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关 键 词：《竹入笔记》 首脑会谈 《中日联合声明》 台湾问题 邦交正常化
    作者简介：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旨在通过民间外交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使日本政府早日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最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民间外交渠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本文利用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的相关档案资料，分析中日两国在涉及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妥善处理分歧，最终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力图阐明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日两国确定的原则立场在未来全面建设战略互惠关系中的作用。
    一、日本在野党在“以民促官”中的作用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而且符合广大日本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就指出：中日两国之间，“不但人民要往来，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中国政府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期待通过开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根据民间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提出了“官民并举”、“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等策略和原则。从1952年6月中日签署第一次民间贸易协议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日民间外交发展到准官方水平。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形势，特别是尼克松的“越顶外交”①，不仅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也使日本国内出现了“空前高涨的要求日中复交热潮”。1972年7月，新当选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出积极态度，他“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②，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2]，并提出“决断与实行”的口号来表达推动中日邦交的决心。中国立即给予回应，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访华代表团时特别提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3]毛泽东也指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4]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条件不断成熟，中国政府进一步发挥日本在野党“以民促官”的作用，于20世纪70年代初连续邀请在日本影响较大且与自民党关系密切的在野党党首来华访问，通过他们向田中内阁转达中国政府对于中日复交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这样既可以通过在野党了解日本政府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又可以避免过早地面对执政的自民党而遭遇不必要的尴尬和僵局，在野党的穿针引线可以为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也符合田中角荣的想法：通过在野党试探中国对邦交正常化的态度，避免给部分自民党成员以及“亲台派”留下口实。
    日本社会党是最大的在野党，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多次组团访问中国，阐明其坚持“一个中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立场。1972年7月14日，田中角荣的朋友、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来中国访问。启程前，他特地去拜会田中角荣首相，了解其对华政策的思路和底线，以便在中日两国首脑间进行斡旋。佐佐木问田中首相打算怎样对待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特别是怎样对待涉及邦交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废除《日台条约》，田中说：“接受这些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处理台湾问题，有绝对的把握。我承认复交三原则。”佐佐木继续问：“如果周总理问到可否这样回答？”田中答道：“我说话算数”。[5]佐佐木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田中首相承认中国复交三原则的立场。周恩来委托他转达中国政府欢迎田中首相正式访华的口信，并表示田中的专机可以直飞北京。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将实现之际，周恩来向佐佐木更三表示，中国政府感谢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长期以来为推动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并指出：“支持日本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是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6]，“因为社会党没有外交权，当然我们要同有外交权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这一形势的出现，是日本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对于日本人民创造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样的形势，表示感谢和敬意。回去后，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周恩来感谢他们”[7]，并特别强调：即使中日官方关系建立了，中日民间往来也不会消失，将会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佐佐木回国后立即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田中角荣随即做了出访中国的准备。
    日本公明党在国会中长期保持着第二大党的地位，是日本政坛一支重要力量。1971年6月，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日本公明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公明党阐述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五点主张。周恩来总理高度赞赏公明党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日台条约》、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一系列原则立场，认为按照公明党的主张：“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8]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此次访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意义重大。
    日本在野党是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在日本政坛一直发挥着补充外交的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在野党所起的作用较之一般民间团体、民间人士要大；日本重要的在野党频繁访问中国，成为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桥梁和纽带。
    二、邀请竹入义胜访华，悉述中国政府立场
    1972年7月25～29日，田中角荣首相的挚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应邀到中国访问。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竹入是否为“和式基辛格”③，是“田中密使”还是“周恩来密使”等存在着不同看法④，但是中国政府邀请竹入访问中国的目的，是想通过他向田中内阁传达中国的立场，促使田中早下决心访问中国。尽管竹入带来的日本政府关于复交的基本观点既不是田中口授，也不是日本政府正式讨论的草案，而是竹入以及公明党根据日本政府关于复交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但是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周恩来与竹入的会谈对于田中下决心访问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7月27～29日，周恩来与竹入义胜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时间共计六个多小时，周恩来向竹入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复交的基本立场，并请他将中国的立场转达给田中首相。⑤
    在7月27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赞扬田中首相支持中日友好运动，感谢公明党为恢复中日邦交所做的努力，充分肯定公明党第一次访华时发表的关于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五点主张。竹入义胜说：“田中首相决心与佐藤政治诀别，与迄今为止的保守党政治诀别，决心可否付诸行动就看以后的了”，“作为在野党愿意为日中问题尽力”[9]。可以看出，竹入非常了解田中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周恩来认为，最重要的是田中有突破困难的决心，还必须要消除自民党内反对声音，要获得日本人民和在野党的支持。周恩来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对于日本非常关心的日美关系问题，周恩来坦率地说：“日中问题不是排他的，我与尼克松、基辛格都是这样说的，中国不会涉足日美之水”[9]，希望早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至于邦交正常化的形式，可以由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来北京发表共同声明，以后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竹入认为：“从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起，《日台条约》就无效了”，[9]田中首相、大平外相都默认了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但是，“对日本国内还不能这样说，如果说《日台条约》本来就是非法、不正当的，就会引起国内的混乱，希望中国方面给予理解”[9]。周恩来表示：“田中首相访问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最好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可以采取日本理解中国关于‘复交三原则’这种含蓄的说法，今天就是交换意见”。[9]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想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在共同声明中中国可以表明放弃战争赔偿权。双方还就田中首相访华的时间、飞行路线、事先的试验飞行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非常赞赏竹入此次带着田中首相的传话、以友人的身份来中国访问，对中日关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竹入表示：“从政治层面在野党今后应改变对自民党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田中内阁改变了，在野党也必须改变。”[9]双方认为经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就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公害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与竹入义胜就台湾问题、《日美安保条约》、战争赔偿等问题初步进行了沟通，中日双方基本了解了对方在邦交正常化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为进一步探讨具体问题打下了基础。
    28日下午，周恩来与竹入义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周恩来批评了日本《读卖新闻》对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报道。该报在前一天刊登的消息中将田中首相访华的重点放在了“结束战争状态”，而有意避开承认“一个中国”问题。周恩来认为，如果像日本报纸报道的那样，日本不承认中国，田中首相还有什么必要来中国呢？竹入认为：“日本报纸的报道往往没有明确的目的，从我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谈话来看，这个报道并不反映他们二人的想法。田中、大平二人的想法应该只有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了解，其他人无从知晓。外相对外务省控制很严格，外务省不会向外泄露的”。[10]周恩来强调，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
    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日关系，也关系到中美、日美关系，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日要恢复邦交就要废除《日台条约》，承认“一个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竹入介绍了日本政府的看法：“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大使，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就终止了。就如昨天周总理所言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这一点不会改变。细节问题留给以后解决，大的方面不能等。”[10]关于日本承认“一个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向竹入介绍了中美两国谈判的处理方式，美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表述是基辛格的创造，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对此不存异议。美国表示希望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承诺在越南战争结束后撤出在台湾的美军。中国向尼克松、基辛格明确指出，如果在越南战争结束前就解决台湾问题，就对不起越南兄弟。如果美军继续打越战，中国就支持越南。周恩来告诉竹入，以上所谈并没有写在《中美联合公报》上，现在把此事告诉竹入，希望他保密。周恩来认为中日问题与中美问题不同，日本没有参加印度支那战争，中日恢复邦交不会影响日美关系，基辛格也表示过赞成中日两国友好，现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美国也应该不会反对。
    周恩来把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中美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坦率地告知竹入义胜，就是通过竹入转告日本政府中国的态度，以打消日本政府的顾虑，促使田中内阁早日下定决心恢复两国邦交。竹入非常感谢周恩来的信任，并问道：“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撤出在台湾的美军，是否可以告诉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二人”[10]。周恩来表示：“告诉他们二人也好，但是，田中、大平二人不要去问美国”，[10]并提醒这件事不要告诉三木武夫和佐藤荣作，告知田中、大平二人是因为他们要处理日美关系，应该知道一些事情。竹入表示一定准确传达周恩来总理的好意。周恩来还对竹入说，《中美联合公报》中的共同部分是美国起草的，我不过是把动词的现在时改成了将来时。中日之间的联合声明不仅不需要将来时，而且还应只写共同点，不写分歧点。不要太长，简短地将共同点重现出来，即“求同存异”。
    周恩来、竹入第二次会谈深入地探讨了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台湾问题，竹入义胜了解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也详细陈述了日本政府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对台湾驻日官方机构处理方式的意见等，周恩来表示理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对于日本担心的美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日美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周恩来坦率地表示在恢复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大同、存小异，期待中日关系迈出关键的一步。竹入再次表示回国后要完整地向田中首相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而他本人通过这次会谈更有信心促成田中首相访华。
    29日，周恩来、竹入义胜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这次会谈重点放在田中访华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相关问题。周恩来向竹入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中日问题上的立场，主要有八点：第一，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周恩来提出：“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竹入表示：“这项可以写进联合声明”。第二，关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表述方式，联合声明写上“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是邦交正常化的原则问题，周恩来关切地询问，田中首相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困难。竹入表示，这是田中首相历来的说法，应该不会有困难。第三，“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建交，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第四，“双方同意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日两国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威胁”。第五，“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竹入表示，“这一点要告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接受”。竹入理解周恩来的意思，但是又担心联合声明关于“霸权”的表述会引来苏联的高压。周恩来强调，如果“霸权”一词对日本来说过于敏感，可以换个说法或者不写进联合声明，将来写进和平友好条约。第六，“双方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第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往来，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根据需要和已有的协定，分别签订通商、航海、航空、气象、邮政、渔业、科学技术等协定”[11]。竹入表示，回国后会尽快转达给田中首相，他本人最担心的是台湾问题、《日台条约》问题。
    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三点默契事项：“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二、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从台湾撤走其大使馆、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出日本；三、战后日本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及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11]并说明此三项内容不写进联合声明，希望竹入转达给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竹入认为“蒋介石集团”的提法可能会在日本产生抵触和分歧。日本政府事实上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还是使用“台湾大使馆”的称谓比较好，这个问题可以由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去考虑。双方还进一步商讨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时间、飞行路线、日本随行记者数量、电视转播等具体问题。周恩来、竹入的第三次会谈基本确定了联合声明的框架。当然，一些重要和具体的问题，必须要待田中首相访华时两国政府首脑做进一步商讨。
    周恩来总理特别叮嘱竹入义胜“这三次会谈内容都很重要，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外，要绝对严守秘密”。[11]竹入表示一定不辱使命，并将与周恩来进行的三次会谈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著名的《竹入笔记》。
    中日两国政治制度、基本国情不同，中国政府了解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了解他们在国内政治、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问题上，自民党与公明党、社会党等重要的在野党已经超越了党派的畛域，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考量中日关系。在日本，政治的决策权掌握在执政的自民党手中，实现邦交正常化必须由自民党来中国谈判，而日本在野党具有补充外交的功能。周恩来之所以与竹入义胜详细讨论中国关于复交的基本立场以及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等，就是要充分了解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正常化方面的相同点和分歧，为将来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打好基础。周恩来希望竹入能够把中国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告日本政府，促使田中早下决心，实现邦交正常化。
    竹入义胜回国后立即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做了汇报，并把整理好的笔记交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了解了中国对于复交的基本立场后，正式接受了周恩来发出的访华邀请。[12]
    周恩来与竹入义胜进行的三次会谈，对涉及邦交正常化的基本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了解了彼此的共同点和分歧所在，为两国政府间的正式谈判奠定了基础，也为具体问题的协商提供了转圜的余地。日本自民党于9月14日正式派出第一次单独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们带来了日本政府正式讨论形成的意见，从日本政府层面为田中首相访问做了基本准备。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已是“水到渠成”。
    三、正式谈判中妥善处理“同”与“异”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问中国。25～28日，周恩来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了四次首脑会谈。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参加了各次首脑会谈。除首脑会谈外，中日两国外长也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田中访华前，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在野党代表团访华和《竹入笔记》等多种渠道基本了解中国政府对于邦交正常化的立场，日本对于中国阐明的复交三原则没有异议，但是在具体谈判中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谈判过程一波三折。
    在25日开始的中日第一次首脑会谈中，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成熟了，“迄今为止，与台湾的关系一直阻碍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希望充分考虑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台湾的影响，邦交正常化首先采用中日共同声明的形式，随后再在日本国会讨论通过”[13]，大平外相也表示，恢复邦交正常化是中日友好的第一步，对于《日台条约》问题，日本“非常理解中方提出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立场”，“可是，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的批准，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在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定会受到批评和指责。所以，我们主张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华条约》(即《日台条约》)就完成了其使命，希望中方能够理解。再者，日中邦交正常不要损害我国与美国的关系”[13]。周恩来理解田中首相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一气呵成的想法，表示中日关系改善不是排他的，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表达了日本的友好态度，考虑到日本政府的实际困难，“赞成这次中日首脑会谈后，以联合声明的形式而不是以条约的形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一般国家间建立外交关系不同，不是以建交公报的形式，而是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建立，也就是先从政治上解决，再从法律上确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大平外相关于《旧金山和约》后中日两国战争状态就结束了的意见，中国并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他提议有关战争状态结束问题，由两国外长谈判，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台相互防卫条约》，周恩来表示，日美关系是你们之间的事，中国不干涉。第一次首脑会谈双方各自阐明了邦交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对《日台条约》、日美关系、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形式等进行了初步磋商，这是接下来的具体问题谈判的前提。
    在9月26日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日本政府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不是在法律上而是政治上解决的建议，也严肃批评了田中首相25日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宴会上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田中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2](P.105)。周恩来认为这会招致中国人的反感，“添麻烦”这句道歉语在中文里是很轻的，比如，不小心把水泼到女孩子的裙子上时会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样表示道歉的话。用“添麻烦”的说法来对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道歉，中国人民是无法接受的。田中表示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包含着不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这一表示从汉语上不适合，可以按中国的汉语习惯改。[14]关于放弃战争赔款问题，周恩来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提出的在缔结《日台条约》时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中国没有必要再提出放弃赔偿的说法感到非常惊讶，他指出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和日本签订的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深知赔偿的痛苦，不想把痛苦加给日本人民”，“田中首相说是为了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来访的，我们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放弃战争赔偿”[15]，中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前提完全不同，指出高岛益郎局长的讲话未必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想法。田中首相表示他此次来华的第一目的是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开始新的友好起点，感谢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深感中国超越恩仇的立场”，“克服一切困难，实现邦交正常化，就能够得到日本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未来的日中关系”[15]。在具体问题上，他赞同周恩来的“求大同、存小异”的主张，“日本的困难在于与中国政体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在日本国内有人反对邦交正常化。如果邦交正常化能够超越政体的不同，就可以避免自民党的分裂”[15]。周恩来认为，田中首相、大平外相都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充分考虑日本的困难，否则邦交正常化就没有保证。以上问题由两国外长举行专门会谈，寻找解决的办法。
    田中还介绍了日本国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看法，自民党内有人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还不成熟，一部分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恐惧感。周恩来表示，日本是经济大国，中国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00美元”[15]。中国现在只是具有潜在的力量，还没有化作现实。中国不搞革命输出，绝不做军事大国。田中表示日本不拥有核武器，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绝对不会侵略。第二次首脑会谈对双方关心的具体问题、分歧问题交换了意见，具体问题由两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继续谈判解决。
    9月27日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谈，中日双方主要交换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28日的第四次首脑会谈重点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大平外相首先代表日本政府阐述了日台关系的四点意见：第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就是日本与现在统治台湾的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去年，日台双边贸易额超过12亿美元，日台之间每年分别有18万人和5万人的往来，日本政府不能无视日台间多方面的交流、日本国民对台湾的感情”；第二，日本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充分的信赖。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与台湾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日本政府要努力保护在台湾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是自由民主体制，在不影响日中关系的范围内，政府不能阻碍台湾与日本的人员往来和贸易等各种民间交流；政府承认民间层次的日台经济交流；如同承认日台间继续人员往来和贸易一样，必须承认限于日台间的航空、船舶往来。第三，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台湾在日本的大使馆、领事馆失去了官方资格，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还要处理余留事务，在一定时期内，有必要在台湾设立民间层次的办事机构。第四，政府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向国会和新闻界说明以上各项事情。[16]
    周恩来表示理解日本政府的意见，欢迎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后由大平外相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断绝日台“外交”关系。田中首相表示：我是下大决心来访问中国的。明天大平外相会见记者就要明确台湾问题。作为日本政治的责任者，要考虑周全，必须为做好善后工作付出最大的努力，希望中国方面给予理解。“对明天大平外相会见记者，自民党内有人认为违背党的决议。但是，我是总理，同时也是自民党总裁，我来做最后的结论”，“我决心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想把世界都变成共产党”[16]。周恩来表示，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国的事情由他国自己处理，今后中日关系要更加密切。大平表示，今后日台之间出现任何问题会及时与中国沟通。经过中日四次首脑会谈，两国在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真正做到了“求大同、存小异”。
    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等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等就邦交正常化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谈。通过会谈，对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问题达成谅解，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相关重大问题的表述上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这实际上就是宣告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不代表中国，也不存在“两个中国”，否定了“台湾归属未定”论和“一中一台”论。关于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结束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和斟酌，双方同意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先出现“战争状态结束”的字句，即“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然后，在声明正文中采用“不正常状态”的表述形式，即“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17]关于与日台关系问题：中国政府考虑到日本的困难，约定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台条约》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由日本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各国记者说明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日本政府的意见。中国政府在对《日台条约》和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既考虑到了日本政府的实际困难，又坚持了复交三原则，而没有拘泥于文字表述。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权。”关于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言中首先明确：“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有关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田中角荣访华时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通过外务省解密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关系到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中日这两个东亚重要国家结束“不正常状态”，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两国间第一个重要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原则、精神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近4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不平常的历程，期间有令人怀念的“蜜月”时期，也遭遇过严重曲折的“冰冻”期。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无论何时、面临何种艰难，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借鉴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两国政治家高瞻远瞩、“求大同、存小异”的经验和智慧，就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分歧，克服暂时的困难，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尼克松上台后着重修复对华关系，此时日本国内正在为要不要和中国修好进行激烈的争论。佐藤荣作首相在对华关系上一直无所作为，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倒退。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传来，立刻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日本称美国的这一外交举动为“越顶外交”。
    ②中国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③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做好了准备。“和式”即日本式，所谓“和式基辛格”，指竹入义胜要为日本政府首脑正式访华做准备，承担着与基辛格同样的使命。
    ④关于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参见黄大慧著：《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胡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身份与作用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
    ⑤关于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的三次会谈记录，日本外务省设定为“极密”文件，2002年6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解密，笔者有三次会谈的复印件。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3][日]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编、武大伟等译：《大平正芳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4]《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5]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37页。
    [7]刘德有：《时光之旅》，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435页。
    [8]《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94页。
    [9]《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谈(1972年7月2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5部内3号。
    [10]《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第二次会谈(1972年7月2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5部内3号。
    [11]《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第三次会谈(1972年7月29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5部内3号。
    [12]李德安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13]《中日首脑第一次会谈(1972年9月25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4部内3号。
    [14]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5]《中日首脑第二次会谈(1972年9月26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4部内3号。
    [16]《中日首脑第四次会谈(1972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4部内3号。
    [17]《中日外长第三次会谈(1972年9月2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4部内3号。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