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决心师法苏俄，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以党治国，以党领军，引入红军政工制度，以最终完成国民革命。党代表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蒋介石既是苏俄政工制度的考察者，也是关键的引进者。孙中山、廖仲恺去世以后，党内纷争激烈。依据条例，党代表制的严格推行可能影响到部队长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在党内缺乏至上的权力，所以对党代表的定位强调其监督作用，不提其指导作用，使党代表在军队中仍处于从属地位，难以达到制度设计所期许的效果。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不仅仅是对汪精卫个人的打击，更是对党代表制度的强力冲击。军人部的设置，实际接管了许多党代表的权限。在各种权力之争中，“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的现实所替代。
    关 键 词：国民党 以俄为师 主义治军 以党领军 政工制度
    作者简介：李翔，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广州510282；李国兴，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州510282
    

    本文以国民党为分析视角，以政工制度为切入点，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力图清晰地阐释孙中山从单纯依赖军事斗争到军事与政治并重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以及蒋介石在引入政工制度不久，即因各种原因而对党代表的权限加以束缚。在各种权力之争中，“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的现实所替代，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异①。
    本文的政工制度，包含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党代表在军队中为国民党的代表，代表党执行对所辖部队的管理和统帅；政治部是作为国民党的工作机关而建立的，对党代表负责，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从早期的制度设计而言，党代表制、政治部制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系统，统一于党领导军队的目的。
    一、俄共“以党领军”制度对孙中山的巨大触动
    
    自开始武装反清起，孙中山就在思考如何使军队服从国民党的领导②，提高战斗力，统摄军心。1906年，孙中山提出：“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③可以看出，孙中山早已意识到需要凭借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私人或者其他因素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这是孙中山“主义治军”的早期阐释。这时的“主义治军”与日后国民党改组时期的“以党领军”有所区别，孙中山革命初起时所依赖的有新军、会党、军阀等武力，主要寄希望于通过三民主义的灌输，把异己力量转归国民党所用。
    然而自辛亥革命以后，历次革命斗争的结果表明，以主义集合军队几乎成为国民党的奢谈。因此，如何使官兵接受三民主义、凭借何种途径使“主义治军”落到实处就成为孙中山及国民党长期思索的重要议题。
    俄共“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政权稳定时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功效，这种新型有力的统军方式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为其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俄共武装最早出现党的代表政治委员是在1917年4月。当时俄共中央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的部队派出政委，作为党的代表领导武装起义。革命胜利后，红军组建初期，为控制和改造旧军队，俄共中央委派政委进驻，实施监督和宣传教育。随着列强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扩大，俄共不得不大量吸收旧军队的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担任指挥员职务。为了对这些指挥员实行政治监督，并加强对全体红军人员的政治教育，1918年7月，俄共在建立正规红军的决议中，把政治委员列为正式编制，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政委、政指等党的代表负责领导部队的党政与经济管理工作，规定革命纪律，参与决定一切作战行动问题，任何命令未经党代表签署不得执行。各级部队的领导、指挥权实际上全部集中在党代表手中。政治部为党代表指挥的下设机关，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有处罚下级党代表的权力④。
    俄共“以党领军”的显明特征是，军队不仅信仰马列主义，而且大权集中在有多年党龄、对主义有坚定信念的资深党员的手中。党代表对旧军队出身之军人的各项监督工作紧锣密鼓，以确保党对军队每一个角落的控制。因此，“以党领军”较之“主义治军”，党的代表对各级军事人员的监管非常到位，党对军队的控制更为严密。
    到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希望能多了解苏俄的党军制度，并为己所用。1921年8月，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⑤苏俄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一直尝试着在中国找到同盟者，缓解日本、欧美等列强对其形成的强大压力。结合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孙中山的上述复函及其以往言行，苏俄政府敏锐地觉察到可以给国民党以适当、有效的引导，在兼顾国家利益的同时，适量输出意识形态，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而红军的政工制度既有深刻的苏俄特色，又能给孙中山带来显明的收效，非常适合输入中国。因此，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议：欲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由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以使三民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官兵心目中得以深植，使党的威信在军队中树立起来，从而实现国民党对军队的统领。马林的提议，与孙中山长期以来存在心底的建校心结是一致的，很容易得到其理解与支持。
    或许是受到俄共极其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的启发，1921-1922年这一段时间，孙中山特别注意对所部将士进行精神训话。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讲演《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即《军人精神教育》)最具代表性。演说首先阐释三民主义的涵义，其次剖析精神教育的要旨、定义、精神与物质力量的比较，军人智仁勇三项精神要素的特征；并赞扬苏俄军队有主义、有目的；冀望军人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以达成国民革命所赋予的使命。《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是孙中山受到俄共治军体制的影响后，军队政治工作理念的充分展现。
    对于陈炯明的粤军，孙中山尤其注意思想灌输，视其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藉此达到革命目的。官兵加入党的组织，这可能是孙中山对苏俄红军“以党领军”模式的有意借鉴与运用。他简单地以为，只要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2年4月，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示：“对红军的规模，她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以使自己的政治工作能够在粤军中受到真正的效果。岂料6月16日，陈炯明竟然指令这支党员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
    同样是进行政治工作，苏俄红军取得了巨大的绩效，而孙中山却屡遭顿挫。到底是什么原因？陈炯明的背叛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其一，虽然《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对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做了解释，但这种讲话的次数依然太少；且演讲对象都是雇佣军，自身文化素质不高，革命的大道理不易被他们接受和领悟。尽管军人已被集体吸收入党，但因党的路线、纲领比较模糊，三民主义等党的意志不可能仅仅通过几次精神讲话，就内化为每一个军人的行动准则。这意味着孙中山及国民党需要反思自己旧有的宣传路径，改进宣传工作，把三民主义等党的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民众利益密切结合，找到官兵易于接受的思想通道。
    其二，党组织对军队的监督与掌控，远远不及高级将领凭借私人关系编织的权力网络更有实效，孙中山1906年提出的“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的军队并未出现。无论是依靠会党，还是利用军阀武力，孙中山及国民党对军队的统合都表现得束手无策。在20年代迷信武力的氛围中，必须建立适合革命环境的新型统军体制，才能不被武力所反噬。如果不加强政党的组织建设，轻率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官兵全部吸收入党，根本不可能实现政党对军队的领导。
    陈炯明的背叛给孙中山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惨痛的失败不能不让他彻底反思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及军队政治工作观念是否存在致命的缺陷。孙中山醒悟到要想使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在建军问题上非另谋出路不可，“乃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⑥。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大转变，就为随后接受苏俄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人，联合苏俄，重新诠释三民主义，以党建军，提供了可能性及前提条件。
    二、联俄容共与决定以党建国、以党领军
    陈炯明的背叛使孙中山意识到，单靠军事手段远远不能达到革命目标，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而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习苏俄革命的组织和宣传经验。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储备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苏俄革命经验的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⑦。
    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效法俄共，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不过，孙中山单纯依赖军事的思维惯性是巨大的，同样在这个9月，孙中山仍然询问马林，苏俄可以采用哪些军事措施来直接援助国民党。真正促使孙中山由单纯依赖军事斗争，转变到同等重视政治、党务、军事工作的是苏俄一步步地引领。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公开发表，国民党自建党起第一次阐述了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⑧。2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大会上说：“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⑨
    从国民党军队日后的演变来看，孙中山对宣传的认识是片面与孤立的，他对宣传的理解与其后蒋介石对宣传的理解如出一辙。孙蒋二人都知道宣传对凝聚民心以及军心的效能，但对如何使官兵心甘情愿地接受宣传内容则缺乏认识，而且在局面出现变化，在军事与宣传之间进行选择时，两人总是会优先考虑军事手段。
    为扭转孙中山过分依赖军事行动的思维定势，5月1日，俄共以政府的名义致电孙中山：“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⑩这份电文充分说明，苏俄政府精确地诊断出国民党及其利用的军队的致命缺陷，因而把输入红军的政治工作模式和建立新型军校作为援助国民党的首要任务。15日，孙中山表态接受并竭力实现苏俄的全部提议(11)。直到此时，孙才决心采纳苏俄的建议，以俄为师，一边改造国民党，加强党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一边引入苏俄的政工制度，以达到政党领军、强化战力之目的。
    三、“师俄”与孙逸仙考察团的使命
    
    为进一步推动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政治工作的紧迫感，7月21日，马林致信廖仲恺，直陈国民党的诸多弊端，比如：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党的政治宣传极其薄弱，违犯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军官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马林特别强调：“只要领导人相信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就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那么，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12)马林以苏俄革命为指针，反复地向孙、廖等指明整顿党务与军事运动的关联，加快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引入俄共政工制度的步伐。
    苏俄与国民党双方达成共识以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实苏俄提议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到底应推出哪一位人员，作为苏俄政工制度的引入者和军校的筹建人。当时的各种形势表明，蒋介石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如在7月20日，马林慎重地把蒋介石作为日后合作的首要考察人物推荐给越飞等人，并转知苏俄政府：“我试图把总参谋长，孙最亲密的助手蒋介石将军赴沪的原委打听清楚。……廖说，蒋已厌倦广东这里徒劳无益的争斗，由于诸将领间的争执，他的计划无法实现。人们把蒋介石看作孙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最优秀的国民党员。他从不争地位，也从未参与权柄之争。”(13)蒋介石是国民党为数不多的军事科班出身的老党员，1922年在永丰舰护卫孙中山时，尤其表现出对孙的忠诚，深得孙的信任和好评。正是基于孙中山和俄共对蒋介石的共同认可与支持，才有1923年8月5日，孙命蒋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16日，以蒋为团长、内含中共党员的代表团由上海启程。
    代表团主要目的是了解红军的政工制度、俄共与红军的关系、各类军事学校的发展经过及由此创建红军的经验等。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党建军，在精神上制度上，特别是党与军的关系上，影响巨大。蒋介石在俄国看到苏俄红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和人民很亲爱，他由此感叹：“这样的军队，有甚么打不胜的仗。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真要使军队能为人民求自由幸福打仗，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14)9月20日，蒋在致函陈洁如的信件里面，也专门讲述了红军的组织情形：“这种组织的政治方面，由党所派代表掌理。为求得一实物示范，我去考察了党代表在陆军中的工作情形，发现部队长只能掌管军队指挥的事，至于政治及精神训练，以及一般知识讲解等，完全交由党代表主办。军官和党代表的职责权力，都有明白区分。这种制度实行得很好。”(15)
    苏俄的政工制度为什么深深打动了蒋介石呢？这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以往军事斗争中的暗斑太多。自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仅有少数高级军官明了主义，大多数干部将校及士兵对于主义多不了解，这是革命迭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设立党代表及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用主义凝聚军心，以党领导军队，使军队充满三民主义精神，才能革除军队中的种种恶习，激发革命斗志，使军队团结一心，而不致四分五裂。戴季陶的一段话语，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国民党引入政工制度的因由：
    当时革命政府统率下面的军队，名义是叫做革命军，而实际并不尽然。从军官的思想主张行为的一切系统上说，从编制上说，都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备也。有从旧官僚转化而来的，也有出身草泽的，也有受过正式教育经过相当训练的。军队的长官有是同盟会的，有是进过中华革命党的，有是属于联省自治派的。编制呢，有的兵数枪数都超过定额，有的不但不足，甚至空无所有。在思想上，有的是相信三民主义，有的要三民主义之名，而不要三民主义之实，有的是倾向国家主义，有的是醉心于俄国革命而偏信共产主义，也有和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不断往来者。在这样情形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统一他们呢？我们要想把他们统一在党的组织号令之下，要维护党的威权，要革除军队里面种种恶习，非有能拘束各军的自由行动，使军令确实统一于党的制度下不可。(16)
    正是因为通过考察，蒋介石发现了拯救国民党所属军队的药方，回国后蒋向孙中山汇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加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行之。……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尽管蒋介石短时期的考察不可能对红军政工制度的各类条文规章了解得一清二楚，但这种制度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尤其是党代表制对凝聚军心、提振士气的巨大功效，已经促使他决定将其引入国内。苏联红军的政工制度和训练方面的经验，就成为后来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进行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模本。
    就在蒋介石赴苏考察的同时，“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17)。因军费窘困，孙中山下令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造成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之间的冲突。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此时对英法等国深感失望，越发感到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双十节这天，孙中山在党务会议上以苏俄革命为鉴，谈起国民党的问题：“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18)。11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改组工作。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9)。25日，孙中山正式宣告改组决定，着手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
    四、蒋介石与军队政工制度的建立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选定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校名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表明国民党创设军校旨在建立党军的目的。5月1日，第一期学生开始报到。3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代表。因廖仲恺工作繁重，也是借鉴苏俄政工制度，且与孙中山权能分治的理论合拍，为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另外组设政治部，形成“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政工组织结构。10日，戴季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主任。29日，学生每人发给1支步枪，是为学校师生正式武装的开始。
    廖仲恺出任驻校党代表，负责党务等政治训练的职责，既是国民党军队党代表制的起源，也是新型政治工作开端的重要标志，还是中国党化军队的发端。党代表与政治部的设置，表明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正式破土而出。但此时制度建设远未提上日程，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更多带有象征意义，是对未来改造军队事务的先期构想和鞭策激励。组织框架只是政工制度的环节之一，为使政治工作迅速驶入正轨，苏俄还为军校派来顾问团，担任新式教育的指导工作。
    6月15日，入伍期满，此前几日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学生，都被考核吸收为国民党员。16日，即陈炯明叛乱炮轰观音山两周年之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致开学演讲词，检讨以往党军分离的弊端，宣示建校目的是建军，要用军校学生作为根本，成立革命军，消灭军阀，重新创造革命事业，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20)。早在军校开学之前，蒋介石就曾训勉学生，痛陈“党存与存、党亡与亡”之意(21)。这八个高度概括的字眼对解读蒋介石当时的建校练兵计划极其关键。它充分说明，蒋自苏俄考察回国以后，尽管对苏俄的援华用意深表怀疑，但对红军的政工制度，特别是红军中的党军关系，非常迷恋与向往。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肩负创建新型样板军队的责任，在他看来，党与军队应该是同生共死、相依为命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党又是军队的灵魂。
    尽管蒋介石是苏俄政工制度的考察者和引进者，但国民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制度的建构自然少不了苏俄的帮助。7月，加伦接任首席军事顾问。军校政治工作在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红军的建设经验，一边充实政工机构，草拟政工条例，一边制定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革命理论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都允许在校内传布。鲍罗廷、加伦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俄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夕，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党代表制得以推广(22)。蒋介石与廖仲恺一样，注意维护各级党代表的威信，支持党代表的工作。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也与党代表商议。军校、校军基层党代表一般也是蒋呈请任命。12月16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演讲时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并称它是“救济中国军队的唯一制度。”(23)12月初，军校教导团成立，党军基础由此奠定，“是为国民革命军之发轫，亦中华民国国军之起源”(24)。
    对照苏俄的成功经验，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的。”为此，军校成立后月余，蒋迅速成立军校特别区党部，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党部成立以后，军纪范围，并没有缩小，并且在军纪之上，再加一层党纪，这个党纪，在学校里，是辅助军纪之不足的，是比军纪更要厉害的。”(25)校军成立后，特别党部制继续得到贯彻并进一步加强，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党部下设小组，各级党部和小组定期召集会议。小组会每周召集一次，要求围绕“组员报告之批评、党纲及党义之解释”等内容展开讨论(26)。小组会议的各种报告，蒋都亲自看过、批过，并择其善者传于中央。因此官兵对于小组会议，兴趣都很浓厚(27)。苏俄顾问证实，蒋积极参加党部工作，同学生以及低级军官一起出席会议，当基层党部需要行政帮助时，他便立即发布相应的指示(28)。正是出于对基层党组织的重视，蒋在东征期间曾特地致函周恩来，要求切实贯彻基层小组会议制度：“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29)这说明，党代表、特别党部，在蒋介石建校和建军初期，得到其密切关注与推行，并在军校学生和士兵群中引起积极地响应，对调动官兵的热情与积极性，发挥众智，激励战斗力，起到了明显效果。
    不过，最初派遣党代表，以及成立政治部，只是一种观念上的需要，并未形成制度基础。故对党代表职权与政治部组织，事先均无明确规定，其着重点似在监察与宣传，不具备形成一种制度应有的基础、条件与准备等。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25年2月9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各部队党代表职权范围，决议“党代表不附军职，与所在长官同等”(30)。3月，孙中山去世以后，新生的政工制度不再有权威领袖的强劲推力，尽管规章条令相继颁布，却不具备制度本身应有的制约力量，制度的推行因此困难重重。
    五、政工制度的变异与“以军控党”
    1925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通过建立党军案，以军校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党军第一旅，廖仲恺被任命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因为这军队是完全党化的军队，所以叫做党军。”(31)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部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须遵照此程序；(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32)6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欲整顿中国，必先从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党的政治训练。”
    7月底，党军及以建国军命名的地方军，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目的是按照孙中山生前构想，以最终实现军队由党化到国家化的过渡。自第二次东征开始，蒋介石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享有对其他东征军队的调度权。“国民革命军”的称号，主要由蒋提出。军名的划一使用，能够看出国民党军队在一体化征途中迈出了第一步，但这并不等于说明“以党领军”制度趋于稳定。恰恰相反，党军关系的走向反而朝着有利于军权的方向迈进。8月，廖仲恺被刺。9月，汪精卫继任军校党代表和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随着蒋介石拥有对其他军队的节制权力，蒋汪两人的权力之争直接影响到政工制度的成长。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党权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权之间的摩擦，渐渐由暗到明。
    除了党权与军权之间的较量，军权与军权，即蒋介石的由党军发展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由建国军发展而成的国民革命军其他军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在暗中滋长。1925年上半年后，随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增多，蒋介石曾计划派遣军校学生，到即将改编的其他各支建国军中宣扬三民主义，以使官兵了解革命真谛(33)。他认为这一办法如果推行，各部军队自然不敢有越轨行动，三民主义也能在各军宣传普及(34)。可以预想，这一方案如果顺利在改编后的各军推行，黄埔学生对各军的掌控将会出现强力局面，以蒋主导的三民主义的灌输会推进至各支军队。自然，蒋的威望与权势也必定随之高涨。
    蒋介石想争夺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正统继承人的意图既遭到党代表汪精卫的抵制，也遇到其他军事长官的阻挠。其他各支军队的首领为抵制黄埔毕业生的进入，纷纷自己开办政工培训机构，并违背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任命的规章条令，改由部队首长自己指定政工负责人。这就说明，在对党权的挑战方面，不仅仅来自蒋介石，也来自其他军事将领。在权力纷争的过程中，才引入不久的政工体制即难以划一。身为总党代表的汪精卫，因自己是一文人，没有经营多年的嫡系军队作为支撑，尽管有苏俄顾问的支持，并想扶植王懋功等军人作为自己的班底，但在军事长官的联合杯葛下，党代表制实际已经面临危机。
    仅以实力雄厚的建国粤军为例加以说明：司令官许崇智任命所部政治部主任时特别声明(35)，该军政治部自接受粤军总司令管辖，这就使党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数。与此同时，为阻止蒋介石势力的进入，建国粤军从速令各师旅团组织区党部，及粤军特别区党部，借以堵塞黄埔学生的渗透。建国粤军政治部并计划每团营都派遣一名自己的宣传员，长期驻在营队演讲。为避免蒋介石借口建国粤军缺乏宣传人才来做文章，许崇智决定开办一所政宣学校，学额以粤军营队数为标准。学员毕业后，派到粤军各营队工作(36)。在建国粤军将政工制度从属于部队首长指导的同时，其他几支军队纷纷效仿，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也指令所属部队建立自己的政工体系，禁止黄埔毕业生渗入。
    由于国民党的军队来源纷歧错杂，蒋介石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不足，为使国民革命能有共同的目标，能够团结与统一，此时的政治工作不得不照顾各军的利益。蒋介石派遣黄埔学生主持各支军队政治工作的计划，被迫搁浅。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还在推行之初，就要应对各军的特殊情况而加以变更，以致参差不一，各自为政，更谈不上制度的成熟。
    好在经过军校两年实施及东征等战斗，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各支军队渐感政治工作为不可或缺的制度，政治训练再次被列为统一军政四大要素之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议：“注意政治训练，使革命军人完全受革命教育，并宜明定党代表职权。”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大会决议，制定《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政治训练部组织条例》，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颁布施行，这是政治工作的两大中坚法规。自此，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得以确立。但是条例的颁布是一回事，实不实施又是另一回事。国民党的“以党领军”制度总是一波三折，并逐步朝着有助于军权膨胀的趋势前行。
    就在两大中坚法规颁布不久，蒋以3月的中山舰事件为突破口，打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希冀从政工体制开始变革，急速确立自己军事领袖的地位。5月，汪离粤游法，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暂代总党代表一职。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汪精卫个人，更不可避免地损伤党代表制度：“二十一日那天整天往返磋商善后的细目。我因为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例如党代表是归我管辖的，经这次事变，这种制度就根本发生问题。”(37)
    到了5月中旬，蒋介石又利用整理党务案，大大削弱了中共的力量。或许是利用手腕相继成功排挤掉许崇智、汪精卫、中共等竞争对手，蒋得出了一切政治都是权谋的结论，对于自己以往分外迷恋的党代表制，蒋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既然党代表制度的推行阻力重重，而权力却可以通过权谋获取，那么，党代表制对于蒋而言，它的存在价值无疑大打折扣。
    就在整理党务案不久，蒋介石表态，革命未成功以前不能取消党代表制，惟党代表资格应有限制(38)。很显然，在与各种政治对手的较量中，蒋对引入、成熟党代表制的热情，已经迅速退潮。他甚至认为条件许可，取消党代表制度也是应有的举措。整理党务案以后，党政军大权落入蒋一人手中，6月1日、5日，蒋相继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北伐动员令发布。5日，国民党中执会以北伐军将要出发，各军党务指导与党代表任免事项，及军队中政治工作等关系至为重大，议决中央党部增设军人部，任蒋为部长，有任免所辖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之权(39)。各军党代表起初由政训部提出，呈请国民党中央委派，军人部成立后，规定各军党代表一律由该部任命，从前由中央委派者也须由该部加委(40)。
    蒋介石为何不自揽总党代表，而要另设军人部呢？这可能与汪精卫自动出走国外有关，汪的职务并未因出国而被撤掉，只是暂时离职。党代表的副署权，蒋早已想收入囊中，以免再有人挑战其军权。设置军人部，就是对党代表制度的重大修正，军人部长接过了总党代表的权力职掌。蒋以总司令的身份兼领军人部长，军权与党权合二为一，实际是为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添加了一件遮羞布(41)。
    党代表制是政工制度的核心要件，随着党代表权力的缩水，政治部门的权力也随之大打折扣。政训部是党代表辅助部门，是政治工作的具体执行机构，只有将政训部严控在手，蒋介石才享有对军队政工体制的全面控制。为完全能够支配政训部，蒋亲自监管修订部组织大纲。6月，军委会政治部由最初的隶属总党代表，转划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党在军队中的权能大受束缚。尽管以后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和鲍罗廷为顾问的国民政府在政工制度方面，继续有着很深的权力较量，但整个趋势是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以军控党，这就背离了“师俄”初期以党领军的建设目标。
    

    注释：
    ①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近年来的重要论文有：徐勇《孙中山的军事理论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徐万民：《孙中山研究论集——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徐勇《南方党人的“武力”认识及其建军模式类型研究》([广州]《黄埔军校研究》第一辑，2006年7月)；徐勇《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天津]《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杨利文《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南京]《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李翔《1920年代初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贵阳]《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1期)。
    ②文中所称“国民党”，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组织的泛称或统称。
    ③《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④[俄]斯他委诺夫讲演、黄锦辉笔记：《俄国红军党代表制度》，《中国军人》第7期，1925年10月10日。
    ⑤《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1921年8月2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2页。
    ⑥(24)(31)“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国防部”总政治部发行，1960年版，第28页，第134页，第134页。
    ⑦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57页。
    ⑧《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页。
    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7页。
    ⑩《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4页。
    (11)《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同上，第415页。
    (12)《马林致廖仲恺的信》(1923年7月21日)，同上，第431-433页。
    (13)《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同上，第426-427页。
    (14)(23)(25)(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第274-275页，第95-100页，第554-558页。
    (15)石一流：《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陈洁如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16)(21)《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七册，1936年版，第400页，第17页。
    (17)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66年版，第164页。
    (18)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7-268页。
    (19)《给鲍罗廷委任状》(1923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38页。
    (20)《帅座对军校开学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0-24日连载。
    (22)党代表职责包括：一、对部队实施政治教育，使官兵了解党的主义和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凝聚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二、关心士兵的经济、生活状况，接近并感化士兵。三、监督部队事务。四、负责军队党务。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72-273页。
    (26)《小组会议条例》，《党军下·党军特别党部之组织》，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第11页。
    (27)丰悌：《本校史概述》，《黄埔月刊》第1卷第10号。
    (28)[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29)《蒋介石1925年11月21日致周恩来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
    (30)陈福霖等著：《廖仲恺年谱》，[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3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33)预计每营派学生军5人担任宣传任务，并监视各官兵动作。人员分配上，营部1人，每连1人。如各该营官兵有反革命行为，即由各学生军随时秘密报告，各营遇有施行事项，亦须由学生军5人完全签字表决，方能实施。
    (34)《以主义灌输军队之提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3日。
    (35)因与廖仲恺被刺案有关联，许崇智不久被排挤出军队，蒋介石少了一个扩伸军权的强劲对手。
    (36)《粤军政治部设立宣传学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7日。
    (37)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9)《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六册，第74页。
    (40)《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2日。
    (41)孙去世后，党内找不到可以匹敌的领袖。为纪念孙，国民党不再设总理，使党一直到1938年都缺少合法的最高领袖，不利于党的健康成长，不利于党权对军权的制约。总党代表原是军队国民党最高领袖，是总理的特派代表，党内既然长期没有最高法定领袖，就使总党代表失去负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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