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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王阳明创立并传播良知学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阳明后学中有成就者如过江之鲫，盛况空前，成为明代中后期儒学发展的主流。阳明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阳明后学是指与王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弟子，覃及再传、三传等，具体而言，主要指列入《明儒学案》的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人、南中王门九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闽粤王门二人、止修学派一人、泰州学派十八人，共计八个门派，七十六人，并可扩展至有明确阳明学师承关系的学者，如孙应鳌、李贽、郭子章等。广义的阳明后学包括在学统方面与阳明后学联系紧密，如林兆恩、虞淳熙等，还涵盖阳明讲友湛若水后学中摇摆于湛门、王门之间的唐枢、何迁等，乃至由此脉络发展出来的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后学。 阳明学是明代的显学，既有风行天下的展开，阳明讲会兴盛，良知异见纷呈，精彩迭出，也有末流猖狂自恣，渐失阳明之传。阳明后学文献积累数量庞大，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是深入研究阳明学的基础。进入清代后，由于学风转变和政治高压，许多阳明后学文献在国内遭到禁毁，民国期间，虽有所重视，但鉴于当时形势所迫，无力大规模整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提上了日程，其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某一学者为对象，搜集整理类似个人全集的文集；二是以某一文集为对象，尽可能收集其他传世版本校勘，最终形成该文集精校本。第一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黄宣民整理的《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的《焚书》（1960年）、《续焚书》（1961年）、《初潭集》（1974年），李剑雄整理的《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这些成果整理的质量很高，为后续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典范。 本世纪以来，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出版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007年，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编），共收录文集七种十册，分别为：《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邹守益集》（上、下册）、《欧阳德集》《王畿集》《聂豹集》《罗洪先集》（上、下册）、《罗汝芳集》（上、下册）。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二编），于2014至2015年陆续出版了《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上、下册）、《胡直集》（上、下册）四种六册，即将推出《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三种四册。此外，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项目列了十余种阳明后学的单部精校文集，包括聂豹《聂双江先生文集》、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欧阳德《南野先生文集》、罗汝芳《近溪子集》等，这些文集正陆续出版。 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阳明后学的深入研究，如依据江西颜氏家族珍藏的《颜山农先生遗集》整理而成的《颜钧集》，李学勤在序言中称之为“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这为阳明学在民间的演化推进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如国内早佚、仅见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泰州学派邓豁渠的《南询录》，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相继研究，由黄宣民、邓红相继点校出版，深化了学界对所谓泰州学派“异端”的认识，而这些重要的阳明后学思想文献并未出现在学界奉为圭臬的《明儒学案》中。又如能够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的再传弟子万廷言，《江西通志》称其平生著述多有所发明，有《学易斋前后集》《易原》《易说》等若干卷，其书皆失传。但张昭炜经多年搜集，点校整理了万廷言的《学易斋集》二十卷（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说》二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学易斋约语》二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以及在南昌调研考察中发现的万氏族谱中诰命、传记等珍贵资料，汇集成《万廷言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影印古籍也推动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围绕《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阳明后学文献。在日本，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大学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由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所选的版本均为和刻善本，每种书前均附有冈田、荒木、佐藤仁撰著名学者撰写的解题，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包括《龙溪王先生全集》《王心斋全集》《近溪子明道录》等阳明后学相关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