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教会女生的政治意识问题，学术界有一种惯常的看法，即认为她们不爱国。客观地说，这是一种祛除具体历史场景的误解。江南地区的教会女学最早且最发达。在近代中国“国族重建”的大背景下，江南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经历了从“新教民”到“新国民”的转变，教会女生的国民品性亦从“谋己利”转变为“争国权”。在民国初年，“为民族而挣扎”的江南教会女生们，通过“游移的身体”直接“负责任的救国”和经由“作文”感怀国事、启迪民智，进行间接的“理性救国”两种途径，向世人展示了一部感悟国族危难、探究国难根源、觉醒国民意识、履行国民责任的“她”的国族史。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中的国族认同所体现的内在理路，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压力下基督教教育的中国化问题。
    关 键 词：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国族认同/“她”的国族史
    作者简介：周东华(1976-)，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在职博士后，主要从事民国浙江史、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现代化理论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浙江杭州310036
    长久以来，关于近代中国教会女生的政治意识问题，学术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认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不爱国”。理由是，在近代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教会学生的“情绪和行动，常常不如非教会学生之高昂激烈”；在教会学校内部，女生又不及男生“主动积极”。①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抛开具体历史场景的误解。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一位女生宣称：“一些人认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必然会忘记自己的祖国。我作为教会学生之一员，否认这种说法。我们不去演讲、不张贴广告、不以煽情的演讲或‘示威’唤起公众的觉悟，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急切地向我们的士兵、战士和农民表达我们的同情，努力学习和工作以使我们自己在毕业后成为优秀的公民。”②从地域分布看，包括今天的上海、杭州、南京、嘉兴、苏州、湖州、无锡、常州、镇江等江南地理区域内的教会女学，堪称晚清以来中国教会女学的模范区，留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本文试图从江南教会女生自身留下的“集体记忆”中探究其政治意识尤其是国难之下的国族认同问题，以期发现为人们所忽视的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
    一、“新教民”与“新国民”：教会女学培养宗旨的变更
    自五口通商以来，基督新教伴随欧美帝国主义在华攫取的各种特权鱼贯而入，由沿海而内地，建立了诸多学校。五口之中的上海与宁波，是江南地区基督新教势力渗入最早的地区，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设教会学校之地。1844年，英国独立派女传教士爱尔德赛(M. A. Aldersey)在宁波创办的女塾，“不独为吾甬之先河，实亦举国之嚆矢”；③1850年，美国裨文夫人在上海“慨我国风气闭塞，妇女知识浅薄，即于是年春创设女塾”④。此后，江南地区陆续建立了诸多教会女校。1881年，合并裨文、文纪两校后之圣玛利亚女校，“开沪渎女校之先河”；⑤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专教女性，无论年龄大小，只须愿守塾规，皆可来学”；⑥1890年，中西女塾在上海成立，被誉为江南地区“最完备的女学校”；⑦1909年开始筹设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堪称江南地区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示范”。⑧据统计，截至1911年，江南地区相继成立数十所教会女校，其中办理卓有成效者2l所，学生1300余人。⑨到1920年，江南地区的教会女学居全国之冠，仅江苏、浙江两省教会学校占全国总数的22%。⑩杭州的弘道女中、冯氏女中；宁波的甬江女中；湖州的湖郡女中；上海的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裨文女中和上海女子医学院；南京的美以美女校、基督教女中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镇江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诸校，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传教士看来，教育不但能够将女童们置于“福音”之下，转变她们反对和恐惧外国人的偏见思想，使她们较以前更能接受耶稣的爱；而且能够使妇女们识字和获取一定的普遍知识，能够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11)因此，传教士教育家纷纷将兴女学作为传“福音”的途径，其教育宗旨也基本确定为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传道人——“新教民”。江南教会女学也不例外，宁波女塾的“学生们每日学习基督教真理、学习一般教育科目与针线刺绣，以期将来能适应生活的需求”。(12)上海中西女塾规定，“凡入本塾者必读圣道之书”(13)；镇江女塾规定，“本塾每日八点进塾……每礼拜六、日放学，做一切杂事，以及学习针线，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14)。
    应该说，早期江南教会女学将学生培养目标界定为培养具有相当知识技能且能传播基督福音的精英，是契合基督新教入华之初衷的。但是，随着中国国难的日深，这种培养目标开始遭遇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在近代中国“国族重建”成为根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能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新国民”，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康有为说：“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15)梁启超亦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16)作为维新代表人士，康梁提出了“强种即强国”的理论，希冀从国民教育角度探究造成中国与西洋诸国、中国与东洋邻国之间差距的根源。云窝指出：“旧教育死，新教育生，旧国民之无教育者死，新国民之有教育者生，其期请自今日始。”(17)在女学方面，官立女学的创设，明确提出其培养目标是为中国培养“新国民”。勇立指出，“使女子有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以为异日陶铸幼童之地者，固当今第一要务也”，因为“内则所载，女诫所言，固不可以稍背，而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亦不可无。非欲其干预外事也。家庭教育，感化最大，若其母无国家之思想，公共之观念，则其子出而任事，必无裨益于国家而有碍于公众”。(18)中国女学教育中最重要者在妇女“爱国之心”的培养(19)。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所确立之培养兼具国家思想、公共观念、能端天下“母范”的“新国民”的教育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在江南地区，一些教会女生甚至因此而萌发了类似“新国民”的思想。1905年，上海中西女塾毕业生陆秀贞在其毕业论文中大力论证天赋人权与自由国族观念，可视为其中典型一端。其文称：“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20)在此背景下，教会学校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纯粹的培养“新教民”的教育宗旨，转而注重培养“新国民”，希望借此再次实现传播福音的目标。据称：“得新知识获良品行而服务于社会者年有增进，时当1910年也。自此以后，政府于教育之提倡极为尽力，各教会团体于上海设立学校者亦甚众，而本校为社会所推重，更当自勉奋进以为国家造人材。”(21)及至“五四”之后，培养“新国民”更成为教会学校无可避免的选择，“以基督救世之热忱，与其乐于牺牲、勇于服务之精神感化学童，使其得着宗教上的无量力，庶爱国时，不为势利所屈服而得忠爱国家到底；庶服务时，不因险恶环境而绝望而得服侍社会到底”。(22)从“新教民”到“新国民”，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
    有人称：“中国国家正处于塑造之时，中国学生又是觉悟分子的中心点。……现在的中国是我们所不满意的，大概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脑子里。中国对于世界的首要责任就是把自己更新。我们所最盼望能够担负这样责任的人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学生。”(23)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塑造“新中国”的浪潮中，国民意识已然觉悟之江南教会女生，不输入后，勇敢地承担起“塑造”中国国家的“责任”。
    二、从“谋己利”到“争国权”：教会女生“国民品性”的再造
    伴随着江南教会女学培养目标从“新教民”到“新国民”的转变，教会女生个人权利与国族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即从“谋己利”转变为“争国权”。
    初期的教会女生，大多为贫苦家庭或遭遇不幸被解救的女孩，并无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在培养“新教民”的目标下，她们所谋求者，无非是得到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拯救。宁波女塾学生沈阿凤致传教士爱尔德赛的一份私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说：“我只是降生在这个广阔而自私的世界里的一个年轻无助的寡妇和孤儿。但我很快记起《约翰福音》十四页十八行的一句话，这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您教我记住的。那时我就要离开学校了（即将结婚）。您对我说：‘沈阿凤，你不会孤独的，救世主与你同在。’我最亲爱的教母，为我祈祷吧，这样我就可以在这个痛苦而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成为上帝有用的、忠实的、聪明的、谦恭的仆人。”(24)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教会学生所拥有的西式教育背景使他们能够胜任诸多与西方有关的工作，教会学校的吸引力慢慢加大，其生源也从社会底层转变为官僚士绅子女。就教会女学而言，由对贫苦女生的拯救变成了富家小姐的游乐园。对此，“静之”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评论，她说：“就已有的女学校而论，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崇楼杰阁璀璨巍峨的教会女学校，里面的设施异常考究，不愧当宫殿之称。进去读书的学生们，大都是富家的小姐，出入汽车洋房之间，穿的是炫耀入目的锦绣绫罗，西装革履，口红眉蜡，扮成了娇艳的容颜。英语可以说得很流利，钢琴可以弹得很铿锵，交际舞的步伐也很合节拍，吃西菜的规矩也很娴熟。这种女学生可以代表女子教育中了欧化的毒，她们已是丧失了女子独立的观念，做一种皇后名媛的美梦，什么学问国家民族的思想全不在意，她们只可以供人类欣赏而不能做成一个人物。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基督教的教育权，已经一部分收回，而教会学校的习气，迄未革除。女子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完全和现实社会隔绝，造成了许多帝国主义商品的消费者，丧失了民族独立的根性，这实在是女子教育最大的损失！一般的家长，仍旧愿意出重资送女孩子进这种贵族式的学校，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要把自己的女儿造成真正的国民，而是以为女儿受教育纯粹是一种消遣性质，读点书识几个字玩玩罢了。与其说这种学校是求学的地方，不如说是女子欧化的训练所。”(25)
    “静之”的这段评论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教会女生“谋己利”之特征。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民国成立后，随着教会女学“新国民”培养目标的确立，“静之”所谓的“女子欧化的训练所”正在转变为“真正国民的造成地”。裨文女生称：“我爱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拥有光荣的历史，其公民发明了诸多事务。现在她的处境十分艰难，故她的公民重担在肩。……学校给我们教育，教育给我们知识。如果我们拥有知识，我们就能控制一切。教育为我们提供公民权。因此，教育是成为一位好公民最重要的基础。”(26)杭州基督教学生界宣称：“世界各处基督教学生事业，对于唤起舆论，鼓吹社会问题，即国际问题之研究，及著作基督教文学，而供学生享用，无不彰彰在人耳目，按图可索。是故我国学生界于今有空前之大责任在其目前当建设健全有力主人格，促进社会之改造也。”(27)《裨文年刊》所提出的“注重公德勤学好问，为我座右铭；身心端正能力健全，显我民族性”，或可作为江南教会女学重塑其学生国民品性的誓言。(28)从而，以教育救国为理念，以服务国家社会为根本的“新国民”教育，造就了诸多“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教会女生。她们的“国民品性”，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最初的检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官立学校学生的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后均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讲演、请愿等，开创了中国国民表示爱国热情、履行国民责任的新形式。“基督徒处此国家多难之时，岂可作壁上观而无所表示也哉！”(29)虽全非基督徒，但江南教会女生仍然主动参与到“争国权”的大潮中。以杭州的教会女生为例，在运动中，弘道女中、冯氏女中等女生，和其他官立学校学生一起，宣称“于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应“共图挽救于万一”而“使国赖以存”。她们参加游行，高举“还我青岛”、“同胞速醒”、“毋忘国耻”、“劝用国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口号，展示其作为“新国民”的诉求。弘道女生胡华因总结道：“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界为之一变，蓬蓬勃勃，监督政府，唤起舆论，提倡国货，热心服务，大有今日中国主人翁之势。”(30)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杭州教会女生再次跨出学校这个相对固定的场域，加入到“街头”这个变动的空间中寻求“国民身份”的展现，发表函电，参加国民会议，举行示威。(31)北伐胜利后，裨文女生“钰”称：“时至今日，统一功成，国耻应雪，此正志士为国效劳之日，壮士束装从戎之秋也。若尚泄沓逸豫，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诚智者所不取也；若能勤于服务，忠于成仁，团结国内实力，致志实业建设，锻炼公民体格，保卫国防要塞，一德一心，群策群力，则不数年后，定能光复我国荣耀者也。”(32)其语充分展现了江南教会女生“争国权”的拳拳之心。
    高素素指出：“女子者，国民之一，国家所有，非家族所私有，非男子私人所有，具完全人格者也。故所受教育方针，当为女子自身计，当为国家前途计，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奴使也。”(33)江南教会女生通过“游移的身体”所展现“国民身份”，是民族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无声呐喊。客观地说，这只是她们显示“新国民”的冰山一角。对这些能书会写的女学生而言，更多体现她们“国族认同”的观念集中在她们写下的文字所汇集的集体记忆中。
    三、“为民族而挣扎”：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中的国族认同
    近代以来，江南教会女生的培养目标随着清末以来中国“国难”的日深而被强制性纳入“国族重建”的轨道。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种种救国的方案都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涵。在此背景下，“新国民”代替“新教民”成为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旨。与此同时，认识到“国难”与“国族”的教会女生，其“新教民”旧躯体中隐藏的“国民”品性被她们主动挖掘，嵌入到“国族重建”中，生成为“新国民”的自我形象。义和团运动、黄花岗起义、武昌首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20世纪初接连不断地国难刺激和国族重建，使得置身其间的教会女生或通过“游移的身体”直接“负责任的救国”，抑或经由“作文”感怀国事、启迪民智进行间接的“理性救国”。由此，江南教会女生书写了一部她们自己的国族史。
    从江南教会女生留下的集体记忆看，她们自己书写的“国族史”包含感悟国族危难、追寻国难根源、唤醒国民意识、履行国民责任四层意味。
    第一，用诗歌、散文、政论等文体，多向度揭橥中国日深的国难，展示出教会女生感怀国难的无奈心情。以“九一八”为例，杭州弘道潘新芬诗曰：“河山拱手让倭夷，北望辽东动我疑。廿万军人齐解甲，讵无抵抗一男儿？”(34)蒋政感叹：“几次庚午九一八，倭奴辽吉大屠杀。主义崇拜不抵抗，十万貔貅一夜拔！长官年少爱风流，京华蝶梦正悠悠。锦帆不管无家恨，笙歌日夜醉迷楼。讵知异军突然起，迭败倭兵万姓喜。白山黑水顿生光，一旅孤军称马氏。堪叹练兵三十年，年年萁豆苦相煎。余子尽作壁上观，李陵晚节苦难全！呜呼倭心那知足？遂教得陇又望蜀。辽沈既揖门前盗，淞沪竟使遭荼毒。忠勇难得十九军，独抗暴日气薄云。敌易四帅匝月间，飞机大炮来纷纷。痛苦后援竟不继，旦塌长城坏道济！愤来欲斩秦桧首，扫除云雾消霁翳！”(35)上海裨文女生“奇”称：“你看九一八、一二八……等，又快要有一个×××。唉！亡国不是快要临到头了吗？亡国奴这个可怕的名词要为我的头衔了。这是多么地可恶呀！”(36)中西女塾张韵斐则在其作文中盛赞马占山英雄抗敌的行为，严责国民党军队“背城四逸，不战而退”的可耻行径。(37)
    上述诗歌和政论文描绘了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齐解甲”的东北军和“气薄云”的十九军；“年年豆萁相煎”的中国与“接连拱手相让”的中国；“蝶梦悠悠”无家恨与“后援不继”坏道济，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包含在“两个世界”中隐喻一清二楚：“讵无抵抗一男儿”想要表述的不仅仅是对东北军“齐解甲”未尽军人和国民义务的控诉，更是对“男儿”隐喻的“国家”丧失“国权”的愤慨，也是对自己身为“女儿”的遗憾。“愤来欲斩秦桧首，扫除云雾消霁翳”，寄托了这些教会女生一颗浓浓的爱国心。
    第二，江南教会女生看到了中国国难深重，已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对于造成如此“国难”的根源，她们都认为是国人和国家“不思进取”，“不肯牺牲”，缺乏“国族认同”。弘道高三学生陈靖称：“社会、国家和世界存在惟一的原则，就是‘进取’，不能‘进取’者，便没有生存的可能！世界各国都因着有‘进取’的精神，飞一般的随着潮流进步了，独颓唐、委靡不振的中国，远远的被撇在后面，自然，危机日甚一日了。”(38)上海裨文某女生亦强调，造成今日中国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缺乏好公民。一个好公民是愿意为国捐躯的”(39)。杭州弘道女生章蕴芳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她说：“中国民族现在所以会一日不如一日，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烈士太少了，而乐于独善其身的人太多了。不但没有一个慷慨激昂、愿为国牺牲的烈士，连稍存一点国家的观念，肯舍弃自己的私利而为民族稍尽一些责任的人，也是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不必抱怨于帝国主义的横暴，也不必归咎于政府的不爱国，而其罪魁，则完全是我们自己本身。”(40)
    稍稍阅读这三篇作文，就能发现扑面而来的“国族认同”感，短短百余字中充满了对中国“国族”性格的描写、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描写。她们所控诉的“颓废、萎靡不振”的“国族”性格和缺乏“国家观念”、不肯为“民族尽责”的“国民”性格，寻找“慷慨激昂、愿为国牺牲的烈士”，所要展示的正是她们自身自觉的“国族认同”。
    第三，江南教会女生对“国族认同”的强烈呼唤，必然体现在对“国民责任”的认同上，希望她们作“悍然觉悟”的“国民”。对此，裨文女生“畹”称：“国难日深，民族沉沦的中国，救死图生，妇女也有重大的任务。女子自有与生俱来的有为精力，也决不能让她埋葬在单纯的养男育女之下，妇女同样是国民，她负有更大的使命工作！”(41)另一名裨文女生“近”写道：“九一八、一二八，华北几省早成为敌人的掌中物了！啊！中国所受到的刺激真太大了，而且不断的如潮般的事件还在发生着，中国的人民的确该醒悟了。人家给我们这许多耻辱，这许多刺激，我们难道一些反应都没有吗？中国人民是应觉悟了，起来吧！快除去睡狮病夫的名称，做一个和欧美并驾齐驱的强国。”(42)弘道女生则更为明确地提出：“须知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是国家，是民族。我们要为国家和民族杀出一条大道，使我们的国家民族能强盛复兴，而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那样才不愧是为大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是青年，是来日方长的青年，我们要努力，要奋斗，为祖国谋一条平坦光明的出路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青年唯一的责任！……我已说过，个人是依附国家而生存的，现在国难已这样的严重，每一个中华国民都应该迎头去征服国难，而不可被国难所征服，那才是正理。”(43)
    在上述集体记忆中，女生们明确表达了作为“新国民”的自我对“国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国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和民族，即“国族”；作为“大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国民”应该“迎头去征服国难”，惟有此，“国家民族”才能“强盛复兴”，“个人”才能“依附国家而生存”。
    第四，教会女生已然将“国民责任”作为“悍然觉悟”的国民资格的象征，那么，国难中“国民”该如何实践这份责任呢？江南的教会女生们提倡两种“救国”途径，即“负责任地救国”和“理性救国”。
    就“负责任地救国”而言，她们呼吁不要用“口头的空套”或“纸片上的铺张”来爱国，而应该用“鲜血”、“牺牲”救国。上海某教会女生强调：“我们处在现今水深火热的中国，这种种苟安自弃的思想，当一一从脑海总抛掉！我们要轰轰烈烈地奋斗！把万无可推的责任肩挑！有志的青年！来！快！擂起我们的战鼓，舞起我们的大刀，前进！前进！努力！努力！我们要杀开一条光明磊落的大道！”(44)杭州某教会女生则主张用“热血灌溉将泯的心”，“持铁锤捶平心中头恨”，“铸就利刃，斩除我中华一切的敌劲！”(45)
    “理性救国”方面，女生们认为“研究科学是青年们最大的任务，也是救国根本的方法”。(46)例如，裨文中学的一位女生强调：“科学能够帮助中国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47)杭州弘道一位女生称：“我们学生的最重大责任，是在努力发展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各人尽个人的力，将我们所荒废的光阴——喊口号，游行——去用在书本上，培养我们知识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作。”(48)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两种爱国途径中，学生们更倾向于理性爱国。对此，楚裳有一段相当清醒的评论。她说：青年“满想为国家为人民作一番大事业，但是因为盲从附和的缘故而葬送了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原抱的志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受了盲从附和的毒害而误入歧途是值得我们替他可怜的！更有些是为了‘利’的引诱而受了人的利用作了人的工具”。(49)嘉兴女生蒋露露(Kiang LuLu)也认为：“一个中国公民唯一的责任是使中国富强。……但是，挽救国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四点：第一，我们必须有丰富的知识；第二，我们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思想；第三，我们必须遵从法律；第四，我们必须有爱国主义。”(50)赵云凝写道：“莽莽禹甸，芸芸黄裔，在有亡国灭种之虞，而吾侪青年，曷不投袂以起。”(51)裨文女生“晶含”亦称：“我是中国人，生时不能为国家牺牲，死作厉鬼亦为中国做一个守义的鬼魂！”(52)江南教会女生在她们作为集体记忆的“作文”所表达的“自我”形象，是“悍然觉悟”的“新国民”；是“为民族而挣扎”的“新国民”；是“为大中华民族谋平坦光明出路”的“新国民”。朱自清所谓的“迫切的国家之念”，已然成为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中沟通“谋己利”的“新教民”与“争国权”的“新国民”之间的桥梁。
    四、“她”的国族史：集体记忆中的国家与身体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场域中，研究女性问题既离不开“国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也不能否认女性自身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之微观叙事。因此，一部“她”的国族史，必然是一部国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与女性自我的微观叙事之间双向互动的历史。
    一方面，“国家”决定着女性的教育宗旨及变迁，这在民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更为显著。当时有人撰文称：“吾人深以基督教学校确有存在的理由。尤以今日公家教育未能普及，永久基础尚未巩固，学校办法未尽完善，教育方法未臻优良之际，无论为国家主义，教育本身，或信仰自由起见，吾人对于基督教或任何私立学校皆不应有消极的摧残；只有善意的指导，积极的扶持。”那么，何谓“善意的指导，积极的扶持”？该文继续写道：“兹已应时势主要求，开始作根本的改造矣。其改造程序即先求宗教行政与教育行政之分立；第二步，则求学校管理、行政，及教授用中国人。”一言以蔽之，“改造其课程内容，使合现在中国的需要，务使宗教行政势力所及的学校，变为独立的私立学校；外国教会的学校，变为中国基督教的学校；外国传教士的学校，变为中国信徒设立的学校；外国色彩最重的教育，变为中国化的教育。”(53)教会教育之中国化，体现在教育目标的变更上，即是从“新教民”到“新国民”的转变；体现在教会女生的国民品性中，即从“谋己利”到“争国权”的转变。这是“国族重建”的宏大叙事对身体的规范。
    另一方面，身体对国家强制框定的教育目标拥有相当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例如，面对国难，我们不能否认的确有部分教会女生觉得“爱国”与她无关，所求者为其“己利”。但对绝大多数教会女生而言，“国难”意味着国民责任。“奇”宣称，面对“国难”，教会女生都应具备如下七种“精神”：“（一）准备的精神。什么叫准备的精神？就是各尽其能，各事其事；使每一个份子都在这非常时期发生其力量。（二）牺牲的精神。为了我们的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存亡，所以我们不得不牺牲现在的幸福来谋将来的安全。（三）进取的精神。用以恢复衰老的中国。（四）救危的精神。见到了危难，不要畏缩，反而要有去救这危险，消灭这危难的精神。（五）团结的精神。（六）干的精神。（七）守纪律的精神。”(54)在她看来，唯有此才能称得上“负责任的爱国”或“理性爱国”。这是身体“能动性”的微观叙事对国家的反拨。
    由此，回到本文开篇所论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女生的政治意识与“爱国”问题，可知江南教会女生之“爱国”有“负责任之爱国”与“理性爱国”两种，前者凸显国民品性，后者赞扬知识水准，所区别者，她们更相信“理性爱国”的有效性。上海徐汇女中唐巧贞称：“世界上无论任何一国的兴亡或盛衰，和他本国的教育，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人民知识的水准，另一方面又可以弥补人民品性的缺陷；既可以发现固有历史性的文化，又可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55)“国难”面前，江南教会女生自己书写之“国族史”，或可约化为一部“提高知识水准”和“弥补品性缺陷”的中观历史。
    

    注释：
    ①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6(4)，第154页。
    ②Tsang Sieu-Ai, Sr.Ⅱ, "Some Duties We Have Done for Our Country", in The Phoenix，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40。
    ③《甬江女中25周年纪念刊》，第1页，宁波市档案馆馆藏，档号：旧30-1-19。
    ④《校史》，载《裨文年刊》（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27。
    ⑤但家璠：《同门会颂词》，载《圣玛利亚女校五十周纪念特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号：Y8-1-532。
    ⑥(14)《镇江女塾章程》，载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341-34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⑦［日］佐藤尚子编集：《支那ニ于クル外国人経営ノ教育施设》，第168页，东京，日本书センタ一，2005。
    ⑧"Appeal for a Union Women's College for Central China",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Box155, Folder 2965. 香港中文大学特藏。
    ⑨［日］佐藤尚子编集：《支那ニ于ヶル外国人経営ノ教育施设》，根据下篇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状况综合统计得出。
    ⑩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第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Mrs. F. Y. Gouch, "Day-School, Male and Female",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p. 186-188.
    (12)William Dean, The China Mission, Embracing a History of the Various Missions of all Denominations among the Chinese, with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Deceased Missionaries, New York: Sheldon & Co., 1859, p. 141.
    (13)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第3页，上海，1913。
    (15)明夷（康有为）：《公民自治篇》，原载《新民丛报》第五、六、七期，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6)梁启超：《新民说》，第4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云窝：《教育通论》，原载《江苏》第三期，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59页。
    (18)勇立：《兴女学议》，原载《东方杂志》第3年，1907(13)，收入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第631页，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19)《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原载1907年3月28日《南方报》，见《东方杂志》，1908(7)，收入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第654-655页。
    (20)陆秀贞：《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载《华美教保》，第16页，上海，美华书局，1905。
    (21)《裨文年刊》(1937)，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U102-0-228。
    (22)同人：《本刊宣言》，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25。
    (23)《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商榷》，载《生命》第2卷，第7期，1922。
    (24)［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141页，沈弘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5)静之：《中国女子教育的危机》，载《江苏教育》，1934(4)。
    (26)Class of 1937, "How Can We be Good Citizens"，载《裨文年刊》(1937)，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27。
    (27)《基督教学生界之世界运动》，载《杭州青年》，第1卷，第21号，1922年2月22日。
    (28)《自治会会歌》，载《裨文年刊》(1937)，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27。
    (29)杨振杰：《基督徒之爱国》，载《神学志》，第6卷，第2号，1920。
    (30)胡华因：《今日学生之缺点》，载《弘道》，1923(1)。
    (31)《各地加入五卅运动（三）·杭州》，载《民国日报》，1925-06-04。
    (32)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载《裨文年刊》(1937)，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27。
    (33)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
    (34)潘新芬：《暴日占东北有感》，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926页，杭州市档案馆馆藏，档号：旧36-1-12。
    (35)蒋政：《感事》，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926页。
    (36)奇：《国难期中我人应具的精神》，载《裨文女子学校民廿五级级刊》(1936)，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26。
    (37)张韵斐：《表龙扛马将军》，载《墨梯》，1932。
    (38)陈靖：《中国的危机与青年的责任》，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717页。
    (39)"China Needs Good Citizen"，载《裨文女子学校民廿五级级刊》，1936。
    (40)章蕴芳：《读〈林觉民烈士与妻诀别书〉一文书后》，载《弘道》，1935(8)。
    (41)畹：《新时代妇女的路径》，载《裨文年刊》(1937)。
    (42)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说》，《裨文年刊》(1937)。
    (43)永孟：《一封公开的信》，载《弘道》，1936(11)。
    (44)叶莲珍：《春——贡献给我们有志的青年》，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Y8-1-532。
    (45)徐道秉：《铁匠》，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926页。
    (46)盛缇：《快些回过头来》，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722页。
    (47)Lee Yuen Tsung, "Patriotism in New China"，载《裨文年刊》，1937。
    (48)钟珊宝：《学生爱国运动的我见》，载《弘道》，1936(11)。
    (49)楚裳：《青年的危机》，载《蕙兰》，1935(5)，杭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旧38-1-17.
    (50)Kiang Lu-Yu, "The Duties of a Good Citizen", in The Kashing Bell, 1934,pp 37-38.
    (51)赵云凝：《孝之正解》，载《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727页。
    (52)晶含：《绝笔》，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U102-0-228。
    (53)同人：《本刊宣言》，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1)。
    (54)奇：《国难期中我人应具的精神》，载《裨文女子学校民廿五级级刊》，1936。
    (55)唐巧贞：《教育改进的我见》，载《徐汇女中八十周纪念(1867-1947)》，上海档案馆馆藏，档号：Q235-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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