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发祥、赵书刚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浙江湖州南浔出现了数百家因经营蚕丝贸易而发家的富商, 形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 被称之为“浔商”。浔商以其雄厚的财力, 活动于上海及江南地区, 其兴起之快, 经营资本之巨实属罕见。但自20 世纪20 年代后, 浔商如同当年迅速崛起那样很快衰落。

【关键词】近代; 浔商; 兴衰; 新探

【作者简介】许发祥,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生; 赵书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6924( 2011) 05- 105- 108

    在中国丝绸之中, 南浔辑里为代表的湖丝最有名。一是, 南浔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宜大量种桑养蚕。二是, 南浔邻近上海, 与苏皖相毗连, 以其交通便利、信息灵通, 而成为湖丝的集散中心。三是, 生产者采用精湛的技术来提高丝织品的质量, 使得辑里丝成为当时中国享有盛名的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桑蚕业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性产业。
    但是, 自20 世纪20 年代后, 如同当年迅速崛起那样, 浔商很快衰落下去。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财来如潮涌, 财去似星散”的现象呢?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浔商”和“湖商”。这些研究多从南浔近代社会变迁、与上海近代开埠的关系、浔商的新儒特征、浔商的崛起与衰落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郎咸平《富裕湖商为何没落》的观点, 浔商之所以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富可敌国到全面没落, 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过于僵化保守、不思进取”。还有不少学者将地理位置、社会的人文特性等看成是决定浔商成败的主要因素。我认为, 他们在叙述浔商的崛起与衰落原因时, 存在比较机械化的定式, 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质地优良的商品“湖丝”是“浔商”兴起的必然因素
    􀀁浔商发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们充分发掘商品的天然优势。“湖丝”本为浙江的传统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名:“明代商品丝以浙江湖州所产湖丝为主, 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 素有“湖丝遍天下”之称。湖州位于太湖南端的浙北平原, 毗邻苏杭嘉, 河流纵横, 交通便利; 土地肥美, 气候宜人, 是著名的水乡和鱼米之乡, 享有“苏湖熟, 天下足”美誉。湖州是主要的产丝地,湖地宜桑, 新丝妙天下。①南浔缫丝技术高超,在缫丝工艺上注重“细”和“匀”。缫丝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绪脚踏丝车, 因而所缫的丝“富于拉力、丝身柔润、色泽洁白”, 比一般土丝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
    明清时期, 湖州蚕桑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凡桑地20 亩, 每年雇长工3人, 每人工钱2两2钱, 共6两6钱。”②“养蚕之人后高为善, 以筐计, 凡20筐, 佣金一两。看缫丝之人, 南浔为善, 以日计, 每日佣金4分, 一车也6分。”③从这些文字记载中, 可以看出, 明清时期, 南浔地区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活动中雇佣工人的工钱给付, 有计件、计时, 表明商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程度。
    由于“农人最勤, 四体焦劳, 终岁不休”, 湖丝的产量大幅度上升, 促进了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湖丝在国内贸易中迅速发展。唐甄记述:“吴丝衣天下, 聚于双林, 吴越闽番至于海岛, 皆来市焉。五月, 载银而至, 委积如砾石。”④它们既是丝绸经济的产物, 又是以丝绸为主的商品经济载体; 既联接着千百万从事商品化蚕桑生产的农户, 又联接着全府、全省以至全国的商业网络, 发展极为迅速, 影响较大。乾隆年间, “每年贩卖的湖丝并绸缎等货, 自20 余万斤至32、3 万斤不等”。⑤除满足国内需求以外, 南浔丝也由海路出口, 乾隆二十五年, 在浙江乍浦等地输往日本换铜( 铸铜钱用) 的绸缎约在6 万斤以上。道光十七年, 清朝对美国的输出商品额中, 绸缎即占总额的半数以上。“丝绸等产品的出口, 使得国外的白银、墨洋等大量的流入国内。墨洋在18 世纪中叶每年流入中国500 万至600 万之巨。”⑥但清廷对丝货禁限极严, 只允许特权商人进行有限的贸易, 并且禁销头蚕湖丝。贸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本地广帮收购, 南浔镇上就专门设有“广行”, 以接待广东客商贩丝出洋。但是, 由于巨大利润的诱惑, 私商走私辗转贩运蚕丝者日益增多, 数量也相当可观。《乾隆上谕条例》第108 册载:“闽省客商赴浙江一带买丝, 用银三四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至于广商买丝银两, 动至辄百万, 少亦不下于八九十万两”。⑦他们从湖州贩丝后, 驾“漂洋船”冒险运到广州和香港, 私卖给外商。刘大钧在《吴兴农村经济》载:“迨东印度公司来华通商, 始有邑人冒险航海至广州, 经公行之手与英商交易, 一时无不积资甚巨。”⑧南浔富豪张佩绅的父亲就开过“漂洋船”, 装运辑里湖丝至广州售与洋商出口。刘锦藻《续文献通考》则记录了南浔辑里丝外销开始的时间和盛销时的数量,“吴兴辑里丝经尤驰名欧美, 输往外洋实为鼻祖。始于道光五年( 1825 年) , 盛时, 岁销五六万包, 每包丝1200 两合80 斤, 经1500 百两合100 斤。”⑨
    由于气候、地理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高超精湛的技艺, 湖丝为世人所钟爱, 这为湖丝贸易的井喷式发展和“ 湖商”、“浔商”骤然崛起创造了条件, 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畸形时代造成一个畸形发展的行业
    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门户被打开, 经济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其重要特点是, 把内贸变成外贸。上海倚托长江的优势, 成为中国物资的主要集散地, 成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 距离上海不远的南浔的丝绸得以与国际市场接轨。浔商不仅打开了外销的大门, 而且根据外销的需要, 不断地改善商品的质量、包装, 进而专门设厂, 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生产, 增强了竞争能力。
    同治、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 在浙北湖州府的南浔古镇上, 崛起一个以湖丝为主要贸易商品的财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业集团, 人称“浔商”、“湖商”。其主要特征是: 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 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的特色。浔商按其资产的多寡被形象地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四象”为首的刘家, 家产超2000 万两白银。据此粗略估算, 整个浔商的总资产超过6000 万两, 相当于清末政府全年的总收入。据资料记载, 清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如下: 道光时期( 1820- 1850) 约为4000 万两; 同治末年, 约为6000 万两; 光绪初年, 约为8000 万两。通过粗略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浔商经济实力强大。因此, 湖州流传这样的谚语:“湖州一个城, 不抵南浔半个镇”。南浔的富户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 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 他们雄厚的财力及多方面的经营活动, 对近代上海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 甚至从上海辐射至整个东南地区。
    19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20 年代, 可视为南浔湖丝贸易的鼎盛时期。从光绪六年至二十七年( 1880- 1900) , 南浔辑里丝年均出口5067包, 平均占上海出口总数的10. 5% 左右。⑩在南浔小镇, 通过经营生丝出口贸易而资财百万以上的富商被称为“象”, 有刘贯经、张竹斋、彭云曾、顾福昌4 人, 还有50 万以上的8“牛”和10 万以上的72“狗”。在短时期内, 浔商势力的增长是与清政府局势相逆而行的时代“暴发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形成了家庭手工业破产, 而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一种景观。因此, 南浔湖丝贸易是一个畸形时代下的畸形行业。
    商业经营必然追求利润, 浔商以“诚信求利”为准则。刘镛对其子刘锦藻说:“汝于钱财出入, 寸宜宽, 尺宜紧。寸不宽, 则所得者分, 而必为众怒之的。尺不紧, 则所失者寸, 而即为启悔之由”[11]。浔商以“诚信”为经营之道、保护自己产品品牌的商业态度, 在梅家表现得更为鲜明。他在南浔、上海开设了梅恒裕丝经行, 将收购的湖丝进行整理包装后外销。梅月槎十分讲求质量和信誉, 在各村建立收丝与做经的“片户头”, 负责将收购来的丝按质分级, 精心整理包装, 并制订详尽的赏罚制度。从梅福墉到梅履中、梅履正兄弟, 都注意打造和保护品牌。梅家注册的“绣麟”、“黑狮”、“飞马”、“梅月”等一系列品牌丝经,以及其他浔商注册的“金狮”、“金鹰”、“荷花”等品牌, 由于重视信誉、严求质量, 曾于1910 年清政府在金陵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 一举获得2项头等商勋、7 项超等奖, 为全省、乃至全国之冠。从1911 年至1915 年, 他们又先后获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一等奖、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牌大奖、金质奖章等多项殊荣, 其成为湖丝在国际丝绸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象征。
    三、危机的端倪
    鼎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端, 并席卷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自19 世纪中叶( 1828 - 1853) 始, 法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发明了用蒸汽机为动力、煮缫分开的机械丝车, 并很快取代了农村手工缫丝的生产方式, 提高了缫丝的效率与生丝的质量。
    相对而言, 无论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还是浔商并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 积极提高生产技术和湖丝产品的质量。湖丝生产者多为乡间散户, 利用农闲, 以手梭木机制作, 产品由绸庄包收包销, 因此, 它的整体质量不高。“我国之丝绸仍用旧法所织, 西人虽亦爱之, 然终嫌其质粗色暗, 经纬线粗细不均,挑丝疙瘩触目而是, 略加揉搓即起毛。”[12]“凡此诸弊, 不能改良, 丝绸一业, 无望行销与外国也。”[13]
    因此, 同治七年( 1868) 以后的数年中, 南浔辑里丝在同法国、意大利机缫厂丝竞争中受到重挫,出口量锐减, 丝价大跌。据海关统计: 从1985 年到1910 年的15 年中, 厂丝增长1. 36 倍, 而土丝包括干丝在内则减少30%左右, 特别是白土丝减少达74%, 只剩原产量的1/ 4 了。[14]但是, 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 土丝出口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杭州海关统计: 1905 年土丝出口占全部输出生丝的65%, 1907 年为73. 2%, 1911 年提高至87. 1%。[15]在1905 —1911 年期间, 外商对中国土丝的需求量仍然相当大。一方面, 虽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丝织技术,但仍需要利用我国廉价土丝加工成产品, 来降低生产成本, 以期谋取最大利润。而另一方面, 南浔的土丝价格远远低于厂丝, 在国际贸易中仍有一定竞争力, 南浔辑里丝的出口量仍占绝对优势。
    浔商面临着抉择, 不得不着手提高湖丝的质量: 第一, 少数丝商开始考虑改良制作方法以提高丝的质量。同治十二年( 1873) , 南浔周味六聘请技师, 制成“辑里干经”, 因模仿日本技术被称“洋经”。这种新出品的洋经具有色白、经匀、质韧的优点, 因其质佳而工廉, 外商多至南浔采购,自此畅销欧美。但是, 这不能从根本上来扭转浔商和湖丝衰落的历史进程, 许多工厂纷纷歇业、衰退甚至破产。
    第二, 湖州旅沪商会邀请了一批桑蚕专家和丝绸巨子, 成立“振兴湖属蚕桑丝绸设计委员会”, 以“维国产而苏商困”[16]为己任, 为湖丝宣传、研究和策划。“丝业大王”莫殇清提出了详尽的振兴蚕丝治标办法。湖社创始人之一汤济沧提出筹办英士蚕桑学校, 派留学生学习人造丝业、丝经和机织的建议。湖社机关刊物《湖州》为改良土丝、振兴丝业大加宣传,《浙江改良土丝之发轫》( 第2 卷第11 号) 、《浙江丝业》( 第5 卷第9、10 号合刊) 《丝茶直接运洋问题》( 第2 卷第11号)《浙江土丝改良运动》( 第2 卷第9 号) 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 创办蚕桑技术学校。光绪二十三年( 1897) , 杭州知府林启( 字迪臣) 创办了蚕桑学校, 以期除蚕病, 制良种, 精求栽桑、养蚕技术, 传授学生, 推广于民间, 并出版《蚕桑述要》,《蚕外纪》。1898 年, 该校聘请江生金、日人轰木长为讲师, 先后选派毕业生去日本、意大利学习制作精丝。1915 年, 在吴兴创办了模范丝厂。清宣统二年( 1910) , 清政府在杭州报国寺附近设立了工业学校, 设机械、机织、和染色三科, 并附设艺徒班。这些学校的开设, 为湖丝纺织工业的技术革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 这些措施仍然无法与西方新兴科学技术力量相媲美, 难以挽回浔商的衰败局势。
    反观日本, 以机器代替了手工业生产, 迅速提高了丝织业的劳动效率和工艺水平, 所产丝的质量优于土丝, 为国际所认可。20 世纪后, 日本的丝织品迅速取代了中国的丝织品, 成为海外市场的主导者。
    从1919 年到1929 年, 中国生丝出口从16. 8万担增至19 万担, 创历史新高, 但增长仅约为13%; 而同期日本生丝出口从28. 6 万担增至57􀀁 5 万担, 增长高达101%。[17]
    清末,“湖丝”逐渐走向衰落, 国外人造丝大量输入, 以致出现“最老的湖州丝地区, 仍沿用手工缫丝, 昔日闻名世界的辑里丝, 无人问津, 仅供内销”的现象。[18]1929 年,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辑里丝和厂丝在国内外严重滞销, 丝厂和丝绸公司纷纷歇业。中国丝市由此而进入了大衰期。1932 年中日淞沪战争爆发, 丝市几至完全停顿。此后数年中, 辑里湖丝名声大落, 少人问津。至1934 年, 吴兴农家桑蚕收入已由原来占全部收入的七成降至三成。[19]而其中南浔地区平均每户全年蚕桑缫织收入已经降至47. 07 元, 而此时双林蚕桑缫织收入还为168. 41 元、菱湖为104. 87 元;总收入也落到了双林、菱湖之后, 南浔为219. 36元, 双林为331. 31 元, 菱湖为246. 06 元。[20]可见,中国丝业衰落对南浔打击之大远超过其他乡镇。
    由于日本厂丝与欧洲人造丝的双重夹击, 再由于辑里湖丝尽管逐步改进但科技含量不高, 无力与日本厂丝、欧洲人造丝争雄, 在这场国际性丝业竞争中失利, 浔商由盛至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把浔商的兴衰, 放在国际环境下来考察, 才能更客观、更全面、更有新意。
    注释:
    ①朱国祯:《涌幢小品》广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15页。
    ②傅衣凌:《明清时期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 中华书局2007 年版, 第32 页。
    ③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 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27 页。
    ④[14]《潜书》下篇
    ⑤⑥求良儒、蒋猷龙:《浙江丝绸史纪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24 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22 页。
    ⑦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 第三十五期。
    ⑧[19][20]吴大钧:《吴兴农村经济》, 上海: 文瑞印书馆,1939 年版. 第259 页, 35 页, 35 页。
    ⑨刘锦藻:《续文献通考》, 卷379, 􀀁实业二􀀁。
    ⑩嵇发根:《丝绸之府湖州与丝绸文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 版, 第158 页。
    [11][18]刘锦藻:《先考通奉府君年谱》, 光绪刻本, 第7 页,894 页。
    [12]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 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27 页。
    [13]凤荣宝:《密拉诺万国赛会物品评议》, 商务官报, 第2 册, 第12 期。
    [15]《杭州口输出生丝统计》载朱新予《浙江丝绸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版, 第140 页。
    [16]湖社:《为维护湖州丝绸业事呈浙江省政府问》《湖州》第3 卷第10 号, 湖州市档案馆藏。
    [17]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江浙皖三省丝厂茧业同行录》( 民国四年五月) , 上海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37- 1- 45。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5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