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时期。这也就是人们重视辛亥百年的纪念，思想界、学术界对此进行活跃讨论的原因。我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并未进行过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作为近代历史的研究者，作为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体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到来的时候，感到对辛亥革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进行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把辛亥革命放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
    
    对于辛亥革命得失成败的考察，其实从辛亥革命结束后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亲历者们的回忆，虽然还不能作为对革命的全面完整的总结，但是当事人的叙述，无论如何也给后人提供了观察当时中国社会背景的最值得重视的资料，可以说首开反思革命之先河。而从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起，历经7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的纪念活动，人们对于这一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成败得失，对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进行了辩证的、系统的和深入的研究。去年，在对辛亥百年纪念进行“预热”的时候，我曾在武汉市举办的会议上聆听了章开沅先生的三个一百年的思考。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越来越从更长的时段对辛亥革命进行考察。
    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存在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或者认为革命的设计“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而“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还是避免为好。有的则套用现代化的理论，认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高度权威却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革命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权威，所以无法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以致近代化进程中断。这些都是针对辛亥革命当时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走向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认识。
    无需讳言，长期以来，对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往往被认为是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不二法门，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没有彻底告别旧制度，这也是引起人们对辛亥革命加以反思的原因。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在学术上确实有启发，但作为历史学者，也不能不提出警惕“反历史”的逻辑推理的危险性。如果我们把考察视野扩展到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是否会有些新的启示呢?
    近代前的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扼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当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下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的时候，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的时候，清王朝考虑的是什么?那个政权是否还能够依靠?当年辛亥革命亲历者们的体验是最直接的。
    对辛亥革命时代革命者的人生经历整体考察后即可看出，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醉心于以激进手段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但是在经历了一再的失败与挫折，意识到清王朝决不可能真心实意地退出权力的中心而实施“立宪”，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并没有开明到可以用和平请愿的手段推动立宪的时候，他们才选择了被认为是“激进”的革命道路，这其实是当时条件下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早在1960年，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吴玉章就曾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当时各省成立的谘议局具有双重作用：一是起了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二是“起了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可见，当时的革命者也并未全面否定立宪派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深知不可能把立宪道路作为改革的理想模式，更不认为立宪道路较革命道路更为优越，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连“谘议局的议员们也有很多人因为清朝统治者缺乏进行改革的诚意而失望”。①如今，辛亥革命亲历者们已基本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尽管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但在看到那些完全不顾当时历史环境的议论的时候，我们还是对作为辛亥革命亲历者的前辈们的离去而感到遗憾。
    中国衰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与封建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进步的巨大阻力与障碍，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于迈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忽视具体的历史环境，不能模糊对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关键点的认识，当然也不能不承认启蒙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就是救亡。
    在评价辛亥革命的成果、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的时候，人们往往注意到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的功绩，则有时被淡化或忽略了。
    我们都知道，在帝国主义列强以血与火的野蛮行径入侵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承的中国的时候，在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无力抵御列强的侵略，导致中国的民族独立受到侵害、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的时候，不甘心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奋力而起，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和斗争。孙中山先生是全身心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的最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领导人。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路线，高举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由及民主革命的旗帜，形成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领导和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只是反对帝制和反对封建制度，并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失败了。其实，这种观点只是就同盟会的纲领来分析辛亥革命，认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是强调国内民族矛盾和反封建，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没有强调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但是，只要我们对当时革命派的宣传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他们并没有以反满为唯一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
    也有人在强调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的政治诉求的同时，忽视了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提出了民主要求的事实，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事实上，政治上，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观念。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人人心。列宁曾就中国的辛亥革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2正因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被认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二、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
    
    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半岛等东亚国家在近代前处于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开始，在共同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的背景下，分别思考并选择改革与向近代发展的道路，可以中国的洋务运动甚至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等、日本的明治维新、朝鲜的开化运动为代表。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成功，而日本也以亚洲唯一强国的身份跻身列强之一，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朝鲜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各国在向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拉开了距离。
    然而，虽然从国家近代化发展的角度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但是，一方面，日本以西方列强对待东方国家的方式对待中国与朝鲜，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其迅速发展建立在掠夺、牺牲亚洲邻国主权利益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保留的封建残余使日本社会具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属性。由于天皇的绝对权威在政治上被神化，所以近代天皇制其实是以所谓君主立宪的名义存在的专制制度，给日本军人以发挥其影响的极大空间，导致军部干预政权，把日本一步一步地推向战争的道路。而战败的结果导致日本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不得不从战后开始新的起步。日本战前的教训证明：“君主立宪”并没有导致政治的稳定和民主社会的建立。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长的，所以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中国废除专制制度的进程却令世界刮目相看。辛亥革命之际，东亚的日本和欧洲的英、德、俄、意都还有君主在位，尽管废除帝制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首先推翻帝制，不仅走在亚洲的前列，就是在欧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3列宁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亚洲人民觉醒的重要标志，同年11月，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新生的中国》一文，指出：“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4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1912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了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独立共和国的主张。1913年，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辛亥革命不仅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多的国际力量的加入，如作为孙中山朋友的日本人的参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和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大亚洲主义”的复杂性，也告诉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需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日本明治维新后，“亚洲同盟”、“日中提携”的议论便不绝于耳，以至发展为“大亚洲主义”。坚持大陆扩张政策的右翼活动家将“日本文化优越论”发展为“只有日本有资格领导亚洲”的主张，即“日本责任论”、“解放亚洲论”，为后来的一系列侵略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思想来源，也亵渎了本来应当作为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武器的“亚洲精神”。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讲演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王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5戴季陶认为孙中山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反映了他的中心思想，因为他“心目中的亚洲并不是亚洲这一块土，在事实上是亚洲八万万被迫民族可怜的痛苦事实，在思想上是对中国古来仁民爱物的道德文化的憧憬，而统一这许多事实和思想的中心，就是先生自身以一诚贯知仁勇三德的全人格”。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不是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而是以“亚洲精神”联合各国与各民族，恢复亚洲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主张。其实，所谓“大亚洲主义”的讲演题目，亦非孙中山本人命名，而是由策划讲演的神户商业会议所给孙中山拟定的讲题。7由于许多人对“大亚洲主义”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由孙中山的讲演而来，不能不说一直背着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负面的影响。
    在亚洲的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国尚处于受列强任意宰割的时代，提倡“亚洲主义”，号召亚洲民族的联合，确实有一些理想化的倾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冲击世界的今天，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候，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孙中山所主张的“亚洲精神”其实是值得发扬的正面财富。
    正是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了“亚洲精神”，认为弘扬亚洲精神及价值观的意义，在于打破以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单极化格局。他还特别指出了亚洲人民历来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博鳌亚洲论坛作为向全球发出亚洲声音的平台，将提升亚洲在全球的代表性与开放性。可以说，辛亥革命的目标在百年后正在真正获得实现。
    注释：
    
    1 、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4、15页。
    2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9页。
    6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4年版，第30页。
    7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1页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