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雄

【作者简介】戴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邮编：210016

    一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本文所指古建筑采用的解释，大致以清末（或1900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统称为古建筑。中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娱乐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的范畴。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古代人类最高的文明成果，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夏、商、周开始，各地大修城池，广添祭坛，战国时各种防御工事比比皆是，经历秦代的统一，汉代的兴旺，唐代的强盛，宋代的繁荣，直至明清的奢华，无不以大兴土木为标志，上自皇家的宫殿、帝陵，下至富商、官绅的园林、别墅，各类精美建筑竞相建成，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直到抗战爆发前，全国古建筑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仍十分丰富。这些众多的古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珍贵的历史遗存物，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反映历史上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由于它的属性，古建筑不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则惯例第27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等，若不直接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加以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而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著名古建筑未损分毫；盟军对德国本土频繁空袭，科隆几乎夷为平地，而包括双尖塔科隆大教堂等古建筑则安然无恙。日本侵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各类古建筑肆意摧残，竭力毁坏，古建筑遭到空前的劫难。山西境内的纯阳宫、大佛寺、三清殿、大禹庙、关帝庙，山东高密、章邱、邹平等地寺庙、古塔毁损殆尽。从黑龙江至海南岛，从黄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名胜古迹尽遭厄运。

    二
        日军侵华期间，其战争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各种建筑物毁灭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中国古建筑时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在日军侵占区，中国古建筑更遭受灭顶之灾，有日军轰炸、焚烧所致，有日军抢劫、肆意捣毁所致，亦有日军改作军用等所致。
        1、日军纵火焚烧
        中国古建筑所受劫难中，当以日军肆意焚烧为祸最深。战争初期，日军每攻占一地，必大肆纵火焚烧各类建筑，特别是古建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众多古建筑因此化为灰烬。
        1937年10月2日起，数日之内日军烧毁山西省宁武县8座古代寺庙，（注：山西《宁武县志》第443页。）山西崞县1000 余间古庙亦被烧毁。（注：山西《平原文史资料》第3辑21页。）11月25日， 日军攻占江苏无锡，自次日起，日军四处放火，大火延烧十余日，工厂、民房、校舍横遭惨祸，“祠堂，名胜建筑2105间”以及“名胜古迹场所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注：江苏《无锡文史资料》第4 辑第93 页。 ）1938年2月2日，日军在上海青浦地区烧杀，著名的元代古建筑颐浩古寺被烧毁。（注：上海《青浦县志》第532页。）9月1日傍晚， 侵华日军杀气腾腾地开进江苏省句容县元符万宁宫，放火烧毁三清殿和西斋院许多楼宇。10月6日，日军再次窜到茅山道院杀人放火， “从乾元观开始，先烧松风阁和宰相堂，后烧殿宇和住房”，次日凌晨，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烧仁佑观和德佐观，另一路烧玉晨观和白云观，”经日军连日焚烧，天下闻名的茅山道院基本毁灭。（注：江苏《句容县志》第647 页。）1939年1月1日，日军在山西稷山纵火焚烧民房和古建筑，“富丽堂皇的五龙宫顿成灰烬。”（注：《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第199页。 ）8月28日，日军血洗江苏连云港花果山，著名古迹三元宫被焚。（注：江苏《连云港市文史资料》第3辑第148页。）同年12月15日，日军在江苏省扬州地区大肆纵火，著名古建筑金寿公所葬身火海。该公所位于江苏扬州市泰兴口岸镇西北福星桥东侧，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公所西南有大门楼三座，门楼上均镶嵌石浮雕，房屋基础用4 米长元木夯打梅花桩。正房、大厅均系九架梁翻卷结构形式，四周回廊，均雕梁画栋，正屋内墙绘有彩色壁画，该建筑群计有各类房屋110余间。 日军在泰兴地区抢劫屠杀之余，复以大火焚烧，金寿公所不复存在。（注：江苏《泰兴文史资料》第2辑第66页。）1943年3月10日，日军进攻湖南省华容县南山，将有“2000年历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阁烧成了一片废墟。”（注：湖南《华容文史资料》第1辑第71页。）1945年2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坂田旅团侵犯广东始兴地区，小股日军百余人火烧东湖平窖背大围楼。大围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年代久远，规模宏伟。“日军用几十桶火药点烧，烧了一个通宵。日军撤出后，在村民的尽力抢救下，仍被烧毁房子30多间，围楼四周走廊、楼梯、炮楼全部烧毁。”（注：广东《始兴文史》第1辑第44页。）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军在广大沦陷区疯狂扫荡、清乡，日军所过之处，每每寸草不留，许多颇具价值的古建筑如普通民房一样几乎荡然无存。日军盘踞山西方山期间，有76座古寺庙遭焚毁。（注：山西《方山文史资料》第1辑116页。）
        大肆烧毁中国古代建筑的背后，日军往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伴随日军占领或扫荡而来的必然是疯狂地抢劫，古建筑及文物收藏处所首当其冲。中国古建筑中往往附有价值连城的文物，日军受其贪欲驱使，四处抢劫，搜括中国文物，为掩盖其抢劫中国文物罪恶行径，在大肆抢劫之余，复将古建筑或文物收藏所付之一炬，日军对内蒙古召庙王爱召古建筑的毁坏便是一例。
        内蒙古召庙王爱召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建筑，是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宗教与文化中心。该庙气势恢宏，整个建筑吸取汉、藏各族寺庙之精华，占地约50亩，庙亭259间，院墙外建有9座大庙，内供奉伊克昭盟七族祖先等13座塔坟，各塔坟大小不一，形式各异，全部采用银质建造，并镀金裱。此外，庙中还存有吉农汉使用过的银制镀金的马鞍和弓箭。194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军铁蹄踏进王爱召，疯狂搜索各种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嵌有宝石的释加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制镀金的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为了掩盖其抢劫王爱召的罪行，日军在洗劫之后，在召庙各建筑物上浇洒汽油，堆遍干柴，进行焚烧。这座我国内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中心、中华瑰宝遂成一片废墟。（注：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第108—10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日机狂轰滥炸和炮火的肆意攻击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各类城市反复空袭，日军逼近某一城市时施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各地城墙、工事及标志性建筑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选目标。
        1937年12月初，日军飞机对南京城区实施狂轰滥炸，并对南京各类建筑物施以猛烈的炮击，南京古城墙遭受的破坏十分惨烈。明朝初年修建的砖石城墙堪称世界第一，遭受日军炮火摧残后，中山门城墙、光华门城墙、中华门城墙大部分被毁，原本三十多公里的古城墙只余约二十公里，所剩部分大多也伤痕累累。更令人发指的是，既无军事价值，更不妨碍日军行动的古代雕塑等建筑艺术品也未能逃脱日军的蹂躏。如南京南郊南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横遭日军炮火攻击，这一公元六世纪的石刻艺术瑰宝被摧毁。（注：参见《侵华日军毁掠南京文物价值惊人》，《南京日报》1999年10月24日一版。）1938年4月22日， 日机三架轰炸江苏宜兴张渚，将当地重要古迹城隍庙后宫夷为平地。（注：江苏《宜兴文史资料》第7辑81页。）7月6日，三架日机空袭汉阳， 对准汉阳名胜古琴台俯冲投弹四枚，“将其前半部炸毁；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注：湖北《汉阳史资料》第1辑23页。）11月30日，日机二十余架空袭西安，四座清真寺被毁。（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第54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同年12月14日， 多架日军飞机先后窜至广东省花县，许多“名胜古迹孔庙、关岳庙、宋大夫祠，都被炸毁，变成了一个瓦砾场。”（注：广东《花县文史》第10辑第31页。）1940年2月，日机九架空袭老河口机场，市内十余处遭轰炸， 房屋损失不计其数，“始建于唐代的古刹宝麟寺也于此次空袭中被炸成废墟。”（注：湖北《老河口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62页。）1941年8月，日机86架侵入衡阳，全城顿成火海，包括著名的雁峰寺等大批古建筑被炸毁。（注：湖南《衡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62页。）1942年5月4日， 日机各27架先后两次空袭云南保山县城，整个城区房倒屋塌，烈焰熊熊，众多古建筑被炸毁，“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废墟和七、八个弹坑。”（注：云南《保山县志》第551页。）抗战期间， 经过剧烈战斗的广大地区，每一座城池都遭到日本军队飞机和炮火的毁损，为数众多的古建筑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化为乌有。
        3、日军故意拆毁或改作军用
        日本侵略者在肆无忌惮地焚烧、轰炸中国古建筑的同时，常常将一些较大型的古建筑拆毁或改作军用。随着日军侵略规模不断升级，大批日军源源不断地从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入侵中国，日军对兵站、机场、医院及辎重、粮秣存放场所等需求急剧增长。于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宫殿、庙宇、祠堂等古建筑和学校校舍首先成为日军强占的目标，日军占据古建筑后，往往对其结构进行破坏或改造，日军撤走时一律加以毁坏。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和其他占领区疯狂“扫荡”和“清乡”，包括古建筑在内的建筑统统予以破坏。1938年11月，侵犯湖南陆城的日军，将当地久负盛名的古建筑拆毁。1939年3月， 日军第16师团第18联队入侵湖北钟祥郢中镇，在这“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上大拆民房，大毁文物，使这个小镇成了堆堆废墟。”同年10月，日军“扫荡”河南淇县田庄二分庄，“把这两个村的三尺以上的建筑物全部推倒，夷为平地。”
        日军将中国大型古建筑改作军用的作法屡见不鲜。在南京，日军占据和平门（神策门）后，将其瓮城改为汽油库，古建筑时刻处于危险之中。1942年日军摧毁团河行宫的行为令人刻骨铭心。团河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团河行宫是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名苑“南海子”里修建的四座行宫最豪华的一座，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精华，在历代帝王行宫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行宫周围约四华里，四周筑有土山。宫中分东西两湖，中间有桥梁相连，宫门三楹，内有前殿、后殿和配殿，宫中别宇、亭台众多。在宫堂之间，共有游廊124 间， 处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南海子”寺庙被毁，日军伙同其他国家侵略分子闯进行宫抢夺珍宝。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团河， 日军第20师团之一部向团河方向进攻，团河行宫饱受战火摧残后被日军侵占，并一直被占用。1942年，日军为修筑南苑飞机场，便将团河行宫完全拆毁，这座充分展示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精华的一代名苑自此永久消失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日本侵略者毁坏中国古建筑大致以轰炸、焚烧、拆毁为主要手段，对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或某段时间而言，或者以轰炸炮击为主，或者以纵火焚烧为最，或者肆意拆毁居多。虽然各地古建筑遭受日军的毁坏方式不尽相同，但所受损失的程度都是相当严重的。

    三
        整个抗战期间，广大沦陷区和受日军侵略地区的古建筑，时刻遭到日军摧残、蹂躏和战火的侵扰，处于朝不保夕之境。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摧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中国古建筑损失十分惨烈。
        1、国民政府对各地古建筑损失的调查
        日本军队自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中国后，疯狂抢劫中国文物，大肆毁坏各地古建筑。日本军队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成立专门机构，对日军破坏中国文化事业进行调查，1937年底即形成一些零星的调查资料。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文化事业横遭日军之摧残，应于战事结束时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为此，行政院教育部会同有关方面设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着手对各地文化事业损失进行系统调查，并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调查统计，但由于战争仍未结束，文化事业损失调查工作并无实质性进展。1945年8月， 日本战败投降，为适应形势发展特别是对日要求赔偿的需要，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迅速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准备大张旗鼓地进行文物损失调查工作。该会设建筑、古物、图书、美术四组，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器物、图书和美术属于文物范畴，都应该进行调查。1946年3月， 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基本完成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该文件列举了除东北、台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以外，全国各类文物损失情形，其中古迹被毁741处。 同时特别指出“惟公私收藏家对于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此数未能尽括战时实际之损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特别是古建筑方面更是如此。如日军轰炸、焚烧、屠杀和抢劫最为严重的南京市竟无一处古建筑损失统计！（注：《南京市文物损失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所列江苏省古迹损失为119处， （注：《江苏省文物损失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而仅溧阳一县据1995年所修之县志统计，其被毁古建筑即达497处之多！（注：江苏《溧阳县志》第719页。）
        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工作，所形成的调查资料弥足珍贵，但其统计数字远不是古建筑损失的全部，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从地域上看。统计资料仅涉及全国部分地区。 即仅限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解放区、东北全境和港台地区未能涵盖。
        （2）从时间上看。日军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为祸达十四年之久， 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调查只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此前六年未作统计。
        （3）调查填报程序过于复杂，手段过于简单。 申报古建筑损失时，不仅要填写名称及重要性，还要填报损失时间并附送照片或样图，更要具体填报加害者姓名或机关部队名称。在缺乏专门人员指点和协助的情况，一般民众难以说清古建筑的重要性。特别是日军施暴，民众躲避尚恐不及，如何追问日军长官姓名或部队番号，因此，即便有古建筑被毁也大多隐忍不报。
        （4）调查环境恶劣，时间短促。1945年秋至1946年春， 日军刚刚投降，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盗匪猖獗，交通不畅，难民遍野，调查工作无法做到深入细致。
        2、全国部分地区古建筑损失概况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破坏十分普遍，凡遭日军侵犯，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未能逃脱日军的摧残。这里以七七事变原发地卢沟桥地区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地区为例，简要介绍古建筑损失情况。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于金明昌三年（ 1192年）建成，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沟晓月”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原名拱极城。 该城修建于明崇祯十三（1640）年，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堡、威严的城门。卢沟桥和宛平城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时进攻的重点。该地区虽然地域狭小，但古建筑特别是古寺庙众多，除城墙等高大建筑外，较为著名的古建筑有：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的龙王庙，南侧的药王庙，卢沟桥南侧的河神庙，西侧的大王庙，北侧的迥神庙，以及宛平城内的兴龙寺、观音庵、城隍庙、马神庙、九神庙等数十处。这些建筑大多修建于明代及清朝前期。1937年7月， 日军大举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除卢沟桥依旧傲然挺立外，该地区数十处古建筑被毁，个别幸存处亦千疮百孔。
        南京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自公元前472年范蠡始建越城， 历经东吴、南朝、明代，城市规模日益扩展，宫殿、庙宇、衙署、园林等鳞次栉比。南朝时南京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声名远播。明初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墙、堡垒、宫苑、花园、庙宇、碑塔、别墅遍布城内外。“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南京的真实写照。到清代虽不及明初繁华，但各种古建筑仍保持完好，并有一定的发展。据《金陵园墅志》记载，明代有园墅133座，清代有172座。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自然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日军飞机即频繁空袭南京。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中，日军集中火力猛烈炮击南京周边地区各种建筑物。南京沦陷后，日军实行灭绝人性的焚烧和屠杀政策，“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庐舍均已焚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南京的古建筑遭遇空前的劫难，古城墙三分之一被毁，夫子庙之棂星门、大成殿与所有配殿、楼阁、静海寺、朝天宫等遭到破坏，南郊牛首山历代寺庙与满山古树，九龙桥、长干桥、赛虹桥、白鹭洲公园被炸毁，著名园林愚园之清远堂、春晖堂、水石居、无隐精舍、分荫轩、松颜馆、渡鹤桥、栖云阁等36景被毁灭，以及秦淮一带大片明清民居和古井等在日军侵犯和占领期间沦为废墟。抗战期间南京地区古建筑至少有数百处被日军破坏。（注：参见季士家、韩品峥：《金陵胜迹大全》， 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抗战期间遭日军毁坏的古建筑年代不一，上自汉唐，下至清代，往往价值连城。这里以山西省沁县为例。
    沁县在西周时称铜鞮，2600余年间，文物古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十分广泛。唐宋以来，庙宇修建日趋增多，至抗战爆发时，大多完好无损。1939年4月19日，日军一把火将沁县县城全部烧毁， 城中古建筑无一幸免。日军侵占期间，沁县被日军毁坏的明代以前较为著名寺庙庵观列表如下：（注：山西《沁县文史资料》第1辑170—171页。）
    朝代名称
    北魏乔村永泰寺、开村普兴寺
    唐南景圆通寺、仁胜广济寺、福村法云寺、松交大悲寺
    宋乌苏大明寺、龙门山柏林寺、北河大觉寺、凤凰山隆福寺、南
    陈洪济寺、窑上普净禅院、山西光明寺、城关天灵寺、胡县明
    星寺
    金北漳延寿寺、北寺上灵感寺、羊庄福兴寺
    元端村永庆寺、云梦山白鹿寺、花山静业庵、康公延庆寺、南星
    一如寺、城关元妙观、尧山圣明寺、册村福严寺、庶纪集贤观
    明烟立福兴寺、杨安隆兴寺、青修崇兴寺、蟠龙山洪厢寺、景村
    天灵寺、南关广生禅院、南仁仁寿寺、北漳石佛寺
        3、全国古建筑损毁估计
        日本侵略军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肆无忌惮地推行屠杀、焚烧政策，战火中的中国古建筑厄运频仍，损失十分严重。这里我们以全国受灾地区的古建筑损毁与房屋损失毁量比关系加以分析。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930 余座城市被日军先后攻占，占全国（除东北和港台以外）城市百分之四十七以上，其中大城市占全国大城市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广大乡村亦遭日军蹂躏，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几个省区基本未受战火侵袭外，其他地区都受到了日军的攻击，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广大中原地区。被日军侵占过的近千座城市中，有北平、太原、郑州、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福州、南昌、广州等大城市，也有像苏州、洛阳、开封、衡阳、岳阳、宜兴等著名的中小城市。它们城建史短则数百年，长则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绝大多数城市陆陆续续修建了高大的城墙、精巧的园林、庄严的祭台，恢弘的庙宇等防御性、纪念性建筑。日军进攻时，必以飞机密集轰炸、炮火猛烈攻击，将全部或部分墙垣及标志性建筑摧毁。兵锋过后，广大城市和乡村一片狼藉，水上城市苏州战后已面目全非，包括著名的宝带桥在内古建筑毁之八九。激战和烧杀后南京古建筑所剩无几。经历三次会战一次大火的古城长沙，古建筑几乎片瓦不存。江苏宜兴被日军毁坏的古建筑1500余间。经日机十次毁灭性轰炸后，江苏盐城古建筑烧毁无数。山西崞县1000余间古建筑被烧毁。战后五十余年来各地古建筑损失统计资料中，日军侵犯过的市县，古建筑损失少则十几处、几十处，多则数百处，而损失在十处以下的县市为数较少。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占过近千个县市，加上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广大地区和冀东22县，以及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四川、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和港台地区，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和历史名镇当在2000个以上， 若每个县市古建筑损失以5处为最保守的数字估算，全国古建筑损失至少在10000处以上。
    中国古建筑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当然它在中国所有建筑物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古建筑通常具有标志性或是当地重要的活动场所，必然成为日军施暴的对象。由于日军的故意行为，遭日军摧毁的古建筑在所有被毁建筑物中所占比重较大。我们以山西省方山、襄垣、汾阳，江苏省无锡、溧阳，浙江省江山和湖北省通山等七县市古建筑损失在房屋损失中所占比重列表如下（房屋以3间为一处）：（注：参见方山、 襄垣、汾阳、无锡、溧阳、江山、通山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表为作者编制。）
    地名 房屋损失(间)古建筑损失(间) 百分比
    方山19121228 1.2
    襄坦 2400369 1.5
    汾阳300240 7.2
    无锡81472 2105 2.6
    溧阳11056 203820.8
    江山446382040.46
    通山 8333150 1.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古建筑损失在房屋损失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为江苏溧阳，占20.8%；最低为浙江江山，占0.46%。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毁坏各地建筑物情况十分严重，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有关省区统计，全国部分地区房屋毁损情况列表如下（由于许多城市大型建筑较多，以10间或10栋为一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内政部档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档案”。）
    地区房屋毁损数(处)备注
    浙江73290
    湖北 614800
    湖南93000
    江西39189
    广西 292223
    四川23322
    江苏 152276仅统计20个县市
    解放区1951870
    合计3239970
     

    上表反映了抗战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房屋毁损情况，构成全国各地房屋毁损总数的主体。
        一般情况下统计学取平均值应较为合理，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在沦陷区，特别在解放区日军反复扫荡，当地民众生产自救，房屋屡毁屡建、屡建屡毁的实际，同时亦考虑到各地军民为阻止日军进攻主动毁坏少量建筑的事实，并结合古建筑不可再生的特性，再以全国大部分地区古建筑毁损占房屋毁损平均数的5%作为最保守的比例估算， 日本侵略军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仅浙江、湖南、湖北、广西、四川、江苏和解放区，古建筑损毁也达10000处以上。
        综合全国古建筑损失概况统计和古建筑与房屋损毁量比关系分析可知，自九一八事变以迄日本战败投降，由于侵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肆意焚烧行为，遭日军毁坏的中国古建筑至少应在10000处以上。
        古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和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体现。日本侵略者大肆毁灭中国古建筑，不仅是其凶残性，贪婪性所驱使，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既定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割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造成中华文化的空白，使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无所依归，彻底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进而产生民族自卑感，服服贴贴地接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古建筑的仇视，必以彻底劫掠、焚毁、破坏而后快。因此，中国古建筑在战争中遭受空前的劫难，由此造成的物质上、精神上及旅游资源上的损失则是难以估量的。
        本文系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在抗战中损失的研究》之子课题。
     
    转自《民国档案》(南京)2000年03期第89～95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