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对联俄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林森、谢持、邹鲁等中央执监委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担心他们会将国民革命路线化为乌有，遂制定了分化国民党左右派的策略。在实施“分化”中，鲍与这些被界定为右派的中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廖案发生后，鲍、汪执掌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为加速国民党的分裂，他们顺势将林、邹等人挤出广州政府。“被排”的右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自行分裂中央，发起召开西山会议。西山会议的缘起是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执监会的核心组成——右派委员分化的结果，是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是右派委员与鲍罗廷之间权力斗争的继续。
    关 键 词：鲍罗廷/分化/右派中央委员/分裂/西山会议
    作者简介：尚红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所谓“西山会议”①是国民党内有着资深经历的一批老同志，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所召开的会议。发起西山会议的右派中央委员公开打出清除联俄容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但时为国民党正统力量的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其“合法性”，将之视为与中央分裂的“非法会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常被冠以中国国民党中以反共为号召而分裂出的第一个派系的称呼，他们自始至终被国民党中的当权派说成是“反动集团”②。
    组织西山会议的领袖人物“可说是早期国民党人才之大成，他们所用以号召的理论体系，说是‘孙文主义’的正宗，也不算过誉”③，可他们究竟为何要选择与中央分裂的方式召开“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多有论及④。
    还有人认为若将联俄容共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则必为输出项⑤，并且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是西山会议出现的理论先导，廖仲恺事件⑥则是主要导火线⑦。而时为广州国民政府官员的陈公博则将西山会议归结为对广州国民政府不满的不稳分子及失意政客与国民党当权诸人之间的权力斗争⑧。在大陆学者中，较早的研究多认为是国民党老右派长期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公开表现⑨。杨奎松在近期的研究中指出，西山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简单的“反共”，确切说应该是“分共”⑩。
    前人的分析固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指出一点，既然已经认可西山会议是在“联俄容共”背景下，因为“反共、分共”而召开的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就可能继续追问：西山会议召开之前，面对国民党人的反共风潮，苏俄做了怎样的回应，尤其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西山会议的出现是否与他们也有着一定关联，而且反共、分共是否也意味着反苏？因为联俄与容共虽为1920年代孙中山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实为一体。“容共”因“联俄”而起，“联俄”因“容共”而实施，二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因果关系(11)。所以，西山会议派(12)的反共必然会触及到苏俄的神经，作为斯大林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不可能允许“联俄容共”的中断。这样说来“单纯因为反共而发起西山会议”的观点似乎就稍过片面化了。带着上述疑问，笔者试从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分化”至国民党右派委员对中央的“分裂”这一主线出发，就西山会议的缘起再做一探讨。
    一、孙中山对“联俄容共”的疑虑
    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虽然确立于1923年《孙越宣言》的发表，但进一步着手进行，则是这年8月孙逸仙博士团赴俄考察，以及10月间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以后的事。凭藉“革命权威和苏俄军事援助”，鲍罗廷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得孙中山的联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的关注转向了政党组织的建设。1923年10月，中国国民党正式进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师俄”阶段，被孙聘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全面负责这次改组工作。鲍罗廷意欲将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引向“全盘俄化”的苏维埃道路，但孙中山的主张只是师俄之方法，而摈弃共产党之理论。他坚持国民党是在“三不变”(13)原则下进行改组的，之所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目的也只是要运用共产党的办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
    鲍罗廷以非凡的个人能力和苏俄的背后支持，很快就促成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顺利地通过了与共产国际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一大”宣言，并以俄共（布）1919年的党章为蓝本修订了国民党的总章。“一大”的胜利召开，对孙与鲍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产物。鲍罗廷获取了在广州活动的合法地位，他在广州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由鲍罗廷指导国民党改组的。而孙中山对他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14)此后的鲍罗廷已开始绕过加拉罕直接与莫斯科对话。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首次以宣言形式被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成为国民革命的旗帜，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15)。他从鲍罗廷那里开始得到苏俄援助的少许经费。这点可从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证实，他在信中说到（1923年12月）本月25日以前，我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工作的，国民党支付自己的费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拨给一些经费”(16)。而且俄国军事顾问团相继来华，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事件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这也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国民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鲍罗廷事实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孙中山将党政机关的大权交给了“老朽昏庸的国民党元老”，而这些右派中央执监委员有可能会将“一大”宣言“化为乌有”，而且鲍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孙还是盯着那些“自由民族”，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17)。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终究没有走上“全盘俄化”的道路。同样，孙中山为了支持鲍罗廷，乾纲独断地联俄容共，力排众议地改组国民党，将长期追随其革命的老国民党人的反对意见都予以否决，并以其领袖的威信压制了改组时期的“百余件反对容共案”(18)；还遵从鲍罗廷的意见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接纳了部分共产党人参与改组工作，或分配他们在中央、地方组织机构担任要职。
    很明显，鉴于“联俄师俄”又“防俄防共”的疑虑，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中的表现的确是“忽左忽右”；而鲍罗廷在小心翼翼实施其广州计划(19)的同时，又要遵从于斯大林的指示：“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旧的。”(20)正是孙中山和鲍罗廷之间的这一彼此利用、相互妥协，使得国民党“一大”遗留了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孙中山在遵照鲍罗廷的建议修订发表体现苏俄精神的“一大”宣言的同时，却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长期追随他革命的、对联俄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国民党元老，并由他们来担任最高党政机关的要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样，鲍罗廷难免不与这些反共的右派委员发生冲突，他在广州的工作计划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二、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分化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鲍罗廷意识到了他今后工作的最大障碍所在。于是在与孙中山的继续合作中，他制定了分化国民党的策略，即“分裂国民党，清除右翼腐败分子”，目的是要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使孙中山左转，以便将国民革命引上苏维埃的道路。鉴于右派中央委员在国民党内的资深地位，鲍罗廷一开始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每个右派中央委员列为消灭对象，而是采取了加强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即通过驾驭孙中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或扶植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的方式，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置于其控制之下。而“被排”的林森、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的关键人物，在与鲍的斗争中也是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权力机构与之相抗衡的。也就是说，鲍罗廷与右派中央委员所展开的斗争，似乎都在走一种合法的渠道，而且他们各自都有所凭藉：鲍有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鲍罗廷自然会与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个人发生摩擦。
    国民党内所谓“左派”、“右派”、“新右派”的名词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改组容共后才产生的，以前虽有新旧思想或个人势力的角逐，但从来未有这类分化作用的名词(21)。苏维初认为，在中国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们最热衷于、可能也是最先使用“左派”和“右派”这些术语来形容国民党内的派系关系(22)。鲍罗廷在广州“协助中国革命”时，一直坚持这一旨在“分裂国民党，清除他的右翼腐败分子”的分化策略，并试图通过它去领导整个国民运动(23)。
    在筹备“一大”的过程中，鲍罗廷发现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软弱是源于“思想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从这一观点出发，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的所有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同时，他又承认“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由此，鲍罗廷制定了对孙中山的工作计划：“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中山，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分’而‘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而且，他还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搞清楚它，帮助它”，“左派与右派长期共处是不可能的”，因此“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24)。
    1924年1月1日，鲍罗廷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确立了这一分化国民党的策略。他在报告中说到：
    应该争取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必须警惕右派，必须同他们进行……最终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使之最后不致发生女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那种事情。同这个派别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们能够加强左派，是因为你们在加强左派的同时能够巩固国民革命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能够领导国民运动并达到目的。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应该是旨在巩固左派……至于孙，眼下他还没有感觉到在强大的左派中有基础，迄今还不能指望他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25)
    显然，此一阶段，鲍罗廷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发挥“警惕”右派的作用，不断地同右翼分子作斗争，并努力将右派清除出国民党；其目的是“加强左派”，巩固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以便最终“在国民党内处处都有自己的同志”。在鲍罗廷“分化右派”的精神指示下，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便先后制定出“化左为右”、“联左、拉中、打右”、“结合左派、反对右派、加速国民党分裂”的斗争策略。国民党“一大”会后，1924年2月中共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说到：
    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对于国民党此次比较不接近我们的份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亦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份子统认为是所谓右派。……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团结。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26)
    在同年6月张继、谢持、邓泽如三位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后，陈独秀便认为“分化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尽量争取同情，化右为左，万不可驱左为右”的这一决议案精神是“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并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改变了五月会议决案中“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的观点。信中指出：如果说国民党内“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27)。接着，7月21日陈独秀与毛泽东等人签署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决议，号召中共党员向国民党右派发出反击：“……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子（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28)简单归纳之，即是“联左、拉中、打右”。
    至1925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精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该议案接受了鲍罗廷的“国民党内没有中派”的观点，再次重申了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29)。
    在上述过程中，中共先后从国民党内分化出右派、反动派、中派、新右派、左派，总的趋势是右派的范围不断扩大，先前的右派成为反动派，中派成为新右派；国民党左派成员由先前的共产党与廖仲恺等国民党进步人士转变为廖仲恺、汪精卫等纯粹国民党员(30)。在对各派的界定上，陈独秀虽然与鲍罗廷就“有无中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总的划分原则却是基本一致的。而根据革命发展的情势，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界定也在适时调整。
    西山会议出现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的左右派？》，对国民党的分化历史以及划分左右派的区别，做出了权威的阐释(31)。文中说到：
    在共产党人看来，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中山）、黄（兴）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中山）、陈（炯明）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孙中山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的最后完成了。
    而关于左右派的区别，不同时期，划分的标准也有所变化：
    在第一次全国党部大会时，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却不是这样简单的分了。……国民党中现在（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召开后——引者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正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32)
    可以看出，中共区别国民党左、右派根本的标准，即是否信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坚持三民主义，遵守联俄容共政策的便是左派，反之则是右派（包括反动派、新右派）。而发起西山会议的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邹鲁、谢持、张继、居正、石青阳、邵元冲、覃振、林森、沈定一、邓泽如、胡汉民等都是中共与鲍罗廷眼中的“国民党右派”(33)。
    鲍在他的札记中，明确指出：他所要分裂的右派主要就是参加西山会议的反共中央委员。札记中说到：“在组织问题上，即在关于由谁来主宰全党的命运和对他进行实际的改组的问题上，孙虽然吸收几个左派进入中央，但他支持中派和右派。无论是孙还是其他领袖，甚至是左派的领袖，都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作为中央委员还是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右派在被责成执行党的路线时都会使党的路线化为乌有。孙还没有认识到，一派通过一个不错的行动纲领，而另一派授权国民党老朽去实施这个纲领，好在党内有足够的左派”，“他们能够把这个行动纲领当作一个基础，并根据它来建设未来的国民党，但是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斗争已经开始，由右派挑起的”(34)。
    不言而喻，通过宣言的一派肯定是“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另一派老朽的国民党自然是“后来参与西山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中，除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国民党元老了”。所谓“斗争已经开始，由右派发起的”大概就是指邓泽如上书孙中山，控告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党团行动；上海国民党本部参议居正、谢持、张继、张秋白等人对改组的消极抵制，他们顽固坚持“党中不可有党”——反对接纳共产党员，坚持国民党本部“仍设上海，不可移粤”；以及在“一大”宣言的修订中，胡汉民、戴季陶、邹鲁等委员在反帝和土地政策问题上与他的争执。
    在分化国民党的实际斗争中，鲍罗廷与中共则有着一定的分工。依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共党人多半采取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两种办法，以便在争取多数和保持其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力图使国民党在下层群众及舆论压力下不致右倾。
    1924年4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的《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公开宣称，国民党将逐步分化成左派和右派(35)。此后不久，这两个术语便经常出现在中共的宣传媒介中，“左派革命，右派不革命”的言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36)。而鲍罗廷还一再督促瞿秋白。在上海尽快出版“我们的报纸，以便有可能给他们以迎头痛击”，以及让它成为打入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楔子(37)。不过，中共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工作还是对国民党下层和权力中枢之外的分化。
    鲍罗廷则主要负责对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分化。孙中山在世时，他的重心是“影响孙中山，并使其向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施加压力”。鉴于“苏俄援助和鲍罗廷个人的非凡才能”，处于危机中的孙中山通常都遵从他的意见，尽管是勉强的。但在事实上，鲍反击右派的策略又常常受制于孙中山对右派态度的变化。“一大”前后，在鲍罗廷看来：“孙现在倾向左派，因为他很清楚，党内老的右翼分子未必能给国民党这具僵尸带来新生，但同时他又不能断绝同右派已有20年之久的联系。到现在为止，这些人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相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没有任何理由会使右派和孙之间产生什么分歧或误会。……孙知道没有左派国民党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但他还不打算同右派断绝关系。”(38)从这一观点出发，鲍有了分化国民党右派的策略，并提出“警惕右派”。
    1924年3月，鲍罗廷对刘成禺等人的控告失败后(39)，得出“斗争已经开始，是由右派挑起的。……右派在国外正在同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斗争”的结论。所以，他再次肯定了分化右派的好处：“从国民党清除老朽的角度看，组织一个新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不仅将在国民党内部推行更加明确的路线，而且将推动孙向左转，并迫使他更加果断地去致力于党的改组工作。”(40)
    6月中旬，张继等人提出弹劾案，当孙中山指示“事情要等鲍罗廷回来处理”，并委派鲍与张继等三人私下商讨后，鲍罗廷已对自己在孙面前的份量十二分自信了。于是在与监察委员的谈话中，他公然承认：“党团作用，即在划分左、中、右派”。“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党团），有左派、右派分子，如方瑞麟对中俄协定之宣言（按为反对中俄协定），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而且还向谢、张二人明确表示“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41)。
    但是，弹劾案终究还是给鲍罗廷带来了极大的不愉快(42)。因为“与右派斗争的波折如此激烈，而国民党内的局势又如此不容乐观”，致使鲍罗廷有时得出最“悲观的结论”，对国民党内形势做出了“灾难性预测”，并预言“经过几个月”他会“不可避免的灭亡”。由此，鲍坚信：国民党右派在指挥岗位上大大加强“无疑是危险的”，在一定时期内，要逐步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43)。鉴于此，鲍罗廷便很快向孙中山提出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建议。随后，由左派和中派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牵制右派主导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在鲍罗廷谨慎小心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过程中，孙中山的确越来越左转，最明显的就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地位的提升。
    1924年7月，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孙中山就不再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只参加政治委员会了(44)。在那个强势领袖政治时代，党中央的政治核心便因此慢慢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转移到政治委员会了。直至冯玉祥政变，鲍罗廷又以顾问的身份协同孙中山北上，并主持紧急中央政治委员会，全权负责孙中山的善后事宜。可以说，孙中山逝世之前，政治委员会已变成襄助总理的最高政治机关了。无疑，这为鲍日后在国民党内的权势运作赋予了合法性，并且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争权斗争增加了砝码。
    所以说，这一时期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的分化基本成功了，与此同时，他更坚定了“国民党必然分裂”的结论：“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是左派取胜，孙中山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所以“应当欢迎国民党右派的离去，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而且还“需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45)。
    鲍罗廷的估计很快得到了某种印证。1925年3月8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旨在掀起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但3月10日，在鲍罗廷的作用下，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委扩大会议轻易地将一批右派开除出党。两天后，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出现了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俄人鲍罗廷则成为了左右广州政局的关键人物。
    他先看准了一心想依靠苏联力量的汪精卫，在扶助其取得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后，便借廖仲恺被刺案进行了一次巧妙的“政变”，又使得地位不高但与之过往甚密的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军事大权，从而一举改造了国民党的上层结构。短短几个月，形势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广州这次政变后上台执政的完全是国民党左翼”(46)，他们“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47)。以致斯大林干脆主张：共产党人不应再以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了，而“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为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把国民党变成“工农政党的形式”(48)。中共中央领导人则进而宣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证实了”(49)。
    在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看来，这一局面的出现都归于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的操控。他们努力想要制止鲍罗廷的“横恣妄行”，但在与鲍的斗争中却被排挤出广州国民政府，为夺回昔日的权力地位，右派委员走上了与中央分裂的道路。
    三、右派对国民党中央的分裂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这对国民党是一大打击。孙中山不但是国民党内惟一共同服膺的领袖，更是主要的精神支柱，加上其生前未曾指定（亦为培养）正式的接班人选，他的去世必然会引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变动。
    当时的广州政局异常复杂，在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已呈现出山头并立、派系倾轧的情势。尤其在政治及党务上，自孙中山“联俄容共”以来，国民党内部已行分化：有苏俄顾问团与其所配合的中共势力，有与苏俄、中共“亲善”的国民党左派，有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彼此在权力上、舆论上互相攘夺、攻讦，实已成水火之势。孙中山则凭藉其个人的声威名望，使广州能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在他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各种势力便起而争权。
    鉴于鲍罗廷在这一变动中的操纵和运作，国民党左右两派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最终右派选择了与广州中央分裂的道路。所谓国民党的分裂，是指身为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的国民党右派和以汪精卫为最高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分裂。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对国民党中枢权力的继续分化，是此次国民党大分裂的基本原因。
    先前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唯一被公认的“独裁领袖”，同时也是左、右派的最高领导。党的大政方针大都由他做主，左右派的区别也多在对容共政策的态度、革命路线的争执上，具体表现为对改组工作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左右派之间，几乎没有大的原则分歧，更没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孙中山留下的权力真空，打破了这一平和状态，引发了空前的争夺。苏俄顾问鲍罗廷则成为了这场斗争的关键人物，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3月8日，孙中山逝世的前几天，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在北京组成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鲍罗廷视之为国民党右派分裂党的第一步，并抱以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将对我们有利”，因为“国民革命运动或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所以“有必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50)。这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对广州政局操纵与运作的本质所在。为了加速实现左右派分裂的局面，他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的分化活动做出了“七点计划”。根据鲍罗廷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就将“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确定为孙中山死后在国民党中工作最紧要的政策。即是：“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征求党员。……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51)
    鉴于鲍罗廷和中共所采取的这一分化战术，分裂很快就在北京、上海两地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了序幕(52)。北京会议上，在讨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法问题时，左右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得会议无果而终。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国民党内所谓的左右派国民党人之间首次发生的正面冲突。实际上，这也是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和国民党因为这个问题而大分裂的序幕。关于北京会议的文件，可从参加北京会议的当事人居正、邹鲁、谢持和戴季陶留下的记录做一大致的了解。
    居正在《清党实录·编辑大意》中说：“至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于北京，委员间意见已不一致，遂未毕会。迨继续开会于广州，决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竟为共产党操纵，而选举法偏利于共产派。”在《清党实录序》中，居正又说：“十四年闻丧北上，参加第三次全体会议，议未终而中断。”(53)
    邹鲁在《回顾录》中记载：“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将遗嘱原件由我带回广州，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保存……我到了广州，续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54)
    谢持日记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会议于府园六号，扶病赴之。议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甫经开议，我即提出代表选举问题，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规定选举法之失职，及现在应体察党情，以定选举。说毕已十时矣。”(55)
    邵元冲日记中写到：“近来共产派益肆为无忌，故余等不得不相结而有以抗之，彼辈刻意欲减少党员及群众间对孙公之信仰，故对于文字中崇敬孙公之处皆欲削除以为快，此吾人所不能忍者也。”邵甚至不愿再等到第二天即5月25日会议的延期闭幕，便与古应芬等人登船离粤了(56)。
    戴季陶在1925年12月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
    确之今欲救吾党，惟有解决一根本方针，合全体同志之力以赴之，唯此乃可谋党政之巩固。此方针为何？欲以总理之思想与主张之全部，为本党不用之信仰是也。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弟之固执不易者即此。而所谓右派之同志，其愚诚不可及，以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之举，群起而反对之，会议以此破裂。然而共产党方面，则有远大之见识者，认为树立二思想为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之思想为基础，则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欲将此一主张消灭之。全体会重召集于广东之日，共产党之计划，遂完全发露，经数日之争论，而后乃得一不左不右之决议。(57)
    综合上述史料，可以肯定的是：在北京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法问题，引起激烈争论，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参会人员不欢而散。由此，1925年5月24日，会议在广州续开，部分中央执监委员未出席，但仍然发生了争执。据黄季陆记载：“在广州续开的会议中，戴季陶成为了主角，他预先草定了一项《接受总理遗嘱》的宣言提请大会讨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了激烈的争辩与修正之后，继勉强获得通过。当时不仅共产党份子及所谓左派以全力来反对他，就是国民党的老同志中对他不十分谅解的也大有其人，使他事后不胜其浩叹！”(58)最终，广州会议各方达成妥协：一致接受总理遗嘱外，重申继续容共；决议开除冯自由党籍，以此警告国民党内的反共党员，还通过了被居正视为“有利于共产党”的选举法(59)。
    广州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是各派政治主张经激烈争论和当面较量产生的。尽管是勉强通过的，对于戴季陶与邵元冲来说仍然是一大胜利，他们欲以树立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地位的目标实现了。与此同时，鲍罗廷也对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鲍罗廷虽未参加一届三中全会，但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案和宣言宗旨仍然与鲍罗廷原先指导思想有关”。而且，“这次会议对鲍罗廷‘七点计划’的完成有着重大意义，对于他今后在广州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也为即将正式成立的广州革命政府奠定了总的方针基调”(60)。通过这次会议，鲍罗廷得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借口，将联俄容共的政策继续进行，并进一步加速了对国民党权力中枢的分裂。
    一届三中会议在广州续开时，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们大都没有出席。他们之所以没有参加会议有着更深的缘由：冯自由在上海成立了反对联俄容共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居正、田桐、茅祖权、刘成禺都是其成员，居正还亲自签署了《护党救国公函》。与此同时，谢持等人也在上海组织了护党同志会，《护党月刊》的矛头直指苏俄和中共，其实就是鲍罗廷与中共。而早在1922年秋天，邹鲁与谢持北上参加国会时，为发展大学生入党，创办了民治主义同志会，待国共冲突加剧的时候，则有部分成员创建了国民党护党同志驻北京办事处，成为上海护党同志会的分支机关。3月8日那天，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又同时成立(61)。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两组织暗中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在谢持1925年1月12日的日记中有所反映，记载如下：“无量约夜九时在沧白处谈话，所议者党事及俱乐部也。十二时始散，还卧已夜午一时矣。”(62)讨论俱乐部的杨庶堪、谢无量、谢持三个四川人经过三个小时的商量，还是没加入俱乐部，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在高层进行商讨了。
    如此看来，国民党的部分右派执监委员之前以“上书控告、提出弹劾案、隐居消极抵抗”等方式的反共，在孙逝世前夕已演变为“不仅是要反共，而且重点是在反苏、反对鲍罗廷”的秘密派系组织。因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可能同意戴季陶、邵元冲这些中派对中共、国民党左派妥协，更不愿开除右派冯自由，因为自己也涉嫌于党派活动，他们若参加会议，在争执中必然处于劣势，而且还会受到攻击，所以“缺席”似乎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这即是国民党右派委员对鲍罗廷、国民党左派不满的公开表态，是他们与广州中央分裂的前兆。
    接下来，鲍罗廷便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将苏俄的意中人汪精卫推上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宝座。鲍对汪的扶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成立国民政府，确立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后是借廖案大肆排挤右派中央委员，巩固汪精卫对广州政府的核心领导。
    早在孙中山抱病北京时，国民党背后的支持者——苏俄顾问团，便已开始物色孙的接班人。据时任国民党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的胡汉民述称：
    共产党来中国，其利用国民党与消灭国民党，是有严密的计划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国民党中，找到具有相当资望而又有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作为他们惟一的工具。民国十三年时，鲍罗廷和加拉罕等辈便已开始物色了。当时，鲍、加两人所拟议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与汪精卫和戴季陶三人。他们相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此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63)
    而事实上，汪精卫“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已成为重心人物，再加以起草遗嘱的关系，心态上遂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争权之心油然而生”(64)。当他暴露出“以继承人自居”的心态时，鲍罗廷便明确向汪透露了苏俄对他的器重。据胡汉民的说法：“总理将死时，加拉罕和鲍罗廷便招汪精卫到苏俄大使馆谈话，当时本院（指立法院）委员马超俊同志也和汪同志同去。加、鲍两人同声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呢？’汪精卫闻之，便欣然色喜。”(65)于是，汪精卫很快就以左派的面目倒向鲍罗廷一边，以致李宗仁说：“日后汪精卫一意左倾，甚至走路也要向左边走。”(66)所以，汪精卫能成为苏俄顾问团的支持人选，在当时的右派中央委员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了。邹鲁则就鲍、汪的结合说到：“共产党……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藉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67)
    鲍罗廷需要一左派领导人来继续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他必须将“获选”的汪精卫拥上广东领导人位置；而汪精卫左转的目的也是获取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于是，汪精卫与鲍罗廷便在这一“夺权”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上的合作。这也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分化国民党领导层的重心所在。
    1925年6月，在鲍罗廷全权策划下，国民军成功地镇压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这在汪精卫与鲍罗廷合作的夺权策略上是一关键性的转折点，“征讨的轻易成功及胡汉民态度的不够主动，业已注定胡氏将来在国民政府中无法维持其权力地位”(68)。因为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受命代理大元帅一职，他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崇高，加上其历任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重要职务，又是现任的最高领导者——大元帅，似乎理所当然的应该继承孙中山的领导权。所以，胡汉民成为了汪精卫和鲍罗廷合作争权的最大障碍。1925年7月1日，广州政府正式进行改制，由大元帅的总理制改为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汪精卫在苏俄顾问团的支持下，顺利挤走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也纷纷出任要津(69)。胡汉民竞选国府主席失败，但仍保有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与汪精卫呈对抗之势。
    胡汉民于1930年在立法院的报告中，曾两次说到：
    汪兆铭是被苏俄的加拉罕和鲍罗廷所选中的。选举的过程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下属机关政治委员会决定，然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形式上加以追认而已。(70)
    也有学者述及：
    此次国民政府的成立，从组织原则的制订到国府委员人选的产生，完全是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然后送请最高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鲍罗廷以政治委员顾问身份出席会议，试图操纵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汪之所以能跃居首席，即是鲍罗廷谋略运用上的杰作。在鲍的支持下，汪之当选国府主席本是定局，而汪本人却缺乏信心，竟于十一位国府委员票举主席时，投了自己一票。(71)
    这样说来，鲍罗廷、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排挤胡汉民一事中，也夹杂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较量了。
    首先，从国民政府的组成成员来看(72)，鲍、汪在将实权人物胡汉民挫败的同时，对右派的中央委员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邹鲁担任惩吏委员，徒有虚名；居正没有分配到任何政府职务。谢持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同时还有林祖涵、黄昌谷、甘乃光、陈丘霖四人。原来的国民党第一届监察委员，因为全部反共才会有1924年夏天的“弹劾共产党案”。现在谢持后面安上了中共的重要人物林祖涵，即便他成为监察长也不能有多大作为（按照监察院组织法，五人之中将推举一人为监察院长），所以谢持在8月15日提出了辞呈。广州国民政府虽然中共没有参加，但是几乎为国民党左派和中派主持，这又成为右派中央委员的一大斗争目标。
    而邹鲁在《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及国家真相》的一文中，对政治委员会撇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擅自决议成立国民政府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党权不在最高党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集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蔑视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此，干涉监察委员会行使权利如彼，国民政府的成立完全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执行委员会完全不知；嗣监察委员邓泽如提出弹劾案，政治委员会竟列名叫其将弹劾案撤回。”“彼政治委员会尚且目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余平常普通之事，更任由政治委员会议决发表，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存案挂号，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直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收发罢了。”(73)
    尽管如此，汪精卫在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党政最高领导权后，国民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仍然是他难以逾越的夺权障碍，同时也是他现有权力的最大威胁。不久，廖仲恺被刺案的发生使他的这一难题出现了转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廖案的发生，改变了孙中山去世前留下的整个权力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鲍罗廷与汪精卫、蒋介石开始联合掌控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不可逾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被鲍罗廷选定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所代替，军事强人蒋介石在鲍、汪的扶持下，迅速扑灭了军队内部可能的一切反抗势力而崛起。因此，鲍罗廷与汪精卫的权力由政府、军事扩大到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
    在对“廖案”的处理上，鲍罗廷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右翼势力做了彻底地清除。首先是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成立特别委员会，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将当时的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由特别委员会统制(74)。特别委员会拥有党政军一切大权的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即被解除。其次是肃清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分子，将反共的右派执监委员排除出广州中央。“廖案”发生第二天，鲍罗廷即要求特别委员会逮捕胡汉民、邓泽如、谢持、邹鲁等十余人。“当许崇智诘问鲍罗廷：事无佐证，何能擅捕？鲍答以：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有人被杀，即为证据”(75)。特别委员会未从其意，鲍罗廷便藉口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涉嫌，坚持派兵逮捕胡汉民，而后特别委员会做出决议派遣胡汉民赴莫斯科。与此同时，汪精卫获取了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
    接着在9月3日举行的政治委员会第53次会议上，议定林森、孙科、邹鲁等5人为外交代表团政府派代表。其实，在“廖案”发生以前，国民政府已有组成北上外交代表团与北方政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期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权术掺杂。但是“廖案”发生后，此决议则变为汪精卫对右派中央委员的调虎离山、遣送出境之计。事实上，政治委员会最初决议任胡汉民为外交代表团主席，只是“廖案”后，胡因遭嫌疑被派赴苏俄；鲍、汪则拟定由孙科担任，孙却以赴宁经营孙中山墓地为由，辞不应就；之后才决定改派林森、邹鲁为政府代表参加外交代表团，并以林森为主席，邹鲁为秘书，限期率代表团北上。而依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原案，代表团主席在正式会议及采取政策之前，负有与北方政府及其负责人讨论一切问题之责。可汪精卫于9月15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派遣林、邹北上经过时，却只授予林、邹“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之责，根本不谈有权与北京政府讨论一切问题之事，且又令林、邹抵京后，即可将代表团交诸徐谦同志之手，两月内便须回粤”。即林、邹所扮演者，名为“主席”，实为“领队”，名为“被派”，实为“被排”(76)。
    而对于“充北上外交代表团负责人，赴京为五卅惨案作外交宣传”这一安排，林森、邹鲁二人明知是借刀杀人之计，将欲以曹锟为黄祖，却无法推辞。其他如谢持、张继、戴季陶、邵元冲等亦被迫先后离粤。林、邹离粤后，其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则由汪精卫提名中共党员林祖涵、谭平山继任，林森的海外部长交于詹菊代理，邹鲁的青年部长由许崇清代理。这样，林、邹更为不满，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
    代表团在9月20日抵达上海后，林、邹便展开了行动，即与戴季陶、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会商，交换意见，决定根据8月10日第10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77)召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北京，筹议反共、反击鲍罗廷(78)。所以先有谢持由津浦路径行入京准备，林、邹则依照原定计划，溯江西上，经九江、武汉，联络同志，于10月14日到达北京(79)。
    在会议的酝酿中，右派委员的活动遭到了北京执行部中共党人于树德等人的阻止，便意欲转到张家口开会，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最终还是应叶楚伧等人的坚持，“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任何一方都不致骚扰”(80)。接着，林森、覃振、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敬恒、傅汝霖等人便于10月16日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决定本月梗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81)。
    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由领衔召集人林森任主席，计举行会议22次，到1926年1月4日结束，一共制定和通过了14个议案以及若干附件，制订和发表了几个通电、宣言、告同志书和驳斥汪精卫等函电。出席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有林森、邹鲁、覃振、石瑛、居正、叶楚伧、石青阳、沈定一，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共计12名(82)。因为其违背“党统”，属于“非法”召开，所以多被称为西山会议(83)。
    四、结语
    在中国国民党1923年冬季改组前夕，孙中山制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表示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只是孙的这一主张是要“师俄之方法，摈弃共产党之理论”，所以他允许“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多为联俄的需要，并希望运用共产党的办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受斯大林派遣，鲍罗廷来到广州协助中国革命。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及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孙中山接受了鲍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并聘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即政治顾问。鲍罗廷凭藉其非凡的个人能力及苏俄在背后的支持，成功地将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塞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俄共（布）1919年的党章为蓝本，修订了国民党的总章。
    “一大”的胜利召开对鲍罗廷和孙中山来说，是一个相互利用与妥协的过程。鲍罗廷获取了在广州活动的法律地位，孙中山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由鲍罗廷指导国民党改组的。孙中山也在“一大”前后得到了期盼已久的俄援（尽管是很少量的），俄国军事顾问团的相继来华，在平定陈炯明、商团叛乱等事件上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的“三民主义”还首次以宣言形式被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成为国民革命的旗帜。当然，这期间也有着相互的妥协。因为在组织原则问题上，鲍罗廷是不成功的。孙中山将党政机关的大权交给了“老朽昏庸”的右派中央执监委员会，他们有可能会将“一大”宣言“化为乌有”。鲍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国民党的改组尽管是“以俄为师”，但孙中山采取的却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方针，并非“全盘俄化”；而且孙还在盯着“自由民族”，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但为了支持鲍罗廷，孙中山又乾纲独断地排除众议，将长期追随其革命的老国民党人的反对意见都予以否决，并以其领袖的威信压制了改组时期的反共暗潮。在其“师俄”的过程中，虽抱有“防俄、防共”的疑心，却还是吸收共产党人协助鲍罗廷的改组工作，且在各组织机构都分配有一定的职务。
    接着，“一大”闭幕后，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鲍罗廷意识到今后工作的最大障碍所在。于是，在与孙中山的继续合作中，他制定了分化国民党的策略，即“分裂国民党，清除右翼腐败分子”，目的是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使孙中山左转，从而将国民革命引上苏维埃的道路。但是，鉴于这些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每个右派中央委员都列为消灭对象，而是采取了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战略，即通过驾驭孙中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或扶植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的方式，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置于其控制之下。而在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促使孙中山左转，全力扶持汪精卫夺权这一过程中，鲍与右派中央执监委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成员中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开始，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主要在汪精卫、鲍罗廷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中央执监委员之间展开，而且是围绕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争夺。直至廖仲恺事件发生，鲍罗廷在斗争中处于了明显的优势：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将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汪精卫面前最难逾越的障碍——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被解除；接着强行捕杀胡汉民、林森、邹鲁、邓泽如等右派委员，计划不成后，遂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放逐胡汉民，派邹鲁、林森北上。鉴于这一情势，广州的其他反共党人纷纷离粤，仅留下了公安局长吴铁城。可以看出，孙中山病逝至“廖案”发生后，在鲍罗廷、汪精卫的权力由政府、军队扩大到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的同时，右派中央委员却纷纷被排挤出广州政府。他们在“走投无路”、“投诉无门”的情形下，为对抗鲍、汪，便依靠其仅有的“中央执监委员”的身份，借助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名存实亡的最高权力机关，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届四中全会。简言之，在鲍罗廷对国民党权力中枢的继续分化中，右派委员选择了与中央分裂的道路，首次以清除联俄容共的名义发起了西山会议，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继续了与鲍罗廷的斗争。
    所以说，西山会议的出现是鲍罗廷对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核心组成——右派中央委员这一群体分化的结果，是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是“对中央分裂”的右派委员与鲍罗廷之间权力斗争的继续。
    

注释：
    ①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冒称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引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②③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
    ④港台学者大多认为西山会议是国民党老同志挽救国民命运、反共护党（国民党），以和平方式谋求党（国民党）的生存的举措，详参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未刊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7月；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5年版；桂崇基：《西山会议之形成与经过》，《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沈云龙：《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西山会议派反共之经过》，《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未刊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韩剑华采用政治学者D. Eston的政策分析法(Policy Analysis)及系统论为框架讨论西山会议，他将联俄容共政策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列为“输出项”。也就是说没有联俄容共政策，即不会发生西山会议。
    ⑥谢幼田指出大概由于在政变中得利的忌讳，当局从来不用“政变”一词，但是最早把这写成为“政变”者，是邵元冲日记（1925年10月1日），居正在《梅川谱偈》中则将“乙丑，中华民国十四年”称为广州政变。见《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17页。
    ⑦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版。黄季陆口述：《访黄季陆先生谈西山会议》；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均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
    ⑧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48-49页。俊豪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局初探（1925-1926年）》一文中指出西山会议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二次权力斗争，即西山会议派与广州汪政府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国民党的第一次分裂，《近代中国》第126期。
    ⑨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德福：《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光远：《西山会议派概述》，《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董江爱：《西山会议派反共纪实》，《历史教学》1999年第4期；赵德教：《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李正华：《西山会议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⑩杨奎松：《反共还是分共》，《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1)尚红娟：《“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2)通常所谓西山会议派人物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发起西山会议的林森、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新右派，以及先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老同盟会人物”；二是被迫离粤赴沪的广东大学教授团黄季陆、周佛海等38人；三是代表青年反共势力的北京及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页。本文所指的西山会议派成员则限定于反共的一届中委们。
    (13)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经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见《中国国民党周刊》14期，1924年3月30日，广州。
    (14)《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1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6)(17)(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446、266页。
    (18)居正：《清党实录编辑大意》，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
    (19)鲍在广州的计划主要有三点：1、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业已在广州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坚持把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要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以便为国民党政府建立牢固的社会基础，加强对军队的控制。3、改组军队并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苏联可以从海参崴向孙中山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孙中山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6页。
    (21)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3页。
    (22)苏维初：《国民党左派历史之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2-3期。
    (23)(24)(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7、356、445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27)(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07、489页。
    (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
    (30)杨乃良：《大革命时期我党如何区分对待国民党中的左中右派别》，《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31)(32)《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
    (33)周恩来以伍毫为名在《向导》（第98期，1925年1月7日）上发表《中山北上后之广东》，首次将胡汉民、邹鲁称为右派；《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1924年9月）认定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伦等为右派；《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1925年5月）》指出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为右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认为中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已经是真正的右派；1925年12月9日，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中指出“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为新右派，谢持、居正、覃政［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为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7、412、487、533页。
    (34)(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6、447、511页。
    (35)《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36)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陈独秀：《国民党左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述之：《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背景》，《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蔡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3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6页。
    (39)1924年3月1日，鲍罗廷、李大钊等向孙中山指名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要求严惩刘、谢、徐、冯四人。而在刘成禺做了详细答辩后，孙中山表示满意，并指出“此事当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接问总理为是”。
    (40)(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7、448、360页。
    (41)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78年版，第81-82页。
    (42)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2页。
    (44)1924年7月11日，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本营开会，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开会12次，孙中山出席8次，最后出席的是第12次会议。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孙出席第25次会议后，到北上之前再也不出席了。引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未刊稿。
    (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8-560、609页。
    (46)《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
    (47)陈独秀：《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向导》第133期，1925年10月12日。
    (48)《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0页。
    (49)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
    (5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609页。
    (51)《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52)“还在2月3日北京饭店召开的政治委员会上已决定，三星期以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但是因孙中山逝世而辈推迟。”“5月17日在广州河南大本营召开了谈话会，讨论第二届代表大会问题，及于此最短期内为应付时局而组织之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5月18日、19日召集一届三中预备会议，20日至24日正式开会。”见汪仰清等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50、153-154页。
    (53)居正：《清党实录·编辑大意》。
    (54)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9页。
    (55)《谢持日记》，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第183页。
    (56)汪仰清等标注：《邵元冲日记》，第155-156页。
    (57)《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59年版，第985页。
    (58)黄季陆：《戴季陶先生与早期反共运动》，见1959年7月19日《台湾新生报》。引《中华民国事实纪要》，1925年1-6月，第810-815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60)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61)《申报》1925年3月8日。
    (62)《谢持日记未刊稿》，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178页。
    (63)(65)《中央周报》第117期，1930年9月1日。
    (64)(68)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423、429页。
    (6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67)(69)邹鲁：《回顾录》，第173、167-168页。
    (70)(7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09、374-375页。
    (72)国民政府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林森、徐谦、廖仲恺、戴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16人，其中的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5人为常务委员。详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73)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21页。
    (74)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第340页。
    (75)邹鲁：《回顾录》，第199页。
    (76)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17页。
    (77)孙中山逝世后，鉴于鲍罗廷对汪精卫的扶持，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成立和政治委员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共党团组织在国民党内的壮大之势，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邓泽如、伍朝枢、孙科、邹鲁等人对自身的权力地位产生了危机感，故多次秘密会商，企图以会议之方式，多数之决议（国民党党籍者固占绝对之多数），以对抗与汪精卫、鲍罗廷。于是在8月15日，由胡汉民提议，决定于是年9月15日在广州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8月11日，鲍罗以“昨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重要议案，未得预闻，实为抱歉”，试图打消原议。9月15日，因“廖案”发生，情势变化，第108次常会决议延期，最迟应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星期以前开会。参见《中华民国事实纪要》（1925年7-12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196、338页。
    (78)在与鲍罗廷的斗争中，右派中央委员实早已有召开一届四中全会的打算，而且是要以“排除共产分子”的方式来反击鲍罗廷对他们的排挤，并以此对抗于鲍罗廷的分化战术。谢幼田也指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迅速整合，使得他们一致地决心驱除鲍罗廷、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权力把持。他们毫不怀疑，只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修改有利于中共的选举法，再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会很轻易地把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一切也就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02页。
    (79)(81)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244页。
    (80)蒋君章：《西山会议与戴季陶先生》，《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82)对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西山会议派成员说法也不一，邹鲁在《回顾录》中说是12人；居正著《梅川谱偈》，虽没有直述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却说他到北京之前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已离北京。照这样说法，参加西山会议的比邹鲁所说的差一人；而居正在主编的《清党实录》一书中，西山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人数共14人。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定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为12人。
    (83)《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中，中共首次提出“西山会议派”的概念，此后“新右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概念逐渐盛行。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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