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关 键 词：抗日战争 战略后方 形成 演变
    作者简介：潘洵，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①。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一、日本局部侵华与西北后方根据地的筹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将首都迁到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201。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1]201。以上史实表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就有了在西北建立后方根据地与日本作战的考虑。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2]。1月30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此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乃是应急因应之策。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如果国民政府不甘屈辱求和、不想与日本订城下之盟，迁都并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便势在必行。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4]1748。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5]156。虽然此时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问题上仍表现犹豫和彷徨，仍将重心放在“剿共安内”之上，并积极谋求用和平妥协的方式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讲，“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6]。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7]7。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后来抗战时期成为支持支援前线的战略基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抉择，也有在西北防范苏联的战略考虑[8]401。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再者，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实际上，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9]401可见，至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西北现实状况的担忧不无关系。
    二、西南政局变动与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9]10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所改变。
    1934年底，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鉴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不可避免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逐渐认识到四川及西南地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在这时也乘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此种政局变化成为抗日大后方发生转移的重要前提。从1935年3月起，蒋介石两度入川，遍历西南诸省，将其理想中的抗日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谈到“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不过今天实现而已”[10]4。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夕，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追述其确定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过程：“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这是我民初以来未到四川以前始终一贯的理想。后来本人民国二十四年初到四川的时候，目击四川当时的情形，同来的人员皆觉得离我们的理想太远，大失所望。但我认为如果四川不能统一，则抗战就无基础，所以我们如要抗战，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性实远胜于广东。因为广东僻处海隅，而我国海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的海陆空军随时可以到达，中央若再认广东为抗战的根据地，则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而四川则远处西陆，形势天成，估计当时的敌人实力，绝不可能深入到四川省来。……因此本人仍认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11]13-14这些讲话，绝非虚言，确乎反映了蒋介石抗战时期战略思想的转变。如果联系他1935年西南之行留下的大量演讲和报告，更能看清他将战略后方由西北转向西南的思想脉络。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和成都等西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嵋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讲演或训示。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问题。
    从蒋介石西南之行的演讲中，可以解读出以下这些信息：
    第一，对西南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强调西南地区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西南的建设问题。蒋介石西南之行的直接目的无疑是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但在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从抵达西南开始就表现出与此前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他到重庆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突出强调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12]32、34。此后，无论在重庆，还是在贵阳、昆明、成都，他都大讲贵州、云南、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建设问题。如讲《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建设新四川之要务》、《剿灭赤匪与建设贵州之要道》、《贵州应如何实现三民主义》、《对贵州党政人员与民众的希望》、《新贵州建设极易成功》，《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推进云南省政工作》、《四川应养成之新风气》、《治川救国之要道》、《四川教育界应负之责任》、《治川救国必先整饬纲纪》、《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建设新四川之要道》、《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等等。蒋介石在这些演讲中，特别突出了西南各省在复兴民族中的地位。如“四川夙称天府之国，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为宏速”，必可建设成为“国家民族复兴之基础”[12]82、83。希望四川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作建国革命一个最充实的基础和造成一个模范的省区”[12]103。“贵州最容易建设，也最应迅速建设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12]29“云南蕴藏之丰富，土地之肥美、气候之温和、民性之勤俭等种种条件看来，云南真正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设成工业化的云南，作民族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12]56-59。“无论就天时、地利、人和和各方面看来，云南种种条件，都具备可以作为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12]65单就蒋介石的这些讲话来看，与他在西南之行以前在其他省的相关讲话没有明显的区别。如1934年2月5日在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讲话时，就强调，“浙江省一定可以成为全国一个模范省，并且能作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一个坚实基础”[13]23-24。2月12日在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也说“国家存亡的关键系于江西”，“江西应作复兴民族之基础”[13]60-61。10月15日在西安，又大讲“陕西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都不可视为一个普通的省，实为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基础”，“格外要发奋努力，来负起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使命”[13]573。但正如杨天石教授所指出的，早在1934年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谈到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的设想，“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14]再者，如此集中地针对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建设问题发表演讲，就蒋介石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虽然蒋介石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在抗战根据地中的地位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各省重要性的评价是有差异的。他认为，四川省“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云南省是“民族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贵州省则是“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在预想的西南后方根据地中，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四川省，其次是云南省，最后才是贵州省。
    第三，在西南之行的7个月里，蒋介石对抗战根据地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不仅明确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5]59而且加紧了对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开始把西南地区建成抗日大后方的思想付诸行动。5月28日蒋致电孔祥熙，“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16]335；6月3日致电交通部长朱家骅等，“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17]237；6月25日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16]336；8月1日又致电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四川重工业之建设程序与其负责筹备人员，从速由资源会指定派来”[16]339。在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随着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蒋介石的重心逐步由前期的追剿红军和统一政令转向经营西南抗战根据地。在西南之行的后期，蒋介石开始明确地将外患的日益严重与四川及西南的安定结合起来。8月11日，在峨嵋军官训练团讲《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不仅讲“川滇黔三省在革命史上有最光荣的历史，居最重要的地位，实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托命之所与复兴之基。”而且针对当时的外敌入侵明确指出，“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18]21510月6日，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讲《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19]480在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无误地将日本侵略与四川及西南之地位联系起来，已经完全形成了以四川及西南作为抗战重要根据地的思想。
    第四，蒋介石的西南之行，虽然表明国民政府的抗战后方基地的重心逐渐由过去的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但这一转向的过程在蒋介石的西南之行期间并没有完成。直到1936年5月，蒋介石还认为“四川经此训练后其基础已定，将来抵御外侮不得已开战时，其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20]514此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西南的建设和经营，但对西北后方的经营和建设并没有停顿下来。蒋介石在结束西南之行后，又立即前往西北地区巡视。
    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地势险要。1935年后，随着川滇黔三省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两江环抱，三面临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在首都南京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之时，重庆即成为国民政府迁都的最佳选择。
    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1937年7月20日，匆匆由庐山返回南京之后的蒋介石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21]1847月27日，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召集各部、会举行会议，就迁址办公问题作出决议：“(一)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城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数等以资联络。(二)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21]184-185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高层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军事委员会于8月4日举行卢沟桥事件第25次汇报会，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要求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加以慎重、周全的考虑，并讨论是否以武汉为宜。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曾提出“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对迁都虽有考虑，但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甚至作出决定：“外侮虽告急迫，为稳定军心、民心，政府仍应暂时留住首都，不必迁移”[21]185。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当天晚上，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转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战的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开始提出。
    从迁都之议提出的这一过程表明，蒋介石虽然在战前已有经营西南后方的思想并开始付诸行动，但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作出明确的决策。
    10月下旬，淞沪战事急转直下，不仅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防线，向沪西包抄推进，而且日机更加频繁疯狂地轰炸南京，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政府已不能正常办公，转移国都已迫在眉睫。10月29日，在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强调“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22]121。报告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0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商定了迁都重庆的具体事宜。11月12日，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常会，作出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当晚，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官员，乘坐“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驶向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长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23]。阐明了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决心。26日下午，林森一行抵达重庆，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于12月7日开始在重庆办公。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迁到了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也相继迁抵重庆。直至此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过程才得以最终完成，重庆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首都。
    国府迁渝，意义重大，正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讲，“一为表示长期抗战，政府已下最大决心，二为建设四川、云南、贵州后方国防”[24]。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表明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从此以后，“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25]556。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国民政府的西迁，带动了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工厂、企业、高校、文化机构等大规模内迁，给抗战大后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如果不为了抗战，大家决不会集中到四川来；不到四川，则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切建设，恐怕永远不能发动推进”[26]475。通过对西南、西北的建设，建立了一个长期抗战的战略后方基地，对支撑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保证了国民政府中枢机构的战时安全，而且依托大后方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经过艰苦奋斗，终获对日抗战的胜利。正如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还都令》所言，“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27]147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变化
    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的重心一直放在四川和西南地区，四川和西南地区也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种情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由此前注重后方建设、自力更生为主逐步转变为重点依靠外援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相持阶段前期重点加强西南大后方建设逐步转向关注西北地区的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山川险阻，适宜于持久战；但又由于日本的国力强大，超过中国许多倍，并经过了长期准备，而中国国力孱弱，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所以，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要取得胜利则困难很大，必须借助于国际力量；从国际形势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对华大规模侵略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美苏绝不会坐视观望，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成为可能。有鉴于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持久消耗战略，组织有限抵抗，拖住战局，以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加强西南后方建设，培育抗战国力。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这一变化曾一度让蒋介石非常乐观，认为“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28]1143。但形势发展并不如意。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更是喜不自禁，“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29]278。中国终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30]438。“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31]1759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均有调整，其大后方战略也在此背景下发生变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也曾多方面寻求外交支持，争取外援，但收效甚微。因此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上，尽可能动员后方人力、物力、财力，苦撑待变。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后方准备本不充分，战时建设又受种种限制，战争的消耗也十分巨大，加之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南大后方的种种危机开始暴露。如人力动员方面，由于兵役中的营私舞弊，绑兵、拉兵盛行，军队补充“不仅不能维持原有的战斗力，甚至还不及原有战斗力的二分之一！”[32]200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已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田赋征实、征借已使后方民众不堪重负，各项生产能力也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单纯只是依靠西南大后方难以继续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将抗战重点转向了争取外援，而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就相对弱化了。
    不仅如此，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迫使法国、英国先后封锁了滇越铁路、越桂公路和滇缅公路，而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断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行无阻，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援华的主要通道。此外，西北的“资源开发”、“拓殖增产”、“文化再发扬”，“都足以补助抗战根据地西南的不足”[33]。再加之在抗战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西北的“共产党问题”也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大隐忧”[34]。于是西北的战略地位又变得重要起来。
    1942年8月17日，蒋介石到西北兰州出席兰州各界扩大纪念周时，发表了《开发西北方针》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35]在蒋介石看来，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建国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开发西北”声势再次高涨了起来，时人称“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36]。“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号召。”[37]尤其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是对大后方的西南和西北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而实质上表明，此时的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已经由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转向了如何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任务的问题。只是由于抗日战争还在进行，蒋介石还不能在名义上放弃“抗战的根据地”，而其对“西北是建国根据地”的提出，无疑表明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的弱化。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虽然在抗战中确立的重庆的陪都地位还在，虽然蒋介石对四川、贵州等地建设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从日本宣告终战的那一天起也就宣告结束了。
    五、关于“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探讨
    
    任何学术研究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一项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对其研究的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往往会导致“越界”研究或出现研究“盲区”，不仅不能达到深化研究的初衷，而且也容易造成不良的学术和社会影响。长期以来，虽然涉及抗战大后方史研究的论著甚多，但对其内涵、外延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是从“国统区”的政治性视角或“西南”、“西北”等地域性视角进行研究，而很少将抗战大后方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探讨。
    所谓“大后方”或“后方”，是与“前线”、“前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专指远离战线的地区，包括后方地域及其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建设与发展和对战争的支持、支援力量。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38]418。因此，“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便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
    在抗战时期的文献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抗战大后方”与“抗战后方”的表述基本同义，“大后方”只是强调其后方地域的广大而已。关于“抗战大后方”和“抗战后方”这两个概念，是何时由何人最先提出，已难以考证。就笔者目力所及，蒋介石最早提及“大后方”的概念是在1936年5月4日。这一天，他在前往芜湖的军舰上修正《峨嵋训练集》时谈及四川“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25]514。而“后方”一词，作为抵抗日本侵略之根据地的“后方”，蒋介石则是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一文中首先提出，“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39]653。“大后方”比较多地出现在报刊文献中，是在1940年以后。如《建国月刊》1940年第2期发表署名子明的文章《今日中国的西南大后方》，《经济周报》1941年第11期发表署名孟宪章的文章《迅速跃进中之大后方采金业》，《大众生活》1941年第22期发表的《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信号》等等。在正式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较多使用的是“后方”，而较少使用“大后方”的表述。相反，中国共产党编印的一些文献，则比较多地使用“大后方”的表述，如1943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摘录编印的《大后方生活相》，1944年抗战日报社编印的《大后方舆论》，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应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与“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表述相关的概念还有“西部”、“华西”、“内地”、“国统区”、“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等等。在抗战以前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后方的经营，均没有使用“大后方”或“后方”的概念，更多地是使用了“根据地”的概念。而在抗战时期，虽然“后方”的表述使用频繁，但“西部”、“华西”、“内地”等概念也同样流行，如翁文灏《开发内地》、简贯三《开发华西产业与产业革命》、胡焕庸《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建设》，均谈及大后方的建设问题，但“西部”、“华西”和“内地”完全属于地理概念。“民族复兴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基础”的表述则主要强调了国防上的意义。另外，“国统区”的表述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才逐步使用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与抗战时期地域性的“西部”、“华西”、“内地”和政治性的“国统区”等概念虽有联系，但内涵具有本质区别。其内涵、外延，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首先是价值边界。“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的核心价值属于国防战略的范畴，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有战争，就没有战略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大后方是与沦陷区、战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战区、沦陷区以外的地区，是战争时期的“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或“民族复兴的基础”。
    其次是空间边界。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空间地域众说纷纭，有讲四川为“大后方”的，有讲西南为“大后方”的，有讲西南西北为“大后方”的，还有讲国民政府控制区域为“大后方”的。作为战略后方基地，根据国民政府战略考虑的差异，“抗战大后方”空间地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地区，重庆、四川②；拓展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③；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相关文献中，有后方15省(川滇黔湘粤桂闽浙赣鄂豫陕甘宁青)[40]284、20省(川康滇黔桂粤闽湘赣浙苏皖陕甘青宁绥鄂豫晋)[41]340等多种说法。
    最后是时间边界。“抗战大后方”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域空间重心也在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动。
    注释：
    
    ①相关论文有马树功《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改定重庆为中国抗战陪都的原因》，唐润明《试述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两文均载《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1995年)，张国镛《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德中《论我国抗战“国防中心区”的选择与形成》(《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张皓、张福记《论西南大后方抗战战略地位的确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等。
    ②1939年重庆从四川行政区划独立出来，成为行政院直辖市。
    ③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空间地域，当时即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后方大致即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藏和西北的陕甘宁青疆共10省区(陈长蘅，《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财政评论》1941年第3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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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0[M].台北：“国史馆”印行，2008.
    [13]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演讲[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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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1[M].台北：“国史馆”印行，2008.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2[M].台北：“国史馆”印行，2008.
    [19]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演讲[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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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26]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演讲[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27]国民政府还都令.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1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8]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29](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0]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演讲[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31]张其昀.党史概要：第5册[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32]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演讲[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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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蒋介石.开发西北的方针[J].中央周刊，1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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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G]//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40]中国战后之粮食问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G]//财政经济(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1]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1943年5月)[G]//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