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英文标题】The Overlap and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Study o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作者简介】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是现行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二者之间既存在交叠又形成分野。二者的交叠主要发生在研究对象上，即历史文献学的典籍和史学史的史籍之间形成了部分交叉和重叠。由于这种交叠，研究主体常常一身而二任，即中国史学史专家某种意义上又可算作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家。然而，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分野也十分明显：历史文献学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各种文献或典籍，而中国史学史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中比较成型的史书，其底座较中国历史文献学要小一些，即使是相对于狭义的历史文献学来说，也是如此；两个学科在基础层面即底部（史籍部分）形成交叉和重合，而越往上差别越大，越朝各自学科的本体方向发展，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在历史学科内部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分工，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阅读史料的基础和技能，而中国史学史则提供从事史学活动的参照和指南。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曾经拥有共同的客观对象和研究基础，即史籍，然而，在学术主体的主观介入下，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日趋分途，不断朝本学科的本体论方向引升，导致二者分野加剧，面貌愈益不同。这一现象表明，人文学科的体系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不断受到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的。
    【关 键 词】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史学史 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者们多关注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文献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1]，但对于历史学科内部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两个二级学科之间的牵扯和钩连关系论述较少。现行历史学科按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目录来分，下属八个二级学科，依次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其中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均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只是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而历史文献学单独为一个二级学科。
        然而，在另一个分类标准中，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又是历史学科中两个完全对等的二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11月1日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来分，历史学（770）与考古学（780）分属两个学科，而历史学科下面又分史学史（770.10）、史学理论（770.15）、历史文献学（770.20）、中国通史（770.25）、中国古代史（770.30）、中国近代史、现代史（770.35）、世界通史（770.40）、亚洲史（770.45）、非洲史（770.50）、美洲史（770.55）、欧洲史（770.60）、澳洲、大洋洲史（770.65）、专门史（770.70）、历史学其他学科（770.99），历史地理（770.7045）属于专门史中。在这个分类中，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属于两个完全对等的二级学科。
        在以上两个分类标准中，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均分为两个大致平行的学科，表明二者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学科主体即“学格”，构成各自的学科本体。然而，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之间，又相互涵盖和交叉，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明。尽管在学科分类中，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都未冠以“中国”或“世界”，但实际上，从目前学术界的具体实践和操作上来看，历史文献学是指中国历史文献，则已无疑问，而史学史除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研治的是世界史学史外，大多数研究的都是中国史学史。本文即以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为比较对象，加以讨论。
        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叠与分野，既受到客观的学术对象的影响，也受到主观的研究主体的影响。一般而言，客观的学术对象，即历史文献学的“典籍”和史学史的“史籍”，导致两个学科研究基础的部分交叠，而主观的研究主体，即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史专家，则更多地将二者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往两个学科的本体论方向引伸和延展，试图形成各自的学科体系。
        二、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
        中国历史文献学（狭义）与中国史学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部分内容交叉和重合。
        广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般是以“历史”的时间概念来划分范围，因此只要是1919年以前的典籍都属于“历史文献”，细分起来，包括史学方面的传统文献（狭义历史文献）、文学史文献、哲学史文献、经济史文献、军事史文献、教育史文献、中医史文献等等。何林夏在《“历史文献学”之我见》中指出：“‘历史文献’中的‘历史’一词，应当主要承担时间方面的意义。……作为时间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与现代文献之间的对比和反差，要远远大于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与文学文献、哲学文献之间的对比和反差，而更加能体现其特点，并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以最保守的观点，即以1911年为历史文献的下限。”与其并列的则是“现代文献学”。并坚持“作为时间意义的历史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同属于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的地位是不应动摇的”。他的观点，反映了历史文献学的广义特性[2]。张玉勤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同的是，何主张以1911年为界，而张主张以1919年为界。
        狭义的历史文献学，则以“历史”的学科概念（即“史学”）来界定其研究范围和对象，从而与文学史文献、哲学史文献、经济史文献、军事史文献、教育史文献、中医史文献等相区分，而仅仅以史学方面的古籍，即以四部中的“史部”书籍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强调广义历史文献学的同时，何林夏也界定了历史学二级学科下面的历史文献学的范围，指出：“作为研究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应名符其实地称之为‘历史学文献学’或‘史学历史文献学。’”[2]
        中国史学史与广义的历史文献学区别较大，而与狭义的历史文献学区别较小，甚至部分内容发生重合。由于广义的历史文献学包含甚广，超出了历史学的界限，因此，我们以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即狭义的历史文献学），作为与另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史学史比较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史著、史家、史官和史法等。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专有一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指出：“在中国，史学的发展，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从梁氏的话中可见，他所说的史学史主要是史书的历史。梁氏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3]23～24这些都是与史书修纂相关的内容。其第一部分是指官方修史机构及其人员，第二部分是指史书的撰著者，第三部分便是史书的发展历程，其核心还是史书。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受到梁启超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在1957年的修订版《导言》中也声称：该书“谨遵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金氏自称“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4]7，因此他所撰著之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史书及其作者和修纂制度来叙述的。正如白寿彝所指出的那样“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的气味”[5]13。谢保成也指出：“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关于史学著作的研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又与历史文献学（或史料学）研究交叉重复。”他曾设想“古代史学史研究应该突破以研究史著为主的框架”，但他又想不出突破的方法，因此在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中，仍然“以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为基本线索，采取按时间跨度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框架，把史家、史著、史官（修史制度）、史法（史学方法）等基本知识纳入史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中叙说。”[6]11～12
        可见，早期的中国史学史与狭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部分内容甚至是重合的，比如二者都将史部书籍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
        自史学史学科诞生后，它便不断地在体系、理论上进行自我完善，试图超越仅仅是研究史家和史籍的学术面目。一种倾向是将史学史与考据学、目录、版本、校勘、史料学等知识相贯通。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史学史体系的“讨论中普遍认为史学史与考据学、目录学、史料学有关，史学史要涉及考据学、目录学、史料学”[6]10，这种设想仍然不脱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白寿彝曾界定历史文献学内容时指出：“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7]484～485将二者相比较，它们之间仍然是十分相似的。可以说，无论中国史学史怎样变化和重构，都无法与历史文献学完全脱钩。
        另一种倾向是，史学史摆脱历史文献学的影响，向理论性和抽象性方面发展。
        谢保成指出：“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属学术史性质，有其自身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6]12尽管他的超越并未完成，但此前此后仍有不少学者试图对梁氏史学史体系加以超越。
        白寿彝指出：“史学史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总结。”[8]1他还指出：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9]21白寿彝尽管在阐述时用了各种理论术语和抽象概念，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写作内容，则又回到了史籍层面。他指出：“史学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历代史学撰述进行研究。中国史籍浩繁，选择史书的对象应该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作品。”[9]21
        杨翼骧在介绍“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时指出应包括“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史学评论”、“史官制度”六部分。[10]3这六部分与梁启超四目相比，已有较大的超越，像历史观、史学思想、治史方法等均是将史学史提升到理论高度的努力。然而，在杨氏所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汇编》中，所搜罗史料大多数仍然是史家的活动与史书的编纂。
        从史学主体角度来看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的关系，能给我们更直观的感受。许多史学家在撰写中国史学史的论著时，里面常常包含历史文献的内容，反之亦然。这表明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之间有较大的重合或交叠区域。
        正因为二者相交相叠，白寿彝干脆主张将中国历史文献学纳入中国史学史中，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中便收有《谈历史文献学》、《再谈历史文献学》等论文。他既是一位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学者[11]，但他是在中国史学史框架内谈历史文献的。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中，专门写了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中包括“文献整理、总集和类书”等内容。
        受白寿彝的影响，著名的《史学史研究》杂志每期封面赫然标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意在向人们说明，史学史是包括历史文献学的。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季刊就文献学研究的若干理论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建立文献学的理论体系问题，采访了时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的刘乃和（参见《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文献学理论问题笔谈》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上均说明，《史学史研究》的确是在实践其“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办刊宗旨。
        由于两个二级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某些领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因此同一研究者既可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专家，又可算作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家。历史文献学的民间学会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当史学史学会因种种原因不能成立时，其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便纷纷加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从研究主体方面表明二学科之间有紧密联系和相当大的交叠领域。
        以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为例，该书在狭义历史文献学范围中展开：“历史文献作为文献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历史文献又是史料的一部分”，“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那一部分”[12]1，并特别强调要“以专门的历史文献作为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12]2。其研究范围是：“（一）研究历史文献整理的对象：历史文献。从历史文献的个体上研究其材料来源、编著过程、体裁、体例、内容及其他价值。从整体上揭示历史文献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研究各个时期历史文献的特点及各个时期历史文献的继承性。（二）研究历史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即研究历史文献实证的内容与方法，历史文献解释的内容与方法和历史文献整序的内容与方法。（三）研究历史文献整理的历史。”第一个范围是历史文献的个体，从狭义上看，基本上都是史籍。对历史文献整体上的揭示，则近乎于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原因、过程和特点。第二个范围是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如版本目录校勘等，也可算作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法。第三个范围是文献学史，换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王著《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很多内容同时又都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是交叉、重叠的，有着紧密的、相互纠缠的关系。
        再随手抽取（符合随机取样原理）书架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来看，该期共发表学术性论文36篇，其中包括2.历史与考古，9.说《南史》与《北史》的史论，10.谯周和他在史学上的贡献，14.从《通典•食货门》看杜佑的经济思想，18.试论李心传的民族思想，19.宋以后名臣录编撰考论，21.论胡应麟的史学思想，22.焦竑的文献学，23.论潘耒的史书编纂思想，27.读《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札记，29.《隋书•经籍志》标点失误及其所引起的误会，31.《资治通鉴》校读札记，32.龚明之和他的《中吴纪闻》，34.《皇舆考》与《广皇舆考》的版本，共14篇论文属于史学史或与史学史紧密相关，占全书39％。可见，现行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二学科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和大面积的交叉和重叠，这是一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分野
        然而，作为历史学下的两个平列的二级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区别。这种差别既因两个学科客观对象之间的差异所造成，又因两个学科研究主体人为发展本学科的努力所导致。
        第一，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在两个学科的基础层面的差异日趋扩大，交叠部分的比例在日益缩小。
        实际上，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两个学科的交叉和重叠，只是底层的史籍研究部分的交叠。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层面是历史学的各种文献或典籍，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层面是历史学比较成型的史书，因此其底座较中国历史文献学要小一些，即使是相对于狭义的历史文献学来说，也是如此。二者在基础层面产生的交叉与重合，随着历史文献范围的不断扩展，而日益地相对缩小。特别是在广义历史文献的概念下，中国史学史与之“共同语言”比例锐减。
        尽管我们力图将历史文献学限定在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即狭义）内进行探讨，但是受作为一级学科概念“历史”的日益放大的影响，“历史文献”的概念也有逐步扩大之势。学科概念的“历史”原意为史部之学，后来便不断变化或扩大，特别是“六经皆史”和“以诗证史”、“二重证据”等思潮的影响，导致“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梁启超语），使得史料的范围无限展开，对历史文献的范围认定也随之急剧扩展。在此背景下，以史部书籍为研究基础的中国史学史，便与二级学科概念的历史文献学的区别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差距。历史文献学可以从史料角度探讨那些当年并非属于史学典籍的文献，而史学史则无法不加限制地扩大其研究基础和范围。
        史学史研究的史籍，是过去史家、史臣、史学工作者或业余史家撰述的著作，是历史上有明确史学意识的史书，若仅仅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的那些典籍，则未必能成为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如集部著作，多是古代文人的诗词曲赋和散文，它可以在历史文献学中加以介绍和探讨，但不可以随便在史学史的著作中加以描述。至少在实践中，没有哪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将之纳入其研究范围。由此可见，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概念，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都比较广泛，大致能够涵盖史学史基础部分——史籍的绝大部分内容，显然，中国历史文献学基础层面的内容较中国史学史为大，这决定了前者的学科形象比较丰满浑厚，而后者的形象则比较清瘦精练。
        第二，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在两个学科的高级层面上形成分野。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之间，只在基础层面即底部（史籍部分）形成交叉和重合，而越往上差别越大，越朝各自学科的本体方向发展，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学科。其实，人文学科是学者对社会现象和学术思想的认识和区分，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既然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成为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因此，从事这两个行业的学者便尽量将各自的学科向本体论方向引伸，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样，就会促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各自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学格的体认和表达，促使两个学科在高级层面的分歧日益加大。史学史如果往高级层面牵引和发展，便与史学理论结合，形成史学理论主导下的史学史体系，这一体系强调史学史的本体论意义和史学史的特有功能，如强调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有哪些功能？史学史有哪些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历史文献学也是如此，越往高级层面引伸，便越与历史文献学理论结合，形成历史文献学理论主导下的历史文献学，强调历史文献学的本体论意义和历史文献学的特有功能，如强调什么是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有哪些功能？历史文献学有哪些研究方法？而这些方面的论述是比较务虚的部分，可以由研究者和撰著者按个人理解自由发挥，从而使这两个学科差距越来越大。
        以张家璠、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为例，该书在历史文献学理论的牵引下，向空灵的高级层面延伸，使这一原本以研究典籍为基本对象的学科，充满着文献学理论色彩，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史学史的特殊风貌。其书内容大致如下：绪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及任务；第一章：历史文献的产生与聚散；第二章：历史文献的表现形式与类别；第三章：历史文献的目录；第四章：历史文献的版本；第五章：历史文献的校勘；第六章：历史文献的考证、辨伪与辑佚；第七章：历史文献的标点、注释与今译；第八章：历史文献的典藏与阅读；第九章：历史文献的检索；第十章：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其中第一节是古代历史文献研究概述，第二节为近现代历史文献研究概述[13]。这些浸润着作者主观思想的概念和表述，使它与中国史学史的体系完全分野。
        再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为例，该书在史学理论的牵引下，向史学史的本体论方向延展，始终确立自己史学史而非历史文献学的体系。其书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七章近代史学（上、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通过两项比较，可以发现，历史文献学由于专业名称的影响，向“学”的方向发展，在撰述上突出横向的分门别类的特点，而史学史因为“史”的定位，则在撰述中呈现按时间顺序作纵向描述的特点。这反映出学术对象及其体系受其研究主体主观选择的深刻影响。
        事实正是如此。在两个学科专著的具体写作过程中，中国史学史一般只作纵向叙述，按中国史学发展过程进行描写和探讨，而历史文献学则纵横兼用，既分专题写该学科的概念、功用等理论问题，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方法问题，又按时间顺序描写历史文献的产生、流传与发展问题。中国史学史在写作过程中，顶多在前面加一篇绪论，解释一下史学意识、史学史性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史学的社会价值等，其他内容便是分阶段叙述史学的发展历程，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即是如此。前面冠以导论，讨论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中国史书的特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史学和社会，其他各章则分别介绍先秦史学、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隋唐五代史学、宋辽金史学、元代史学、明代史学、清代前后期史学等等。
        更多的中国史学史则直接叙述史学发展过程。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下两卷，上卷第一编是“奴隶社会的史学”，从有文字到春秋，第二、三、四三编分别是“封建社会的史学（上）、（中）、（下）”，依次阐述了战国至唐代、唐代至元、明清的史学史，下卷第一、二编分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上）、（下），先后阐述了晚清和五四至49年的史学情况，基本上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应用，而其写作方法，则是史学发展过程的直接叙述[14]。
        除了纵向描述成为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外，由于“史学”之“史”的体认，中国史学史还增加了史学编纂、史官制度内容，再进一步引入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价值（求真致用），因此史学史的体系就愈益向史学制度和史学观念方向发展，包括了历代史学理论、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史学社会思潮的研究，从而与历史文献学分途而进。瞿林东对中国史学史的任务（亦即研究对象）作了揭示：“中国史学史的任务是：——关于史学史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学的时代特点或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点）。——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渐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斗争促进着史学的进步，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史家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等等）。”[15]24这些任务或研究对象，与前揭张家瑶、黄宝权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所提出的任务相比，除了第二点“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交叠外，已经千差万别了。
        如前所述，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的区分还受到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由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被捆绑成一个二级学科，因此二者之间的互动势必日趋增强，而史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并不十分发达，而在近代以降的西方却异常繁荣，在此背景下，中国史学史必然受到同处一个二级学科下的史学理论研究者的直接影响，从而使自己的史学史体系获得更多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浸润。西方相对主义历史哲学对史学史研究的客观基础——史籍加以摆脱和否定，而将这一学科引向思想的空灵之境。20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史学史作了这样的界定：“史学史……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甚至把哲学史和史学史作为一对重合体看待：“哲学和历史是重合的。如果它们是重合的，那么，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16]134～139在这类理论的影响下，史学史日益强调史学思想、历史观念等问题，使它与历史文献学所共有的基础——史籍日渐分离。
        第三，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在历史学科内形成相应的专业分工。
        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都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在一级学科内的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虽然历史文献学特别是狭义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具体史籍与史学史相同或相似，但二者由于学科取向不同，目标不同，用这些元素或砖瓦砌起来的学术大厦或学术体系就不可能相同。历史文献学保持了以史籍的产生（撰著、版本）、流传、收藏、整理（校勘、考证、辨伪、辑佚）为主的体系，即围绕历史文献（典籍）来展开其学术体系。而史学史则向史著以外的史学思想、史学观念、史学编纂学等方面发展，并与政治制度史结合，将史官制度纳入其学术体系。
        当前在全国的历史学系中，一般都开设有历史文献学（或历史文选）与中国史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定位是明显不同的。历史文献学为学生从事历史研究提供阅读史料的基础和技能，而中国史学史则提供从事史学活动的入门参照和指南，知晓历史上的史学是怎样发展来的，将会向何方趋进，从而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判断的参考系。教学的不同定位，实际上也是对这两个学科性质和功用区分的侧面反映。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文献学偏重于实践，即侧重于对典籍（包括史籍）进行点校、注释和翻译，为历史学科研究提供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史学史则倾向于历史学的回顾和总结，为历史学科建设提供参照。
        就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交叠的部分——史籍研究方面而论，二者也各有侧重。历史文献学偏重于典籍的整理，而史学史则倾向于史籍的分析。整理使用的方法多是目录、版本、校勘、标点、辨伪、辑佚，而史籍分析使用的方法多是史体理论、历史观、史家心理、社会意义等。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曾经拥有共同的客观对象和研究基础，即史籍，然而，在学术主体的主观介入下，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日趋分途，不断朝本学科的本体论方向引升，导致二者分野加剧，面貌愈益不同。这一现象表明，人文学科的体系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甚深。
        笔者以为，既然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各有其不同的功能，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各有其专业担当，那么对它们进行本体论上的全新诠释，使其具有各自的学格，应该是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在这种新的诠释和重新定位过程中，许多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被纳入两个学科之中，与客观对象史籍相结合，形成该学科的新的研究对象，促进学术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进步，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发展方向。
        当然，中国史学史在利用西方史学理论充实或引领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保持自己客观的研究基础——史籍的考证、分析和探究，即与历史文献学交叉的那部分内容，因为它是史学史的基础，因为这样才能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保持固有特色和厚重感，而不能仅仅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重点研究史学思想和观念，或者是研究史学发展规律。这种研究虽然具有思辨的魅力而引人入胜，但过于空灵和轻巧，既有违中国的学术传统，也难获近现代学人的认同。例如，尽管梁启超受西方的影响，认为史学史是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畴，但仍强调中国史学史应以史书的研究为基础。瞿林东更是在《中国史学史纲》中强调，克罗齐排斥史学发展过程即所谓“实际性质的历史”，将使史学史“既不能说明自己的发展过程，又使对于历史思想或史学思想之历史的阐述失却实际性质的历史这一基础而变得难以理解。这样的史学史，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学史”[15]19。因此，他在其史学史专著中，仍以中国历代史著、史家、史官等为主要内容。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这两个二级学科，既有部分共同的客观研究基础（典籍和史籍），又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形成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一体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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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09年2期第8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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