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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既是动员的客体也是主体。根据地的节日动员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的，民众不再是节日活动中的围观者、欣赏者，而逐渐变成活动中的参与者、演出者。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念深入人心，节日文化活动也更注重以乡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诸如生产、识字、减租、支前和打鬼子等，都编进了戏剧、秧歌、小调和快板书中，“使农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农民因此也感觉到了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所在，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伪军的岗哨，支前抬伤员，生产交公粮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大的意义”（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三、节日动员的成效 抗战时期的节日动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效显著。 唤醒了民族意识，凝聚了抗战力量。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各种节庆和纪念活动，传播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让民众对民族的危机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激励他们纷纷走上拥军支前和抗战的前线。 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抗战时期，纪念活动是我们党重要的话语方式，通过刊登社论、纪念文章及领导人发表演讲等阐述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同时，借助各种节日和纪念活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业绩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提高了党的威望，坚定了群众跟党走的决心。 活跃了军民的文化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丰富的节庆文化，打破了战争带来的压抑和沉闷的气氛，有助于根据地军民放松身心、振作精神。同时，根据地的节庆活动军民同乐，密切了党和群众关系。例如1944年春节，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七月剧社为当地军民表演。一位老大娘感慨：“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咱八路军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第114—115页）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研究”〔13CZZZ0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