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寺史郎

【英文标题】Balanc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ity: The Choosing of National Anthem and Its Argument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作者简介】小野寺史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助教。（京都 6068501）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有关近代中国政治象征符号的研究十分活跃。自2000年英国学者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出版了《共和国民的塑造：中国的政治仪式及象征符号》之后，关于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政治象征符号——如孙中山遗像、中山陵、国旗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及其对国家统一所发挥的作用，涌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论文，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尽管如此，与形象符号比较，国歌这一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的声音符号的学术研究，至今却并不多见。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国歌”问题，尤其是该时期围绕国歌问题展开的讨论、国歌的具体制定及推广过程。
    【关 键 词】国歌 卿云歌 中华民国

    近十年来，有关近代中国政治象征符号的研究十分活跃。自2000年英国学者哈里森出版了《共和国民的塑造：中国的政治仪式及象征符号》①之后，关于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政治象征符号——如孙中山遗像、中山陵、国旗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及其对国家统一所发挥的作用，涌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论文，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尽管如此，与形象符号比较，国歌这一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的声音符号的学术研究，至今却并不多见。关于近代中国国歌的制定与演变，过去已有孙镇东②、忻平③、皮后锋④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但依据原始资料的却很少。最近，李静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较翔实的资料论述了北洋政府制定的国歌即《卿云歌》，分析颇有精到之处⑤。
        关于晚清以来中国接受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日本以槚本泰子为代表，她曾论及中国接受西方音乐方面的重要人物萧友梅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歌《卿云歌》谱曲⑥。但槚本所关注的，主要是1930年代上海的西洋音乐活动，而对以国歌为代表的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则并未进入她的视野。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国歌”问题，尤其是该时期围绕国歌问题展开的讨论、国歌的具体制定及推广过程。
        一、中国第一首国歌《巩金瓯》的诞生
        清末出使英法俄国大臣曾纪泽，在光绪九年(1883)到十年(1884)的日记里数次记述他曾作“国调”词谱，名“华祝歌”。
        （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1883年10月20日）：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听女儿奏国调。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7日）：录所作国调，名曰“华祝歌”。
        （光绪十年一月四日，1884年1月31日）：写“华祝歌”，并注宫商节奏。
        （闰五月一日，6月23日）：养生会乐工来学“华祝歌”，为之正拍良久。⑦
        后来，同样成为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一日（1890年6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
        又查旧卷，英外部于丁亥年(1887)咨送兵部尚书节略，询取中国国乐乐谱，以备兵丁谱奏之用。前任刘大臣（刘瑞芬）照复云：“查中国乐章，译为欧洲宫商，可合泰西乐器之用者，仅有一阕，名为《普天乐》。相应将乐谱一册，备文照送查收。”按《普天乐》者，曾侯（曾纪泽）所制也。⑧
        关于“普天乐”与上述“华祝歌”是否同一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尚未发现相关佐证。不过，这可算是清末关于国歌的最早记述。
        后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1903年6月19日），驻清日斯巴尼亚公使贾思理(Don Manuel de Carcer y Salamanca)向外务部照会：“接贵王爷颁到贵国国乐一通，……速行赍送敝京收存，以便贵国护使到该处时奏迎。”⑨另外，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906年9月15日），天津初级师范学堂祝贺宣布预备立宪而开演说会，该校“少年军乐队”准备演奏的，除《黄帝歌》、《中国军歌》、《运动歌》、《扬子江歌》等学堂乐歌之外，还有《国歌》⑩。这些“国乐”、“国歌”到底是怎样的歌，至今尚不清楚；但似乎不是清朝正式制定的“国歌”。还有，“国乐”与“国歌”这些词汇是否有区别，也是应该探讨的问题。
        后来，礼部左参议曹广权奏请编制“国乐”，所奏内容如下：
        国乐亟需编制，拟请饬下出使各国大臣，考求乐谱咨送到部，以便会同乐部各衙门，延聘海内知音之士，共同考订参酌古今编成乐律，请旨颁行。又军用之乐歌，未加修订，应请饬下乐部，将有合军用之歌辞及其乐谱编辑，会同军谘处、海军部、陆军部，详加修订。(11)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礼部“奉旨允准”，宣统三年六月二十日（1911年7月15日）议复如下拟编制国乐办法：
        考东西列邦，国乐一经颁定，举凡陆海军队暨外交公讌，无不一律通行，良以全国极致钦崇遵奉，不容歧异也。惟是我国国乐，迄今未经编制。即前出使大臣曾纪泽所拟国乐，亦未奏定颁行。洎自陆军成立以来，则别制一章，指为国乐，各国已多有传习之者，殊不足以表示尊崇，垂诸久远。臣部前奏请由出使各国大臣考求乐谱，嗣准将欧洲及日本等国乐谱，陆续咨送前来，现经臣等公同集议，详细研究。窃以为我国朝会燕餐所用乐章典丽矞皇，允宜奉为楷则。至各国国乐，定义制音类，皆别具本原，自未可舍己从人，轻斁盛典。所有应定国乐，拟请由臣等延聘通才及谙习音律人员，参酌古今中外乐制，详慎审订编制专章，请钦定颁行。(12)
        可见，当时需要“国乐”的理由是“陆海军队暨外交公讌”。此奏亦得谕旨允准，于是，典礼院（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911年7月20日]改组礼部）署掌院学士郭曾忻上奏“国乐”。
        臣等遵即遴委禁卫军军谘官不入八分辅国公衔镇国将军溥侗、海军部参谋官海军协都统严复，同任编制事宜，当经钦遵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乐制，旁考各国乐章详慎审订，协比声律，交由禁卫军乐队演习娴熟。复经臣等会同研考修正，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堪以昭示来兹仰副盛典。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颁行。
        该“国乐乐章”歌词如下：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3)
        奏文上，乐谱是用工尺谱写的，曲调本身也不是西洋式的。
        爱新觉罗•溥侗是京剧及昆剧专家，曾在清华大学堂执教。但严复在辛亥革命后寄给英国公使馆医生德来格(Ceorge Douglas Gray)的英文信中说，溥侗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作曲者，这首歌其实是引用了康熙、乾隆帝所作的歌而编制的。该信附有严复自己翻译的《巩金瓯》英语歌词。
        Firm and Stable be the "golden cup" (which means the empire) domed by the Celestial concave. In it men and things happily prosper. Glad are we who live in the time of Purity. May Heaven protect and secure us from enemies and help us to reach the truly golden age! Oh! The Blue firmament is infinitely high and the seas flow everlastingly. (14)
        郭曾炘拟请降谕，由典礼院将此“国乐”颁行，并由军谘府、陆军部、海军部通饬乐队演习，并咨行外务部咨出使各国大臣，“凡外交公燕，均改用新定国乐专章，以表尊崇”。
        上述过程明确说明了晚清时期“国乐”的演奏场合；还可以看出，“国乐”原为适应西方近代国家标准，因此，自开始即要求“译为欧洲宫商，可合泰西乐器之用者”，但同时又“自未可舍己从人，轻斁盛典”而主张本国的特征。这也是当时非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困惑。
        对此上奏，八月十三日（10月4日），皇帝溥仪降谕如下：
        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15)
        次日的《内阁官报》公布后(16)，外务部将“大清帝国国乐乐章”寄给驻各国使臣。外务部只有工尺谱寄给驻美国使馆，但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棠寄给各地领事的文件里，除“大清帝国国乐乐章”的工尺谱之外，还有英文名为“Chinese Imperial Anthem”的五线谱(17)。该谱似乎是在驻美国使馆改制而成的。
        这首《巩金瓯》被认为是被正式采用的中国第一首国歌。但是，这首歌公布数日后，武昌起义便于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爆发；再四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皇帝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清朝灭亡。所以，实际使用此“国乐”的机会应该不多。
        二、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制定国歌的尝试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立即着手制定新国歌。1912年2月，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上发布了征集国歌词谱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美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订颁行全国。倘蒙海内音乐名家制作曲谱并附歌词邮寄本部，不胜企盼之至。(18)
        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广告上未使用“国乐”或“国调”，而使用了“国歌”这一新名词。此后，“国乐”作为“national anthem”的意思就很少出现。加之，需要国歌的理由是“发扬人民之精神”，所以要“供国民讽咏良用”。此观点与前清不同。
        征得的稿件中，有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临时政府公报》从2月25日开始多次刊登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
        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19)
        从此以后，美国华侨屡次使用此歌为中华民国国歌(20)。另外，7月25日的《政府公报》上还刊载了沈庆鸿（沈心工）作词、邹华民作曲的《国歌拟稿》，歌词如下：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
        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
        消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
        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
        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
        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
        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
        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21)
        此二作品中，后者可能是模仿前者而作。歌词的内容很相似，均多用“开化”、“文明”、“实业”、“教育”等，而关于现代化的词汇，则有“民国”或“民主共和之国”；两个作品的思想都是要达到这些目的，“吾同胞”、“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我华人”要团结尽力，以及“世界和平永保”、“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等；不太强调民族主义而主张普遍性的理想，也是此两首歌的共同特点。其曲调，虽然前者昆曲的色彩较浓，后者是西方音乐，但均用五线谱作曲。只是技术方面还显得粗糙。其实，同时期赵元任在《民立报》上发表的、他自己作词而配以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曲调的《中华民国新歌》(22)也共有上述特征，可说是当时一种时代特点。
        7月10日到8月10日，在北京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国歌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8月2日提出的两个国歌词谱，第一个是章炳麟所选的古歌，朱云望配曲，但“文词不合于今日情事及普通社会”；第二个是沈心工（沈庆鸿）作词、朱云望作曲的《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也“曲调可听，而歌词尚有俟斟酌者”。决议将原案交还教育部(23)。
        9月开始，教育部再次通告征集国歌，但这次征集的对象仅限歌词。其条件是：“一、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一、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征集期限以11月30日为止，教育部审查后由参议院公决，并悬银500元为酬(24)。
        教育部此次征集所得稿件达300件以上。但从1913年3月发表的如下审查结果看，这次征集并不成功：
        民国肇建，一年于兹，国旗国徽，迭经先后制定。而国歌尚阙如。内无以式人民之听，外无以与列邦相晋接。甚非所以崇国体也。本部深念兹事体大，而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为密切。上年开临时教育会议时，即提出此问题，与国内学者相讨论。会议之结果，佥谓此事办法，宜以广征撰述为主，而悬奖以随其后，歌词先征，选择既定，乃求声谱。……本部韪其议，行之。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今正式政府将成立，国歌之待用于典礼者，相须益迫。即从教育一方面言，国民视听之统一，学校仪式之修毕，尤以是为亟亟焉。本部今者拟改敬就海内硕学，易广征为专恳，改募集为请求。(25)
        于是，教育部决定聘请如下10人编制国歌，即：王壬秋（王闾运）、康南海（康有为）、章太炎（章炳麟）、梁任公（梁启超）、钱念恂（钱恂）、陈伯严（陈三立）、沈字培（沈曾植）、张季直（张謇）、蔡孑民（蔡元培）、樊樊山（樊增祥）(26)，并给他们每人寄送了世界各国国歌原文及译意各一册。结果，章炳麟、张謇、钱恂向教育部提出了歌词，分别如下：
        高高上苍 华岳挺中 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 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 汤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 以复我土宇版章 复我土宇版章 吾知所乐 乐有法常 休矣五族无 有此界尔疆 万寿千岁与天地长久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倪江河以经纬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和兮，敦农桑。民生厚兮，谨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我轩辕之苗裔兮宅中土而跨黄河 唐虞揖让兮周召共和 史乘四千年圆周九万里孰外我往复与平颇 迨孔圣出而师表万世兮玉振金声成乃集大祖尧舜宪文武律天时袭水馀事且分教于四科 磨不磷涅不淄圣矣哉无 可无不可 道统传奕祀私淑有孟轲汉唐崇儒术宋后亦靡佗 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 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27)
        但是，同受教育部委托的众议院委员汪荣宝则提出了以《尚书》所载、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卿云歌》为国歌的意见。他说：“此种钜制，必须有历史上之根据，足以感发国民之心志，且高尚优美，涵盖群言者，方为合作。窃取先师述而不作之意，谨拟以帝舜《卿云歌》，作为民国国歌。”该歌原词为“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因“歌词太简，不便长言”，汪荣宝在后面增加了一段，遂成如下歌词：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28)
        比较上述《临时政府公报》所载出自专家之手的两首歌，如“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首昆仑祖峰”，“侥江河以经纬舆兮”，“宅中土而跨黄河”等，明显突出了领土观念；包括《卿云歌》在内，共和制与古代圣王的形象成为这些歌共同的表现主体，如“汤除帝制从民望”，“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唐虞揖让兮周召共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等，共和制与古代圣王的形象必须成为一套而表现。而表现现代化及同胞团结等主题的新词则很少使用。其文体也全都是文言，难以理解。
        1913年4月8日，国会举行开院礼，奏乐时需用国歌。经内务部询问，以上述投稿内之《卿云歌》，请法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配曲，用于“临时演奏”。欧士东所配曲调完全是西洋式的，给人示范歌曲的印象；但其作曲技术水平较高，显然不同于上述《国歌拟稿》。然而此《卿云歌》后来并未正式定为国歌。教育部4月29日将上述4案送递国务院，打算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公议，而后再请音乐专家编制曲谱，颁布实行(29)。国务院审查结果认为，“章之作近于郁勃悸恻，汪之作近于秀丽靡绵。虽各有优点，殊少发挥我民族之荣誉，及国民品性。惟张季直氏为江南老名士，盛世和鸣，音韵适合。兹已经国务院审选，用为定制”(30)。但以后，此案似乎并没有提交国会。至此，民国初年教育部制定国歌的尝试遭遇到了挫折。
        三、五四时期国歌论战与《卿云歌》的成立
        两年后的1915年，外交部向国务院提出制定“国乐”的要求。4月12日，大总统袁世凯交政事堂礼制馆，命从速制定。于是，国务卿徐世昌提出礼制馆所作的“国乐”，袁世凯5月23日批“定为国乐，即由该馆通行”。这就是被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第一首国歌：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31)
        有的文章称词作者是满洲旗人荫昌，作曲者是王心葵（王露）(32)。其实是礼制馆作曲之后，寄给王心葵请其润色(33)。该曲使用工尺谱，昆曲的味道浓厚；但其歌词内容兼顾领土、“共和”与“尧天”，与章炳麟、张謇、钱恂1913年向教育部提出的歌词非常相似。还应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民国成立后就没再使用过的“国乐”来称呼这首歌。
        但是，8月7日，教育部在致政事堂礼制馆的关于这首“国乐”的意见中指出：“华族从昆仑东徒，此系近时考据家未经决定之议论”；而且“尧天”的字句“与共和五族句不甚浃洽，乐章第三句及第五句，似均宜修正”；对歌词配音方式也认为“吾国前代雅乐、西洋现今各国之国歌，均无此体”等，指出歌词、曲谱均有不少部分需要修改(34)。
        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学校等或使用《中国雄立宇宙间》，或使用欧士东配曲的《卿云歌》(35)。但到了1919年前后，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主张这些歌不适于作国歌的意见(36)。
        例如，当时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师的吴研因，于1919年国庆日的前几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如下意见，批评《中国雄立宇宙间》的歌词及其制定过程：
        尧究竟是皇帝，古时的天下是皇帝的私产。尧的禅让，原来也是他们私相授受，百姓没有主权的。……民国四年春上，不知哪一位到国外去的大使，因为同外国人交际，各国都用国歌，惟独中国没有，他就请政府颁布；这歌儿才由大总统府政事堂慎重拟定，未经国会通过，五月里就呱呱坠地，“私生儿”似的产下来了。(37)
        吴完全否定了民国初年曾把共和制与古代圣王扯在一起的想法。吴的主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成为教育家的邰爽秋也赞同吴研因的意见，并批评《中国雄立宇宙间》的词谱。他说：
        若是要全国人都能唱，那吗现在国歌的调子是应用的昆腔，转弯曲折，高下柳扬，大有“余音娟嫋不绝如缕”的意味。试问我四万万同胞，那里能个个会唱？现在国歌里所用的歌辞，是应用的词章，如什么“宇宙”、“八埏”、“浩荡”、“连绵”、“华胄”一类的词语，我四万万同胞，那里会个个懂？……所以歌的调子，就应当构造简单，什么无情无理的高下柳扬，就应该删除净尽。歌的辞语，就应当用白话文编纂叫一般无知识的人，一听就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这才是Democracy时代的国歌。(38)
        根据这些意见，吴研因主张国歌必须具备如下因素：
        内容方面有几个条件：
        一、要在一个民字上发挥。皇帝总统的国歌反面，自然是民的国歌，民的国歌，自然要在民字上设想应该发挥什么“庶民主义”、“劳动主义”……不要再犯了以前“称雄尚武”、“国家主义”……等等的恶习。
        二、要优美庄严。……
        三、要具体的，不要抽象的。……
        形式方面也有两个条件：
        一、要用有韵的白话歌！……
        二、篇幅不要太长！篇幅可以尽短。但短的容易含糊笼统，不容易见好，所以不妨长些。但太
        长了，唱的也不容易记忆。要知道这国歌，是一般平民唱的。(39)
        如上所述，对《中国雄立宇宙间》的主要批评是歌词难懂、曲调不上口、国歌不应由袁世凯命礼制馆制定，等等；尤其是歌词，为容易理解和记忆，应该采用白话韵文。最后的意见应该受到了当时白话运动的影响。
        受到《时事新报》上讨论的影响，一位名“缨尘”、似乎是学生的人向北京《晨报》投稿，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他说：
        大概世界各国，全都制定一种本国特有的国歌。遇见庆祝大典、国民聚会，就拿他高唱起来。最要紧的，是国家遭遇外侮，国民起了非常的愤慨，或者游行示威，或者从军对敌。那时候万众齐声，响振天地。真能把极纯挚的爱国心，表现出来。我看这国歌，实在是振刷国民精神，极不可少的东西。
        近来中国，各处国民运动非常之多。国民大会、公民请愿、学生游街等等。虽然也有极警动的演说，大众也齐声高呼抵制。然而我总觉得大众的精神，没有一件东西把他连贯起来。那么用什么联贯呢？就是赶紧由通晓乐理及歌曲的人，造出一种爱国歌起来。字句要用白话，要押韵。精神上要愤慨激昂，满篇热血似的。腔调虽要简单，可要沉雄，叫大家不分老幼文野，全可以唱的。我们中国会作这种歌的人才总狠多。就请《晨报》征集起来，经各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评定后，就举国推行。(40)
        他进而主张，法国国歌“La Marseillaise”（马赛曲）是最好的典范，而如英国“God Save the King”（上帝保佑国王），中国则不必取法。时在北京大学的顾翊群也赞同这个意见，而且对《卿云歌》、《中国雄立宇宙间》也持批判态度：
        这两个国歌，所以不能普偏于一般社会的原因，我想或者有两个：
        (1)他们的歌词都是用文言做的。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不特不懂他的意思，并且连字总许认不得。那里肯去唱。
        (2)这歌的音调既不好听，又很难唱，唱起来又不能愤慨激昂，使人生出爱国的念头来，……所以会唱的人也不愿意去唱也。(41)
        他提议用“通行国语”来做歌词，配德国“Die Wacht am Rhein”（《来因河上的守卫》—— 一战前德意志帝国的非正式国歌）的曲谱。与上述《时事新报》上的讨论相比较，这些意见虽然也主张用白话编制一般人喜爱的歌曲，但其主要目的却是使人“愤慨激昂”、“生出爱国的念头来”，亦即把国歌当作动员大众的手段。这显然是以当时高涨的学生运动与民族主义为背景的，与吴研因明确否定“称雄尚武”、“国家主义”形成了对比。实际上，此后的《晨报》投稿中，也不乏告诫勿“盲目的爱国”的意见(42)。
        由于教育界和学生等对国歌问题越来越关心，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向国务总理要求设立国歌研究会，11月29日获准；12月4日，国歌研究会正式设立，会员是教育部的汤中、蒋惟乔、邓翠英、张继煦、秦汾、高步瀛、覃寿坤、卢殿虎、陈任中、徐鸿宝、向一中、黄中垲、钱稻孙、陈衡恪、陈彭年15人。12月10日，以周树人、陈彭年、钱稻孙为主事，以李觉、陈锡赓为干事，开始办理一切事务(43)。经过数次会议，审查了数首歌稿，结果，虽有人主张使用《卿云歌》，但意见难以统一。1920年4月，应各方要求再度审查，最后决定以《卿云歌》为国歌。其理由是：“佥以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释意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也就在这个时候，汪荣宝增加的“时哉夫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等字句被删除，仅余“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44)。
        随后，国歌研究会又请王露（王心葵）、吴梅（吴瞿安）、陈蒙（陈仲子）、萧友梅4人编制曲谱，审查结果，决定采用萧友梅的曲谱(45)。其曲与《中国雄立宇宙间》不同，完全是西洋式，轻快而简单，好记好唱。但槚本泰子曾指出，萧友梅本人对歌词语意含混并不满意(46)。实际上，完全西洋式的轻快曲调配以难懂的文言歌词，的确让人感到非常不和谐。不难想像，当时渴望新国歌的教育界人士及学生等也深感失望。
        但是，教育部还是于1920年10月将《卿云歌》提交给了国务会议，国务会议则最终将其定为国歌，并决定自1921年7月1日开始施行；教育部于1920年11月16日将此决定通知全国各学校(47)。1921年3月25日，国务院向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施行教育部编订的国歌正谱、燕乐谱、军乐谱。于是3月31日大总统正式指令由教育部颁行(48)。燕乐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工尺谱，是教育部请人编制的。萧友梅认为：“中国笛”不能吹奏长调，对此还是不满意(49)。但教育部还是印制了这些乐谱，于6月30日向各督军、省长、特别区域各寄送10册，以便施行(50)。
        在北洋政府时期，《卿云歌》在国民之间普及程度到底如何，不得确知。例如，据吴研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1923年8月），行开幕礼，大家不唱《卿云歌》，而唱赵元任博士所制的《尽力中华》歌”(51)。“全国大多数了，并不欢迎他。”(52)槚本泰子也认为《卿云歌》并未得到普及。她说：“这首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在国民中扎了根？”“实际上，恐怕是被淹没在了军阀混战到北伐、抗日战争的时代大潮之中。”(53)其实，当时批评《卿云歌》不适合做国歌的人并不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如上述批评意见外，还引发了国歌与“国粹”的问题。比如，身为国学家、历史学家的朱希祖经过考证认为，《卿云歌》的歌词并非舜所作，而是后来他人伪造的，并据此批评将其定为国歌(54)。而罗伯夔则从“国粹”观点对采用“西方音调”为国歌曲调加以批评(55)。在德国留学的音乐家王光祈，对罗伯夔主张国歌“务合国情”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同时指出：“中国音乐诚然有一最大缺点，即是欠活泼，少变化。”注意到了转调、谐和、节奏等因素，呼吁中国音乐本身应加以改造。他对歌词的主张如下：
        我以为国歌文字方面，至少须含有下列三种要素：
        （甲）陶铸民族意识。其方法宜在词句上，多多加重感情成分。
        （乙）须有确当理想。其方法宜在词意上，指示国民将来重大的使命。
        （丙）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
        假如我们持此三项条件，以评论《卿云歌》，则《卿云歌》势将全不及格。(56)
        不过，也有人回忆，当时在学校里的确唱过这首歌(57)。例如，李抱忱就这样回忆道：
        这首国歌唱了相当久，从民国十一年一直唱到民国二十五年，政府公布以（国民党）党歌暂代国歌的时候，才换唱现在的国歌。民国十九年我大学毕业后，曾在北平育英中学教了五年音乐，所以“卿云烂兮”我唱得烂熟。(58)
        其实，国民党暂定党歌《三民主义》为国歌，是在1930年，1937年才正式定党歌为国歌。所以，李抱忱的回忆并非完全准确。但如果他的回忆其他部分大体无误的话，他在北京唱、教《三民主义》的时间应是极其短暂的。因为，1937年《三民主义》被正式定为国歌，但同年末成立的傀儡政权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1938年就恢复了《卿云歌》为国歌(59)。还有，如哈理森所指出，1924年10月，广东《中国国民党周刊》上刊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篇文章，名叫《国旗释义》。该文在论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合法性时说，“至于青天白日旗的意义，……即卿云歌旭日光华，旦复旦兮之旨，不但含有光复意味，且含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之意味”(60)。北伐之后国民党一直否定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歌《卿云歌》，但在那之前却在援引《卿云歌》为自己的旗帜进行宣传。所以，我认为，尽管引自古典的歌词难以理解，曲调也过于西洋化，并且政府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吸纳社会意见，但《卿云歌》作为国歌，在特定时期内还是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为当时社会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除上述被正式采用的国歌外，在北洋政府时期，对现行国歌不满意的教育家或音乐家还常常发表自己制作的“国歌”，其中有一些还被广为传唱。例如，在民国初年，梁启超作词的《爱国歌》（1903年）就很流行(61)，另有上述沈心工作词、朱云望作曲《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美哉中国》等。而在1920年代，较有名的“国歌”则有《中华民国新歌》（赵元任作词、配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King”曲调）、《尽力中华》（赵元任词曲）(62)、《这个自由的标帜》（吴研因词、俞子夷配曲）(63)、《我的中华》（吴研因词、傅彦长曲）(64)、《少年中国歌》（王光祈词曲）(65)等。
        四、结论
        中国原本没有代表一个国家的乐曲或歌曲。晚清时期，出于外交需要而第一次制定了“国乐”，1900年代新政时期，又发现近代军队也需要类似的“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时期，对国歌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国歌是“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的重要工具，于是，不少关心音乐、具有专业知识的音乐家、教育家等发表了自己编制的“国歌”，其中有的歌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特别是在学校。但是，这些由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音乐专家编写的“国歌”，都没有被采用，北洋政府最终将《尚书》所载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卿云歌》定为国歌。且不管歌词内容以及制定过程如何，作为国歌的《卿云歌》至少在学校里得到了相当的普及，以至于当时的学生，有的直到许多年后还记得这首歌。
        受聘北洋政府为《卿云歌》编曲的萧友梅本人对这首歌并不满意。他曾说，“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都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字（并不是完全白话体），而且没有选做国歌之前，已经有许多国民会唱的而爱唱的，因为必须这样子选法，才可以得国民大多数的同意”(66)。但实际上，至少在除“欧美各国”之外的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歌”这个东西似乎并不关乎所谓“国民大多数的同意”，一般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后训练“许多国民会唱”的。
      
        注释：
        ①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②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年。
        ③忻平：《中国国歌史略》，《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卿云歌〉——〈三民主义歌〉》，忻平、胡正毫、李学昌主编：《民国社会大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论文有的地方所依据的史料不明。
        ④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⑥［日］槚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关于近代中国的西洋音乐接受》（人の都•上海近代中国にぉける西洋音の受容），东京：研文出版，1998年。
        ⑦刘志惠点校辑注，王沣华审阅：《曾纪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280、1288-1289、1304、1334-1335页。
        ⑧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51页。不过，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549页记该段文字成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十日，而且没有“按《普天乐》者，曾侯所制也”的部分。此外，罗宝珍：《中国国歌百年史》（《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7期）载，1896年李鸿章赴欧洲与俄国访问时，欢迎仪式上要演奏国歌，李鸿章命人临时编了一首，歌词是：“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人们称之为“李中堂乐”。但该文并未标明史料根据，后来清廷关于国歌的讨论没有涉及这则轶事。
        ⑨日斯巴尼亚公使贾思理→外务部照会，日期不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务部档案：《领谢颁到国乐一通由》，02-12-002-01-077。
        ⑩《立宪演说会》，《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1)《遵拟国乐办法折》，郭则坛编：《侯官郭氏家集汇刻》，第1333-133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29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12)《遵拟国乐办法折》，郭则沄编：《侯官郭氏家集汇刻》，第1333-1336页；《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6号，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1911年8月19日）。所谓陆军使用的“国乐”可能是下面这首：
        于万斯年，亚东大帝国，
        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
        四百兆民申明胄，地大物产博，
        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
        有人回忆，清末到民初唱过这首歌作为“国歌”。刘师舜：《关于中华民国国歌的回忆》，《传记文学》第20卷第4期，1972年4月；李秋生《〈关于中华民国国歌的回忆〉一文的补充》，《传记文学》第20卷第5期，1972年5月；李抱忱：《也谈国歌》，《传记文学》第21卷第2期，1972年8月。另外，早在1920年初，缨尘：《国歌问题》，（《晨报》1920年2月8日）也曾这样谈到这首歌：清末以来，“中国北方发生了一种国歌，渐渐非公式的经学部认可，通行各学校。他那起的几句，是‘于万斯年亚东大帝国，山岳（一字缺）横独立帜，江河蜿蜒文明波’”。
        (13)《编制国乐折》，《侯官郭氏家集汇刻》，第1337-1340页；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9，乐12，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
        (14)From Yen Fu to G. D. Gray, 16 March 1912, L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68-769.
        (1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8辑180《宣统政纪》卷6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051页。
        (16)《内阁官报》第43号，宣统三年八月十四日（1911年10月5日）。
        (17)外务部→钦差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棠），咨，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务部档案：《大清国乐乐章案》，02-23-004-03-002；驻美使馆→驻墨（西哥）吴（仲贤）代称、驻秘（鲁）谭代称、陈（尚德）兼领事、驻古巴吴（寿全）代称、驻金山黎（荣耀）总领事、驻小吕宋孙（士颐）总领事、驻纽约领事、驻檀香山陈（庆和）领事，呈，宣统三年十月十日（1911年11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务部档案：《大清国乐乐章案》，02-23-004-03-004。
        (18)《教育部征集国歌广告》，《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2月5日。
        (19)《国歌拟稿》，《临时政府公报》第22号，1912年2月25日。
        (20)吴研因：《国歌谈》，《音乐界》第10期，1923年10月；刘师舜：《关于中华民国国歌的回忆》；李抱忱：《也谈国歌》也有相关记述。
        (21)《政府公报》第86号，1912年7月25日。
        (22)更生（赵元任）：《中华民国新歌》，《民立报》1912年1月15日。
        (23)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2年9月10日。
        (24)《教育部征求国歌通告》，《政府公报》第143号，1912年9月20日；《教育部征求国歌》，《教育杂志》第4卷第8号，1912年11月10日。
        (25)《请撰国歌书》，《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2册，1913年3月。
        (26)《教育部征求国歌》，《教育杂志》第4卷第12号，1913年3月10日。彭虹星：《民初国歌考》（《台北联合报》1959年8月21日）记载：教育部1913年2月26日请蔡元培、王闿运、张謇、梁启超、章炳麟、马良、辜鸿铭、钱恂、汪荣宝、沈曾植、沈曾桐、陈三立、樊增祥、吴士鉴、严复15人撰作国歌歌词，比《教育杂志》记载多5人（马良、辜鸿铭、汪荣宝、沈曾桐、吴士鉴）。但此文章没有标注史料来源，还错将“汪荣宝”作“汪荣贵”。
        (27)《章炳麟拟国歌》、《张謇拟国歌》、《钱恂拟国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3册，1913年4月。所谓“世界各国国歌原文及译意”即《世界各国国歌译意》，《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1913年2月。另外，章炳麟此文还记载，他听说曾留学日本的王露（王心葵）“为中国音乐者第一”而向教育部介绍，而教育部也确曾向山东省行政公署询问过王露的地址。见《致山东都督函》、《山东行政公署复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3册，1913年4月。
        (28)《众议院议员汪荣宝送国歌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4册，1913年5月。
        (29)《致国务院钞送本部征选国歌请呈大总统提交国会公决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4册，1913年5月。
        (30)《新民国之新国歌》，《湖南教育杂志》第3年第5期，1914年5月31日；《审定之国歌》，《云南教育杂志》第3卷第6号，1914年6月15日。
        (31)《政府公报》第1095号，1915年5月26日。只刊载歌词，没有曲谱。
        (32)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42页。
        (33)《函复王心葵国乐乐谱附册留备讨论》，《教育公报》第2年第5期，1915年9月；《旧国歌歌谱签注》，《音乐杂志》第2卷第5、6号合刊，1921年6月。
        (34)《函复政事堂礼制馆条述该馆原订之国乐乐章及乐谱以备修正时参考》，《教育公报》第2年第5期，1915年9月。据刘成禺《洪宪纪诗本事簿注》（袁世凯史料汇刊1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1）第119-120页记载，时任教育部长的汤化龙为议乐主任，主张采用上述张謇的歌词为国歌，对《中国雄立宇宙间》的歌词则逐句批评，遂致“全会大怒，互相讥骂”。于是汤化龙提出辞呈，竟开去教育总长。而后来颁布的国歌中，第5句“共和五族开尧天”被改为“帝国五族开尧天”。另，顾翊群《国歌问题一》（《晨报》1920年2月11日）载，“这时老袁快做皇帝了，所以这个里面‘五族共和’四个字，本来已经印好，被礼制馆临时改为‘勋华揖让’四个字”。这第5句的改变，符合上述教育部的意见。但至今未见可信史料证明是否真的有过这样的改动。
        (35)《教育公报》第7年第2期，1920年2月20日。另，1918年11月11日到16日，云南省长公署曾命军乐队，轮流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18个学校吹奏“国歌”。《云南省长公署咨督军公署据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秦光玉等呈复会拟各学校吹奏国歌日期时间表文》，《云南教育杂志》第7卷第9号，1918年11月。但该文没有记载此时吹奏的是哪首歌。
        (36)但吴稚晖举英国《上帝救助吾君》和日本《君千代》为例，主张采用古歌为国歌，赞同《卿云歌》。见稚（吴稚晖）：《国歌》，《中华新报》1916年12月15日。
        (37)吴研因：《这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吗？》，《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9月29日。
        (38)邰爽秋：《对于国歌的意见》，《时事新报》1919年10月3日。此外还有召予：《和研因君商榷改造中华民国国歌的方法》（《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等。
        (39)研因（吴研因）：《国歌的研究》，《云南教育杂志》第8卷第9号，1919年9月1日。该文曾论及上述邰爽秋及召予等的文章，故实际出版日期应更晚。
        (40)缨尘：《国歌问题》，《晨报》1920年2月8日。
        (41)顾翊群：《国歌问题一》，《晨报》1920年2月11日。同日同报还刊载了冯省三：《国歌问题二》。
        (42)西豁：《国歌》，《晨报》1920年2月8日；孙福熙：《国歌问题》，《晨报》1920年2月14日。
        (43)《教育公报》第7年第1期，1920年1月20日。另，5月20日又增加戴修鹭为干事。《教育公报》第7年第5期，1920年5月20日。
        (44)《国务总理呈请颁布国歌文》，《音乐杂志》第2卷第5、6两号合刊，1921年6月。
        (45)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第102页。
        (46)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词的意见附歌谱的说明》，《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31日；槚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关于近代中国的西洋音乐接受》，第123-125页。
        (47)《东方杂志》第17卷第24号，1920年12月25日；《教育杂志》第13卷第2号，1921年2月20日；阮湘等编：《第一回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70-1974页。
        (48)《政府公报》第1834号，1921年4月1日；《教育公报》第8年第5期，1921年5月20日。另，国歌研究会的活动报告收于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国歌研究会工作活动及制定卿云歌谱文稿》，1057(2)/47。
        (49)萧友梅：《卿云歌军歌总谱暨燕乐谱之说明》，《音乐杂志》第2卷第5、6号合刊，1921年6月。
        (50)《教育公报》第8卷第7期，1921年7月20日。
        (51)吴研因：《国歌谈》，《音乐界》第10期，1923年10月。
        (52)吴研因：《通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23日。
        (53)槚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关于近代中国的西洋音乐接受》，第125页。
        (54)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学艺》第2卷第1号，1920年4月30日。
        (55)罗伯夔：《论教育部公布之卿云歌》，《音乐季刊》第4期，1924年9月1日。
        (56)王光祈：《评卿云歌》，《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2期，1927年6月。此外，仲子通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主张《卿云歌》歌词难解又难唱，应该改为一般人好唱的歌。仲子通：《对于国歌的改造观》，《时事新报》1920年7月5日。而吴研因则除了批评《卿云歌》外，还批评了其他的“国歌”。他说：中华教育改进社所采用的赵元任《尽力中华》歌词“乱七八糟”，当时在江苏省各师范附属小学校流行的《这个自由的标帜》（吴研因自己作词）的歌词也不完美，清华学校等美国留学生所唱的《亚东开化中华早》的歌词也是“瞎七搭八”；然后介绍了自己作词、傅彦长作曲的《我的中华》。见吴研因：《国歌谈》，《音乐界》第10期，1923年10月。
        (57)曙山：《我们的国歌》，《扫荡报》1944年1月13日；刘师舜：《关于中华民国国歌的回忆》；李琴：《关于试唱〈卿云歌〉的回忆》，《传记文学》第21卷第6期，1972年12月。
        (58)李抱忱：《也谈国歌》。
        (59)维新政府概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概史》，南京：行政院宣传局，1940年。
        (60)《国旗释义》，《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2号，1924年10月26日，Harrison,op.cit,p.189.
        (61)《爱国歌四章》，《饮冰室文集》45卷（下），第21-22页。《诗话》，《饮冰室文集》45卷（上），收录简谱。
        (62)《尽力中华》(1914)，赵如兰编：《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年，第205-206页。
        (63)郭绍虞：《介绍〈这个自由的标帜〉》，《晨报》1920年2月27日。郭绍虞在该史记载，叶圣陶向他介绍此歌说：“现在学校里，颇多采用这歌。”
        (64)吴研因：《通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23日。后来，金桂荪发表支持《卿云歌》的意见，吴研因对此强烈反驳。金桂荪：《所谓“国歌问题”》，《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25日；吴研因：《通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27日。另张若谷《中国的国歌》（《文化建设》，第2卷第1期，1935年10月10日）一文也有相关记述。
        (65)王光祈：《评卿云歌》。
        (66)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的意见 附歌谱的说明》，《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31日；槚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关于近代中国的西洋音乐接受》，第123-125页。
     
    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9年1期第90～10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