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

【英文标题】Historiography, Thought and Times: On Method of the Visual Angle of of Six-Volume Edition Edited by Bai Shouyi
    【内容提要】 打通社会史、政治史与史学史，注重掘发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是白寿彝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具体展示了白先生努力探索的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这部颇具规模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之作的特点主要包括：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分期以及对每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重视阐发历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重视对古代史学多方面思想成就的总结，重点研究了历代史学批评及理论。
    【关 键 词】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 家学

    记得我读博刚入学的时候，业师瞿林东先生曾对我说，古代史家讲“家学”、“家风”，就是要注重总结自身的学术传承及其特点，并有继承和发扬的自觉意识。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也要重视发扬“家风”，传承“家学”，史学史研究者尤其要有这个自觉。于是，他敦促我们系统精读白寿彝先生的通史著作和史学史著作，也要求我们熟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其他先生的著述，了解他们的学术特点。毕业以后，自己经过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一番摸索过程，逐渐地，我对自己的“学术渊源”及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位置，有了越来越真切的了解和体会。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认真地总结“家风”，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自觉的方向、创新的方向。在我看来，这部由白先生主编、在白先生辞世之后才问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正是白先生积毕生心血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家风”的一次全面总结与展现，执笔者也都是我素所敬重的师长、往来讨论的同门。读这部书，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温故而知新的机会，借这个机会，我试图对我所体认的“家风”进行探讨，试图对这部书所体现的值得后学重视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做一点尝试性的阐发。
        一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是梁启超。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倡对中国史学传统进行总结，并规划了一个研究、写作的基本框架，有四个重点：史官与修史制度，史家与史著，“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指的是古代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都是这一框架的代表作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积极倡导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潮”现象。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他主张：“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常为‘一括搭’的研究。”① 但是，在史学史研究的规划上，他却缺乏这样的“思潮”研究意识。他将中国史学史基本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汉纪》的时代；第二期是自东汉到唐初史学“极盛”时代；第三期是唐以后史学“衰歇”之时代。这样的分期基本上是就史学论史学，对史学发展所处“环境之变迁”，所成“心理之感召”皆缺乏重视与阐发。而这样一种就史学论史学的研究路数，又和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理解与定义有密切关系。虽然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传统史学的评价目高，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批评近代“新史学”的发展日趋琐碎褊狭，要求学者向古代史家学习，以“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为目标②，但是，在大多数现代史家眼中，中国传统史学之“明道”观念正是它难以进化为科学的明证，拿科学史学的标准衡量，过去的史书只有史料的价值，而不具有史学的资格。那么，顺理成章，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重点与价值就在于对各种史书之史料价值的研究和说明，史学史的研究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遂混为一谈。而史学史的研究在学人的心目中，更像是史部目录学、史部要籍解题一类，似乎不足以成学，这个偏见至今犹存。当白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于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之时，他就力求突破、改变这一格局与模式。蒙文通于三四十年代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也极不满于梁启超式的史学史模式，说自己“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③ 他认为中国史学之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是唐末到两宋时代，这三个时代皆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而学术思想缘时势刺激而异彩纷呈，富有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他指出“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他重视将史学放在一代学术思想的相互关系中，看其相与消长变化之迹。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史的视角，他并不能深究史学思潮变化之所以然，也不能更深刻、全面地看到史学的时代特点与思想实质。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将一个时代的社会演变、思潮涌动、史学发展贯通来看，并努力把握中国史学自身的学术、思想特点，才能真正突破史部目录学的模式，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总的来说，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从大的学派上来说，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有机组成，而它的“新”意，也自然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特点说起。中国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侯外庐在晚年曾简要概括他的第一部思想史论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特点，说这部书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来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如西周的官学之与氏族贵族的统治；孔、墨显学之与春秋时代氏族贵族的凌替、国民阶级的初起；战国百家争鸣之学之与国民显族社会的横议。④ 白先生谈“师友之益”时，重点提到他在新中国建立后认识了侯外庐先生，并经常相与论学。他说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提出的些问题和论点，对于自己进行的史学史工作，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⑤ 他在讲“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时，也特别指出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对史学史研究颇为重要，说“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工作，应以这部书的已有成就为基础继续前进”⑥。那么，白先生的史学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最重要的方法论，应当是社会史与史学史的结合与贯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古代史学的发展状况，而是要将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要捕捉社会变迁、阶级升降、时代课题之与史学的关系，要注意考察历代统治者对于史学的积极利用与控制，以及史学自觉发挥的社会、政治功能。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所谓儒学其实就是经、史之学，史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之富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则为举世所公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修史，以修纂前朝史来宣称自己位居正统，乃是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关键。中国古代史家撰述历史，皆以“经世”、“资治”为目标，他们往往同时也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对当代政治、当代历史趋势有着独到见解。因此，只有打通社会史、政治史与史学史，才能准确抓住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与功能，才能真正凸显古代史书之为“撰述”的思想价值，而不只是以“记注”视之。蒙文通曾说要以“观子之法观史”，只有在社会史与史学史相贯通的视野下，古代史学才能显露出它的时代性格与思想性格，才能成为深刻反映一个时代的意识变迁的思想论著。
        与此相关，白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掘发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内涵。自“新史学”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之为“帝王将相教科书”、“相斫书”的负面形象颇深入人心。而自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之后，有些学者更是拿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衡量一切思想传统，古代史学的思想内容当然成了一堆封建糟粕，毫无足观。在这样的状况下，白先生为能不能讲古代史学的思想遗产和思想价值，曾困惑了好多年。⑦ 在1984年，他明确指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一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前者属于“历史理论”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如白先生所说，“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们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⑧ 这样的著作，代表了时代的脉搏，有着丰富的历史观点。在重大的社会危机面前，古代的史家往往会从历史的视角考察时代的出路，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往往就是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对历史前途的解答。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和政治意识的史学家，白先生对于这个精神传统是体会真切、认识深刻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重视，也比较容易看到，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受到历代史学家的重视，他们不断用言论或实践回答着“史学有什么用”这个永恒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白先生指出，只有充分挖掘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宝藏并阐发其价值，史学史研究才能摆脱内容贫枯的困局，真正“面目一新”。
        二
        展读六卷本《中国史学史》，我们将看到它具体展示了白先生努力探索的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一方面打开了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一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开掘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传统。以下试具体论之。
        1.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分期以及对每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得自于史学史与社会史相贯通的视角，故而能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白先生回忆说，他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大学讲授史学史的时候，就试图按照时代的顺序讲下去，这就需要给中国史学史划分出若干个发展阶段，勾勒出史学发展的总趋势，从而找到将不同时期的纷繁多样的史学名著、史学现象贯穿起来的红线。⑨ 为此，他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才规划出今天这部史学史的全局结构。而这部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也充分实现了白先生的这个构想，全书各卷都努力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形势，并将这一时期的史学放在这个历史形势之下，不满足于史学现象与历史状况的简单比附，而是抓住史学与这一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总揽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总体面貌与特征，使读者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瞿林东先生的一段话，具体地指示了如何考察与把握一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之特点：“在这样一个总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着的史学，一方面受着前代史学和史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受着当代社会的启迪、要求和推动，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与风貌。”⑩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产生的时期，白先生认为，最能表现先秦史学之时代特点的是历史观念的变化，一是由神权的看法发展为人为的看法以及两种观点的斗争，二是在变法图强的战国形势下，出现了历史是变化的还是不变的思想斗争。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时期，许殿才教授用头三章论述了秦汉时代“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为史学提出的时代课题，以及秦汉史学的“特殊面目”。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时期，瞿林东先生在第一章高屋建瓴地概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形势与史学发展的特点、趋势”。他指出，在门阀政治与风气的推动之下，随着史学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私人撰史的高潮，史书种类与数量迅速发展，史脱离经而独立，“史学”的意识被普遍承认；在隋唐重建“大一统”局面以后，对修史工作高度重视、严密控制，史馆制度发展完善，“正史”地位突出，而官修史书的数量与质量也都处于历史高峰；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大量涌现，是为门阀社会风尚在史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各民族政权的建立、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大势，使得民族史、地方史的撰述非常发达，在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史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史家的主体意识获得自觉与提升，史学批评蔚然成风；而在中唐以后，唐皇朝的国运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在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创新，突出表现于通史撰述的复兴以及典制体史书的出现，经世致用的思潮随之而兴。究竟如何从社会史视角考察史学史，这一章的内容是很有示范价值的。五代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时期，吴怀祺教授也以头两章概说这个时期史学的时代特征。他强调，理学思潮的勃兴是这一时代史学发展最为相关的历史因素；而辽、金、西夏、蒙元政权则以纂修“正史”的举措表达出强烈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意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迫之下，两宋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精神，充分体现于“资治”之学、“经制”之学、“事功”之学的发达以及当代史撰述的风尚。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时期。与以往各卷的体例一致，本卷第一章概论“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化与史学特点”，指出：在这个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时代，大规模修史活动的频繁进行，既对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反映了封建社会衰世文化专制的加强；明代中后期以后，新的社会、文化因素出现，儒家思想日呈衰势，在史学领域则出现了蔚为潮流的历史批判意识，以新的价值观重新评价历史的思想倾向相当普遍，而明清之际诸大家的历史反思则把这一思潮推向高峰；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运之世，史学也进行着大规模的学术总结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代，与以往相比，史学发展呈现出不断走向社会深层、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重大趋势，历史普及读物大量出现，史学经世观念深入人心，与社会经济生活、各种国家职能相关的各类专门史书层出不穷，地方志的编修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卷一卷读下来，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历历在目，一个史学史研究的新的框架与格局也清晰呈现，为后学指示了广阔的天地、进学的津梁。
        2.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尤其重视阐发历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我们得以具体理解中国古代史学“资治”、“经世”之性质，并由此可见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功能，以及中国文化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
        考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是要从政治家的历史意识入手，一是要从史学家的政治见识着眼。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皇朝初建的时代，隋唐时期是经过长期的战乱与分裂，大一统皇朝得以重建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统治阶层曾深刻地反省、总结历史经验，并将之落实为具体的建国方针、治世经略。该书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以浓墨重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这两次大规模的历史经验总结，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样的史学工作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卷特别写到了秦始皇的史学政策，这一点是前人较少阐发的。秦始皇非常重视考察历史和利用历史，最终恶化为强制销毁一切不利于己的历史记录。与秦始皇那种完全屈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历史意识不同，在强大秦朝土崩瓦解于一旦的事实面前，汉初统治者则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对待历史，正是这样的态度使得原本蔑视诗书的刘邦礼遇儒生陆贾，还要求他系统总结古今施政的经验教训，以为今用。在历史的教训下，汉初统治者一改战国以来的“力征”之风，遵行“文治”，终于取得“文景之治”的历史成就。而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要放在这一脉络中，才能得到更切实的理解。第二卷还重点阐述了汉光武帝的诸多中兴举措，也是他积极进行历史思考、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天下初定，对功臣以优厚封赏加以笼络而实际上褫夺其实权，既使功臣得以善终又维护了安定局面。这一举措，既是善于取鉴于历史，又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在“贞观之治”中，《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相继成书。贞观年间所撰修的“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4，撰修规模不可谓不大。第三卷从唐初统治集团对历史经验的反省与总结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六部“正史”背后的思想旨趣及其实际的历史意义，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唐高祖在武德五年曾下《修六代史诏书》，作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他并没有过多指斥前朝，而是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对于南北朝两方面的政权，也都给予平等的看待。瞿林东先生指出，这具体真实地体现出了唐皇朝有容乃大的开国规模，纵观古今，我们不能不为唐高祖作为政治家的恢廓气度感到折服。在这样一个视野下，《隋书》的史论遂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含义，它不仅是论史，更是论政，是通过对隋朝得失存亡的评论统一唐初政治集团的意志与思想，这无疑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前提。白先生对于历史上史学家及其思考背后的政治意味有着强烈的敏感，曾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大史学家，往往是一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特别是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兴衰的理论与判断，有很多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11) 古代史学家的“史识”往往针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史识”的深意，懂得“史识”的价值。在瞿林东先生撰写的第三卷中，可以找到很多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如陈寿对曹魏所实行的分封制进行批评，说曹魏分封宗室却又对诸王“禁防雍堵，同于囹圄”，曹魏之祚短，不能不归咎于“为法之弊”；同时，他又感叹孙氏宗室为巩固孙吴统治所作出的业绩。这表明他主张恢复分封制度。而陈寿的这个见解必须结合裴注所引《袁子》、《魏氏春秋》所引曹冏向曹爽的长篇进言来看，它们共同反映出主张恢复分封制度乃是魏、晋间一股强劲的政治思潮，陈寿的史论意在希望西晋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实行真正的分封制。(12) 瞿林东先生对范晔的“史识”评价很高，一再赞叹，他将袁宏所论东汉兴衰之故与范晔所论加以对比，又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范晔观点的采用，论证范晔能揭示东汉时代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实具良史之大手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后汉书》之《明帝纪》多记载明帝的诏书，这些诏书很少歌颂太平，自许盛世，而是抱着“夙夜震畏，不敢荒宁”的忧患意识，以天灾不断、百姓失业自责，一再勉励大一臣上书直谏，杜绝弊政，而这一点正是所谓“永平之政”的精神所在。(13)
        3.多卷本《中国史学史》重视对古代史学多方面思想成就的总结，对古代历史思想之发展的考察与论述，尤其全面、系统、深入，令人有视野大开之感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司马迁、马端临等大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以及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重要内容，主要突出了古代历史思想里面朴素唯物史观、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又十分强调唯心主义“正统”思想与唯物主义“异端”思想的斗争。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在继承这一特点的同时，更注重捕捉历史思想发展的具体时代特点与价值，从而大大扩展了历史思想的多方面内涵。比如，第二卷论述道，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学化儒学是两汉时代钦定的正宗思想，而司马迁、班固、荀悦等史学家却能弘扬人在历史当中的主体地位，反对将盛衰兴亡委于天命，大胆揭露统治者惑于迷信、利用谶纬的愚蠢和虚妄。正是在大的思想环境的衬托下，这些史学家的胆量卓识才得以充分凸显，“理性”精神恰成为这个时代历史思想的耀眼光芒。第三卷则用一章篇幅专门总结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历史思想的主要成就，其中丰富而深刻的君主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的民族思想，中唐时代以“生人之意”、“大公之道”为核心的历史趋势论，以历史客观大势为理据的封建郡县论，都令读者真切感受到古代历史思想的活跃与博大。在两宋，由于深受理学思潮的影响，史学在哲理思维的高度上更是越迈前代。蒙文通曾说：“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宋人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14) 陈寅恪先生也主要是就“史识”所达到的高度称许“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5)。在第四卷，贯通天人古今的历史观构造是重点内容。第五卷一反以往人们对清代史学的刻板印象，即清代史学以考据为主而不讲理论，特别论述了清代史学的理论成就，为我们展现出清代史学家堪称丰富而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历史思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4.自梁启超提出应研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即中国古代有关史学理论的思想成就以来，对传统史学批评及其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等几个大家，而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重点挖掘、研究了历代史学批评及理论，对这个领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这应该是该书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白先生把古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看法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两大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第一卷里重点论述了先秦诸子对历史知识的重视和运用，但“史学”的意识还并未形成。白先生指出，在先秦时代，文化思想领域虽然形成了学派，但没有“家”这个概念，直到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才正式称这些学派为“家”，这么看来，司马迁之“成一家之言”便是史学成“家”的意识，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史学家自觉的表现。(16) 第二卷专门研究了包括班彪在内的两汉时代学者对《史记》的评论，以及荀悦在《汉纪》中有关史学性质与任务的见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第三卷将“创新意识与批评意识的增强”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与趋势，又以专章论述了这个时代史学批评中所反映的理论问题。瞿林东教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倡导者，他不但展现了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思想宝库的丰富与精彩，更重要的是，他善于从中概括重要的理论观点，使人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水平。吴怀祺教授在第四卷论述了理学家的“史学”意识，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话题。明清以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走向成熟并蔚为大观，第五卷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四库全书》的史学批评并列为这个时期的集大成之作，有助于拓展人们对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认识。
        三
        2007年暑假我在台湾访学，著名文学史学者、淡江大学教授吕正惠曾经对我说，与台湾学者所写的史学史相比，白先生的史学史著作有着视野宏阔、思想丰富的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视野的宏阔，是能把一个时代的史学放在与社会、政治的有机联系里来看的结果。而能令人感到思想丰富，则说明只要深入挖掘下去，中国传统史学将呈现给我们一个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这两个突出的特点，也正是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的路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对史学史研究的材料范围和问题意识，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开拓，历代思想家对历史的考察与运用、历代学者的史学批评与见解、历史启蒙读物、讲史、咏史、图像与地图……举凡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记忆，通通可以纳入史学史的研究之中，只要我们能沿途走下去，不知有多少胜境等待着我们的探幽。
        注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第13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1989，第32页。
        ③ 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第417页。
        ④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⑤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0页。
        ⑥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第110页。
        ⑦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第354页。
        ⑧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396页。
        ⑨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第111页。
        ⑩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第16页。
        (1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354页。
        (12)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第99页。
        (13)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第51页。
        (14) 蒙文通：《经史抉原》，第417页。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0页。
    (16)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第116页。
     
    转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京)2008年期第216～226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