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
    

    [英文标题]Xu Jiyu and His Works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中文摘要]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美国传教士弼莱门和卫三畏先后发表长篇书评，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刊行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与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徐继畬为了写作《瀛环志略》，利用一切机会向西人探询域外文明。同时，这部杰出的著作及其作者，也成为西方人探求中国文化的渠道。西人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的评价，与徐继畬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理性原则、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相关。
    [关 键 词]徐继畬/《瀛环志略》/来华西人/传教士/中西文明
    [作者简介]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刊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域外世界的窗口。虽然具体的政治环境使得徐继畬在他的生前和身后都遭受非议，但在此后数十年，中国很多有识之士是通过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看世界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知识史上的成就，也为后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近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研究徐继畬和《瀛环志略》的论著。但我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也是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透过其人其书，站在刚刚被打开的中国大门口的西方人，看到了这个古老帝国开始萌发的新机，听到了这个惯于自我封闭的民族开始和陌生的殊域异国对话的声音。已有学者就当时的西方人对徐继畬其人其书的认识与看法进行了探讨①，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更深入地发掘资料，作进一步研讨。笔者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素乏研究。本文仅就笔者所见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瀛环志略》刊行前后西方人对徐继畬其人其书的了解与评论。
    一、三篇书评，两种评价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1851年4月号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5页的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作者是著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中国丛报》的编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但实际上，在出版于广州的这份月刊刊载卫三畏的这篇文章之前，发行于美国波士顿的《传教先驱》(The Missionary Herald)月刊已经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
    《传教先驱》是美国公理会所办的传教刊物，以刊登与该会在世界各地传教事务相关的文章、消息、通信、报告、评论等为主。但该刊1850年7月号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A New Chinese Geography”)。该刊编者在文章的前面加了按语，其中说道：
    以下是一篇很长的来信，它与本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相比都有些不同，但它对学者、慈善家和基督徒来说都很有趣。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至少发现了一个人，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通过刊刻这里介绍的这样一部书，来攻击在许多个世代建立起使我们超过3亿的同胞与世隔绝的高墙的无知和愚昧。一位总督在序言里赞扬了这部著作。这是当代世界进步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趣味的一章。②
    这位编者特别注意到徐继畬在书中提到的雅裨理(David Abeel)的作用，因为雅裨理是由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机构美部会派到中国的。
    这篇书评是以长篇通信的形式出现的，它的作者是美部会在福州的传教士弼莱门(Lyman B. Peet)。弼莱门原在曼谷传教，1847年7月到福州，参与建立美部会在福州的传道团。③在弼莱门到达福州的第二年，《瀛环志略》初版刊行。他向《传教先驱》寄这份稿件的时间是1850年1月。他在文章中说，“几个月前，一部中文地理书在这个城市出现”。④但从现在所知《瀛环志略》的版本信息来看，该书并无1849年(道光己酉)刻本。故有理由推断，弼莱门所见为道光戊申(1848)初版。
    弼莱门首先简述了该书10卷的内容，指出该书采用的世界地图“与我们一般学校中使用的地图样式相同，不过其地名较少，未标经纬度”。其余42幅地图“尽管未画经线和纬线，在其他方面却相当准确，而且因为它们也许是中国人首次进行此类尝试的结果，它们理所当然反映了作者的天才和勤勉”。⑤他将《瀛环志略》的序言进行了大段的翻译，突出了其中关于该书资料来源的说明、关于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苦难，特别是关于雅裨理的贡献的部分。
    之后，弼莱门按照自己的观点，分几个方面介绍了《瀛环志略》的内容。他认为该书：
    I.“表明了中国人对我们的认识”。他通过翻译徐继畬在书中关于欧洲和美国的介绍，来说明徐的认识水平。他特别摘译了书中关于欧洲的国债、各国经济状况、欧洲的宗教等内容。在关于美国的部分，弼氏摘译了书中关于美国立国简史的部分，以及关于美国人民、政区的部分，重点介绍书中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段落，并将徐继畬在书中对华盛顿的赞扬之词完整地翻译。(从“华盛顿，异人也”至“可不谓人杰哉”。原文见《瀛环志略》卷九)正是这段话，后来导致了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此为众所周知，兹不赘述。⑥
    Ⅱ.“接受并确认我们的年代学”，即西方学术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描述。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文献一直声称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的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都是“化外”的“蛮夷”，故《瀛环志略》对西方历史叙述的采纳让身为传教士的弼莱门倍感兴奋。他认为徐继畬“对西方国家的叙述预计将会使读者马上看到，欧洲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中国”。由于“本书采纳的年代学就是欧洲作者普遍运用的年代学”，以《圣经》表达的西方古代历史体系，在《瀛环志略》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都可以向中国人表明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⑦
    Ⅲ.“向中国人表明了更为正确的关于不同宗教的观念”。这主要是指徐继畬在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的不同特征，既有对波斯、印度、阿拉伯、欧美等地不同宗教的信仰和历史的基本描述，也有对天主教、耶稣教的大致区分及其演变历史的介绍。作为传教士，弼莱门还特别注意到书中对“God”一次的多种表达方式：天神、神天、天主、上帝、耶稣，等等；也向他的读者介绍，“religion”的中文对应词是“教”。⑧
    Ⅳ.“有利于在中国传播宗教之光”。弼莱门在这部分表达的大致意思是，《瀛环志略》传播了正确的知识和观念，从而有利于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基督教的传播。⑨
    弼莱门也遗憾地指出了该书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是涉及基督教信仰的方面：“他没有谈到创世问题，以及随后的历史”；“没有提到神对埃及人的审判”；对基督教的教义也未准确地介绍，如对耶稣的复活，“他漏掉了许多当时的详情和证据”；等等。⑩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弼莱门对《瀛环志略》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提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解释。他说：“通过省略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内容，作者使自己避免了提及导致最近发生的与英国的战争之原因的不愉快任务。他因此不必讨论他自己国家的宗教和制度，或是为它们辩护。其结果是，这部著作包含了比世界上任何时代的异教徒作者的作品都远为正确和广泛的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与制度的叙述。”(11)
    这篇文章占据了整整8页篇幅，在西方世界第一次介绍了《瀛环志略》。可以看出，弼莱门非常注重基督教传教事业可以从这部书的刊行和流传得到什么帮助。相比之下，卫三畏在第二年发表的篇幅更长的评论文章，则较为注重《瀛环志略》的学术意义。
    卫三畏所见《瀛环志略》亦为道光戊申本。他的文章标题很长：“瀛环志略：一部世界地理书，现任福建巡抚、山西五台徐继畬阁下所著。书分10卷。福州，1848。”(12)卫三畏对该书的评价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这部著作已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它成为中国学者刊行同类作品的先导，将会令中央帝国的权贵和士人获知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位置、资源和产品。”(13)和弼莱门一样，卫三畏显然也很重视徐继畬与雅裨理的关系，在文中引证雅裨理的日记来说明二人的交往对写作《瀛环志略》的重要意义，又全文翻译了徐继畬的自序，以表明传教士与该书写作之关系。卫三畏还翻译了刘韵珂所作的序，以显示该书在中国官员中得到的评价。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部书较之以前中国流行的地理书所取得的进展，应该将它与中国人所具备的关于外国的知识作一比较”。卫三畏挑出来的比较对象是他在广州书肆里看到的地图。在他看来，这些地图是“极为无知和极端错误的标志”，“在这些地图中，(中国)十八行省占据了十八倍于其他所有国家的面积；万里长城将它们与沙漠戈壁区隔开来，在沙漠的另一边，俄罗斯在地图的北部从东到西伸展开来，山脉、河流和湖泊点缀其间，明显只是为了使地图显得优美如画。在西边，从北到南是一个大洋，英格兰、法兰西、荷兰、葡萄牙、果阿、波斯和印度，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着，相互距离不等。在东部和南部，有些岛屿的轮廓，分别是那些中国人很熟悉的国家和岛屿，诸如日本、琉球、吕宋、爪哇、马六甲、苏门答腊，等等；以及安南、暹罗、缅甸、西班牙等帝国，以及充斥于地图东南角的不易辨别的地名”。据卫三畏说，钦差大臣琦善在大沽口和义律谈判时，企图用这样的地图向后者证明，“英国要想战胜这样一个相对巨大的强权是完全无望的”。(14)甚至在广州这样一个和西方人打交道达200年以上的地方，人们对于那些洋商所自之国的了解，与200年前相比并无进展。更有甚者，人们对于自己邻近地区的地理形势也茫然无知。总之，“中国人对于地理作为学问是所知甚少的”，它们绘制的本地地图“充满了传闻和猜测”，没有一幅是通过三角测量法得到的。1705-1712年耶稣会士进行的测量是当时中国人拥有的最为准确地形测量，但后来的版本还以政治目的进行了修改。(15)卫三畏在这里所描述的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地理科学方面的知识水平。他提出，在评估徐继畬的贡献时，必须考虑他所处的这种“漆黑的愚昧”环境，以及他所受教育中所存在的偏见。以此作为参照系，具有40余幅绘制精确的地图的《瀛环志略》所达到的成就，无疑标志着中国地理学的重大发展。
    卫三畏在文中以大约14页的篇幅，即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撮要介绍了《瀛环志略》各卷的内容。在介绍书中关于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内容时，卫三畏摘译了他认为重要的、涉及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的段落。徐继畬赞美华盛顿的那段著名的话，他也全部照译了。(16)此外，《瀛环志略》第10卷关于美洲奴隶制的评论，卫三畏也将其大段译为英文。(17)他也认为徐继畬将中国地理和历史略去不谈是“避开了一些困难，使他在涉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工作中不必将之与自己的国家进行令人不满的比较”。(18)由于这部分内容以该书和翻译《瀛环志略》为主，这里就不再多作介绍了。
    卫三畏强调，徐继畬的知识背景导致《瀛环志略》存在着一些缺陷。他全文翻译了《瀛环志略》的《凡例》，以徐在其中列举的各种困难，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书中将美国的罗得岛(Rhode Island)与希腊的罗得思岛(Rhodes)相混淆；书中的欧洲地图“大体上正确地显示了各国的形状和疆界，但正如雅裨理先生所说，作者对精确性似乎不太关注，没有标注经纬度”。(19)他指出，通过他所摘录的内容，“我们的读者会觉察到，这部地理书有着很多缺陷和错误。它提出的关于许多国家的观点是残缺不全或是错误的。世界各国的自然物产几乎全被忽略了，这些国家人民使用的语言未能得到分析；他们政府的形态，他们在艺文和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不是未得到正确描述，就是完全没有被提到；对于其疆域、地貌和资源的描述也是很粗糙的；书中的地图质量较差，不少城镇被错置”。(20)需要说明的是，在指出《瀛环志略》的不足之处时，卫三畏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敬或蔑视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卫三畏也声明说：“这只是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地理书相比较而言的”，事实上是用了一种“不公平的标准”，正如用《大清一统志》的最新版本来责怪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不够准确一样。他强调：
    考虑到作者的教育背景和地位，它是其研究工作、公正坦率和丰富学识的崇高丰碑，而且可以将其看作与英国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产生的第一批果实之一。我们认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统治阶级和学者们的傲慢自大，消除他们的愚昧无知，向他们证明，他们并非地球上的惟一(文明)国家。我们已经听到广州当地人对其内容所表示的惊诧，怀着轻易的狐疑询问他们从书中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21)
    卫三畏认为，《瀛环志略》将会为希望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关于外国的知识的人提供实质性帮助，特别是在用中文表达新事物和新观念方面。当然，有时徐继畬用来表达外来事物的中文名词未必尽当，但“在主要的表达方面还是正确的”，“细致缜密并非其目标。为了其同胞的福祉并向其提供信息而叙述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才是其最高宗旨”。(22)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卫三畏希望徐继畬能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为自己的同胞提供一个经过修订的、正确的《瀛环志略》新版本，并贡献新的作品。他年轻的君主将会从现在这本书中获益，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被召唤到其忠告足以影响皇帝决策的位置上去。我们还希望，他的拼写方式将会被那些有机会在自己作品里用到这些词汇的外国人所采纳”，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初期阶段，帮助解决经常造成混淆、令人头疼的名词对译问题。(23)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名词问题，需要漫长的实践加以解决，一个人或一本书难以独立承担统一名词的重任。但应该看到，正如卫三畏所说，徐继畬为近代中国知识史上这一重要的进程奠下一块极有份量的基石。至于卫三畏的另一个愿望，不久之后大约就变成了失望。徐继畬很快被迫去职，而他所承受的压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这部一时风行的《瀛环志略》。
    总体来看，弼莱门和卫三畏的评论文章都对徐继畬的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非常有趣的是，对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另一部代表作《海国图志》，当时西方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般认为，《海国图志》这样一部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的巨著，其学术和思想意义至少不在《瀛环志略》之下。一般谈论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通常将魏源及其《海国图志》放在更有代表性的位置上。
    但是，《海国图志》刊行后，在当时却并未受到传教士或其他在华西方人的好评。相反，《中国丛报》也发表了一篇书评，对这部著作进行基本上的否定。
    普鲁士籍传教士、时任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中文秘书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中国丛报》1847年9月号发表了关于《海国图志》的专题评论文章。郭士立看到的是1844年刊行的50卷本。他没有能辨别清楚，该书的作者是魏源，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该书的序言中的一些话，以及封面的题签方式，将其作者定为林则徐。因此，他在文中首先用将近两页的篇幅评论林则徐。他认为，林则徐“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人，很少有人可以像他那样夸耀拥有多种美德，但同时却表现了如此之多的邪恶”。他承认林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品德，坚定不移，具有中国达官贵人阶层中“少有的无私精神”；但又提醒读者注意，这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展现了刻薄和卑鄙的一面，残忍，鲁莽，可耻，固执己见，对于和外国交往的首要原则一无所知，驱使其国家走进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而他在危急时刻却像孩子一样毫无帮助”。(24)
    关于《海国图志》，郭士立认为“可以看作一部外国事务文摘，涉及政治、历史、统计数字、宗教，等等，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编纂物”。他从序言和第1卷看出，这部书的“伟大宗旨是讨论夷人的战略才能和优越之处，以及可供采纳以打败他们之武器”。显然，他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中心思想所在，但他将这一思想理解为好战姿态，说“我们宁愿要一部关于维持和平的作品”。(25)与卫三畏对《瀛环志略》所用地图的评价相反，郭士立这样评论《海国图志》的地图：“全书塞满了对我们自己地图的可悲的模仿品”，其世界地图是“古老的”，“好像它们是一千年前画出来的”。(26)
    他对该书的内容的评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凡是书中引用中国史籍，说明中国周边诸国之历史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他都认为具有价值；而凡是书中根据西方文献、涉及西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等在中国传统史籍中缺乏记载的，他都用蔑视和嘲讽的语气，指其内容颠倒、错漏不堪。基本上，郭士立评介《海国图志》的内容，主要是挑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加以驳斥和嘲笑。全文的基本格调是轻蔑和讽刺，少数地方除外。如在谈到书中关于安南、暹罗、缅甸的内容时，他认为“非常有趣”，其中的“各种论述我们从未在其他书中看到，而可以从本书收集”；他觉得，第12卷关于日本的内容“是原创性的，资料丰富，很少为我们的作者所知”；但关于印度的部分，那就“编排混乱，错误百出，大部分内容采自外国人的叙述”；关于《海国图志》对阿拉伯国家和波斯的叙述，郭士立讽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它们属于西印度”；又说：“他关于亚洲土耳其的叙述，正如可以预料的，也是很粗糙的”；在他看来，《海国图志》关于印度、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的叙述表现了“十足的无知缺陷”；关于非洲的部分，作者所知“不比一个小学生多”；而关于欧洲和美洲的部分，按郭士立所言，那简直就不堪卒读了，书中关于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和历史的叙述整个就是一团糟的错误堆积。(27)
    实事求是地说，魏源引以为自豪的“以西洋人谈西洋”的内容，的确存在很多错误，这在晚清时期已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早期阶段，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这是郭士立所无法了解的。不过，郭士立也承认，这部书的作者还是“勤奋的”，而像他这样一位重要的官员“谈论外国事务”也是“令人高兴的”；这部著作也已使其他官员“兴奋起来”，因此是“一个好的开端”。(28)
    尽管郭士立在文章的最后收敛了他对《海国图志》的冷嘲热讽，但这篇文章的主基调是很明显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对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及二书作者的态度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也许，从徐继畬与西人交往的角度，可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两种文明的相互探询
    从地理学和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瀛环志略》较之《海国图志》有明显的优长之处，西人对二书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二者学术质量的看法。但是，《瀛环志略》的瑕疵也是很明显的。故卫三畏、弼莱门对《瀛环志略》评论的宽容赞扬和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冷嘲热讽所形成的明显对照，确是引人深思的。
    当林则徐在广东为《四洲志》蒐集各种资料时，因鸦片问题引起的中英冲突，给那里的中西关系带来了敌对的气氛。身为英国政府雇员的郭士立，在为《海国图志》撰写评论、并认定林则徐为其作者时，必定对当时广东的政治氛围记忆犹新。继承林则徐的志业而撰成《海国图志》的魏源，虽未被西人当作像林则徐那样的敌人，但他未与西人有过直接的交往，他的名字对于在华西人来说是陌生的。与此相反，西方人与徐继畬有过多次的直接交往，而且这些交往的友好格调，超出了西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态度的预期。西人与徐继畬的交往发生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建，较之鸦片战争前后在广东上演的历史剧，那里的中外交往已经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脚本。
    不过，西方人首次注意到徐继畬，也是在他到广东就任按察使之时。《中国丛报》1843年6月号的《大事记》栏目登载了一则消息：“3月3日，星期五。新任广东按察使徐继畬抵达广州，从那位庸懦尸位的孔继尹(Kung Kiyin)手里接印视事。”孔氏当时是护理广东按察使和盐运使。这则消息在英文中夹印了徐继畬的中文名字，但其中没有提到对徐继畬的任命原本是广东盐运使。(29)
    根据多年后卫三畏的说法，《瀛环志略》的内容“主要来自他对雅裨理与马儒翰的问询”。(30)按：马儒翰(John Roert Morrison)是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长子，当时是少数较为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西方人之一。当徐继畬在广州任职之时，担任英国香港政府中文秘书和司库的马儒翰正往来于香港与广州之间，与钦差大臣耆英及其助手黄恩彤进行海关税则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谈判。就后来的《五口通商章程》及所附《海关税则》的条款进行讨价还价，是在此期间马儒翰的首要任务，他与徐继畬的接触，很可能是比较短暂的。而在《五口通商章程》等条约签订后不久，马儒翰就因病去世，故徐继畬与他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事实上，徐继畬在《瀛环志略》的序言中也没有提及马儒翰。
    广东任职的经历对于《瀛环志略》的写作究竟有何具体帮助，看来难以明了。但徐继畬在广东的短暂任职，仍引起了这里西方人的注意。他离去的消息也登在《中国丛报》同一期同一栏目：“31日。黄恩彤由江苏按察使改任广东按察使，接任因徐继畬调任福建布政使后留下的遗缺。徐继畬在此间的短暂任期是令人满意的，但可以期待，像黄恩彤这样一位曾经与中英商业和政治关系的新解决有如此之深的关系的人，留任广州的地方官员所带来的好处。”(31)可见，在广州仅任职3个月的徐继畬，给当时在作为中西交往中心的广州的西方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但他们对自己更为熟悉的黄恩彤的任职显然更为兴奋。《中国丛报》的编者进而评论说，徐继畬升任福建布政使对福建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要接替的是曾望颜。曾望颜“是一位本地出生的人士，在对外国人怀有偏见的氛围中出生并长大，他是反对向外国人让与任何权益的头面人物”。他认为徐继畬进京陛见，“或许将得机会消除皇帝对外国人的误解”。(32)这说明，出于对徐继畬的初步了解，西方人士已经将他当作一位开明的人物。
    徐继畬与西方人的进一步接触，就是他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交往。《瀛环志略》自序所提到的主要是来自雅裨理的帮助。雅裨理(David Abeel)是首批来华的美国宗教人士之一。他本属美国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1830年初到广州时，他是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牧师，在广州西方海员中从事宗教服务。他在1830年底转为美部会传教士，之后到南洋地区传教，1833年因健康原因回美国。雅裨理在1839年重回广州，鸦片战争期间在澳门、马六甲等地活动，1842年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一起前往英军占领下的鼓浪屿，开始在厦门的传教活动。他在厦门建立了美部会的传教基地，但在1844年12月即因健康状况的再次恶化而离开厦门，次年在美国病逝。(33)
    徐继畬在就任福建布政使后不久，即于当年11月被派往厦门办理通商事务、勘定外人活动区界址。这次机会促成了他和雅裨理等人的交往，使他获得撰著《瀛环志略》的资料的主要渠道。这段交往也从而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性一页。很明显，徐继畬和雅裨理都很重视这段关系。徐继畬不仅在《瀛环志略》的自序中强调了雅裨理的帮助对撰写该书的重要性，而且在《瀛环志略》及作为其底本的《瀛环考略》书中多次引用后者的言谈，作为立论的依据。(34)雅裨理也将他与徐继畬交往的过程在日记中详加记载，并在他在世时就选择其中重要的内容在《中国丛报》公开发表。(35)
    在研究者已很熟悉的这几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徐继畬是积极地、孜孜不倦地向外国传教士和其他人士探询世界知识的。雅裨理在1844年1月27日的日记中说：“我们已经见过阁下(按：指徐继畬)数次……他是我们见过的最能追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问过许多关于外国的问题后，我们建议带给他一册地图集，向他显示他感兴趣的那些地方的幅员。他对此愉快地表示同意，在一个下午的部分时间，我们给他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一般性信息。我们答应送给他传道书。昨天我将《新约》和其他一些书打了包。”(36)这是目前所见徐继畬与西方人直接交往的第一篇清楚、详细的文字。从中可见，徐继畬了解世界知识不是被动地从传教士的宣传品或专题著作中接受，而是主动地向外人探求知识。
    雅裨理记录的与徐继畬的又一次直接交往发生在2月19日，当天是中国新年。徐继畬在返回福州途中被再次派遣到厦门，继续解决外国人在厦门居留地问题。“在获悉阁下返回厦门后，我们前往拜访他，结果获得一次特别愉快的访问。他说他已经读过那些传道书，请求问些问题，主要是一些他遇到的人名和地名。显然他已认真地读过《新约》，给了我解释最为重要的真理的机会，我祈祷上帝，我的解释能在他的心里留下印象。”(37)
    《中国丛报》还发表了其他几篇雅裨理日记，但无关于徐继畬的直接记载。任复兴先生抄录的雅氏日记原稿则显示，二人在2月29日和5月13日又有两次会面。在2月29日，雅裨理和徐继畬一起“呆了近3小时，以给他地理学方面的指教”；而后者在研究借给他的地图册后“已经制作了6到8幅地图。他们还讨论了外国国名的发音问题。5月13日，雅裨理又和徐继畬在一起，“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教给他地理知识”。雅裨理这次又看到徐继畬所制作的一些地图，称赞这些地图“十分准确”。他从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相对于一些平常的知识，徐继畬对关于世界的“基本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和贸易，特别是和中国的贸易”更为关注，他尤为关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情形。(38)
    我们当然可以把上述事件，看做是中外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但考虑到当时徐继畬的地位和雅裨理的传教士身份，如果不是徐继畬为了寻求新知主动与后者接触，雅裨理是不可能见到他的，更不可能在一起呆整个下午或“近3小时”。在当时官场排外心理仍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徐继畬与外国人如此密切地接触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他向被中国士人视为“蛮夷”的外国人寻求知识，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他后来亦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徐继畬在福建交往的外国人不止于雅裨理。他曾自述“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所闻”。(39)美国学者龙夫威在这方面进行了出色的资料发掘工作，研究成果体现在其所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3章。据龙夫威的研究，这些人包括：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enry Gribble)、与雅裨理一同到厦门的文惠廉、美国传教医生坎明(William H. Cumming)、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合文(James C. Hepburn)、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s)、继李太郭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等等。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说，除雅裨理外，他在福建“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这其中，阿礼国是提供了较大帮助的一位。根据英国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的记载，“事实上，阿礼国领事及其夫人向徐进一步提供了地理和历史资料，他的关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著作正在顺利写作中。阿礼国答应送给他一个地球仪，而且在他的请求下，阿礼国夫人为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在上面以不同的颜色表明分别由英国、法国和俄国控制的区域。‘在收到后不久，他又送来一张便条，询问为什么漏掉了阿富汗，它究竟是被波斯合并了，还是丧失了独立王国的地位。’”(40)英人对徐继畬的评论是，徐在福建政府官员中了解情况最多、视野最为开阔的人，他超越同侪，“远远走在国人的前面”，同时虚心好学，“几个小时的时间他都会用来谈论地理学。他在一位广州的僚属送给他的一本昂贵的美国版地图册上贴满汉字名称”。(41)这些都反映出，徐继畬如何备尝艰辛、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新知识的求索。他并没有对一切资料、包括得自外人的新资料不加分辨地接受，而是尽心考证，力求准确。这种悉心探求异域学术文明的功夫，正是魏源在写作《海国图志》过程中所欠缺的。
    据卫三畏的评论文章，除了上述外国人，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很可能还得到一位中国人的帮助。这位中国人
    来自香山。他那时刚刚在旅居美国4年后回国，他在美国学习英语，读、写都还算不错。这位年轻人当时是英国皇家战船“都鲁壹号”(Druid)船长士密(Capt. Smith)的翻译，但他对本国语言及厦门方言的知识都很贫乏，以致外国人和中国官员对他的翻译都不满意。我们认为很可能这位年轻人曾受徐按察使的召唤，让他翻译他从纽约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历史书的纲要，他大可用自己的方言进行口译。(42)
    笔者未看到关于这位年轻人的其他资料，但相信卫三畏不会无端杜撰这样一个故事。这则史料证明徐继畬为了其著作的准确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包括这位为敌国军方服务的年轻人。但将他从英国人身边召走，利用他的语言能力和携带的书籍为开眼看世界的志业服务，我认为这并不是应加以指责的行为。对徐继畬来说，这位在历史的烟尘中隐没了姓名的年轻人的价值，在于他的英语知识，以及他所带回的地理、历史书。也就是说，徐继畬看中的仍是他所带来的域外文明。
    就在徐继畬为了寻求西方的地理知识而殚精竭虑之时，西方人也在观察徐继畬，并通过他来了解中国文化。这里，仅以徐继畬与英国圣公会在香港的传教士、后任香港教区主教四美的交往，对此加以说明。
    四美从1844年底到1846年春先后访问了当时的通商五口，考察各地政情民俗。他在1845年12月访问福州，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关于徐继畬的信息，也写下了他的评价，上文已予以征引。他还写道，徐继畬是“一个具有自由观念的人，曾在广州任按察使，相当通晓西方的地理和政治”。(43)这可以说是四美对徐继畬的初步观感。
    四美在1850年底再到福州，12月7日见到了徐继畬，并与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参加这次会面的中方官员还有两位县令、一位水师官员和一位海关官员，英方则有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译员星察理(C. A. Sinclair)担任翻译。与以往徐继畬通过与外国人交谈寻求世界知识不同，这次交谈的主题是，四美向徐继畬请教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在四美到福州时，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正在进行《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工作。在此之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郭士立和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以及英国浸礼会在印度的传教士马须曼(Joshua Marshman)，先后翻译、修订、出版过几个完整的《圣经》中译本。但来华传教士群体对其都不能满意，故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决定联合修订《圣经》中译本。由各通商口岸派出的代表，从1847年6月开始，在上海进行集体修订工作。此次修订持续3年之久，最后产生的译本被称为“委办本”中文《圣经》。但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之间，就“God”和“Spirit”用中文如何表达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体说来，英国传教士主张用“上帝”来翻译“God”，用“风”来翻译“Spirit”；而美国传教士则坚持用“神”来翻译“God”，用“灵”来翻译“Spirit”。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分歧持续数年，到1850年终于分道扬镳，各自出版自己的“委办本”《圣经》。(44)
    这种争论，就涉及在中文里，“上帝”和“神”何者更适合于表达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观念；进而，涉及“上帝”和“神”等词汇在中国典籍和中国文化中的究竟意义是什么。传教士们为此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征引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为自己的立场寻找依据。修订委员会的最后分裂，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新教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分裂，这是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四美到福州见徐继畬，向后者请教“上帝”和“神”何者是合适的译名，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四美将徐继畬的回答概括为以下8点：
    1.“上帝”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非一种偶像，或是“神明”之一，而是宇宙之主。他对“上帝”的定义近似于康熙帝所说的“天上之主”。
    2.“天主”在中国人当中一般被认为是基督教国家之主宰。
    3.“神”这个词所表达的首要的和实质性的观念是“无形”的观念。
    4.中国的“上帝”和基督教国家的“天主”都不能被归于作为崇拜对象的“神”；但作为不可见的和非实体的存在，可以被称为“一种神”。
    5.尽管“上帝”是一个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名称，但“天主”在中文本《圣经》中也同样是一个表达独一真神的好译名。他主动建议用“神天”或“天神”作为译名，而且表示在中文作品中用后者作为God的译名更好。
    6.“神”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与古代有所不同，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天神”、“地神”和“鬼神”等词，还被可以用来混称一切本质上不可见的、神秘的东西。
    7.“灵魂”是指活人之灵。圣贤死后的灵称为“神明”。
    8.“神灵”和“神明”意思几乎是相同的，很少有所区别。(他不断强调此点。)(46)
    四美之所以专程向徐继畬请教上述译名问题，是因为《瀛环志略》在谈到西方基督教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些名词问题。作为一位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又就西方历史文化进行过专门研究，徐继畬是当时西方人眼里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之一，被当作求教的对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四美在与他的交谈中，也就他的书中的内容向他提问，而他的回答，有些就是根据《瀛环志略》的内容作出的。以上所列的前3点，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对应的表述。当然，在交谈中，四美就这些问题和徐继畬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徐继畬就四美的提问和他书中的内容作出进一步解答。(46)这样，在中国人眼里作为观察世界之窗口的《瀛环志略》，在西方人眼里却成为探询中国文化的一条路径。
    从上述徐继畬回答的几点来看，徐继畬并未在“上帝”和“神”这两个译名之间作出对或错的选择。他似乎对“上帝”这一译名肯定较多，但也没有否定“神”这一译名；同时建议用“天神”或“神天”作为西方人独一真神概念的中文表达方式，又似乎倾向于在译名中包括“神”这个字。他承认，《瀛环志略》中“无疑有不少错误”，而且资料“又分别来自不同的外国作者”，包括雅裨理、郭士立、一些天主教传教士，而那些他参考的不同传教士著作中关于西方神性观念的译名又各不相同，只有他在书中所加的自注才表示他自己的想法。(47)这种说法，体现了徐继畬对学术问题诚实的态度。
    徐继畬和四美在交谈中就以上八点逐一进行了讨论。徐继畬的主要观点都通过星察理的翻译，被四美记录下来。从其内容可见，虽然徐继畬并非能够真正理解西方人的宗教观念，但他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的。按四美的记述，在谈到“上帝”时，徐继畬“没有一次提及，或是考虑到作为道教偶像的上帝”。但被问及西安发现的景教碑时，“他坦陈对其只有模糊的观念”，不过他还是解释了“祆”和“天”的涵义。(48)
    徐继畬的意见对于解决传教士们的争论有多大的作用？对此，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中国丛报》编者卫三畏在徐继畬会见四美的这篇报道后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说上一期发表的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将会帮助外国读者了解这位杰出的作者的观点，而作为一位很受欢迎的中国学者，他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的评论则是很有价值的”。但接下来卫三畏指出，和徐继畬谈论宗教问题，“必须记住，即使外国人向他阐述基督教的信条，但由于对于外国人给他的译名的完整意义存在误解，他对于真正的宗教也是非常缺乏完美观念的”；与他交谈的外国人“按照自己的观点阐述那些名词，而中国人则是根据其从年轻时就形成的对于神灵和信条的观念来对这些名词进行阐发”；总之，在他看来，“一个异教徒，除非得到出自《圣经》的圣灵的教导，肯定不会承认只有独一的神，而无他神；他也不会承认，他的祖先和历代圣贤崇拜的、他被教导加以崇敬和膜拜的对象，并不是神灵，而是‘一无所有’。”(49)卫三畏还对徐继畬回答的八点中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评论，基调是这样一位异教徒的话是无法被当作独一真神在汉语中的正确表达的。
    这种评论，反映了支持美国传教士观点的卫三畏对徐继畬的一些说法的不快。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徐继畬能否帮助传教士解决重要的译名问题，而是作为圣公会香港教区主教的四美向这位《瀛环志略》作者的求助。在这个和西方的相遇造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年代，徐继畬这个人和《瀛环志略》这部书成为中西两种文明相互探询的标志，这才是我们应该加以珍视的历史记录。
    三、一位先驱与一个特殊群体
    
    如上所述，西方人对徐继畬的好评并非完全来自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欣赏和《瀛环志略》的文化价值。从以上所述及的史实来看，1840年代徐继畬和来华西人在福建的多次接触和往来，已经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牵连，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基于文化交流层面的相互认同感。徐继畬的名字或是“那位专使”、“福建巡抚”这样的字眼无数次出现在《中国丛报》上。在发表弼莱门的书评之前，《传教先驱》已经数次提到过徐继畬。圣公会香港教区主教四美的游记的出版，则使更多的西方读者获悉这位传奇性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进取精神、他的品格和才情。而这种与西方人的密切联系，正是《海国图志》及其作者魏源所缺乏的。
    与徐继畬交往的是近代早期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未见到他与英美商人接触的记载。但商人在当时人来华西人中数量较多，徐继畬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也可能和他们有所接触。早期传教士、外交官人数不多，但对近代中西关系格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仍是多数中国人戒备乃至蔑视的对象，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又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引领了西学东渐的潮流，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思想，但中国社会对于他们的传教行为和军事强权都抱有强烈的警惕甚至敌意；他们欢呼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仍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划定的狭小地域。在福建以及广东的通商口岸活动的这一群体，就是徐继畬在写作《瀛环志略》过程中交往的对象。
    徐继畬后来因与西人的交往，以及在中外冲突中主张采取理性态度而遭受攻击。但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鸦片战争期间，他在致友人信中表达自己的感受：“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50)在后来办理交涉的实践中，他的做法为一些人所诟病。但实际上，他所主张的是放弃那种为了某些教条而对涉外事务采取僵化态度的政策，与那些为了尽快了事而对西人一味妥协迁就的官员则迥然有别。兹举一例。1843年底到1844年春，在厦门与英人商议居留地问题期间，徐继畬按清廷命令，尽其所能抵制外人的要求。其办理情形，闽浙总督刘韵珂在其奏折中曾加以说明。(51)外人对此亦有记述。据传教医生合文和坎明当时寄给《中国丛报》的通讯，“福建布政使作为专使来此地处理外国人居留地事务。因为某些未经泄漏的原因，高级当局认为选择任何地方都好于鼓浪屿，尽管他们对究竟应选何地备感困惑”，为此，英国领事记理布与中方官员进行了多次勘查，均未发现合适地点。“专使和本地官员显然也相信，没有什么地方比鼓浪屿的地点更近，交通更方便，而且更为僻静，但他们都推卸了选择鼓浪屿的责任，借口是耆英已决定，鼓浪屿必须放弃。”(52)从雅裨理的日记也提到这件事。他写道，徐继畬“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计划是将我们的活动范围限于厦门的几条公共街道。相反，英国领事则提出，合适的范围是前往内地一天可及的地方。这位专使逐渐睁开了他的眼睛，扩大了他的眼界，但他仍害怕将范围扩大到那位领事建议的那么大圈子，在经过一两次文书往来后，他将此事搁置如前”。(53)鼓浪屿后来还是成了专供外国人居留的租界，但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徐继畬对于外人的要求还是尽力加以抵制，并非一味讨好外国人而罔顾国家利益。
    不过，徐继畬在对外交往中，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的确给来华西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如上所述，他追求西方新知识态度真诚，他为了寻求准确的世界知识，不惜折节下交，与西方传教士频繁接触。这对于以往习惯见到中国官员高高在上，以对“夷狄”的蔑视和折辱为荣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印象极为深刻的。
    笔者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看到一份徐继畬给英方官员的函件，时间是1846年春。根据函件内容判断，收件人为英国驻福州领事阿礼国。该函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在福州发生的民夷互殴事件。是年3月31日，福州民人林森森因细故与英人发生冲突受伤，附近铺户油缸被英人打碎；“平素游荡，并无恒业”的黄坤坤等人参与斗殴，路过的英商记连等数人亦被殴伤。次日，福州居民到英商铺面，“欲与该夷评理”，但英商行同事施放鸟枪，“希冀将人惊散”，引起冲突，“黑夷”一名被伤，黄坤坤等趁机哄抢英商罗巴银元一箱。在整个事件中，中英双方各有3人受伤。福州官方随后缉拿了参与抢劫斗殴者十余人，至于滋事英人则“照会该夷领事，自行查办”。(54)徐继畬的函件即是在交涉其间写给阿礼国的。他通报了中方调查的结果，要求英方提供其受伤者之具体情形，以便在拿获的中方犯人中进行审讯定罪；同时，也要求英方提供开枪打伤华民的罪犯情况。从这封函件来看，徐继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提出要按法律办事，既未苛责对方，亦未将冲突全然归咎于民众。值得注意的是，在了解到英商记连决定离开福州回广东后，徐继畬说：
    至商人记连欲回粤东，自缘经此危险，惊魂未定，恐以后不能相安，决然舍去。此亦无怪其然。惟该商系贵国正经贸易之人，城内外生意，行中都说其好，并无怨恨之人。既经此番变故，弟已禀商督宪，添派员弁兵丁，加倍保安，似可以安心生理。弟已饬地方官再行慰留，阁下亦宜再行劝留，以全大局。(55)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徐继畬对于通商事宜乃至正常的中外关系的态度。他并不像当时很多官员那样，先入为主地恐夷、仇夷、厌夷，将中西正常的商业、文化交往看作被强加的负担，而是希望对这些交往、特别是正常的商业交往加以维持和保护。我认为这种态度是符合近代历史发展趋势的，这寥寥数行字句，足以表现徐继畬先驱者的风范，和超越同时代人的卓识。正由于徐继畬办理交涉的慎重、得体，闽浙总督刘韵珂才将他倚为干城。当1846年底徐继畬授广西巡抚后，刘韵珂在奏折称赞他“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外人亦对其信服，“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畬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并说，“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56)
    如果刘韵珂对徐继畬作出这样的高度评价，是想打动道光帝，将徐继畬留在福建，继续办理交涉的话，那么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徐继畬不久即改授福建巡抚，与刘韵珂继续合作了数年。但此职后来导致徐氏因“神光寺事件”而黯然失意。1850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是徐继畬在对外交涉过程中遭遇到的影响最大的事件。学术界对此事件及其对徐继畬的影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本文不必重复。这里要考察的是徐继畬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待外人的态度和主张。他在和闽浙总督刘韵珂会衔的奏折中说：“若但以文人恐喝之词，为胁制夷人之计，非为无益，实恐有损”，这就表示了他们在处理对外事件过程中希望实事求是，而非一味盲目从众的态度。徐继畬还表示，他“当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各体此意，勿再肇衅；一面故示优容，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迁移，致使露处”，这种平息事态的策略较之那种一味强硬的姿态，在并无重大民族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是更为得体的。(57)徐继畬在与福州绅士讨论此事件的信中，还表示“夷官入城居住，系照和约之文”。(58)徐继畬与刘韵珂会衔的另一份奏折，对朝廷官员和福州地方绅士纷纷引为榜样的广州反入城事件，表示不愿仿效，认为福州与广州不同，广州作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用停止贸易的做法可使英人就范，而福州“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狯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他们更进而指出：“窃以为百姓宜安而不宜扰，必于无事之时，先自张皇于形迹之间，效法粤省，似亦疏于计矣。”(59)很明显，徐继畬等在此事件中表现出了维护中外关系和平局面的决心，极力避免将此事件放大为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类似广州反入城斗争那样的事件。他在归田后的《谢政归里祭主文》中说：“继畬坚守素志，不肯轻开边衅，遂为言路所攻，弹章至于六七。”(60)再次表达了他的心志。
    以上事例，典型地体现了徐继畬的对外态度。这种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对并非从事侵略活动的外人的善意，当为在福建乃至其他通商口岸的来华西人所体察。实际上，五口通商初期的福建口岸，其政治氛围与战前广州有很大的不同。1830年代在广州活动过的雅裨理，在1842年后到厦门，发现这里的政治环境与前者有很大不同。当地官员乐于与外国人交往，而且态度和善。雅裨理感叹说：“如果我在新秩序建立前从未在中国生活过，我也许不会因官员们在行为举止的惊人变化而如此感动。他们现在谦恭有礼且温文尔雅，与他们从前的傲慢轻侮恰成对照。”(61)正因为如此，徐继畬才在来华西人群体中被评论为“具有自由思想”，“对外国情况了解最多”，“视野最为开阔”，等等。
    在讨论来华西人与徐继畬的关系时，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徐继畬接触较多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这一独特的群体。当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刊登关于徐继畬的消息时，清廷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禁令尚未正式解除。当他如饥似渴地向雅裨理等人寻求世界知识时，道光帝弛禁天主教的谕令尚未颁布。虽然传教士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来到通商口岸，基本上已无被逐之虞，但清朝上下对传教士的态度毕竟不能认为是友善的。在神光寺的问题刚刚被提出来之际，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在奏折中谈到租地英人时说：“况闻该夷借住该寺，意在讲经。外夷所讲之经，大半邪说，诬民惑众，关系匪浅。”(62)这种言论，很可以代表当时清朝官员乃至一般百姓对传教士的观感。
    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们几乎欣喜地发现，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个如此独特的徐继畬。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其他中国官员身上看到的那种无知的自大，他所追求的知识，正是他们创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这样的机构，不惜时间和金钱，要向中国人传播的。(63)不仅如此，徐继畬对于其他官员视同瘟疫的基督教，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徐继畬愉快地接受传教士送给他的基督教书籍，并且认真地阅读，(64)主要是为了寻求其中包含的知识性成分。但这类消息通过雅裨理日记的发表传达给西方读者，这对传教士的在华事业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激励。
    让传教士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瀛环志略》对传教士雅裨理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弼莱门和卫三畏的两篇书评都几乎全文翻译了徐继畬的自序。《传教先驱》的编者按明显地表露出因自己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官员那里受到如此重视而非常自豪的情绪。卫三畏在评论中称赞，“徐承认从雅裨理那里得到帮助的坦率，与那位整本剽窃了斯当东(George Stauton)先生关于种牛痘的方法和益处的作者的吝啬，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照”。(65)的确，《瀛环志略》的刊行使传教士的作用在中国人读者中得到了彰显。
    传教士们还认为《瀛环志略》的刊行能够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帮助他们的在华事业。如前所述，弼莱门在书评中总结《瀛环志略》的意义，其第2、3、4点分别是“接受并确认我们的年代学”、“向中国人表明了更为正确的关于不同宗教的观念”和“有利于在中国传播宗教之光”。关于此书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意义，弼莱门说，由于中国的封闭所造成的无知状态，任何能够“消除中国人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黑暗状态的作品”，都能够使“爱这个种族的人(即传教士)感到满意并得到帮助”，而《瀛环志略》就是这样的作品。(66)他还强调，“在提到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但以理、保罗、路德、划华盛顿，以及在一切人之上的世界的救主耶稣时，是那样准确并充满敬意，使用的又是数亿怀有偏见的异教徒的语言，并在他们当中流传”。(67)这显然也使传教士们备感安慰。
    由于他对《瀛环志略》的价值如此肯定，弼莱门甚至担心该书的销售价格(每部75分)和她的大部头会影响其流传。他向徐继畬请求允许编写一个节本，并免费派送，但被徐继畬所拒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印行她的某些部分，隐去作者的名字，如果能筹到钱的话。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删节部分，不久就将使之流通”。(68)我们至今仍未看见由传教士印行的《瀛环志略》或是其节本。但弼莱门希望此书能够迅速流传的心情，在他的信里跃然纸上，反映了他对此书价值的认知。
    卫三畏在他的书评里也认为“这部著作有利于激起对基督教的尊重”。他认为各国不同的宗教信仰引起徐继畬的重视，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及其相互区别，都进行了介绍。他也感叹，在看到诺亚、摩西、保罗等基督教历史人物和耶稣的名字“由一位中国官员以尊敬的口气提及时，真是令人满意。”(69)他对书中提到的有关基督教的史实也很注意，认为“北京政府的官员们一定会从中得到很好的教益，在很多他们现在依然无知的事情上得到启蒙”。虽然《瀛环志略》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遗漏或错误，但卫三畏认为这无伤大雅，“而且我们不应忘记，这只是一部地理书，而非神学著作”。(70)他同样指出，这部著作对于在华传播关于外国事物的各种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提供译名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71)
    以上所述可以表明，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来华外国人群体，为何对徐继畬及其著作如此尊重，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
    “神光寺事件”对徐继畬的仕途造成重大打击。他在官场迅速崛起的势头就此受挫，几乎一蹶不起，直到十几年后才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复出，其时已至暮年。当年与他相交往的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士，或者已经作古，或是风流云散。但他仍然是来华西人关注的对象。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他的复出感到高兴，“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72)卫三畏在1876年返回美国之后，依然在一篇致辞中对已经辞世的徐继畬表达敬意。这篇致辞概述了徐继畬的事迹，并提到徐继畬因为在《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表彰，而与美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那段著名的故事。(73)他的名著《中国总论》，将徐继畬称为中国官员中“善于思考的人”。(74)
    本文只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现与徐继畬同时代的“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尽管自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给予充分的关注，已经发表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但笔者认为，还有不少资料有待于继续发掘和研究。这其中，也包括徐继畬辞世后西方作品里关于徐继畬及其作品的资料。
    注释：
    
    ①如[美]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Vol. 46, July, 1850, p. 217.
    ③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94页。
    ④"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Vol. 46, July, 1850, p. 217.
    ⑤Ibid., p. 218.
    ⑥Ibid., pp. 219—222.
    ⑦Ibid., p. 222.
    ⑧Ibid., pp. 222—224.
    ⑨Ibid., p. 224.
    ⑩Ibid., p. 224.
    (11)Ibid., p. 224.
    (12)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lioh 瀛环 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ü Ki-yü, the present Lieutenant-governor of Fukien. In 10 books. Fuhchau, 184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69.
    (13)Ibid., p. 169.
    (14)Ibid., pp. 172—173.
    (15)Ibid., p. 173.
    (16)Ibid., pp. 189—190.《中国丛报》1851年5月号讨论中文印刷问题的一篇文章，将徐继畬这段话用中文印了出来，见：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283.
    (17)Ibid., pp. 191—192.
    (18)Ibid., p. 179.
    (19)Ibid., pp. 173—174; p. 182;
    (20)Ibid., p. 192.
    (21)Ibid., p. 192.
    (22)Ibid., pp. 193—194.
    (23)Ibid., p. 194.
    (24)Charles Gutzlaff, "Hai Kwoh Tu Ch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18.郭士立意识到，林则徐将他未完成的作品交给了魏源，魏源为其增加了大量资料，但从全文看，他将林则徐看做是这部著作的主要作者。
    (25)Charles Gutzlaff, "Hai Kwoh Tu Ch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19.
    (26)Ibid., p. 420.
    (27)Ibid., pp. 420—424.
    (28)Ibid., p. 424.
    (29)"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28.根据有关资料，徐继畬的按察使前任是王庭兰。徐继畬从护理按察使孔继尹手里接印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丙午，离任是四月乙亥。(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47—2148页)查道光二十三年无丙午、乙亥日，丙午、乙亥日分别是三月三日(4月2日)和四月二日(5月1日)。疑《清代职官年谱》有误，而《中国丛报》所载的3月3日实为阴历三月三日之误。据以上所述，则徐继畬任广东按察使仅1个月。但这又与徐继畬任广东安察使3个月的一般说法相抵触。很可能徐继畬在正式就任按察使之前时的正式身份仍是盐运使。另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被称为“庸懦尸位”的孔继尹，在数月后正式接替黄恩彤任按察使。
    (30)[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31)"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33.
    (32)Ibid.曾望颜的确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封关禁海议”。
    (33)按：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机构，但一度与美国归正会海外传教差会合作，共同派遣传教士来华，直到1857年。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68—70、141、188—189等页。
    (34)参见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36—239页。
    (35)笔者经对照发现，与任复兴先生从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抄录的雅裨理日记相比，《中国丛报》发表的雅裨理日记在字句方面颇有不同。任先生抄录的原文及译文见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由于此神学院所藏雅氏日记为原件，《中国丛报》发表的日记当经他本人或编辑改动。为了显示当时的读者所能读到的雅氏日记的内容，本文将采用《中国丛报》本。
    (36)"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236.
    (37)Ibid., pp. 236—237.
    (38)见：《雅裨理1844年日记(节录)》，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
    (39)《致张石州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40)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us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1.中译文参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41)George Smith, "Notice of Fuhcha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216.参温时辛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295页。
    (42)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70.
    (43)George Smith, "Notice of Fuhcha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215.按：四美后来将其在通商五口的游记出版，中译文参见温时辛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44)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374—391页。
    (45)"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H. E. Sü Ki-yú and other Chinese officers, and the Bishop of Victoria, held at Fuhchau, Dec. 7[th], 1850",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20, p. 247.说明：这8点是笔者概括并翻译的，并非全照原文翻译。
    (46)Ibid., pp. 247—249.
    (47)Ibid., pp. 247—248.
    (48)Ibid., p. 249.
    (49)Ibid., p. 249.
    (50)《致赵盤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徐继畬集》第1册，第652页。
    (51)《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筹办厦门通商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408页。
    (52)"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168.
    (53)"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236.
    (54)《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为审拟抢夺英馆殴伤英人之黄坤坤等案缘由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70—674页。
    (55)徐继畬致英领事函，抄件，英国外交部文件，《钦差暨巡理官告示内附汉官信札》，F. O 233/185，第拾号。
    (56)《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53页。
    (57)《刘韵珂等奏办理英人租住神光寺一案情形及英使照会购买台湾煤炭已加拒绝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页。
    (58)《何冠英等奏英人租住神光寺案士民反对而巡抚徐继畬一味畏葸折》，同上，第55页。
    (59)《刘韵珂等又奏碍难如绅士所请演炮募勇并不可仿效粤省禁英人入城片》，同上，第87页。
    (60)《谢政归里祭主文》，《徐继畬集》第1册，第699页。
    (61)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us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p. 35. 参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29页。
    (62)《孙铭恩奏英人租住神光寺传教请饬督抚惩办措置不善之地方官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46页。
    (63)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输入西学的情况，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早期活动研究》第4、5章。
    (64)"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p. 236—237. 或许是受到徐继畬的影响，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1846年12月21日)巡视厦门，也与当地的传教士相接触。刘韵珂“友好地”召见了美部会传教士波罗满(William J. Pohlman)等人，“并对我们的工作说了好话”，询问他们的国籍，又称这些传教士为“兄弟”。波罗满写道：“这被看作是伟大的一步。千百个人看到我们被接待，这消息不久传遍全城。没有其他外国人曾经有机会见到总督阁下。上午，他派人给我们每个人送来他的名刺，我们则送给他一本《新约》，一本中文基督教年历，以及其他书籍。这次访问或许将给我们未来的事业带来重要的益处。这样一个人将对基督教发挥多么好的影响！”("A new Chapel needed-Chinese Officers",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3, pp. 211—212.)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
    (65)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70.
    (66)"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Vol. 46, July, 1850, p. 224.
    (67)Ibid.
    (68)Ibid., pp. 224—225.
    (69)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93.
    (70)Ibid.
    (71)Ibid, pp. 193—194.
    (72)[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 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73)[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284页。
    (74)[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7页。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2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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