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林   黄延敏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关 键 词：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民族主义/精神国防
    作者简介：田海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济南 250014）；黄延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虽有涉及（注：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有：袁素莲：《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欧阳雪梅：《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白纯：《简论抗战之前的新生活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洪岚：《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大都局限于仅从新生活运动与抗战准备之关系来认识；2.对“华北事变”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思想文化准备缺乏必要的追溯与梳理；3.囿于主客观条件，对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的官方档案材料利用度偏低。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
    一、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酝酿（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无论观之于蒋介石个人的言论，还是考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都能证明这一点。
    第一，“济南惨案”后，蒋介石萌生了仇日雪耻的思想。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蒋介石虽然为“北伐”绕城而过，酿成惨祸，但事后他对此耿耿于怀，如鲠在喉。他在给南京中央军校师生讲述惨案经过时仍悲愤填膺，认定5月3日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并进而指出：“凡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1]（p6）“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2]（p26～27）他还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以后每逢“国耻日”应“督率全国国民，埋头准备，艰苦奋进”。[1]（p16）为了对抗与日俱增的日寇侵略，他提出要以国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党历史与国民革命精神来教育国民，使之“知法守法”、“知耻雪耻”，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复国耻”。[3]（p72）“济南惨案”的刺激，使蒋介石确实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萌生了抗日复仇思想，因而他开始重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第二，“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国防教育明显加强。针对日本积极备战政策，1928年5月10日缪序宾等致电国民政府呼吁：“通令全国所属各中等以上学校于最短期间一律增加兵操及军事训练一科”，“中央党部指导部及所属省县党部，指导民众组织团体受军事训练，俾全国国民均有军事上之常识”。[4]（p1239～1240）5月25日，大学院给国民政府秘书处公函指出：“查敝院前以外侮日亟，非尚武不足以救国，经饬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加授军事教育，中等以下学校特别注重体育在案。”[4]（p1239）1929年1月15日通过的《教育部与训练总监部会定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军事教育之目的在锻炼学生心身涵养……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4]（p1241）具体办法为：“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须科目，其修习期间均定两年。”[4]（p1241）对“军事教育成绩不良之学校，误为无进步希望者，训练总监部得撤回所派之教官，停止军事教育，并咨请教育部予该校以相当之处分”[4]（p1241）。此外，教育部还在1931年1月29日和6月17日分别通过了《教育部关于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教育的通令》和《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4]（p1266）在教学内容上，《教育部与训练总监部会定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课堂上应：“注重本国历史地理，特别注重外交史及国防地理，关于日本侵略我国之事实，尤须切教授”；“关于文学艺术等课程，必须注意发扬民族精神，造成雄壮勇敢之风尚，一切浪漫堕落萎靡不振之文艺，绝对禁止”。[4]（p1241）1928年，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告山东全体学生书》中指出：“救国要图，首推教育。”[5]山东《教育厅厅政纲要》也规定对学生：“严格实行军训，以作效忠国家抵御外侮，洗血国耻之准备。”[6]（p273）抗日战争时期何思源在总结爱国教育经验时说：“我的爱国教育宗旨始终没变……我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山东人民的生命，必须坚持下去……尽力灌输爱国思想，十年如一日，不松不懈。”[6]（p318）
    第三，“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注重激发民族意识的爱国宣传。国民党中常会议关于“济南惨案”的宣传方略中规定：“积极鼓吹民众的武力、体力、财力之充实，准备以不屈不挠之精神与政府合力共济，作政府之后盾；要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7]（p267）中国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蒙藏之决议案》中有关加紧对于蒙藏之宣传一款规定：“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中华民族之一部”，“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有侵略阴谋之恶毒”。[8]（p332）
    “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上述诸种，虽大多停留在口头上、书面上，尚未实质性展开，但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确开始了抗战准备的酝酿。
    二、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发动（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三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们最近不进占，迟早总是不满的”[1]（p115）。为防止日寇进逼再侵，其在猛烈“剿共”以“安内”的同时，也开始悄然进行国防建设，并对全国进行抗战的精神动员。蒋介石认为，国防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尽管中国的物质和武力不如日本，但可以拿精神动员来弥补物质和武力上的不足。只有先恢复自己的立国精神和民族性，建立精神国防，才可以挽救危亡，涤雪耻辱。[9]
    第一，为抗战准备对军队进行精神动员与训练。1934年3月，蒋介石在对陆军大学学员训话时强调：“我们弱国要抵抗强国，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军人的精神和人格。”[10]（p53）是年7月他组织的第二次庐山训练，即为：“唤醒中华民国之国魂，继承中华民族之道统……奠定我军人救国保种千古不磨之事业”[3]（p105～106），并进行抗战的战略战术教育。这说明其有了对日本作精神与物质总体战的思想。[11]（p444）
    第二，为抗战准备而改革教育。关于教育宗旨，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教育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应以“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12]（p15）。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教育之决议案》规定：“此后普通教育，一方面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应“灌输儿童中华民族过去伟大之事迹及伟大人物之言行，以坚定其自信力，及爱国家爱民族之观念”。[12]（p91）南京国民政府很重视爱国救亡教育，“教育部认为欲引起民众之民族意识及自救精神，更应从此教育着手”，当时民众教育的工作重心是“国难宣传，灌输教育常识，及宣传共赴国难等”[13]（p201）。关于教育内容，1932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制定《关于党义教育案》称：“如历史地理之书籍，应渗入以民族独立运动之精神，如日本为我国不共戴天之深仇，应卧薪尝胆以雪耻。”[12]（p21）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会议工作报告之决议案》谓：“中小学党义教材，应尽量编入地理历史国文课程中，以唤起民众精神及灌输民族意识。”[12]（p109）同时，注重加强体育教育，《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教育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规定：“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民国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强民族之体力。”[12]（p16）关于教育招生，教育部于1934年4月续订了早在1932年4月制定的扬理工而抑文法的招生办法，并新定了实施细则。其在全国“通饬遵办”的效果是：“在未限制前一年，全国大学文法科学生为32940人，实科学生为11227人；限制后一年，文法科学生为30070人，实科学生为12007人。”[13]（p172～17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认识到“实用学科，在今日中国至为需要”[13]（p173），“国防科学及应用化学等学科与国防关系极巨，亦应切实提倡”[12]（p95）。
    第三，为抗战准备而强化文艺宣传。1931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二次临时全会通过的《改进宣传方略案》规定：“关于培养民族力量之宣传，联络或辅助各种文化学术团体任之。”[8]（p422）1932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难期间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规定：“对内利用原有一切宣传工具扩大其宣传，对于民众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辱自卫共赴国难为主旨。”[12]（p53）193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制定的《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要求，“激发民众应有之民族意识及民族自信力，激励民众使其有继续抗日之耐心”，题材应为“民众被国际帝国主义者蹂躏之事迹”[14]（p322～323）。1933年通过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强调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者；激励民族意识者”[14]（p327），不得评奖。
    第四，为抗战准备而迁运文物。文物乃凝聚民族精神的珍贵物化遗产。为抢救国宝，延存国命，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行政院核准主持文物南迁，在1933年先后五批分运京沪。[15]（p102）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回顾抗战前十年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时指出：“二十二年一月榆关告警，平津频危，本院令将重要文物运沪保存。经该院汇集环宝重器及有关历史文化物品，包扎装箱，自二月至五月分五批南运，计共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在上海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租用库房两处，妥慎保存。”[13]（p451～452）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了战争对民族文化造成的损失。
    三、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全面展开（从“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寇祸华深急。民族危机，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军事“围剿”渐趋“完成”；特别是中共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直至“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逐步调整“安内攘外”之方针，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第一，假新生活运动之名而行抗战动员之实。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即“要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以奠定精神的基础，巩固精神的国防”[13]（p178）。他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透露：“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作抗日运动。”[17]由此可见其“复兴民族”用心之深苦。他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16]（p22）。由新生活运动而开展的国民军训，强化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中有不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尽忠的壮烈之事，就是一个例证，这与新生活运动的‘军事化’教育是有一定关系的”[18]（p100）。就连当时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都明白，中国有三件大事不可轻予看过，即整理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19]（p182）日本参谋部人员向上司报告时也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20]（p13）要之，新生活运动乃双刃剑，既难辞“安内”之咎嫌，亦富含“攘外”之大义。
    第二，加紧对军人和学生的国防教育。陈诚在陆军整理处处长任上确定的整军原则是：“所选干部，在未编国防军以前应先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教育统一之效。”[21]（p7）为应付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更加强化国防教育，1936年成立了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通过了《教育部关于学校教育状况及今后如何改良以适应国防要求案》，要求专科以上学校“切实整理现有课程，增人有关国防之教材”；“加紧训练有关国防之技术人材”；“积极推进有关国防科学研究事业”；[4]（p1301～1302）要求中等学校“在文史各科教学时，应以培养民族意识、爱国情绪为中心”；“确定国防为中心，酌减少普遍教材，注重实用教材，对于实际国防问题之应用，应利用实际加以阐明”，还强调应“布置国防环境，如设置军事挂图、国耻地图、战事地图、各种侵略图表、壁画摄影等，使学生触目惊心，有所奋发……悬挂历代民族英雄……”[4]（p1303）同年还通过了《教育部推进学校军事教育办法大纲》和《教育部推进国防教育办法大纲》等，加紧了学校的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另外，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所拟《军事时期全国学校动员准备概要》及有关文件，也提出了学校应作随时迁移之准备的要求。[4]（p1323～1328）
    第三，重视文化事业，构筑精神国防。中国国民党五大通过的《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认为，“文化建设之振废，关系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且深且巨，此乃人人所不能否认之事实也”；“扶植国内电影事业及扩展电力播音工作，并注重发展国际宣传事业，务期以民族利益为依归。发扬我民族文化之精神，以巩固中华之基础”；“对国内固有之文化事物，或于文化有关之历史遗迹重大设备，应设法整理，妥加保护”。[12]（p184～187）《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强调，“抵御外来文化侵略，而建立精神上之国防，实属迫切需要之工作”；应“阐扬历代民族英雄及忠勇侠义之人物，以发扬吾民族之优点，振作民族之自信心”。[14]（p29）陈果夫在《关于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状况的报告》中认为：“计划文化是精神方面的国防建设工作，比武力尤其紧要。”[14]（p31）南京国民政府在各文化领域都以加强精神国防为宗旨，“集中新闻之意旨，使在民族意识之下从事新闻事业之改进，并由中央注意新闻人才之训练”；“电影戏剧与音乐美术之取材，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积极人生为主要目标”。[14]（p29）
    第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1935年1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今后党务工作纲领案》规定，国内宣传应注重提高民族意识，“应本总理遗教，发扬民族自信力，与爱护国家精神，沉着迈进，以yǐ＠①民族于复兴之境域”，“策进边区宣传，团结国族，共赴国难，为目前急切之要图，须以地理历史人文之提示，增进边区人民国家民族之意识”。[12]（p232～233）
    四、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历史检讨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情报机关发现“蒋介石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2]（p37）。对此，蒋介石指出：“日本人绝不允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哪个地方要准备去整顿，他们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着手”。因此，“我们整个国防应当特别的秘密”。[1]（p98）他在日记中私下写道，“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22]（p151～152）。其次，“安内攘外”，矛盾交织。蒋介石身受内忧外患之夹击，既认为“今日救国方案，治本莫若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又认为“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23]（p41）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思想文化准备也一直处于“攘外”与“安内”的矛盾交织之中。再者，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是一个渐进过程：“济南惨案”后开始酝酿，“九一八事变”后循次启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展开。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显见如下作用：首先，抗战教育，功效斐然。这期间的上述教育改革，虽说强化了其党化专制教育，但主要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国民精神动员，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日后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文化基础。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抗战爆发后曾亲自组织游击队参加抗战，“许多学生也参加了队伍”，因此他感叹：“这也是十年爱国教育工夫显示出的结果。”[6]（p318）其注重体育，增强了国民体质；广招理工实科学生，为抗战造就了大批专门人才；普及军训，增长了国民军事常识。其次，新生活运动，在明耻教战。于佑任指出：“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军民都以同仇敌忾牺牲奋斗的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抗击所致，”而“这种伟大民族精神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影响”[16]（p123）。“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认为“中国自实行新生活运动后，全国军民的精神振奋亦不可太低估”[24]（p22）。蒋介石也自诩：“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实不少。”[19]（p182）另外，文艺宣传，激动种性。弘扬爱国卫族之道的文艺宣传，甚有利于唤醒国民同仇敌忾而共赴国难。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难逃历史局限：因南京国民政府混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轻重缓急，为应对内忧外患之夹击而固守“攘外必先安内”之道，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故其把有限的国力大量消耗在了内战“剿共”上，将抗战仅视为政府行为，不敢放手发动最广大的下层民众，以至于日后为这种准备的不足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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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足右奇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84～88页。

责任编辑：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