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而成为公务员制服。在国家权力的推广与影响之下，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关 键 词：中山装 国家权力 流行 身体政治
    作者简介：陈蕴茜，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服装是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它具有遮蔽风寒、保护身体、维持生命的功能。人类的服装行为受人的主体意识主导，它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它具有满足自我表现与审美的功能。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服装又具有象征性与标识性，是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人们社会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因此，服装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进一步而言，服装现象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现象，它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外在物化形式，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因此，服装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一种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服装又区别于西服的新式服装——中山装开始流行，并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它具有象征着革命的寓意，并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而成为正统服装，进而成为公务员制服，由此影响到全国各地。以往史学界关注的是中山装的诞生时间与过程，只有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对中山装的象征意义略有提及①。笔者认为，中山装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服装，它的流行与国民政府的推广密切相关，是国家权力渗透与人们自觉接受规训共同造就了中山装的流行，这场服装革命对中国人影响深刻。本文将对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原因及过程展开全面研究，并解剖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国家权力在其中的推动，进而重估国民党政权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中山装的诞生
    
    中国人自古就明白服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②服装在古代礼制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辨名分，明等威”的工具，被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中国人一向重视服装，自材质、颜色、款式到饰物均有一整套范式，历代新王朝建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③。满人入关后，强制汉人易服，以至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于服装的民族象征意义尤为重要。
    作为反清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标志。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④显然，孙中山认识到服制与国体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亲自设计既能体现革命精神、又符合中国人自身审美需求并兼具实用功能的新式服装。
    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因此，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关于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学术界没有疑义，但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时间、地点与过程，学术界长期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是孙中山以日本士官服、学生装为蓝本，进行改造，创制出第一套中山装。它诞生于辛亥革命后的上海荣昌祥，由红帮裁缝王才运缝制⑤。另一说是孙中山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主张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新装。他在企领加上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衣袋上再加上软盖，使袋内的物品不易丢失，并用洋服店老裁缝黄隆生当助手，制成世界上第一套中山服。中山装的诞生时间与过程是追求历史所谓真实性的学者所要关注的，而笔者更关注中山装推广与流行的意义，以从深隐层面揭示中山装的社会功能及国家权力在背后的运作。
    服装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符号，而符号与其象征事物之间必须有某种共同的逻辑形式，使其能产生双向互动作用，从而使观者更容易感觉和把握符号的外在形式。中山装正是这样一种服装符号，它折射出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中山装强调平民实用风格，而且寓意三民主义思想：前衣襟有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三民主义理念在服装上得到完整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孙中山带头穿着中山装，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风靡一时，而后中山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二、国家权力与中山装的流行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巩固，蕴涵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的中山装，自然成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制服是现代政治中科层制的产物，政府要求官员及工作人员穿着制服的目的就是通过服装的统一而达到身体空间与思想意志的统一。而统一必然带来排斥个性，因此，制服就是让在制度中的人通过服装与身体空间的整齐划一而丧失个性，从而使主体得到重塑而变得温驯，实现政府所要求的规范化。像中山装这样带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制服，更加体现出制服的政治功能，即统治者通过对服装的控制达到对穿着者思想上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制服与空间、制度时间一样，都是统治者对人们进行规训与塑造的重要载体。
    本来，对于泱泱大国的乡土中国而言，进入政府工作的穿制服者只是少数，中山装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制服应该影响有限。但是，在“崇拜革命”的火热年代，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中山装迅速为进步青年所接受与崇尚，中山装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服装。加之1925年后国民党大力提倡崇拜孙中山，中山装的流行也不仅仅是时尚流行的问题了，而是国家对民众服装引导的结果。
    国民党对于中山装的推广主要是采取从机关、学校开始，将中山装塑造为革命的、进步的、时尚的服装，然后进一步向民众传输，从而实现对人们身体的规训。早在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就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⑦；次月，首都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⑧。1929年4月，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⑨。
    但是，服装行为是个体行为，在制度并不严厉的情形下，许多人并没有严格按规定穿着中山装，真正在政府机关内严格推广中山装是在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是国民党最早的根据地，又是孙中山的故乡，当地政府对于推广中山装不遗余力。1930年，广东省政府提倡用国货，穿国货中山装⑩。1933年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陈肇英向中央提交《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案》，指出“吾国近来男女服装”多用洋布制作，导致“利权外溢，风俗内偷，为立国之大病”，因此，建议“重厘服制，以定人心，顾及本源，以崇国货……文职公务员党员须一律着用国货中山装”（11）。行政院批复，除党员服装须党务系统批准外，其余均穿中山装。此后，各地均将中山装定位为制服。1934年，陈仪“入主闽政，公务人员均先后加以训练，中山装风行一时”（12）。次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13）。随后，江西省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14）。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15）。从此，中山装真正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
    冯玉祥主豫期间，对于推广中山装最为得力，规定河南开封政界一律改服中山装，各官厅内，不准长衣人出入，即使女界亦已有剪发穿中山服者。后省政府又通令，各机关职员因薪水不发，经济困难，由各机关代做棉制服一身棉风衣一件，一律灰色，暂由公家垫付（16）。它为黑色中山装，帽子与衣服颜色相配，严格纪律（17）。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下令“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18），后又规定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19）。公务员统一穿着制服，实际上是现代科层制在对人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结果。
    1927年后的中国是一个党治国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后，孙中山崇拜开始向各级学校推广，因此，中山装也开始成为各级学校师生的统一制服。1935年，河南省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20）。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帽徽用青天白日党徽”（21）。其实，早在1931年中山装就出现于课本中(参见左图)，并被称作“完美的衣服”，以引导学生穿着中山装（22）。
    显然，国民党通过中山装将学生进一步纳入三民主义党化规训体系之中。于是，一般学校都开始将中山装作为学校制服，并严格规定师生统一穿着中山装。1939年福建德化师范学校成立后规定，学生“不得自由穿着”，“男穿黑色中山装制服，佩戴布制方形胸章、金属制三角形校徽”（23）。天津官立中学也规定全体师生统一穿着灰布中山装（24）。公立学校规定学生穿中山装是自然之事，但私立学校也是如此，如江苏丰县私立又平职业中学规定，学生须缴纳制服费，校服是黑色中山装（25）。广东省吴川县世德学校规定参加军训的学生制服为中山装（26）。作家秦牧1942生曾在桂林漓江桥畔一座中学任国文老师，平时均穿蓝布中山装（27）。
    如果说中学教师和中学生穿着中山装，为的是接受三民主义规训，并体现出中学生应有的严谨、沉着气质，那么小学生穿着中山装则有点少年老成的意味，更能体现国民党推广中山装进而普及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在《为儿童卫生事致家长信》中，要求男孩子“大一些的最好穿着中山装”（28）。有的学校在儿童节举行健美比赛，将一套中山装作为奖品奖励给获得银奖的小学生（29）。从当时的《申报》广告来看，小学生中山装也极为流行，经常刊登专门为小学生提供中山装的广告。如上海国民书局销售中山童装，称“小学生宜服中山童装，以资不忘开国元勋，又能增进革命思想”。次年，国民书局又与新华书局、久和袜厂联合销售小学生中山装，并给予特价九折优惠{30}。小学生穿着中山装并非局限于大城市，而是在全国各地均较普及。山西省娄烦县第二高等小学规定，学生须统一穿着中山装和童子军服，并对风纪扣要求甚严（31）。西康省德格县县立小学、白玉县省立小学、巴安县县立小学的学生们都穿中山装制服，教职员工除藏族外也着中山装（32）。40年代初，广东省和平县岑江中心小学规定高年级学生均须穿中山装，且须结上风纪扣。有位学生因“脖子被勒住，感到憋气，特别在夏天更难受”，因而忘记结风纪扣，被班会罚款二角（33）。可见，小学生着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当然，人们对于规章制度的执行总有懈怠的时候，国民政府教育部门规定教师须穿中山装，但有的教师并未严格遵令，因此，各省教育厅视察时会进行督导。如广西省政府教育视察团发现教师并未统一着中山装，而是穿洋货西装和长衣便服，这不仅“形色碍观，即对政府提倡节俭，服用土布之意旨，亦大相剌谬”，视察团批评这些教师不仅不起表率作用，反而“任意奢靡，隳蔑政府法令”，重申学校教师须一律穿中山装（34）。为使教师养成穿着中山装的习惯，一些教师集训班特别规定制服为中山装。著名作家严文井的父亲就曾参加过这类集训班，制服为中山装（35）。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强制之下，逐步养成穿中山装的习惯，江苏徐州西服店老板回忆时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则喜欢穿中山装或三个口袋的学生装。”（36）
    为进一步引导规范人们的服装，国民政府又规定集团结婚的礼服为中山装。随着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装作为婚礼礼服，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强。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37）不少地方的集团结婚也有此规定。如湖北省来凤县政府于1944年9月制定《来凤县第一届集体结婚办法》，并于“双十”节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第一届集体结婚仪式，“男一律着中山装”（38）。抗战胜利后集团结婚在城市依然盛行，许多地方政府“规定新郎必须穿中山服”（39）。1946年11月12日下午3时，“广州首届集体结婚礼”举行，有29对新人参加，新郎全部穿深蓝色中山装（40），而这一天恰恰是孙中山诞辰80周年庆典，新郎穿着中山装更具纪念意义。
    政治服装是否具有生命力与流行能力，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服装本身是否具有舒适便利的特性相关，更与其是否能够迎合时人的审美情趣相关。冯玉祥曾说，“中国的长袍大褂”，“使人萎靡懒怠，必须改良”，而且“糟蹋布料，妨碍行为”，而“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中西兼长，至美至宜”，因此，“今日已盛行”（41）。中山装恰恰是在特定时代能够符合人们生活、审美与政治需求的服装，因此，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最为流行的服装。
    早在北伐之后，中山装就成为人们认同的时尚服装而在广大城镇流行开来。据《河南新志》记载，自1927年5月“国民军入豫，凡有公职者，俱服中山式制服，而袍褂式之礼服，乃日见减少”（42）。次年，江苏徐州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教育界人士开始穿中山装，甚至布店职员也都换穿中山装，店方先行支付服装费用，而后再在薪水中扣除，“全体同装，观感一新。同业人员为之赞赏，思想顽固者私下讥之，此举是为创新，后渐有效行之者”（43）。看一座城镇是否有政治新气象，只需从人们是否穿着中山装即可判断。报人董秋芳在致鲁迅的信函中谈到某城的变化时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穿中山装的人，不论有胡子的，或者光下巴的，到处可以看到了。”（44）中山装随着国民党北伐胜利与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
    30年代后，中山装在公务员与学生中更为流行。1936年出版的山东省《东平县志》记载，该县“各机关学校亦多着短衣，但衣式衣料与民众迥殊，名曰中山服，曰制服”（45）。广东省电白县“公教人员，则多服制服”（46）。福建省明溪县“民国以来改穿服制，短者中山装、学生装或西装”（47）。在许多地方，中山装已经不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或学生穿着，而成为一般流行的服装。江西省吉安县“以便服言，时髦多作西装、中山装”（48）。据当时的旅游指南书籍记载，重庆“男子皆喜欢穿淡灰色布制中山装”，一个原因是政府在公务员及学生中的推广，另一原因是“卢作孚氏提倡之影响，因民生公司制服即规定如此”（49）。其他社会团体也将中山装作为统一的制服，推动了中山装的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职员的工作服装即为中山装（50）。一些商家为使自己的商店面貌一新，为员工定制中山装作为店服。福建省台江县国药行“老板还为全体店员，裁制了一套工作服，上衣系密扣中山装，下衣配上西装裤，使店员服装整齐精神饱满”（51）。民国时期的人们都以穿中山装为荣，中山装成为城镇中一道风景线，广西省同正县“今则稍稍复兴国货，而丝绸次之。高等人物或长衫马褂，或洋装，或中山装者”（52）。当著名画家丰子恺1938年到桂林时，看到满街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人（53）。中山装在桂林极为普及，只是当地人不称其为中山装而称“广西装”，它与中山装没有差异，所差者一顶帽子，“规定是布质的”，这种广西化的中山装已经“差不多深入农村，普及各界，公务员、学生无论军、农、工、商，下至挑负贩，都是那套灰制服。”（54）较为偏远的陕西沔县、湖南怀化、云南镇雄、甘肃和政等地男子普遍穿中山装{55}。云南个旧利滇化工厂“发给各工友每人灰金龙细布中山装一套”（56）。总体而言，中山装的流行迅速且传播区域广阔。如1935年后，新疆呼图壁县男子即流行穿中山装（57），僻居新疆、内蒙与青海三地的土尔扈特人也穿中山装（58）。台湾光复后，中山装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渗透而迅速流行。1946年，台湾《民报》的广告中已经有台北商家称可以应急制作中山装（59）。
    从全国各地的地方志、报刊及回忆录来看，中山装出现于全国各地。无论是国民党政治中心区域的江苏小镇，还是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东、福建两省诸县，也无论是西北的渭南地区，或者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诸县，甚至是作为英国租界的山东威海，国人均流行穿着中山装（60）。中山装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成为民国时期最流行的服装。
    三、中山装的政治寓意与规训功能
    
    服装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象征功能，由此，也会引导人们对服装背后的象征意义的记忆，进而认同服装所代表的某种意识形态。康纳顿在研究记忆问题时，特别强调服装对人的记忆形成的功能。他说：“任何一件衣服都变成文本特质(textual qualities)的某种具体组合……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场合的主要坐标，成为文化范畴及其关系的复杂图式；代码看一眼就能解码，因为它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观念被嵌入视觉本身。”（61）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容易使人们将具有三民主义象征意义的“代码”透过穿着中山装的身体实践嵌入身体空间而化约为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入。
    由于中山装是与孙中山及国民革命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时人眼中，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1927年，精明的上海商人立即制作中山装出售，并称“青天白日旗帜下之民众，应当一律改服中山装，借以表示尊重先总理之敬意” （62）。当然，中山装作为象征革命的服装，一方面成为真正拥护革命者乐意穿着的服装，但同时也会被政治投机者所利用。1928年7月，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说：“两三年前反对欢迎孙中山，要求恢复溥仪帝号的总商会(会长还是那个孙学仕)已发起铸‘先总理’铜像，并命令商会会员一律均着中山服了！”（63）显然，政治投机者通过穿中山装来表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与“忠诚”。
    中山装同时成为国民党的象征。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漫画中，穿着中山装者就是国民党的代言人。例如，1927年，江西南昌附近一座小城的农民协会里挂着一幅讽刺画，画上的一侧是孔庙，另一侧是世界公园，“世界公园里陈列了三个座位，中间是马克思的像，左边是列宁的像，右边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画着一个孔庙。在世界公园与孔庙的中间，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背了孙中山的像往孔庙中走去。旁边写着：‘孙中山应陈列于革命的世界公园中，但戴××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庙里去’。”（64）这幅漫画明确将矛头指向戴季陶将孙中山思想儒学化，这里中山装成为国民党的代名词。在国民党官员自己看来，穿着中山装就是代表党人身份。曾任西康军队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的张练庵曾回忆，为见蒋介石，特“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决定不穿军装，穿中山装，以党人身份去谒见”（65）。因此，尽管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的流行服装，但就根本而言中山装是与国民党紧密相连的。当然也有例外，中山装一度成为革命与激进的代名词，当国民党清党时，穿中山装已经不是国民党的象征，而是比国民党更为革命与激进的共产党员的身份象征。据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由于清党运动的扩大化，在广州一次清党行动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66）。事实上，共产党人一直也将中山装视为人革命与进步的服装，延安的共产党人均着中山装。国共合作时期，在重庆工作的红岩村工作人员也将中山装作为工作制服（67）。
    民国时期中山装已经成为公务员及教育界人士中最流行的服装，穿中山装的人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官员。著名报人张慧剑就曾记述，他穿着中山装去浙江金华一所村小学观光，引起“全校震惊，师生狼奔豕突，如大祸之降临”，原来因他穿着中山装，学校师生误将他当作县督学。（68）显然，民国时期中山装成为官员权威的象征，在—个对权力与权威极其崇拜的国度，中山装的流行受到制度化力量的支撑而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习俗。
    孙中山是革命者与民族主义者，他发明的中山装就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必须用国货制作，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纪念孙中山的作用。一般商人虽然是为推销国产布料，但也能够认识到中山装的纪念意义与民族主义象征意义：“中山装为孙总理在时，因其便利适意，故乐穿之。后总理逝世国人欲以之纪念总理，故名之日中山装。”但是，“日来穿中山装者，其材料大多用舶来品，如华达呢、哔叽之类，致使利权外溢”，“中山装既可定为吾国国民服装，其料宜以国货为之。既可提倡实业，益足见爱国之心”（69）。商人都知道中山装“一可以抵制外货，二可以发扬国光”，因此，有的厂家还专门为“纪念总理而发明”中山装原料——中山呢，“质料坚固，鲜色齐备，极合裁制各项服装”（70）。毗邻上海的江苏省江阴县20世纪30年代大量生产中山呢（71），南京也是如此（72）。据《江苏省乡土志》记载，1936年，江苏有102家棉纺织厂，产品以中山呢等为主（73）。中山呢主要用于制作中山装，远销全国各地。福建莆田、仙游就流行用上海运来的男女线呢制作衣服，俗称“中山布”（74）。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工厂也大量生产中山呢，如中山呢在河北省高阳县成为当地主要的纺织品（75）。此外，四川巴蜀、山东平度、广西桂林等地工厂也大量生产中山呢（76）。大量中山呢(布)的出品，保证了中山装的国货制作。
    商人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推广国货中山装，知识精英则从服装的政治象征功能出发，提倡用国货中山布制作。1928年7月，张恨水曾在北平《世界晚报》副刊上撰文《中山服应用中山布》（77）。由于国货运动是民国时期政府主导、广泛推广的一场社会经济运动，因此，国民党各级政府从爱国、振兴民族经济的角度来提倡穿着国货中山装。1930年，广东“省党部令各县普照各工作人员，一律穿国货中山装制服，提倡国货”（78）。1935年，河南省政府又规定，学校中山装的“原料均限用国货”（79）。可见，人们对于中山装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理解之深。
    穿中山装是与爱国相关联的，而当穿着中山装的身体进入社会视野之中时，这个身体也应该是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如果穿着中山装的人是背叛民族利益者，那么必然受到人们的唾弃。江苏常熟一位清朝拔贡出身、做过江苏提学使署幕宾的蒋志范，民国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抗战开始时高呼血战到底，但后来却投靠日本人。当时上海某小报登载一幅漫画，把他绘成一个四不像的丑角，头戴花翎顶帽，身穿中山服装，脚拖东洋木屐，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个“三朝元老”的毕生“功业”（80）。本来中山装是民族主义的化身，但如此穿中山装者只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叛徒，遭到人们的鄙夷。不仅中国人视中山装为民族服装象征着崇尚三民主义，日本人也同样认为。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81）在日本全面侵入华北后依旧如此，凡遇到青年男子穿中山装、学生装者即予杀死（82）。1945年，日军侵入赣南，在江西省兴国县20多个村庄疯狂杀戮，“穿中山装制服、理平头或西装头的青年人”，成为“他们重点屠杀的对象”（83）。所以，在沦陷区，人们不再穿中山装，“‘长袍马褂’又卷土重来，中山装反存之箱箧”（84）。中山装不是一般的服装，而是与孙中山及民族主义存在内在联系的政治服装。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服装总包含有叙事性因素，就像每一个功能至少都有其自身的符号一样，牛仔服适于工作时穿，但它也述说着工作。一件雨衣防雨用，但它也意指了雨。功能和符号之间(在现实中)的这种交换运动或许在许多文化事物中都存在着。”（85）中山装不仅是一种服装，更是一种象征。中山装作为服装的功能已经被弱化，而其隐含的政治意义却被强化。人们认为中山装应该是国人统一的服装，因此，出现让孔子也穿中山装的现象：“浙江诸暨某校，悬挂孔子遗像，衣服作中山装，记得孔子曾经说过：‘麻冕，礼也……吾从众’。现在大家都穿中山装，根据服从多数的意义，那孔子自然有改穿中山装的必要呢！”（86）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则可以理解为，让孔子穿中山装是人们对国民党推广中山装的讽刺。
    中山装是纪念孙中山的服装，自然纪念孙中山的仪式最好穿着中山装。1929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广州贫民教养院音乐宣传队“穿着特定的灰色中山装制服，巡行表演，场面壮观”（87）。参加孙中山纪念仪式不仅要穿着中山装，而且须更加庄重。郭沫若曾专门穿中山装去中山陵谒陵，由于天气炎热，“谒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套脱了”，但他为保持虔敬，“连中山装的领扣都没有解开”（88）。在革命者的眼中，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面对孙中山的陵寝，中山装更加神圣而庄严。不仅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者如此看待中山装，即便普通人也将中山装视为非同一般的服装，当人们提到中山装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孙中山、总理信徒、官员、公务员和学生。苏青曾在其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个鼠目短髭、面孔蜡黄的拱背小伙子，他也穿着中山装，只是同悬在他对面的孙中山先生遗像比较起来，恐怕他就给孙先生当佣役也不要，因为他有着如此的一副不像样，惹人厌恶的神气。”（89）在作家眼中，穿中山装，就应该具有孙中山事业继承者应有的形象，而态度恶劣与形象猥琐的公务员穿中山装，实在是对孙中山的亵渎，与中山装的象征寓意不符。
    中山装在民国服饰中的显赫地位，使不少服装店以经营中山装为主，特别是各地颇孚声望的服装店。上海荣昌祥号曾因为孙中山生前在该店“定制服装，颇蒙赞许”而生意兴隆，并称“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当“国民革命军抵沪”之际，荣昌祥号为提倡服装起见，低价销售中山装（90）。同样，南京李顺昌店“经营西服和中山装，尤以中山装颇享商誉”，而且因蒋介石在该店定制中山装更加声名显赫（91）。中山装成为当时许多服装店的主要产品，也成为裁缝眼中的“国服”，如湖南民间歌谣《裁缝工歌》中有：“清朝末年到民国，衣服式样有变更。中山装，称国服，一般穿的是对襟。”（92）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山装是民国时期中国服装的代表。由于中山装是国服，民国后期一些重要的国家政治仪式，中山装就成为指定服装。1943年8月，林森去世，为其葬礼奏哀乐的大同乐会会员按照规定一律着中山装（93）。因为林森生前是国民政府主席，奏乐者穿着中山装才能体现出国家主席葬礼的庄严与神圣。
    中山装既是流行服装又是具有进步政治象征意义的服装，人们对于穿中山装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山装频频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有的作品将穿着中山装作为一种追求来表现。如郁达夫小说《唯命论者》的主人公买彩票中奖后，其太太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回可好了，你久想重做过的那一套中山装好去做了”（94）。显然，中山装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向往的服装。由于中山装缝制相对于传统布衫而言工艺讲究，因此，中山装也成为民国时期一种相对奢侈的服装。有意思的是，中山装成为日常报刊弹词的主角，著名报人熊伯鹏写过《只偷衣服未偷人》，描写主人公只有一件赊账制作的中山装，被偷后请“福尔摩斯”寻找的趣事（95）。由于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最流行的男式服装，因此，中山装也成为衡量薪俸的标尺。当1946年物价飞涨而薪俸降低时，人们的评价就是通过中山装来说明，连堂堂《中央日报》都说：“一月薪津，半套中山装。”（96）可见，中山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地位与重要象征意义。
    就社会功能而言，“服装系统，不仅象征了行为范畴的存在，而且造成了这些行为范畴的存在，并通过塑造体形，规范举止，成为习惯”（97）。中山装对于引导人们通过身体实践而实现意识形态隐性生化规训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有的国民党党员自觉认为，中山装是每个党员应有的着装，以便促进党员团结。北京党员杨某上书中央：“凡本党党员概须着中山装，佩党徽于左胸，党徽由中央党部备给，制服由各党员自向党部制服厂定制，制服厂办法另定之。”（98）还有的认为，穿着中山装就不能出入娱乐场所，应予以取缔。为此，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特向行政院请示，是否规定穿中山装者不得出入娱乐场所。行政院批复，因“无明文规定非公务员不准穿着”中山装，因此，对于“穿中山装西装出入娱乐场所”，“自无严格取缔必要”（99）。虽然行政院如此解释，但从中可以看出，在人们的意识中，中山装是神圣而庄严的，穿着中山装就应自觉维护其形象，这实际上是人们对中山装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要求的自觉认同，中山装的规训功能已经得到完美呈现。中山装本身具有整齐、严肃的风格，穿着中山装者给人以威严感。由此，为对吸毒者进行规训，北平市禁烟联合办公室规定烟毒戒除所训导员一律穿中山装（100）。总之，中山装作为具有政治寓意的服装，它对穿着者进行着三民主义的隐性规训，从而使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服装的流行是与人们的审美需求相关，而审美又不单纯为个人心理因素所决定，它同时也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商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山装的流行，主要源于国家权力的推广，人们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中山装代表革命、进步、文明的审美认同。人们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服装从来都是界定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符号之一，因此，一般人们都希望通过穿着服装迎合社会价值取向来强化自己的社会形象，进而体现自身价值。在民国公务人员与学生大量穿着中山装的社会氛围中，中山装的流行也就成为自然。而民国时期的商人生活于民族资本主义谋求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谋求民族工业的发展，自然而然成为推行国货运动的生力军，因此，商人对于中山装的流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山装与中山呢的广告进一步宣传并强化了中山装的政治象征意义。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成为流行服装，并进而成为国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民族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服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中山装的流行，体现出作为国民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于渗透着孙中山崇拜情结及三民主义寓意，中山装成为具有强烈国家色彩的政治性服装，因此，中山装作为一种统一的制服必然具有对人的身体与精神进行塑造与规训的功能。国民党一直努力将国民塑造成为忠于党国的三民主义信徒，从国旗到国歌，从中山路到中山纪念堂，再到中山公园，无不围绕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展开社会文化的建设，因此，推广中山装只是其推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又一隐性权力技术的运用。
    服装具有表达人们情感、改变人的形象、满足心理需求的功能，人们通过服装符号将思想、情感演绎为身体实践，进而达成社会共识。因此，中山装对于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情感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了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服饰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是既体现民族性、又体现现代性的服装。与此同时，它成为国民的认同方式以及体现群体意识的符号，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相同步，而其内在民族主义特性与孙中山符号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山装因此流行于民国时期。
    注释：
    ①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25.
    ②《十三经注疏》，第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年2月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叶亚廉、夏林根主编：《上海的发端》，第336页，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
    ⑥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第59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⑦《薛内长的谈话》，载《“中央”日报》，1928-03-28。
    ⑧《地方通信·南京》，载《“中央”日报》，1928-04-09。
    ⑨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第4册，第F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⑩《粤提倡国货穿国货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30-03-26。
    （11）《陈委员肇英提议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案》，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3-03-01。
    （12）刘超然等修、郑丰稔等纂：《崇安县新志》卷六《礼俗·风俗》，崇安县志委员会，1942年铅印本。
    （13）《生活化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推行第一期工作计划》，见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印《首都新生活运动概况》，第14页，1935。
    （14）《赣省府研究整齐公务员服装拟一律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35-09-0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印《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上)，第317页，1936。
    （15）《蒋院长令饬公务员穿制服》，载《“中央”日报》，1936-02-19。
    （16）胡云生：《开封之“中山”化》，见《冯玉祥在开封》，第177—1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17）南阳市档案馆藏，卷宗号2，1—17，转引自李向东《辟其田畴、正其经果——简述1930年代河南南阳县的田赋整理》，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8)。
    （18）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8册，第73—7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9）参见郭正秋：《易帜后蒋张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载《理论学刊》，2006(5)。
    （20）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处编：《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1935年9月)，第17页，1935。
    （21）《教育部订定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1936年1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14—1316页。
    （22）蒋镜芙编：《新中华社会课本》，第5册，第11课，上海，中华书局，1931。
    （23）江中卫：《抗日战争时期的德化师范》，见《德化文史资料》第13辑，《民国时期教育专辑》，1992。
    （24）刘家狻、汪桂年：《回忆母校天津官立中学》，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25）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丰县私立职业中学简介》，见《丰县文史资料》第8辑，1989-04。
    （26）韦燕徽：《张炎创办的世德学校》，见《吴川文史》第4辑，1986-12。
    （27）紫风：《爱侣·诤友》，见《女作家的情和爱》，第1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28）《为儿童卫生事致家长信》，载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编印《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校刊》第14期，1929。
    （29）黄一德：《纪念日的日记》，第50页，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1。
    （30）《申报》1928年5月23日广告；《小学生中山装》，《申报》，1929-06-3，增刊广告。
    （31）李润宇、阎门：《回忆母校——娄烦第二高等小学》，见《娄烦文史资料》第2辑，1987-07。
    （32）孙明经摄影、张鸣撰述：《1939：走进西康》，第211，212、214页，济南，山东画报社，2003。
    （33）吴日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缅怀政治启蒙老师黄华明同志》，见《和平文史》第13辑，1998。
    （34）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导学室编印：《广西省政府教育视察团教育视察报告》，第297—298页，1934。
    （35）严文井：《关于萧乾的点滴》，见《严文井》，第3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6）吴永敏等口述、沈华甫整理：《徐州西服业的发展经过——亚东服装店的前前后后》，见《徐州文史资料》第4，1985-01。
    （37）转引自谢世诚等：《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载《民国档案》，1996(2)。
    （38）来凤县档案馆：《来凤县民国实录》，来凤1991年内部印行本，第75页，转引自徐旭阳《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社会风俗的改良》，载《江汉论坛》，2005(7)。
    （39）《双十佳节集体结婚》，载《中央日报》，1946-09-18。
    （40）《广州最早的集体婚礼》，见《中外婚俗奇谈》，第341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86。
    （41）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6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2）《河南新志》上册(1929年铅印本)，第124页，河南省地方编纂委员会整理重印。
    （43）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见《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94-10。此文为回忆录。
    （44）董秋芳：《灰城通信(第一封)》，载《语丝》第5卷第1期，1929-06-03。
    （45）张志熙修、刘靖宇纂：《东平县志》卷5《风土》，1936年铅印本。
    （46）邵桐孙等纂：《电白县新志稿》第2章，《人民·生活·衣服》，1946年油印本。
    （47）王维梁等修、廖立元等纂：《明溪县志》卷11《礼俗志·服饰》，1943年铅印本。
    （48）《吉安县志》(40卷，1941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147页。
    （49）陆思红编：《新重庆》，第18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
    （50）《总会职员服装一律改用中山装》，载《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25)。
    （51）李益清：《解放前南台国药行业》，见《台江文史资料》第9辑，1993。
    （52）曾瓶山修、杨北岑纂：《同正县志》卷6《风俗》，1932年铅印本。
    （53）《桂林初面》，《丰子恺游记》，第3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4）徐祝君等著：《桂林市指南》，第16页，桂林，前导书局，1942。
    （55）怀化市志编纂委员会：《怀化市志》，第7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镇雄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753—75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和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和政县志》，第422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56）《经理张大煜请求社会处调解的函件》(1946年2月15日)，见《云南工人运动史资料汇编(1886—1949)》，第39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57）呼图壁县志编纂委员会：《呼图壁县志》，第590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58）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第31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59）台湾《民报》，1946年7月6日广告。
    （60）（川沙县）北蔡镇人民政府编印：《北蔡镇志》，第160，344页，1993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第8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渭县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渭南地区志》，第769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南川县志》，第66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关县志》，第8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威海市志》，第70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6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2）《申报》，1927年6月26日广告。
    （63）周作人：《知堂书信》，第15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64）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45页，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
    （65）张练庵：《西康政坛纪事》，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篇》，第6卷，第277—27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66）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转引自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载《近代史研究》，2003(5)。
    （67）言扬：《“红岩村”的生活标准》，见《陪都星云录》，第20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
    （68）《衣服》，见张慧剑《辰子说林》，南京，南京新民报社，1946。
    （69）《国人欲以之纪念孙总理者请注意下文》，载《申报》，1927-06-29。
    （70）《申报》1928年3月3日广告。
    （71）王维屏：《江阴志略》，见《方志月刊》第8卷，第4、5期合刊，1935-04，第56-57页。
    （72）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第96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73）王培棠编：《江苏省乡土志》，上册，第92—93页，长沙，商务印书馆，年代不详。
    （74）蔡麟整理：《解放前涵江镇商业概况》，见《莆田文史资料》第4辑，1989-04；仙游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第1024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75）吴知：《乡村织布工作的一个研究》，第21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6）剑花楼主：《巴蜀鸿爪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85号，第144页山东省平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平度县志》，第307页，1987钟文典：《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3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7）水(即张恨水)；《中山服应用中山布》，载《世界晚报》副刊《夜光》，1928-07-09。
    （78）《粤提倡国货穿国货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30-03-26。
    （79）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处编；《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1935年9月)，第17页，1935。
    （80）《人物轶事·蒋志范》，见《常熟掌故》(《江苏文史资料》第56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
    （81）郭述祖：《长城抗战第一枪》，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3卷，第58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82）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第3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83）黄健民、肖宗英：《日军入侵兴国罪行录》，载《党史文苑》，1995(10)。
    （84）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见《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94-10。
    （85）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第2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6）血滴：《孔子穿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29-05-06。
    （87）《贫教院音乐宣传队总理诞日巡行表演》，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11-09。
    （88）郭沫若：《谒陵》，见《南京印象》，第37页，上海，群益出版社，1946。
    （89）苏青：《结婚十年》，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47页，2005。
    （90）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广告。
    （91）王淑华：《忆南京李顺昌服装店》，见《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第224-226页。
    （92）《裁缝工歌》，见《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第181-182页，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9。
    （93）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载《音乐探索》，2001(4)。
    （94）郁达夫：《唯命论者》，见《郁达夫选集》，下册，第597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
    （95）熊伯鹏：《糊涂博士弹词》，第125-12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96）《寒风处处催刀尺》，载《中央日报》，1946-10-24。
    （97）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33页。
    （98）杨海帆：《中国国民党暂行辅助规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2-239《关于改进国民党党务意见》(1930年3月)。
    （99）《穿中山装西装出入娱乐场无取缔必要》，载《中央日报》,1936-08-11。
    （100）北京市档案馆藏，卷宗号J5-2-765-94，《北平市禁烟联合办公室关于烟毒戒除所训导员一律着中山装的通知》(194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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