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
    关 键 词：民国史学 梁启超 胡适 郭沫若 学术个性 异同
    作者简介：周文玖(1964—)，男，山东金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均扮演了开风气的角色，可谓是中国史学近现代转型的三个坐标①。他们都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短长，从比较中方可彰显。揭示他们的学术个性，比较其异同，对探讨民国时期的史学现象及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一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1]14郭沫若关于天才类型的归纳是很精辟的。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治学领域宽广，都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以有限的精力涉猎众多学科，且都能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不是仅仅靠勤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极高的天才。就治学特点而言，他们在文体改革、文章写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有杰出的天赋，都属于“球形的发展”天才类型的学者。其所以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显耀，很大的原因即在于此。
    陈寅恪称赞梁启超：“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2]116梁启超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1400万的文字，涉及政论、经学、诸子学、佛学、史学、文学等多门学问。他3岁开始识字、读书，7、8岁时已能写上千字的文章，13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早年在学海堂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中举后从学于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20岁之前打下了扎实的做学问的基本功。21岁时协助康有为做宣传，办报纸，写文章。23岁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每日写作常常达5000余言。24岁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最早开展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教育。在史学领域内，他研究和介绍的范围既有中国历史，也有世界历史。他对西方历史的译介，是中国人建立世界史学科的滥觞。在中国史的范围，梁启超注重的是“通”，他一生的最高目标是写出两部大型的通史，即“中国通史”、“中国学术通史”。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都是为撰著中国通史作理论基础的，此后，他注重地理、民族、年代的研究，许多著作的写作都是在向通史方面努力，如1902年发表论地理的一组文章：《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他通史理论中关于“地势”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1906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其通史理论关于“人种”内容的深化。以后又著有《地理与年代》，是关于历史基本要素的理论阐发。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说：“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3]19，并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及其中的大量附录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他在学术史方面的修养也很深，1902年，他不到30岁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学术史的通论性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构建出学术史框架。20年代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他学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他写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前者偏重通史的做法以及材料的搜集、考证，后者偏重专史的做法，阐述了众多专史研究、写作的理论和方法，其实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梁启超致力于通史编纂，经过几年的实践，他感到没有专史做基础，通史不能完成。因此，他利用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的有利条件，号召研究院的学生研究专史。他传授研究方法，希望将来大家通力合作，写出一部“顶好”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史学，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总的来看，比较大气。他对清代人的治学以及20年代受清人影响所出现的繁琐考据提出批评：“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4]168可见，他更愿意做司马迁、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而不是王念孙、王引之那样的考据学家，虽然后者的成就也很令人敬佩。
    梁启超的文笔具有改革中国近代文体的意义。诚如他说的：“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62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大都受到他的文风的影响。即使到了20年代，白话文已盛行，他学术论著的半文半白的文字表述，由于简洁生动，富有情感，仍然不乏感染力，受到学者的喜爱。像《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的观点可能有偏颇，但是研究清代学术者，谁也难于绕过它们。特别是一些带有切身体会的论断，更是给人打上无法泯灭的烙印。如论述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6]53“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6]56-57论述晚清学术思想变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闪电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6]28-29“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6]29这些论断，都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给人以震撼。梁启超经常用有趣的比喻把枯燥的学术史内容写得生动，而又不失其严肃性，这是他的著作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体现了他的撰述才华。
    胡适的专业是哲学或哲学史，但他却是因文学改良出的名，而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以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文化运动为最大。胡适发表文章数量众多，产量极高。现在他的全集已出版几种，从字数来说也近2000万字。他的写作范围包括史学、哲学、文学、政论、文化生活、治学方法、杂文等。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哲学系，还当过英文系的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撰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31年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就是说，从30年代以后，他已居于学界领袖的地位。他在高校并没有在历史学系担任教授，但他却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科的评议员，这点颇让一些史学专家心里不平②。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实施院士制度，遴选院士。胡适拟定的院士候选人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傅斯年拟定的名单中，把他归到文学门类；另有人把他归到哲学门类。这种现象可以作出多种解读。胡适拟定的名单没有列上他本人，一方面可能出于谦虚，另一方面也可解释为他自感在专业研究上还没有达到高深的程度。别人把他提为哲学门的候选人，看重的是他在哲学研究上的贡献；而把他提为文学门的候选人，看重的则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③。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著作，以至于别人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专搞什么研究的。梁实秋曾说：“当时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说他自己不知是专攻哪一门，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7]97李方桂也说过类似的话④。
    胡适著述的特点是好写半部书。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中卷，就没有写出下卷来；白话文学史写了上卷，同样也是没有写出下卷。他不是那种甘坐冷板凳，不关心政治、扎实研究某一学问的人。20年代末，他因发表称赞苏俄的言论得罪了国民党，受到政治压迫，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潜心研究学问。这段时间是他著作的黄金时期。他个人雇用的助手兼家庭教师罗尔纲(罗也是他的学生)对他这段生活和他一生学术的特点这样评述道：“1930年5月19日(胡适)交代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便蜗伏起来了。胡适是因受了政治的压迫才不得不蜗伏起来的。人生际遇，祸兮，福兮，是难说的，但对胡适，却成为他著作的黄金时代。如果胡适一生都如此，他就断不会只有‘上卷书’，然而也只有使他成为戴震、王引之一类的学者，而不会成为开拓一代风气的历史风云人物了。”[8]70他的北京大学旧同事朱希祖也看到这一特点，这在朱希祖儿子朱偰的回忆录中有所反映：“父亲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9]17有类似的看法的还有陈垣、梁漱溟。陈垣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10]45梁漱溟说：“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毫无办法。”[8]289这些都是从批评的角度评论的。
    作为开风气的学者，胡适善于综括和凝练思想，文字表达清新、晓畅、精炼。他留下了很多经典性的语言，如治学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谈做学问和做人关系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等，虽然历经争议，甚至遭到批判，却让人耳熟能详，难以忘却。顾颉刚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学者，在读大学时就听胡适的哲学史课程。多年后，重读胡适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依然不由得非常佩服。他说：“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予尚系三十年前所读。比来因病得闲，而静秋室中适有是书，居然在六日内读讫。而其澈骨聪明，依然追攀不上。想不到古代哲学材料，二千年来未能建一系统者，乃贯穿于一二十七八岁之青年，非天才乎!”[11]138顾颉刚的文字水平很高，他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如行云流水，既是史学作品，也是高水平的传记文学作品。因此他被人称作史学家中的“文学家”。此刻在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顾氏在功力和先秦史料的掌握方面已远远高于当年的胡适，但他自叹在“澈骨聪明”方面仍追不上胡适，并赞叹胡适是“天才”。胡适的文字深入浅出，明白如话，文笔清爽。高深的学问能够表达得干净利落，通俗易懂，这确实是他的高明处。他的有些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也有这个特点。他提倡白话文，身体力行，言行如一，一生极少用文言文写作，虽然他早年也打下了深厚的文言文写作基础。这在力倡白话文的先驱者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梁漱溟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8]289这个评论对胡适的文字写作来说，是准确的。
    郭沫若的专业本来是医学。他的重听以及爱国、报国的高远志向，使得他弃医从文。他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涉及的学术领域，甚至比梁启超、胡适还要宽广。他一生所留下的文字，已经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是38卷，分为文学、史学、考古三编，这还不是其文字的全部。据与郭沫若熟悉的资深专家估算，“郭老一生中的创作量，如果从他的出生到去世的八十六年间，计算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讲话、题字等等稿件，大约他每天要写约千字。”[12]200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在国内外学人中，有这样大的写作量的作者也是很难找到的。郭沫若的聪明和才气，无人能够否定，即使是撰文揶揄他的余英时也说：“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金文的专家，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其实他以殷契周金治史正得力于他是诗人。”[13]404郭沫若的治学面宽的特点，与他的个人气质有关。老舍与郭沫若相识很早，他对郭沫若的性情之刻画，惟妙惟肖，很能解释他的这一特点。他说：“由四年的观察，我觉得沫若先生是个(一)绝顶聪明的人。……(二)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他永远真诚，等到他因真诚而受了骗的时候，他也发怒——他的怒色是永不藏起去的。这个脾气使他不能自已地去多知多闻，对什么都感觉趣味；假若是他的才力所能及的，他便不舍昼夜去研究学习，他写字，他作诗，他学医，他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他考古……而他都把它们作得好；他是头狮子，扑什么都用全力。等到他把握到一种学术或技艺，他会像小孩拆开一件玩具那么天真，高兴，去告诉别人，领导别人；他的学问，正和他的生命一样，是要献给社会、国家与世界的。”[14]67-68郭沫若的这个特点，既赢得不少的赞誉，也会引来别人的不满。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恃才傲物，好强争胜，好为人师。与他有所交往的学者对他之不满，大多缘于此。
    郭沫若的历史写作，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具有追求生动、优美的特点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的文章和著作，作者都尽力表现出自己所理解的历史精神，使沉寂的历史苏活起来。他的历史写作思想与张荫麟很相近，即主张在历史中表现“感情、生命和神采”，“他的文章中，既有对材料的冷静的、客观的分析、推理和归纳，充满逻辑的力量；又有透过材料的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他的笔端有感情，有形象。在别人那里很可能成为呆板的说教的材料，到了他的笔下却是活生生的，引起人们爱憎的，可触、可感的生命。总之，在他的笔下，历史呈现出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内在的逻辑力量和外在的形象感把他的认识方式的科学性和研究的成果表现得是那样的完美，使他的史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知识，而且往往激动了人们的感情。他的史学作品，体裁多样，与我们当今千人一面、千文一式的史学作品迥然不同，更激起人们的兴趣”[15]120。他把文学家的才气注入了历史研究和写作中，与梁启超、胡适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二
    
    就学术旨趣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叙述历史的演进现象，而且进而探求历史演进的公理公例，这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有契合之处，只不过一个宗奉进化史观，另一个遵从辩证唯物论，无怪乎周予同说梁启超的史学观念“浸浸乎和最近的释古派的理论相近”[16]539。但他们二人治学的兴趣点又有不同。梁启超志在撰修通史著作，写出整个的历史来。郭沫若注重专题研究，只想把自己不知道的弄明白，弄明白后就不想再搞了，他自称缺乏编教科书的古典风味。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史学界的领导工作，“修史”方面的成绩比较平庸，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郭沫若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够，也有一定的关系⑥。
    就个人气质而言，梁启超与郭沫若比较接近。趋新、多变，甚至不惜否定自己，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说过“常常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之类的话，都属于感情丰富、精力充沛的外向型学人。但在变中还有不变，那就是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变，对历史真理不懈追求的兴趣不变。这两个“不变”对他们二人来说，也是相同的。胡适也有丰富的感情，但他更富有理性，他不会让感情冲破理性的束缚，而成为脱缰的野马，所以他言行谨慎，道貌岸然，有“胡圣人”之称谓[17]383，不像梁、郭似的，留下许多让人指责的话柄。
    他们都受到经学的影响。经学到近代已成为史学的研究内容，失掉了封建时代的神圣灵光。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都包含将经学当史料、对经学进行思想分析和批判的内容。尽管如此，历史上今、古文家派对他们的治学仍产生了影响。梁启超、郭沫若都受到过今文经学老师的教诲。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的重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均参与了撰写。后来他虽然不满于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武断，与康氏的政治思想也有分歧，“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康、梁学派遂分”[5]65，但不可否认，今文经学对他的影响是明显的。他是由今文经学而接受的进化论，他的一些具体学术观点也带有今文经学的痕迹。如在讲史学史的时候，他虽然对《左传》评价很高，但又不把它作为编年体的开创性著作⑦，就有今文经学的思想起了作用。郭沫若读小学、中学时的两位经学老师帅平均、黄经华都是今文大师廖平的高足，郭沫若对这两位老师非常敬佩。在以后的研究中，郭沫若批评刘歆造伪书，认为《左传》、《周礼》等都经过了刘歆的篡改，不能不说是受了今文家法的影响⑧。胡适说自己“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18]98，但在历史观上，他与今文经学是一致的。周予同说他“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16]547。
    他们的再一个相同点是都对考据学表现了十足的尊敬。梁启超早年接受了严格的汉学训练。20年代以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讲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考证；对于辨伪，他有专门的著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一生治学围绕方法进行，这些方法基本都属于历史考据的范畴。他写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对清代历史考据学的治学方法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论述史料重要性的文字很多，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9]599-600郭沫若的“多变”，大都是由于发现新的材料而变，与梁启超不断接受新思想的影响而多变又有所不同。
    他们都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这自不待言，但其特点又有不同。胡适、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接受的高等教育，梁启超虽没有在外国大学读书，但到日本后接触西学最早。有人说，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的)西方史学的输入，当始于梁启超⑨。这个论断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梁启超接触西方史学、介绍西方学术的先驱者地位。1918年底至1920年初，他又到欧洲，直接感受了当时欧洲新的学术思潮。但梁启超不通西文，不免受到局限。胡适接受的是19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郭沫若在日本学习医学的同时，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和哲学。后来转向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并尊奉辩证唯物论。梁启超、郭沫若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大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获得的，其优点是自主性比较强，多有自己的创造性见解，其不足是在严谨性和准确性方面不免疏略。而胡适的西学则是经过了西方学院式的训练，有其规范性的优点，缺点是容易迂守师说，对师说之外的新理论存有门户之见。
    梁、胡在国内的学术活动舞台都是最著名的大学，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不少学生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巨擘。梁、胡学术地位的崇高与其学生在学术界的力量之强大也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除了20年代在广东大学有短暂的教授生涯外，基本上没有进入教育机关或政府的科学研究院、所。在他的学术业绩得到学界承认后，他以社会贤达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共的文化部门工作。他是文化名人，也是社会活动家。虽然他有机会和能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或著名的教授，但他的志趣不在此，他更愿意以文化名人的身份从事社会运动，做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家。这样的角色有利有弊，利者是社会影响面大，弊者是没有自己的“嫡系”学术传人。在一个重师承的国度和社会，这对他学术的发扬光大，毕竟是一个不利因素。
    实在说来，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都热心政治，参与了政治，都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中国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观点对他们的学术主张均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影响。与政治关系越深，政治打在学术上的烙印就越明显。因此，他们的学术关联甚或矛盾冲突，往往有政治的因素掺杂其中。
    他们办报纸和期刊，以建立发表自己言论和论著的阵地；组织和团结自己的学术同道，成立学术团体，以扩大学术影响。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著作量，这些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前期，他们的智慧、能量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注释：
    
    ①参见周文玖《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朱希祖在1940年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聪来函云：‘逖先、静庵先生大鉴：顷接昆明姚从吾先生来函，拟请先生等对于此次中央研究院改选评议员，关于史学方面，仍请推举胡适之、陈援庵、傅孟真、陈寅恪为评议员。并谓适之先生虽任驻美大使，实系发于一时救国救民之不忍心，最近尚有长篇论文在北大纪念刊发表，固未变其治学初衷，尤望一致推选，敬为奉恳。蒋复聪敬启二月二十六日’按：‘中央研究院历史科第二届评议员候选人名单开列朱希祖、张尔田、汤用彤、顾颉刚、金毓黻、蒋廷黻六人，本科第一届评议员为胡适、陈垣、陈寅恪三君，现仍有被选为评议员之资格。’‘堂堂中央研究院学术机关之评议员，乃出乎运动情面之选举，其污辱学者可谓甚矣。上届评议员，已尟史学专家充为评议员，此次又谋连任，大肆运动。各学校史学系皆接到运动书，且选举时又有种种舞弊情形，如不给以选票；或给票而故迟寄，如下日投票，而上日始将票封于信中寄至各选举人家中，使彼不及选举；而彼等乃将未投票者冒名代投。黑暗如此。’‘姚从吾为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乃为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供奔走，干犯法纪，此史学界败类。’‘中央大学史学系各教授，此次皆未投票：或不屑投票，或无票，或有票而未及投，结果无一人投票。中央研究院自院长起，皆尸位素餐，根本腐败，选举评议员又何足责。’”(《朱希祖日记》未出版，本则日记系由朱希祖之孙朱元曙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③参见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
    ④《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⑤参见周文玖《论郭沫若史学的特色》，《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⑥参见施丁《从中国史学传统来看郭沫若史学》，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⑦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史学史的内容。
    ⑧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页。
    ⑨张广智《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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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