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而且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者。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就勾画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蓝图。
    《建国方略》一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3部分构成。这部书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在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建国方略，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真研究他的治国方略，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无裨益。
    一、建设国家的理论基石——《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建设国家的理论基石，着重阐发了宇宙进化论和“知难行易”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论证了“行易知难”。孙中山分别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行易知难”的例证。
    首先以饮食为例，指出它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寻常普通、不可一日缺少的事情。但是对饮食的“底蕴”，一般人，甚至包括某些科学家一辈子也不知道。
    孙中山又以古人兴办大型工程，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大运河，以及欧洲的战壕，多半为需要所迫，多半不是事先规划，而是只管进行，因此成功也多半出于不自觉。
    孙中山高度评价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是人类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认为：进化者，自然之道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物种进化的原则。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反对把物种进化的原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因为那样就会成为社会进化论，陷入弱肉强食陷阱，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国家辩护。通过上述种种事实，孙中山详尽分析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
    第二，论证了“行先知后”的观点
    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观点。他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加以比较，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即便知道了，仍然畏难而不敢行”。清朝为什么衰弱、落后、挨打呢？就是受传统观念的毒害太深，必须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再干，那就必然应验中国的一句俗话“黄瓜菜早凉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蒙昧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不断认识的进化发展过程。
    孙中山以美国、日本、泰国为例，说明国家要富强，文明要进步，非要有一点冒险精神不可。他相信美国、日本和泰国能做到的，中国更能做到。假如我国的有志之士，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奋起仿效，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设一个世界最文明进步的中华民国，就易如反掌。
    同时，孙中山并非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发达的时代，凡是做任何事情，必须先求真知识，然后才开始实行。这样，可以避免失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不能坐而论道，而应该身体力行。他以美国工业发展为例，勉励国人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实业救国，不必等到我国教育普及，知识完备以后才开始实行。否则，就坐失良机，实在痛惜。
    孙中山总结自己30多年革命的艰辛历程，满怀信心地指出：“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他得出结论“有志竟成”，激励国人对民主革命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去实行。
    二、中国经济早期现代化的方略——《实业计划》
    在《实业计划》这一部分里，孙中山强调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三步走的思想。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现，孙中山为此提出必须分三步走的思想：第一步，引进外资。政府为了建设需要必须引进外国资金，充分利外国先进的管理人才和熟练技师。第二步，中外合作。必须设法外国专家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互相帮助。第三步，厉行合同。由中国政府召开正式会议，签订条约，避免上当，重蹈清朝的覆辙。
    第二，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孙中山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的经济开发，应分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两路进行。他认为，凡是可以委托个人办理的事物，并且个人办理比国家经营为适宜的，应当由个人办理，由国家奖励，用法律加以保护；至于不能委托个人独自经营的企业，应当由国家来经营。
    第三，提出了引进外国资金和外国人才的方案。孙中山认为，中国经营各种实业建设，必须大量吸引外资和外国熟练的人才。他确立了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基本原则：一、必须选择最有利的途径来吸引外资，利息轻，无抵押；二、引进的外资必须用于发展国民最需要的企业，不能挥霍浪费；三、引进外资必须由企业出面签订合同，不需要政府担保，不带政治性质。这样,他吸取了近代中国的经验教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方略。
    第四，开发水利。在渤海湾建立北方大港，成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的策源地、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的枢纽；在杭州湾建立东方大港，在浦东创造市宅中心，实际上提出了开发浦东的问题；以广州为中心，建设南方大港。整治长江、黄河、淮河。
    第五，修筑10万英里铁路，包括中央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整个铁路系统连接蒙古、新疆、西藏，覆盖全国各地。建设铁路经济。武汉作为中国本部铁路系统的中心，又是中国中西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中国茶叶的大市场，必将成为像纽约、伦敦规模的世界大都市。他预言南京、镇江的发展前景广阔。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口31个。
    最后，孙中山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不能沿彼西方文明的旧路径而行，中国必须别辟新途，也就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综上所列《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
    三、民主政治建设——《民权初步》
    孙中山比喻，国家像一棵大树，政党就是树根；只有树根健康地发育，枝叶才能茂盛。“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当暴力革命时，需要“以党建国”；在和平建设时，需要“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以党的主义治国。 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先后建立了负责立法的临时参议院，负责行政的临时大总统和行政各部，只是由于时间仓促，负责司法的中央审判所未来得及建立。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颁布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法规，显露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端倪。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大进步。”这顺应了历史潮流。
    五权宪法是由孙中山所独创。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指出：“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不能学”或“不必说”，是指不能照搬，而是要结合本国国情，适当地改造。五权分立，就是借鉴西方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发展的产物。孙中山认为，“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西方通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可以互相制约，秉章办事，避免专制。但孙中山认为，仅仅这些还不够，必须再加上两权，即考试权和纠察权。通过考试制度“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才掌管国务”；使用纠察权，“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也就是裁判官吏。孙中山形象地把经过考试任用人才称为放出去的权力，把通过纠察惩罚官吏称为收回来的权力。加上这两权，人民就能牢牢地掌握大权，使有能的官吏恭顺地为人民服务了。
    人民处于什么地位，官吏与人民的关系怎样，可以反映出政权的性质。孙中山认为，既然是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那就应当“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官民关系。“以人民为民国主人，既为主人，应有主人之资格，为主人之度量。政府为人民之公仆，既为公仆，必须主人之信任，然后可以有为，否则进退失据。”孙中山制定了会议规则，会议按照一定秩序有条不紊。国民的一言一行，秩序井然，才能收到集思广益的功效。投票表决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地位一律平等，少数服从多数。
    选贤任能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在共和政体下，官吏不属于总统私人，而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才能任用。“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选拔官吏，一要不拘一格，二要打破乡土观念，有效措施是进行考试。“考验则真才出，真才出则政治良，政治良则国可得而治也。”
    他要求革命党人“天下为公”，指出：“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党，此又何足为怪。”他严格规定：“凡百官吏于就职，必发誓奉公守法，不取贿赂；以后有违誓者，必尽法惩治之。”几十年间，他艰苦奋斗，缩衣节食，轻车简从，两袖轻风，不治家产。在他逝世后，有人送挽联称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振兴国家的良策；称赞他“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
    《民权初步》是一本民主政治的专著，集中论述了孙中山的政治民主化思想。有规则的会议，其组织必有选定职员以专责成；其行事必按一定秩序有条不紊。一言一行，秩序井然，才能收到集思广益的功效。投票表决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地位一律平等，少数服从多数。
    作者简介：赵书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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