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也许是职业使然，我欢喜反思。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传承者、守望者，还应是阐释者与思索者。反思并非怀旧，更不是迷恋往昔；应该通过不断反思，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司马迁早就参透其中奥秘，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没有“究”，没有“通”，就难以成一家之言。
    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有两层含意：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
    早在1990年，我在海外即已开始这种反思。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着重从社会心态转变的角度，探讨辛亥前后逐步形成的历史紧迫感，以及其后衍化而为急于求成的民族潜在心理，如何影响近百年中国历史进程。10年以后，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又撰写《珍惜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对20世纪以来两次“世纪热”或“世纪迷思”进行对比。发现当今中国世纪话语已经逐步形成意识形态，时间量度转化成为价值标准，乃至衍生过高的幸福预期。我颇为感慨：“这种浅薄的狂热及其影响之深远，又是百年前那一代在中国宣扬世界意识者所难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总觉得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可惜我的“盛世危言”被淹没于新千禧年的举国狂欢。
    去年岁尾，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热潮提前涌现，日本率先在神户、东京两地举办“寄语辛亥革命百年”等系列活动。今年年头，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又先后举办纪念性学术论坛。为了应对海内外各界人士的询问，我匆忙撰写了《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一文，大体上勾勒出自己对于历史本身及其研究两重盘点的思绪。由于时间仓卒，又是发言稿，未能有所展开。现借《近代史研究》笔谈机会，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加陈述。
    一、为什么提出需要对辛亥革命进行上下三百年探索?
    这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进程、后果、影响，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谈得上是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这正好是过去辛亥革命研究的薄弱环节，应该借辛亥革命百年反思给以补课。
    这并非研究者个人的过错，因为中国近现代史是新兴学科，至今尚未完全脱离童稚阶段，很难与秦、汉、唐、宋等历经多少世纪的成熟史学相提并论。加以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被1840年与1919年的上下限“斩头去尾”，所以我们曾称之为“八十年政治风云”。这样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作为课程教学已属不妥，遑论必须上下千百年探索才能把握的史学宏观。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学术研究管理不当，过于简单量化的指标体系形成误导，所谓“短、平、快”的速效追求，促使研究课题越来越小，缺乏必要的广阔视野与纵深发掘，上述固有缺点更为彰显。所以我提出“三个一百年”，即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100年的展望。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矫枉必须过正”。
    但我并非忽略细节研究。我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做专题研究乃至个案研究。对于现时许多学者通过细节复活历史场景的辛劳与业绩，我一直密切注意并给以较高评价。去年在中山市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论坛，有些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的问题，会后媒体报道过于简单，未能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特别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晚近史事，很多细节我们还不够了解，甚至长期因袭错误成见乃至无根传言，更需要严谨扎实的细节研究与考订注疏，才能逐步实现“信史”的追求，而其终极目标还是历史的总体整合。但个别自我标榜“后现代”者，刻意把既往历史“解构”，化为“碎片”乃至任意“颠覆”，这却是不足为法的走火入魔。
    二、历史遗产的两重因素
    
    如同其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历史遗产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两重因素，不可只讲一面，回避另一面，而且还应该努力讲够讲透。
    譬如“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一类话语讲得最多，似乎已经讲够，但实际上却未讲透。何谓“共和国观念”?何谓“深入人心”?都停留于字面意义，过于笼统、抽象。“共和国观念”因人而异，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理解，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此相关联的是，“共和国观念”在部分精英群体中可能确实“深入人心”，但是对于众多草根民众来说，即使肤浅理解已属难能可贵，又怎么谈得上是“深入人心”。如果真是全民都“深入人心”，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早已实现了。“共和”一语又不仅仅是观念，它还有一整套政治架构，包括制度、机制及至礼仪、服饰等等，都与帝王专制有明显差别。民国初年，除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自取灭亡外，北洋政府其他执政者即令是虚应故事，也或多或少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不然何以当时的首都竟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其影响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影响整个历史进程。“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作为当年的革命志士，他们历经失败，以诗词宣泄极端悲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则未免失之于情绪化的偏颇。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形势总是比人强，革命的绞杀者因应形势而在某种意义上被迫执行革命“遗嘱”的先例，并非凤毛麟角。
    因此，我特别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孙中山说同盟会的成立曾使他感到革命可以“及身而成”，但直到临终他还在念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并未在孙中山生前“及身而成”，但革命也并未在孙中山身后猝然终止。以历史的广角镜来看，辛亥革命开辟的走向共和之路，至今我们继续在走。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于革命，共和的追求不仅限于革命，更多的还得靠后继者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实践。我主张放大眼界，将两岸四地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进程，也许可以获得更多真知灼见。因为中国这几个地区虽然历经分合、背景各异，但是毕竟都承载着辛亥革命的遗产与影响，都在不同条件下探索并实行孙中山揭开序幕的民主共和之路，其中自然包含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总结。
    辛亥革命的负面因素，就其大者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当年的狂热宣传，以及其后革命者或自认为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营造，也还有我们这些辛亥革命的研究者长期因袭成见，革命从手段提升为目标，乃至衍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此乃幼稚的荒唐，而在现实生活与学术研究中却长期成为精神枷锁。二是由于当时“反清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在宣传“华夏”、“炎黄”正统观时夹杂许多大汉族主义的偏激情绪。尽管其后从“排满”转为“五族共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及其后继者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整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大汉族主义的形成已是年深日久，很难在两三代人期间彻底清除。因此，现今在弘扬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举办祭祖寻根等大型盛典时，不可不警惕曾经为辛亥革命张扬过的汉族中心主义负面影响的滋生。
    三、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
    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在1982年4月芝加哥亚洲学会年会上，成为海峡两岸学者争论的焦点，会后又被海外少数中文媒体炒得火热。其实那次研讨会整个也只有两小时，我与张玉法先生的所谓“交锋”与“答辩”加在一起也不到半小时，其间还夹杂着听众的提问与我们的回应，而且也并非只有一个话题。由于当时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对立状态，加以某些有政治倾向性的海外媒体恶意歪曲、攻讦，我不得不发表《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比较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我的观点可以简单表述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张玉法诸先生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而且当时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许多海外学者认为我是拘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有些台湾学者更认为是蓄意贬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革命。
    其实历史事件本身大多没有自我定性，所谓“定性”乃是后人特别是文史学者的分析与认知，所以辛亥革命性质问题长期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也不足为奇。
    我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若干重要著作，也确实受过深刻影响，但指认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确实并非起源于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早在马克思主义出世以前，有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已经对社会各个阶级作过经济分析，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梯也尔，都曾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法国中世纪历史的钥匙。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曾选修马长寿先生主讲的社会学课程，多少接触若干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学理，所以自认并非特别拘泥于马列主义教条。我在上述文章中强调：“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领导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功能。”现在有些学者主张用“民族民主革命”一词取代“资产阶级革命”，但“民族民主”难道不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吗?
    至于说什么贴上“资产阶级革命”标签是蓄意贬低辛亥革命，我扪心自问确实没有这种意图。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时间序列的差别，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前些时有少数网友批评我们没有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应该给他们似为辛亥革命参加者后裔一个说法。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与当年若干台湾学者对我们的误解有些相似。因为我们开始编写《辛亥革命史》的时候，“立足于批”的“左”倾思潮仍然泛滥史坛，对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更要立足于批。“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为促进编写工作顺利开展，首先就是彻底肃清这“三论”的流毒，解放思想以后才得以营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写作环境。在我们的心中与笔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阶级，是引导社会前进潮流的阶级，丝毫没有贬低之意。
    我认为，甚至在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学术评价，资产阶级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历史的错误，中国至今仍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非常不足。市场经济离不开资本主义，所以邓小平说50年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是不言而喻的真知灼见。可是至今不少人还讳言资本主义、资本家、资产阶级，但是又不得不高谈阔论什么“非公营经济”，什么“社会新阶层”，羞羞答答、含含糊糊，“犹抱琵琶半遮面”。作为真正的学者，有这样的必要么?大家心里都明白，现今的世界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两大阵营界限分明。在许多国家与地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再截然两橛，至少是不再如冰火互不相容。所以眼下的中国，尽管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多变易，但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仍然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令是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也是社会革新的承载与推动力量，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委屈。
    还是苏东坡的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山如此，治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横看、竖望、远眺、近观、俯瞰、仰视，然后才能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成为比较切近真实的总体形象。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视角不同，映象各异，认知必有差别，此乃常情。史学不同于政治，然而都需要有尊重不同意见的雅量。一言九鼎，定于一尊，已经不是那个时代，更没有任何人敢于如此狂妄!
    四、说不完的孙中山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已经思考“中国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1993年6月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又提出孙中山研究也有“寻找自己”的问题。所谓“寻找”，有三重含义：1寻找真实的孙中山；2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3寻找对孙中山新的理解。并且明确指出：“孙中山在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已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因此，必须用适合研究人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不能满足于以既往惯用的简单公式来推演。”
    现今已进入“读图时代”，孙中山的许多老照片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把孙中山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但是很遗憾，不仅是摄影师、新闻发布编辑，甚至连他本人都太政治化了。我很尊重孙中山，但看了大量照片都是过于严肃，充满忧国忧民的焦虑，似乎总是承受着无穷无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沉重。我觉得这些照片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但又苦于讲不清楚。直到今年年初，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看到一张家藏照片，作为父亲的孙先生两臂伸开，拥抱着两个花季女孩，嘴唇微张，笑容满面，而且笑得那么甜蜜，仿佛已经忘记一切，全部生命都在这一刹那沉浸在父女温馨的幸福感之中。我终于找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潜藏在伟人心灵深处的真实人性。
    我认为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世界上任何伟大历史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包括已被人们奉为“后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的僵化模式，终于在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全军覆没，精英伤亡殆尽，此乃极大战略错误。再则，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凡此种种，孙中山不是没有自己的过失，作为领袖人物，至少是处理失当。民国肇建以后直至护法战争，孙中山也不是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如果因此就断言孙中山“一无是处”，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我们总是说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失败实为必然。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继续。显而易见，“五四”时期标榜的民主与科学两大课题，辛亥革命时期不仅早已提出，而且还进行过热烈广泛的讨论，实际上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必要铺垫，也为又一轮伟大思想解放潮流启开了闸门。评价伟大历史人物，主要应客观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作，对社会进步有多少推动；而不是专门挑剔他比后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现今有哪些不足。我历来提倡治史必须“设身处地”，然后才谈得上“知人论世”。
    甚至展望未来百年，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新的严酷问题，我们也还可以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遗产中取得借鉴并汲取智慧。譬如应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孙中山早就未雨绸缪。他在晚年极其关心未来世局的变化，如“王道”、“霸道”的抉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都有许多深刻的前瞻性的探究，堪称与现今后现代的“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脉相通。孙中山从来都是“知行合一”，他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最后的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扩大为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世界主义。我在世界各地鉴赏他遗留的题词，好多都是“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既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堪为后世楷模。
    不仅孙中山存世时对他已有许多不同评价，即使在身后也褒贬不一。只有从来不大欢喜孙中山的张謇，倒是说了几句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公道话。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说：“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正如永远也编不全《孙中山全集》一样，恐怕仅就如何评价问题也永远说不完孙中山。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史学因此才呈现绵长。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其“知人论世”并不逊于历史学家。谨将这位企业家的建言，奉献给现今正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国人!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