮，他们为什么会答应英人的条件。(59)更有甚者，急于交易的英商颠地等5家商行，在25日致函懿律，询问他所宣布的停战范围是否包括广东，英商是否可以进入虎门交易，抑或应在虎门口外的珠江口交易，英船能否在澳门卸货等。信中强调，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致使“大量英国财产被囤积，有些在口外锚地漂泊的船上，有些在澳门，到底在哪里卸载刻下是一个最大的疑问”。还说，“在海上漂泊的货物必定会导致沉重的船舶滞留费的收取；而在澳门的货物则须向葡萄牙政府纳税，并须交纳仓储租金，以及其他在卖给中国人之前需要缴纳的费用”。(60)可见，英商及其媒体对于军事打击清廷的急迫心情，以及对义律的强烈不满，都与贸易的长期停顿相关。就在清廷感到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压力时，原来最为起劲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商群体也在承受战争的沉重代价，而且越来越急于结束这种状态。(61)

    《广州周报》也就中英谈判发表了长篇评论，称英军已进行的武力展示只让中国人“表示礼节性的尊敬”，他们同时会看到英军“很不活跃，且因疾病流行而日益萎缩”，“在此印象下，他们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故英国全权公使的使命难以通过谈判来完成。在此情形下向中国人提出要求，后者历来傲视一切“外夷”的自负和虚荣心会令其感到被侮辱了。因此，不经军事上的严重挫败，中国人不会放弃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不会改变其由来已久的对外政策。英国舰队“仅仅占领了一个未设防的小镇定海，且在5个月的时间里未采取活跃的行动，定海的堡垒又因疾病的原因遭到削弱；而中国人在认识到拖延对英国入侵者已经造成的损害，而这拖延又由他们颇有艺术的外交所导致之后，就将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这一武器，继续尝试通过作出貌似对英人有利的承诺与协议，以阻止英人采取实际的敌对行动”。作者提醒，根据经验，通过“要求”来与中国人交涉，除了“污辱”之外，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以往在“小事”上提出的要求都被如此对待，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仅仅靠这个傲慢自负的民族的正义感，就能得到全权公使受命要求的如此重要的让步？”“只有现实的和成功的军事行动，才能迫使中国人顺从。这种军事行动拖延得越久，达成协议的困难就越大。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就会看到，通过一些与大不列颠的名字和武力相称的行动，天朝的傲慢和自负威风扫地。让我们占领虎门，那样的话一种巨大的印象就会传遍整个帝国；只要炮台还保留在中国人的手里，所有的谈判都是无用的”。(62)在这篇评论里，莫勒不像以往那样假装出对“这个帝国”的善意了。

    正在媒体讨论懿律的对华立场似乎不够强硬时，这位英军司令因为患病而辞职，并在11月29日公布了这一决定。他的“远征军”司令职位移交给伯麦(Bremer)，而对华交涉的全权公使则只剩下了义律。如前所述，在华英人群体及其媒体对于义律能否胜任，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1841年1月7日，义律向在华英人发布公告，宣布攻占了虎门附近的大角和沙角炮台。(63)《广州周报》评论说，由于准备谈判，英军没有及时发动进攻，使中国军队得以加强虎门炮台的守卫，从而使英军有可能遭受损失，“而如果在谈判前就进攻这些炮台，则这样的损失就可以避免，而且我们认为，在当时夺取了这些炮台，现在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入侵；现在(英国)战船会遇到的障碍，在5个星期前是不存在的”。(64)这明显是在继续表示对义律的谈判策略的不满。

    《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分别在1841年1月20日和23日刊登了义律声称的与琦善在穿鼻洋达成的初步协议，即后来流传，但实际上议而未定的《穿鼻草约》后，(65)都当即予以批评。《广州纪事报》此前已经风闻琦善与义律协议的内容，在19日的报纸上将其概括为5点，即赔偿烟价；赔偿军费；割让香港；黄埔开港贸易；中国东部海岸不增开新的口岸。(66)对此，该报极为不满，批评义律未能取得更多利益。同时，又将1836年戈登的《致大不列颠人民的信》的12要点刊登在头版。显然，义律在谈判中所取得的利益与这12点要求相比，有相当的差距。稍后，在得到义律就所谓“协议”向英人发布的通告后，该报当即在增刊中加以刊登，并加按语说，“在华英人群体，对于陛下的特命全权公使运用政治手段或外交技巧，为争取不列颠国王的荣誉或不列颠帝国的利益的结果的期待，业已处在最低点，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比最深的(失望)还要深，(已取得的)那些条件甚至使那些最为绝望的人都感到震惊”(67)。有些作者甚至将“远征军”的战略长期不能奏效归咎于辉格党政府。《广州纪事报》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巴麦尊派遣了强大的、足以蹂躏一个国家的武力到中国，却“无法得到本应取得的每一项权益，那么他就活该承受任何命运；我们建议，应该把他丢给一两个中国官员，以便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给他自己当晚餐”。还提出，英国军队应该效法法国人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榜样。(68)《广州周报》的批评更为严厉。用一整版篇幅的专题评论表示，相信“在未经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不列颠的利益被轻易地牺牲了”。作者认为，义律取得的条件“远远少于所有人的期待”，若非亲见义律的协议，“我们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文章接着对义律所谓“协议”的4项内容一一进行评论。关于割占香港，作者认为这样一个狭小的不毛之地，本身就不是多大的利益，而且由于“协议”有“像在黄埔贸易一样纳税”的规定，就“将在此地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全部毁掉了”。关于600万元赔款，作者认为光是英商被没收的鸦片就价值1000万元，英国军费另需500万元，故所获赔款连应得款项的一半还不到；而且，还有可能通过税收被转嫁到外商身上。关于“与中国官方的直接、平等的交往”，作者认为这一点，义律本人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做到了。关于广州开港贸易，这不过是原有贸易的恢复而已。所以，从总体上看，除了割占香港“这一点微小的利益”，这个协议“不过是将事情恢复到我们(在广州)被监禁之前的状态罢了”。英人原来期望在广州以外至少再开放一个港口的愿望完全落空，而600万元的赔偿简直是“可耻的妥协”的结果。在中国没有海军力量，整个武装力量非常弱小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结果是不可接受的。(69)

    中英两国政府后来都未同意上书所谓“协议”的条文，但是琦善径自在1841年1月23日同意割让香港，义律随即在26日宣布占领该岛。对此，在华英人及其媒体都没有异议。义律被巴麦尊撤销驻华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职务，黯然回国前的一切行为，几乎都遭到英人报纸的批评，在此不一一赘述。

    《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刊物，对鸦片战争同样全神贯注，密切注视。当义律与琦善谈判与协议的消息公布后，《中国丛报》也发表了评论表示，英军“对任何岛屿的占领对我们来说都是应该反对的”；但同时又说，“接受这一协议在全权公使这方面是极大的宽容”。显然，作者也认为义律并未利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谋取足够的利益。该刊还对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表示怀疑。(70)在评论1841年4、5月份广州军民的抗英斗争时，《中国丛报》的评价是：“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和残忍无情在最近的(中英)决裂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其官员不管会遭到什么苦难，人们也不会同情他们”。就在英军对广州和中国其他地区发动军事进攻时，《中国丛报》展望未来，重复裨治文和英人报刊都说过的话：“中国必将屈服或者崩溃”；还说，“其政府的排外精神，其官员的欺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与所有的正义和理性原则是不相符的。我们猜测，(英军)强大的增援力量就要到了，现在这个世界有正当的理由期望，大不列颠将采取必需的行动，以在这个帝国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在其他国家之间通行的以寻求互利互惠为目的的自由交往的原则和习惯，必须在这里得到承认和确立。缺少这些原则和习俗将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也无法满足千百万英国对华远征的旁观者的期待”。(71)在该刊连续不断的有关战争的报道和评论中，这类指责中国、支持英军侵略的言论，还屡屡出现。至此，这份一度颇能主张正义、反对鸦片贸易和反对武力倾向的传教士主办的刊物对待中英战争的态度，已经与英国人的媒体毫无二致。

    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和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以及新任英军海军司令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于1841年8月抵达澳门。义律的在华使命就此宣告结束，从而使他和英国商人群体之间长达数年的怨恨纠缠告一段落，在报纸上还可以偶尔看到对他的讽刺和嘲笑。1841年后的《广州纪事报》，有关对华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评论大为减少，占据大部分版面的是有关英国“远征军”的各种消息，以及有关战争和谈判进程的各种文献。在这段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份报刊对美国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麻省历史学会支持中英战争的演讲的评论。《中国丛报》发表了亚当斯演说的全文。(72)在编者看来，这些评论是“一个在公共生活中拥有广泛经验的人的观点，值得注意和加以辩护”，“它们还清晰地显示了中国政府无权将其与人类其他部分隔绝开来的强有力的原因，其观点是从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体系的成员的权利演绎出来的”。编者表示，尽管亚当斯关于鸦片与战争之关系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是同意其战争的“远因是中国人的傲慢、欺诈和无知”的观点。他还写道：“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人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权利的话，这一战争永远不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发生”。(73)

    亚当斯的演说声称要回答4个问题，即在这场战争中谁是正义的一方；战争的前景如何；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责任是什么。令英人报纸感兴趣的亚当斯的回答是，“正义的一方是英国”，而美国应该考虑在这场英国必定会取胜的战争中的利益。亚当斯被该报编者强调的另一个论点是，“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叩头”，即清政府对外国的“傲慢”态度引起了这场战争。针对对华战争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广州纪事报》的评论说，根据理解，亚当斯的观点是“文明世界——即西方国家——有权起而反抗中国违背自然的傲慢”，而国际法则并非绝对应该遵循的准则，“政府不应该抽象地理解国际法并依其行事”；应该迫使中国“签订平等的条约”，使未来的中、西贸易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74)编者还纠正了这篇在历史学团体发表的演说中几个明显的史实错误，但更明确的批评是，在英国舰队沿中国海岸进行战斗时，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却在袖手旁观。美国的舰队司令加尼(Commodore Kearney)甚至在战争正酣的1842年3月31日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撤销对那些“违背中国法律走私鸦片的美国商人的保护”。在编者看来，这表明“美国政府谴责了它的邻居，而肯定了中国政府的行为”。(75)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持续了两年多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璞鼎查在条约签订的当日，即授权秘书麻恭(H. Malcolm)向全体在华英人发布通告，将条约的基本内容广而告之。告示中特别提到，英人“所有的赔偿要求，毫无疑问都将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在澳门的英人报纸在得到通告文本后当即将其登载。(76)其后，几份报刊都刊登了与南京谈判相关的大量文献，并对其过程作了细致的报道。

    麻恭的通告在9月9日晚上8点，由英国汽船“霍夫里号”(Hooghly)送达澳门。《广州周报》立即在第2天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编者还加了一段以“来自北方的光荣消息”为题的按语，为《南京条约》的签订而欢呼：

    和平实现了，而且是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以致亨利·璞鼎查爵士的名字将在他的国家的外交家中永居高位。这个条约的条款与义律上校在穿鼻达成的那一个是多么的不同！现在签订的这一个具有满足所有索赔者的空间，而且比这还多！(77)

    编者还说，剩下的问题就是等待中国皇帝的批准——即说英国方面对如此令人满意的条约不会再有异议。在他看来，让道光帝批准条约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南京这个重镇陷于英军之手，而且还有舟山、鼓浪屿“作为实现条约条款的保证”，此外香港作为英人居留地，能驻守一支“令天朝服从的足够强大的海军”，以维护英人利益。(78)为中英关系喧嚣一时的英商终于等到了一直盼望的那一天。

    结语

    的确，《南京条约》几乎实现了10余年来在华英文媒体讨论中西关系时提出的所有愿望，实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长久的梦想，摧毁了令来华西人一直切齿痛恨的中国人的“排外”屏障，令“傲慢”、“自负”而又“愚昧”的清政府低头，令原来高高在上、长期“侮辱”和“蔑视”西方人的官员们慑服，从而使“文明的”基督教世界一举颠覆了它与中华帝国的原有关系，初步实现了对华“自由交往”的目标。在多年的压抑之后，终于扬眉吐气的来华西人，特别是英国人的兴奋与雀跃，是可以想见的。《广州周报》的评论表明，《南京条约》之所以与义律在穿鼻洋同琦善商议的口头协议“如此不同”，是因为璞鼎查率领的“远征军”采取了足够的军事行动。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来华英国商人群体，还是英国国内的商人组织，都没有能力直接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但这些商人及其团体长期的舆论攻势，对于英国政府最后的战争决心、行动目标与谈判方略，则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英国海军舰队到广州以北的中国海岸执行封锁和禁运，占领厦门、宁波以及可以威胁大运河的地点，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显示武力，由从未涉足过对华贸易的海军将领充当全权谈判代表，这都是英商在他们的舆论喉舌和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的对华军事行动纲领，史实证明，鸦片战争中英军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思路展开军事行动和谈判的，虽然参与行动的英军的规模比英商建议的要大；开放厦门、宁波等更多的通商口岸、废除行商制度、改革关税税制和税率、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在华实施治外法权、废止对外人的一系列管理措施，等等，这都是鸦片战争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商反复论证、频频向英国政府请愿的目标，也是他们控制的报刊一再宣扬的诉求，后来英人通过《南京条约》以及《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附约取得的权益，也主要是这些内容，当然，在细节方面与英商的建议也不完全相同。更重要的是，在华英商一直鼓吹的通过武力改变中西关系格局的愿望，终于在1840年成为现实。

    注释：

    ①The Canton Register, March 12th, 1839.

    ②Dent & Co. & c.,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Viscount Palmerston," in The Canton Press, May 25th, 1839.

    ③Dent & Co. & c.,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Viscount Palmerston," in The Canton Press, September 21st, 1839.

    ④实际上，在英国和印度的这些商人组织早就试图就中英关系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例如，1836年格拉斯哥商人联合向巴麦尊请愿，要求英政府与中国交涉，取得与北京政府直接交往、改善英商生活条件、允许英商自建货栈、允许英商与行外商人交易、中国法律保护英人、开放厦门和宁波等港口、取得中国沿海一个岛屿、让英人在华实施海事裁判，共8个方面的权利。(见The Canton Press，November 19th，1836.)1837年2月伦敦“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函巴麦尊，要求在广州设立领事，建立法庭，派使节到北京，等等。(见The Canton Press，October 27th，1837.)

    ⑤The Canton Press, November 23rd, 1839.

    ⑥"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Canton Press, August 24th, 1839.

    ⑦The Canton Register，March 24th，1840.在同一天的报纸上，一个署名“△”的读者也对英国政府的这种决定表示了愤慨。见△’s letter，The Canton Register, March 24th, 1840.1840年4月7日，该报再次刊登评论，对英国政府拒绝赔偿表示不满。见“Justice to the China Merchants,” in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7th，1840.

    ⑧他论证英国政府应该承担缴烟造成的损失，并指出东印度公司和议会议员们是鸦片的所有人；同时，力辩鸦片贸易无罪，故被《广州纪事报》引为同调。《中国丛报》也在此时为沃伦的书发表了书评。裨治文在评论中同意英国政府应该为被缴出的鸦片负责的观点，但驳斥了沃伦为鸦片贸易辩护的观点。见E. C. Bridgman, "Pamphlets on China, Written with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s of Indemnity for Opium and of Hostili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No. 3(July 1840), pp. 156-165.

    ⑨"Opium Claims," in The Canton Register, October 13th, 1840.

    ⑩Britannicus,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March 28th, 1840.

    (11)Nomen, "To the Editor of the Bengal Hurkaru, " in The Canton Register, July 23rd, 1839.《广州周报》在8月3日亦刊登了这些请愿书和信件。

    (12)Nomen, "To the Editor of the Bengal Hurkaru," in The Canton Register, September 1st & 30th, 1839.

    (13)Framjee Cowesjee, etc.,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Auckland,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in The Canton Press, September 28th, 1839; Dent & Co., etc.,"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Viscount Palmersto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anton Press, September 28th, 1839.

    (14)One Long Resident in China, "To John Horsley Palmer," in The Canton Press, January 18th, 1840.

    (15)"From the Calcutta Courier, 20th January," in The Canton Press, April 18th, 1840.

    (16)J. Skinner. "Circular," in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21st, 1840; A Voice from the East, "To All Associations: Chambers of Commerce, Proprietors of India Stock, Merchants, Ship Owners and Other Parties in Great Britain, Connected with the East India and China Trade, or Interest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British Influence and Commerce in the East," in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21st, 1840.

    (17)"China Opium," in The Canton Register Extra, June 23rd, 1842.

    (18)"Opium Claims," in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 July 5th, 1842.

    (19)关于此点，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3-248页。需要说明，裨治文等人对于鸦片贸易本身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裨治文在目睹林则徐虎门销烟后，除在《中国丛报》撰文介绍，还致函《广州纪事报》，肯定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决心彻底毁灭鸦片走私，还说，在他与林则徐会面的整个过程中，“彻底禁绝鸦片走私似乎是其最主要的目标，也是他最深刻、最急切的关注对象之一”。此时，他仍然希望英国与中国之间能够达成“友好的协议”，后来观点才有所改变。(E. C. B.,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in The Canton Register，October 8th，1839.)1840年6月16日，《广州纪事报》载文评论说，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发表了一篇“公道的文章”，表明这一“受人尊敬的杂志对鸦片贸易问题采取了温和的和实际的立场”(The Canton Register，June 16th，1840.)。

    (20)E. C. Bridgman, "The New Year,"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8，No. 9(January 1840)，p.444.《中国丛报》对英国人的有限批评后来引起马儒翰的反击。他在文中将中英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则徐和中国政府，坚持认为鸦片问题并非冲突发生的原因。见J. R. Morrison, "On the Cause of Rupture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8，No. 12(April 1840)，pp. 619-623.

    (21)"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in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21st, 1839.

    (22)A Fanqui,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Canton Press, June 1st, 1839.

    (23)"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Ⅰ,"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13th, 1839.

    (24)"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Ⅲ,"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20th, 1839;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Ⅲ,"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27th, 1839.

    (25)"China," in The Canton Press, August 10th, 1839.

    (26)The Canton Register, October 15th, 1839.

    (27)Ramrod,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October 12th, 1839.

    (28)Ramrod,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December 14th, 1839.

    (29)一个例外是，《广州纪事报》发表了一位刚从中国回到英国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公开为义律辩护，强调义律一人承担了太多的义务，而大多数在华英人对义律过于苛刻，不能体谅他的困难，对他的行动没有给予应有的信任。(见Justitia，“Captain Elliot Defended，”in The Canton Register，November 17th，1840.)但《广州纪事报》在刊登此信后，又用一整版多的篇幅，就义律长期以来的种种过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见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November 24th，1840.)

    (30)"Captain Charles Elliot's Illegal Acts," in The Canton Register, December 1st, 1840.

    (31)Olyphant & Co,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20th, 1839; "Form of Certificate,"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20th, 1839.

    (32)"Messes Olyphant & Co.," in The Canton Register, July 23rd, 1839.

    (33)The Canton Press，July 6th，1839.此评论矛头针对奥立芬行，故该行在21日致函《广州周报》进行辩解，见Olyphant & Co.,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27th, 1839.

    (34)Olyphant & Co.,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August 10th，1839.该报评论同日发表。关于1839年5月后英美商人的关系问题，《广州周报》后来还继续讨论，见An American，“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September 19th，1840.《广州周报》编者的答复同日刊登。

    (35)有关文件见The Canton Press, July 13th，1839.

    (36)The Canton Register, October 1st, 1839.

    (37)The Canton Register, December 10th, 1839.

    (38)F. B. Wells,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in The Canton Press, October 3rd, 1840.

    (39)"Answer," in The Canton Press, October 3rd, 1840.

    (40)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28th, 1840.

    (41)C. W. King, "Progress of the Difficultie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Chinese; the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Residents,"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9(January 1840), pp. 444-448,452,454,463,476.

    (42)The Canton Press, February 15th, 1840; The Canton Press, February 22nd, 1840.

    (43)《文录·批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为英国五月前后欲行封港请将本国来船进黄浦开舱禀》，载《林则徐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44)《文录·批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为英国五月前后欲行封港请将本国来船进黄埔开舱禀》，载《林则徐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9-310页。

    (45)"The American Petition," in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5th, 1840.

    (46)One of the Signers of the Late Peti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The Canton Press, May 16th, 1840.

    (47)"The American Petition," in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12th, 1840.

    (48)"The American Petition," in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26th, 1840.

    (49)The Canton Register Extra, June 25th, 1840; The Canton Register, August 4th, 1840.

    (50)The Canton Register, June 23rd, 1840.

    (51)An American,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in The Canton Register, October 17th, 1839.

    (52)"Islands near the Coast of China," in The Canton Press, April 25th, 1840.

    (53)"Commercial Treaty with China," in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Press, June 27th, 1840.

    (54)"Commercial Treaty with China," in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Press, June 27th, 1840.

    (55)A,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 in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Press, July 4th, 1840.同日报纸上有编者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说明。

    (56)A British Merchant,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in The Canton Register, November 3rd, 1840.

    (57)The Canton Register, November 3rd, 1840.

    (58)George Elliot, "General Memorandum," in The Canton Register, November 17th, 1840.

    (59)The Canton Register, November 17th, 1840.

    (60)Dent & Co. & c., "To His Excellency Real Admiral the Honorable George Elliot," in 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 1st，1840.懿律在26日予以答复，表示停战协定的范围只涉及浙江，在广东无效。

    (61)义律与琦善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初的谈判，因清政府严令琦善进剿英人而宣告中断。由于无法进港贸易，《广州纪事报》在3月2日焦急地报道说，“估计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英国财产在中国水域飘泊，而且这一数目不久还会加倍，或达到三倍”。

    (62)The Canton Press, December 5th, 1840.

    (63)Charles Elliot, "Circular to H. B. M. Subjects Resident at Macao," in The Canton Press, January 10th, 1840.

    (64)"Negotiations," in The Canton Press, January 10th, 1840.

    (65)有关义律与琦善谈判的过程，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资料委员会，1964年，第67-71页。义律公布的与琦善协议的中译文，见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36页。

    (66)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19th, 1841.

    (67)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19th, 1841.

    (68)"Expedition to China," in 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26th, 1841.这一时期在印度的英人也对巴麦尊的中国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提出批评。见Meretor, "Our Chinese Policy, To Lord Viscount Palmerston," The Sun, April 26th，1841，转引自The Canton Register, July 27th, 1841.

    (69)The Canton Press，January 23rd，1841.该报在2月13日和20日又刊登评论，对义律的谈判继续提出批评。该报虽对义律与琦善谈判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在琦善被道光帝惩处后，又几次发表文章，关注其命运，为其鸣冤叫屈。见"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Canton Press, April 3rd, 1841; "Keshen," in The Canton Press, July 10th, 1841; "The Trial of Keshen before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Empire," in The Canton Press, October 31st, 1841.

    (70)E. C. Bridgman, "Journal of Occurrences,"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No. 2(Feburary 1841), pp. 116-120.

    (71)E. C. Bridgman, "Journal of Occurrences,"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No. 5(May 1841), pp. 292, 296.

    (72)John Quincy Adams, "Lecture on the War with China, Delivered before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December, 1841,"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No. 5(May 1842), pp. 274-289.

    (73)Editor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Note,"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No. 5(May 1842), p. 289.

    (74)"The War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in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26th, 1842.《广州周报》也刊登了亚当斯演说的摘要，见 "Opinion of the Ex-President John Quincy Adams on the Justice of the British War against China," in The Canton Press, April 23rd, 1842.

    (75)"The War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in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26th, 1842.

    (76)H. Malcolm, "Circular to Her Britannic Majesty's Subjects in China," in The Canton Press，September 10th，1842.另见The Canton Register，September 13th，1842.几份英文报刊都在此后以大篇幅报道与谈判和条约签订相关的消息，在此不一一论及。

    (77)"Glorious News from the North," in The Canton Press, September 10th, 1842.

    (78)"Glorious News from the North," in The Canton Press, September 10th, 1842.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0年6期第58～71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