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掀起了颇具声势与规模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开来，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很大混乱，教训深刻。
    关 键 词：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红专” 又红又专
    作者简介：李庆刚，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建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将“红”与“专”对立、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今天，重温“红专”问题的讨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1957-1958年的“红专”辩论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
    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1]随后，他重申：“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①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则是欠妥当的。
    自此至1958年初，如何处理“红专”关系，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辩论的一个主题。当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等。
    “先专后红”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认为国家需要技术干部，搞医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当然是以业务为主。第二，认为钻研业务难，学政治容易；业务在短期内要达到一定标准，政治是长期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时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学好业务，出学校后再学政治不迟。第三，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既然思想已经差不多，毛病又出不了，为什么不可以先专后红呢？第四，认为业务就是政治，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如历史、经济、法律、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本身政治性就很强，搞这些业务就是搞政治。第五，认为没有马列主义也能搞好业务。他们说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不是科学照样发展吗？有人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也一样促使搞好业务吗？第六，认为学理科的和学文科的应该有分工。学理科的应该以业务为主，学文科的应该以政治为主，学理科的可以先专后红。第七，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就是资本。有了业务也可以“红”了。只要技术好当上模范，不仅名誉、地位都有了，入党也容易。第八，有的认为政治理论看的越多，越容易产生分歧，立场越容易动摇，还是学技术好。第九，有的认为自己历史上有问题，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没有前途，只有在业务上努力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2]
    对于“先专后红”的观点，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做出了评判。郭沫若、刘仙洲、梁思成、钱学森、翦伯赞、朱光潜等专家，也都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章剖析“先专后红”论。有的认为它不是青年成才的捷径，而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倡“先专后红”是危险的。有的把它比喻为先裹小脚，然后再设法去放大，是先注射毒汁，然后再设法去医治。这不但是愚昧的办法，而且是残忍的办法。[3]
    “多专少红”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需要大量专家。因此在业务上应抓紧，在政治上只求“粉红色”就行了。[4]批判者认为，这一论点是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所谓“粉红色”只不过是“红”色的标签，“白”色的内容罢了。自居“粉红”、“少红”，实际上是灰色的，是近于“白色”的。[5]1958年1月5日，蒋南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是灵魂》的文章，指出一个人政治上不好，这是“定性”，是性质问题，业务知识的多少是“定量”，是数量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觉悟是决定性的。
    “红专分工”论有两层意思。一是按人和人来分工。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一个人很难兼顾。他们的论据是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二是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要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再学政治，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资本，入党也容易。国内已有少数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党。对第一层意思，批判者指出，“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现在青年一面有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好的政治学习环境，竟以过去的结果为标准，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思想改造”吗？对第二层意思，批判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专后红”的主张。有少数专家是入了党，但还有一些所谓的“家”，不但没有被接受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这可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后红”。[6]
    对于“先红后专”的主张，195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这种主张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应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
    经过辩论，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1](P.351)追求又红又专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一时期的“红专”辩论，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所谓“只专不红、少红、先专后红”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并在随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做“白旗”拔掉，导致“大跃进”中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
    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红专”关系的调整
    
    1957-1958年“红专”辩论后，经过三年“大跃进”，在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仍存在模糊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在60年代初的调整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红专”关系的调整就成为一个重要方面。
    1961年4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划清界限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7] 5月，教育部长杨秀峰在天津大学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再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8] 6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举例说：“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9] 6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当前有一种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报告提出，“‘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10] 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时，形象地谈了红与专问题，他说：“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10](PP.1056～1057)
    以上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的看法，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得到了体现。条例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11]
    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再次探讨了“红专”关系，其中以冯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冯定自1957年起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多次阐述过“红专”问题。1962年6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红专”》一文，把“红专”关系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八个字。他指出：红和专二者不仅不能偏废，而且是同一的，统一的。红，对专的关系来说，是以质为主；任何的专，都应该以这个质为指导，为目标。专，虽其各门类、各方面也各有不同的质，当对红的关系来说，是以量为主。它们就像划船，得有人掌舵，有人划桨一样。要使船向预定的目标迅速前进，掌舵和划桨都是需要而不能分离的。舵掌的不好，划桨越使劲甚至越会离开目标；划桨的人太少，劲太小，舵掌得再好也难望迅速前进。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但这并不是说红和专就没有差异性和对立性。红以导专，并非红即是专；专以表红，并非专即是红，将专红等同，认为有专必红，是不对的；相反，认为先专再红，这种“红专”完全分裂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红专”的关键在世界观。[12]这表明人们对“红专”关系的认识，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变，可惜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坚持下去。
    三、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红专”关系争论再起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活动此起彼伏。1964年，在哲学战线上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讨论的同时，“红专”关系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
    1964年7月，姚伯茂撰文提出，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红与专的矛盾是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不需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要红就不能专，要专就不能红，或者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13] 8月2日，《文汇报》又发表姚伯茂的《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认为红与专并非绝对对立而应“合二而一”。
    与姚伯茂文章发表的几乎同时，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主持修改，署名王中、郭佩衡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此后，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由“商榷”发展为公开批判，而对姚伯茂包括此前冯定关于“红专”观点的批判，也随之调子越来越高。
    持不同意见者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撰文，批评姚、冯的观点是抹杀了“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有的说，冯定的“红以导专，专以表红”的中心涵义是红由专来表现，是披着新的外衣，公开宣扬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认为，“红专”问题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矛盾，而不是“红”与“专”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矛盾的内容无不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业务，总是要同一定阶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受它的制约。不是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又红又专，“红专”结合，是指业务要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率，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红专”分离，只专不红，是指业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分离，受资产阶级政治统率。因此，红与专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必须通过兴无灭资的斗争。冯定的“专以表红”论，姚伯茂的红与专“合二而一”论，是从“理论”上概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兴无灭资斗争的倾向，是适应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需要的矛盾调和论。②
    在学术理论界争论的同时，青年学生中也就“红专”问题展开了讨论。1964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秦秀荣的信，提出怎样看待“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思想。
    围绕这一主题，1965年6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现身说法指出，我过去可以算是“三过”的典型。我“政治上过得去”，是政协委员；“业务上过得硬”，还有点技术；“生活上过得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他认为，这种“三过”没有什么味道，不仅不舒服，而且别扭得很。在论述“又红又专”的重要性后，他批评了“只红不专”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红”而不“专”，那他这个“红”也是有问题的。这只能成为空头的政治家，对人民没有多少用处。根据一提“红专”，就是“红”重要，“专”不重要的情况，钱学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专”得已经太多，或者已经很够了。正相反，我们“专”得还太少，还很不够。否则，讲了几年又红又专，什么都没做出来，这不成了空话？这个“红”又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青年同志不要在“专”上有什么顾虑；只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真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专”。为革命而“专”，越“专”越好。[14]
    在讨论的基础上，《中国青年报》1965年7月24日发表社论，对“红专”关系讨论作了总结，论证了“红专”讨论容易反复的合理性：“只要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还有各种差别的存在，总是会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反对又红又专，鼓吹只专不红。这样，红与专问题的讨论，就会反复地进行。”[15] 在这一错误的理念引导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红专”的认识更是走上了邪路，交白卷者成为“红色”英雄，知识分子变为“臭老九”。
    四、对“红专”问题的再认识
    
    追求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正确的，但“红专”问题的辩论没有使人们摆正“红”与“专”的关系，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究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认为只要“专”就有“白”的嫌疑，就会妨碍“红”的实现，生硬地把“红”与“专”对立起来。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他还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16]这一讲话，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摆正了“红”与“专”的关系，为新时期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红”的判断标准并不清楚。毛泽东一贯认为，“红专”的主次关系是“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③，这从原则上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左”的情况下，评价“红”的标准变得越来越“左”，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陷入“左”的泥潭。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对于专家来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16](P.151)
    注释：
    
    ①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②详见李宝恒：《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不容抹煞》，《解放日报》1965年1月17日；史国显等：《冯定同志的关于“红专”宣扬了什么》，《人民教育》1965年1月号；李羽硕：《驳姚伯茂的红专“完全统一论”论》，《文汇报》1965年1月19日；陈先达：《徒劳的辩解——驳姚伯茂同志的〈浅评〉和〈再评〉》，《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5期；张治民、马俊芝：《红与专的矛盾也是按“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发展的——与姚伯茂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4年第8期；等等。
    ③毛泽东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2]《有关“先专后红”的几个论点》，《中国青年报》1957年10月24日。
    [3]瞿葆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4]《论又红又专》，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34～35页。
    [5]小莱：《“中间道路”走得通吗》，《中国青年报》1958年1月4日。
    [6]刘仙洲：《同青年们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中国青年报》1957年12月29日。
    [7]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教育研究》1980年第3期。
    [8]《杨秀峰教育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
    [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43页。
    [10]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页。
    [11]《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页。
    [12]冯定：《关于“红专”》，《光明日报》1962年6月12～14日。
    [13]姚伯茂：《浅析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人民日报》1964年7月19日。
    [14]钱学森：《又红又专，为革命利益而攀登高峰和青年同志谈谈红专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6月4日。
    [15]《又红又专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红与专问题讨论的总结》，《中国青年报》1965年7月24日。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4、262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