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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1972年解读出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地名“唐乾陵”，构拟了16个原字的音值。从而找到了通过寻找契丹文字资料中的汉语借词来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 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活动。小组从4167个契丹小字中分析出377个原字。其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也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经典。该书的韩文版于2016年在韩国出版。 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前4年是契丹文字资料集中出土的时间，契丹文字的解读也突飞猛进。笔者1993年发表的《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首次论证了契丹大字也有拼音性质。 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辽史具有重大意义。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台了扶持绝学的政策，聘请笔者为契丹文字学科带头人。本着“出成果，出人才”的原则，笔者出版了《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培养了一名契丹文字专业的博士张少珊，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先生生前也培养了一位博士吴英喆。这样可以使绝学不绝，传承有人。 虽然契丹文字的解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不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读出来的少，尚未解读的多；解读的汉语借词多，契丹本民族的语词少，距离彻底解读的目标还很遥远。因此，必须坐下来，耐着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积少成多，最后达到质的飞跃。 21世纪以来，文物市场上出现了批量生产的赝品契丹文字墓志铭。个别年轻学者没有鉴别赝品的知识，拿着赝品当真品，写书写文章在国内外发表，给学界制造了很多混乱。希望契丹文字研究者们都本着学术良心投入到鉴别赝品的工作中来。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