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中后期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对中共持欣赏、同情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内战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中共方向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及苏联对华政策，确保持续拥有香港的愿望等，这些是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与此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保持一致。尽管如此，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关 键 词：国共内战 英国 中共/利益
    作者简介：奚庆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共两党为争夺未来中国道路的领导权展开激战。内战前后，与美国自始至终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相对应，英国对中共的态度则经历着由容共到反共再到亲共的变化过程。尽管近年来相关著述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及其内在动因仍缺乏系统、深入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英国对华外交档案为主要依据，中程考察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动因及其实质，以期对中英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抗战中后期：欣赏与同情
    
    抗战前后，国共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内政治中的首要问题之一，英国在注视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密切关注中共，并对中共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过多次讨论，从而为英国确定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并最终为英国制定符合其利益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抗战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对于对国民党的不满，英国对中共的印象较好。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对中共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英国驻华使节的汇报，因此，“大使的意见往往直接影响着英国对华决策”。②1942年12月29日，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首份关于报导陕甘宁边区的报告。该报告由荷兰人布朗基(Broudgeest)撰写，报告认为：“尽管八路军缺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但是却士气高昂，英勇果敢，从不放弃任何打击日军的机会”。据布朗基观察，中共的确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边区政府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③最后，布朗基在离开延安赴重庆时又充分表达了对延安的眷恋之情：“我不得不和延安说再见了，一个没有黄包车、没有压迫、没有妓女、没有抽吸鸦片者、也没有乞丐的地方。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中国，他们从不谈论‘新生活运动’，但他们却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④读了布朗基报告，薛穆一方面认为其大部分内容是中共有意设计出来，目的为取悦外国来访者；另一方面，薛穆也向英国外交部强调这份报告的重要价值，认为可为英国全方位了解共产党控制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⑤
    1943年6月，英国外交部把一份由法国人丹乔(Rene D'Anjon)和魏尔曼(George Uhlmann)撰写的关于在解放区的访问报告转发给薛穆，让他发表意见。⑥薛穆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延安边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等情况。薛穆还认为，与布朗基的报告相比较，丹乔和魏尔曼的报告则更为完整地描述了解放区的教育和经济制度。在中共控制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充分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而这在国统区却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八路军还受到农民的友好爱戴，农民信赖八路军并且愿意同八路军合作，但是在国民党控制区，农民却把国民党士兵当成是最恶劣的敌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薛穆完全同意中共的宣言，即“中共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方面远远胜过国民党。”并且薛穆预言：“延安政府将会是未来取代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政府”。⑦
    薛穆的观点引起了英国政府对中共的关注。英国外交部内部就中共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以乔治•扬(George Young)和布莱克本(Blackburn)为代表的部分政府官员赞同薛穆的观点，扬还认为，这份报告极其重要，应该复印后分发到政府各个部门。英国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虽不像扬和布莱克本那样高度肯定中共，但都重视该报告的内容，可以说，英国外交部对中共的态度已经由20年代的敌视转为同情。有论者谓，自1943年7月始，英国政府开始逐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共。⑧
    除了薛穆，其他在华人员也向英国政府做了相关汇报，印证了薛穆的评价。原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威廉•邦得(William Band)和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所写的报告也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了赞美和歌颂。就邦得报告，薛穆评论说：“邦得证实了所有外国观察家们对中共和解放区的好评。他同意人们的普遍看法，即中共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动员农民参加八路军、减租减息、廉政建设、信仰和言论自由、普及教育以及建设民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像其他人一样，薛穆也强调，正是这些成功政策使共产党领导们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人们不能不对这些报道共产党政权的观察家有着深刻印象。他们对中共的报道具有一致性，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长期生活在中国，有着相当的观察能力。”⑨
    基于同情和欣赏，当时大部分的伦敦高级官员都认为中共并不是正统共产主义者。英国前任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认为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⑩。1943年7月，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塔夫曼(Erie Teichman)在备忘录中写道：“中共代表着中国一个极富竞争力的民族政党团体，并不是前期热衷于阶级战争和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11)在外交部，前英国远东司司长克拉克(Ashley Clarke)也同意英国驻华使节对中共性质的界定。他曾说：“中共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土地革命，延安运动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12)当然，英国外交部也有少量人员有不同意见。受聘于英国外交部的牛津历史学家哈德逊(Hudson)坚信，无论中共当前的政策多么温和，但从长期目标上看，中共与苏俄并没有根本差异。(13)
    就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政府无法一直放心。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1945年10月25日，薛穆向贝文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与莫斯科的联系》的报告，其中结论认为中共目前只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薛穆提道：“……目前的中共只是一个独立运动，虽然发端于苏联的正统共产主义，其最终目标也是实现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中国式产物，没有外界援助，也不受外界干涉和控制。”同时，薛穆也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共产主义体系所依赖的哲学思想与苏联是相异的，他们的追求也是本土的、独立的”，因此，薛穆把中共界定为“中国国内生活中的反对派或造反派，而不是服从于或与苏联有联系的受莫斯科控制的政党。”(14)但是，薛穆对中共的这种独立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并不十分确信。他进一步分析道：“最近的历史显示，在不远的将来，苏联有可能会努力把延安的共产主义组织与自身的共产主义机器联系到一起。”(15)
    薛穆在中共性质问题上的看法对英国外交部在该问题上的辩论产生了深刻影响。1944年5月，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处出台机密文件《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认为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最高目的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它最终也成为英国政府对国共斗争的官方态度。有鉴于此，尽管英国政府对中共印象较好，但仍然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
    二、内战前期：重读中共性质
    
    从1946年到1948年初的内战阶段，英国对华态度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中共性质的重新解读。一直以来，英国对苏联的扩张十分紧张，艾德礼认为“苏联是一个对欧洲充满着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领土方面。”(16)贝文也曾分析道：“如果苏联控制了法国、法属北非、意大利、希腊，尤其是如果苏联削弱了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他们就能有效地控制地中海，剥夺英国的海外市场及稀有资源的来源，尤其是石油。没有石油，英国的经济复苏将会非常困难，甚至无望。”(17)
    国民政府十分清楚英国对苏联的怀疑、戒备态度并加以利用。早在1946年8月，蒋介石政府便利用英国的猜忌，通过受其控制的媒体向外宣传：“有证据表明中共正从苏联那里获得军事物资援助”。(18)蒋介石授意中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Kwei Yung-ching)向新任驻华大使史蒂文森(Stevenson)请求英国战略物资援助，特意强调：政府有证据确认，中共正得到苏联缴自德国战争物资的直接援助。(19)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in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郑介民(Cheng Kai-min)向史蒂文森透露：“中共正受莫斯科设在远东组织的控制：早在抗战时期，苏俄就在延安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领导，日本和朝鲜参加的组织。如今该组织已发展成一个新的远东部，势及满洲、内蒙和新疆”。史蒂文森在给艾德礼的报告中倾向于相信国民政府。(20)
    就中共内战后抵制国民大会等举措，史蒂文森向贝文汇报时说道：“与其他观察家一样，我对中共目前的态度感到迷惑。无论国民党过去是如何的两面三刀及专制，目前蒋介石已经作了一系列慷慨的让步。而且中共也必定很清楚马歇尔的存在，定能够保障国民党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中共进入联合政府机构以及重组后的国军可以给他们一个从内部工作的机会。我认为，作为中国的一个政治党派，他们的这种拒绝决定很难与他们的党派利益相吻合。”(21)
    史蒂文森重新论述了中共的性质及其与苏联的关系。1946年11月23日，史蒂文森向英国外交部递交报告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更多是土地改革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这一论断具有误导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过去、现在、将来，而且一直都会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赞成并拥护阶级划分观念。他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党纲，而且会主动迎合苏联的最高利益需求”。(22)
    英国外交部接到史蒂文森的报告时，正值中共拒绝马歇尔调停之时。对此，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凯特森(Kitson)评论道：“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大使的观点”。他进一步分析：“中共拒绝进入美国支持下的联合政府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是在受莫斯科的操纵行事，延安拒绝马歇尔的进一步调停，表明中共已经破釜沉舟地追随苏联而去”。(23)
    与此同时，中共放弃了温和的土地政策。1946年5月，中共废除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英国认为，此举最终使得“属于富农的土地均被瓜分，富农的房子被摧毁”。(24)1947年9月，中共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在土地政策上逐渐由温和转向激进，促使“中共只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的观点遭到否定。1947年3月29日，当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依然把延安共产党当成“土地改革者”时，英国外交部宣称：“文章作者其实并不了解中共的真正性质，因此并不具备资格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25)
    有鉴于此，尽管对国民政府并不信任，也知道国民政府有着种种缺点，但英国仍然愿意选择“尽可能地和美国站在一起去支持国民政府。”(26)正如史蒂文森所说，同中共相比，国民党是“两个恶魔中危害较小的那一个”。(27)反映在实践中，1948年初，贝文公开宣布：“英国政府将恪守1945年‘莫斯科宣言’，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之政府。”(28)
    三、内战后期：谋求与胜利者合作
    然而，英国支持的国民政府没有赢得内战，这又促使英国对中共政策作出相应调整。1947年底，英国议会派遣友好代表团(British Parliamentary Goodwill Mission)访华六周，1948年初递交访华报告：“军队士气不高，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英国政府不应当在内战中援助国民政府，从各方面来看，外部共产党的压力以及内部的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民政府的解体”(29)，这充分显示出英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的意图。1948年10月，英国公使蓝来纳(Lamb)向国内汇报华北、京津地区形势时说道：“国民军士气低落，地方官员们甚至希望中共尽快占领京津，让生活比目前更好一点……毫无疑问，总统已经完全失去了北方的民心。……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崩溃不可避免，只是在究竟何时崩溃上他们的观点有所不同。”(30)1948年11月，上海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所有缓解经济危机的努力都宣告破产，11月4日，上海发生抢米风潮。17日，蓝来纳致电贝文，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取胜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31)
    驻华外交官的报告让英国政府确信，除非美国直接大规模干预，否则国民政府绝无取胜的可能。11月17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致电贝文表示，美国已对国民党取胜的能力完全失去信心。美国认为，蒋氏在北方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将再无精锐兵力保护南方。蒋氏作为军事领袖的威望已完全消失殆尽，美国政府打算抛弃蒋介石，扶植其他人物作为反共力量。(32)
    在此情形下，1948年11月23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助理次官邓宁(Dening)在外交部发言时说道：“我不认为支持已腐败透顶的国民政府还会有什么益处，我也不相信美国能力挽狂澜，即使支持国民政府的路线依然切实可行”。(33)邓宁的发言得到了贝文等人的赞同。英国准备抛弃南京政府的信号十分明晰。
    1948年12月7日，南京政府指示驻英大使郑天锡与贝文通电话，吁请英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并希望利用英国的影响力力劝美国政府尽快给予国民政府进一步积极帮助。但是贝文对此反应却仅限于对中国目前状况，口头表示同情，并未打算作出实质性举动。(34)1949年1月29日，南京政府意图照会英国政府，要求英国介入国共和谈，英政府“十分遗憾地拒绝加以干涉”。(35)
    抛弃国民政府的同时，英国开始基于中共即将执政的现实进行务实安排。1948年底，英国各地领事馆向侨民发出告示，建议非必要人员撤离中国。但是绝大多数英国侨民尤其是英商认为，即便处于中共统治之下，他们也要留下来，不愿再次冒险失去他们的财产和生意。一些英商团体甚至开始考虑，如果国民政府突然撤离南京，他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对此，蓝来纳表示，应该静观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相应的对策。(36)
    1949年1月，南京政府正式决定迁都广州并照会英美等各国政府，希望各国使团随之迁徙。英国政府接受史蒂文森的建议，决定将各地使馆及团体驻留原地，拒绝随行。史蒂文森分析道：“国民政府已毫无成功抵抗的可能……一旦各团体随之南迁，将会被中共视为放弃中立政策，毫无疑问，这将会对解放区的侨民和利益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史蒂文森建议，即使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各团体仍需留守南京，目的是“保护英侨及其在华利益”以及“更加方便迅速地与中共取得事实联系”。(37)
    英国的冷静态度，也基于其驻中国各地使节对于解放区外资政策的观察。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蓝来纳向贝文汇报：“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抢劫，中共对外国驻华机构也没有表现出敌意。”(38)1949年5月，英国驻天津领事富兰克林(A. AE. Franklin)报告天津解放的情形：中共军队进入天津后纪律严明，没有抢劫和混乱。搜查期间，甚至不接受一支烟一杯水。保护外侨及其资产的纪律尤其严格，入城六个小时之内便在墙上和公共建筑物上张贴保护外商资产的通告。(39)中共在解放区严明的纪律和保护外资的行为得到了英国使节的充分肯定。
    对南京政府的厌弃，对中共外资政策的接受，使得英国内外自1948年底热议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12月，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向贝文建议，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与中共政权建立正式的领事和商业联系，这对英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对中共未来政策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在一开始我们就不能轻视他们。”(40)
    1948年12月9日，贝文向内阁会议递交了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备忘录，其中指出，英国在中国的最好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41)贝文的观点经内阁会议讨论后得到首肯，成为英国对华基本方针。194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贝文在与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会晤中，正式向其表明了英国对中共的态度：“我们在整个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受到历史的影响，例如，我们曾长时间支持满洲政权而犯下了大错。我们也相信共产党人首先主要是中国人，他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变为苏联人。(42)由此宣告，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实际利益面前，英国摒弃了意识形态差异，选择与战争胜利者进行合作。
    四、英国态度转变之动因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态度，大体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轨迹：从抗战中后期私人关系的欣赏与同情，到内战全面爆发后，认清中共性质并暗中反共，再到最终接受战争现实，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深究促使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原因，不难发现有以下几点：
    首先，内战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中共方向的发展是英国对中共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1946年10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直至1947年夏，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支持，在内战战场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英国虽然表面上声称中立、不干涉，实际上，“奉行支持和袒护国民党政权的政策”，(43)支持的天平倾斜于国民政府。1948年，中国内战进入决战关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英国意识到中共在全国夺取胜利已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讨论和广泛研究后，外交大臣贝文在广泛征询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12月9日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除非有生命危险，否则驻华官员就应争取留在原处，在必要的情况下，与中共建立非正式联系，探究英国在中国国内发展贸易的可能性”。(44)该建议最终得到英国内阁的批准，标志着英国对中共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由反共变为亲共。可见，中共最终的军事胜利让英国搁置了意识形态的差异，采取多种措施谋求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保护英国在华利益服务。
    其次，英国对中共的政策也受英美特殊关系及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英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英国对中共的态度，这取决于战后英国综合国力的消长。二战使英国经济遭受重创，丘吉尔曾说，英国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走出这场战争的。故二战后初期，英国经济千疮百孔，濒临崩溃。如果没有美国的实质性援助，英国就会面临“财政上的敦刻尔克”。(45)同样英国在华利益也需要美国的战舰和军队来保护。因此，二战后初期，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便是获得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反映在对中共态度上，自然是亦步亦趋地执行与美国政策相一致的扶蒋反共政策。但是，1948年后英国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在战后首次出现贸易盈余。经济力量的复苏促使贝文考虑恢复英国在远东的影响力，英国已不甘心永远排在美国之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于是，贝文提出：1949年将是英国在远东最为关键的一年，也正是英国在该地区再次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好时机。(46)对中共方面，英国则极力与美国撇清关系，表明不同立场，并借此获得中共的好感，寻求以后贸易及外交上合作的机会。
    对苏式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是促使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英国一直对苏联心存疑虑，十分担忧苏联在华势力的扩大及其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影响。二战后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尚未凸显，刚刚上台的工党政府仍然希望能够与苏联保持战时同盟关系，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英国人眼中，只不过是根植于农村的土地改革者，因此英国对中共的态度友好而宽容。冷战帷幕降落后，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的开始，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双方热战的打响。这时英国重新考察中共性质后发现中共不仅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出于对苏共关系的恐惧，并由此引发对共产主义在远东渗透的担忧，英国最终在内战中倾向选择反共，暗中支持中共对手，希望能够肃清中国的共产主义，避免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民主国家产生灾难性影响。
    最后，确保英国持续拥有香港的愿望也是英国对中共政策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英国在香港不仅拥有巨额商业利益，而且香港还是英国在远东的一个政治及战略要地。因此历届英国政府一直渴望持续拥有香港。1948年年末，当中共夺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指日可待之时，英国“参谋总部决定坚守香港”，(47)后经多方面权衡考虑后，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在香港问题上作双重准备：一方面秘密向香港调兵遣将，增强香港的防御力量，以抵制中共对香港的可能进攻。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英国则积极寻求与中共的友好合作。1949年6月8日，英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奉命访港，并宣布英国政府“极力希望同中国人民选择的任何政府建立最友好的关系”。(48)由此可见，为了继续维持在香港的长远利益，英国放弃了其最初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最终选择同中共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结语
    
    从根本上说，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发生变化是英国沿袭已久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在对华政策上的典型反映。早在1849年，英国外相帕麦斯顿就曾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49)在外交政策上，英国总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较少受其他无实际意义因素的制约。
    在对华外交政策上，英国始终以维护在华利益为最高宗旨，而经济利益往往是其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36年英国在华企业投资达11.4118亿美元，若包括政府借款在内约占其海外投资总数的6.5％。(50)1946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仍达8.073亿美元，占同期外国在华投资总数的63.2％，为美国的3倍多。(51)这些庞大的经济利益，是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谨慎务实的基点。
    内战初期，英国选择不干涉政策，当时，就实际意义而言，便是默认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内战政策。因此，内战初期，当美国多次要求英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寻求国共妥协的途径时，英国外交部强调，英国的经济情况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而当中国内战形势完全明朗后，英国政府认为：“如果想使‘保持立足点’的政策结出果实，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给予(中国)完全承认”。(52)战时首相丘吉尔更是声称：“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一种赞同之举。……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是表示恭维，而是要获取便利。”(53)这也印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话：“英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每当它对某个国家的革命表示同情时，也一定是基于实际考虑。”(54)从内战前后十余年间英国对华政策来看：在国共内战前期英国支持或至少是默许蒋介石对中共的镇压；后来又迫于形势需要，摒弃国民党，执行亲共政策，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英国对华政策也经历了调整和转变，但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即国家利益至上、在华权益至上这一点却没有任何改变。
    注释：
    
    ①据笔者所知，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世安：《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1942-1946)：薛穆大使的作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刘蜀永：《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与中国的态度(1948-1952)》(《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陈谦平：《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翟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郑启荣、孙洁婉：《试论1949-1954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相关论著集中论述了1949年到1954年的英国对华政策，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内战后期的英共关系，但至今以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为视角来考察英国对华政策的论著较少。
    ②Shian Li,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s, 1942 to 1946: The Role of Ambassador Sir Horace Seymour,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6, No.1 (Feb., 1992), pp.49-63.
    ③Seymour to Eden, 29th Dec. 1942, F 644/74/10,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以下简称“BDFA”), BDFA, Part III,Series E, Asia, Vol.6, p. 182, Enclosure in No. 6.
    ④Seymour to Eden, 29th Dec. 1942, F 644/74/10,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Vol.6, p. 183, Enclosure in No. 6.
    ⑤Seymour to Eden, 29th Dec. 1942, F 644/74/10,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Vol.6, p. 179.
    ⑥Shian Li,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s, 1942 to 1946: The Role of Ambassador Sir Horace Seymour,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6, No.1 (Feb., 1992), pp.49-63.
    ⑦Seymour to Eden, 13th Ju1.1943, F 3895/254/10,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Vol.7, p.47.
    ⑧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⑨Seymour to Eden, 6th Mar. 1944, F 1546/159/10,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Vol.7, p.253.
    ⑩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84.
    (11)Memo by Teichman, 26th Ju1. 1943, E0. 371/35780, F 5611/74/10, R.R.0.
    (12)Zhong-Ping Fa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 Staffordshire: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4.
    (13)Zhong-Ping Fe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 Staffordshire: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4.
    (14)Seymour to Bevin, 25th 0ct.1945, N15123/10674/38,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1945, Vol.8, p. 351.
    (15)Seymour to Bevin, 25th 0ct.1945, N15123/10674/38,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1945, Vol. 8, p. 352.
    (16)Ritchie Ovenda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1,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
    (17)Ritchie Ovenda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1,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
    (18)Graham to Stevenson, 15th Aug.1946, F 14642/324/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6,Vol.2, p.238.
    (19)Stevenson to Bevin, 17th Sep. 1946, F 13859/119/G,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6,Vol.2, p. 115.
    (20)Stevenson to Attelee, 9th Dec. 1946, F 18247/384/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6,Vol.2, p.308.
    (21)Stevenson to Bevin, 16th Dec. 1946, F 16592/25/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6,Vo1.2, p. 327-328.
    (22)Stevenson to Attlee, 23rd Nov. 1946, F 17620/25/10, Great Britain Foreign &Commonwealth Office, 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以下简称DBPO), Series I, Volume VIII, p.71.
    (23)Stevenson to Attlee, 23rd Nov. 1946, F 17620/25/10, DBPO, Series I, Volume VIII, note 20, p.75.
    (24)Report on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Shansi-Hopei-Shantung-Honan Border Area, Based on Information from Mr. Grandson of UNRRA, F 17506/384/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6, Vol. 2, p.291.
    (25)Minute by Kitson, 18th April 1947, F.O. 371/63321, F 4544/76/10, P.R.O.
    (26)Stevenson to Bevin, 25th May 1948, F 8050/33/10, DBPO, Series I, Volume VIII, p. 156.
    (27)Zhong-Ping Fe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 Staffordshire: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3.
    (28)Zhong-Ping Fe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 Staffordshire: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4.
    (29)Report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ary Goodwill Mission to China, 1947, F 1517/361/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18.
    (30)Lamb to Bevin, 28th Oct. 1948, F 15167/33/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101.
    (31)Lamb to Bevin, 16th Nov. 1948, F 16138/33/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112.
    (32)Franks to Bevin, 17th Nov. 1948, F 16203/33/10,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 5, p. 115.
    (33)Lamb to Bevin, 18th Nov. 1948, F16258/33/10, DBPO, Series I, Volume VIII, p. 165, note 5.
    (34)Bevin to Stevenson, 7th Dec. 1948, F 17358/33/10,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 5, p. 134.
    (35)Stevenson to Bevin, 29th Jan.1949, F 1644/1015/10,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8, p. 101.
    (36)Lamb to Bevin, 5th, Nov. 1948, F 15564/33/10,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104.
    (37)Stevenson to Bevin, 17th, Feb. 1949, F 2545/10118/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8, p. 104.
    (38)Lamb to Bevin, 15th Nov. 1948, F 16145/239/10,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 111.
    (39)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in Tientsin, May 1949, F7101/I015/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8, p.134.
    (40)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Bevin, 21st Dec.1948, F 18093/33/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5, p. 141.
    (41)Memo by Bevin, 9th Dec. 1948, CP(48)299, CAB129/31, DBPO, Series I, Volume Vl1I, p. 170.
    (42)Bevin to O. Franks, 26th Aug. 1949, F 12843/1023/10,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8, p. 144.
    (43)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44)Memo.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for Foreign Affairs, 9th Dec. 1948, C.P. (48) 299, CAB129/31.
    (45)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46)Lanxin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 New York: M.E.Sharpe, 1995, p.166.
    (47)Aide Memoire on Policy for Shanghai and Hong Kong, 25th, Apr. 1949, K0. 371/75750, F 6218/1015/10 6, P.R.O.
    (48)Attlee to Alexander, 7th Jun. 1949, F.O.371/75875, F 8538/1192/10. P.R.0.
    (49)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4, p.96.
    (50)魏子初：《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3、18页。
    (51)魏子初：《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第16-17页。
    (52)Memo.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24th Oct. 1949, C.P. (49)214, CAB 129/37.
    (53)Martin Gilbert, Never Despair: Winston S. Churchill, 7945-7965, London: Heinemann, 1988, p.918.
    (54)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4,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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