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是最近几年近代史研究领域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本文谨就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提出一点刍荛之见,参加争鸣。
    关于“两个过程”问题
    
    所谓“两个过程”,指的是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名论文中的一个论断。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个论断。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勾画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把上述引文中的头一句话当作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过程的原则论述,或者把它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以此为指导,编写出版了几种主要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人们把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概括为“两个过程”论。
    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概括有好几处。上面那一大段引文是最重要的一处,也是最完整的一处。它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概括,也是完整的概括。既然是概括,就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那样的任务,应由一部长篇巨制的中国近代通史来完成,不是理论概括所能承担的。
    另一方面,为着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历史经验,毛泽东有时候从某一个侧面来概述中国近代史,以便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特点和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了说明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论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根据这里对中国近代史的概括,我们不能以为中国近代史只有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一方面,而应当把它包括在前述“两个过程”的第一个过程中,是对第一个过程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而不是相反或者矛盾。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中,也经常谈到。这是当然的。可见,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也不应该被忽略。有时候,毛泽东又从另一个侧面来概括中国近代史。为了驳斥美帝国主义关于中国发生革命的反革命理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又说,“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这又是一个概括。我们当然不能以为只有这些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而应当把它理解为对前述“两个过程”中第二个过程的补充和说明。
    “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我们在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能以它为指导,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甚至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都是近代史的重要内容,都是近代史研究的对象,都是撰述近代历史时应着重说明的问题。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用它们来冲淡或者代替“两个过程”论是不妥当的。
    由此可见,“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
    既然“两个过程”论是一个科学概括,既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以这一科学概括作为依据的,那么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近代史研究,当然正是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很显然,如果“摆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按另外的意见来撰写近代历史,就会脱离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能说明历史的基本的、本质的特点,就会与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大相径庭。
    关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过程中,给了农民问题以极大的注意。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条件,这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就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评价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遵循“两个过程”这一基本线索,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就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按照一些同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新见解,提出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虽然重视了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但是第一,它没有正确指出洋务运动的性质;第二,它轻视、贬低了农民的作用。关于洋务运动,以下还要提到,这里先谈农民的作用问题。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存在“拔高”农民的作用、贬低资产阶级的倾向,是不妥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纠正这种倾向,是理所应当的。但在重视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同时,又有“拔高”资产阶级(如说“公车上书”与五四运动类似[2],而贬低农民(如以“时代中心”为由,从中国近代史前80年中把农民的地位几乎排挤掉了[3]的倾向,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初以后,中国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资格,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革命领导到胜利。为什么？这与资产阶级不重视去领导或者发动农民的革命力量是有关的。维新运动的发动者仇恨或者说恐惧农民革命的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注重从下层群众中去寻找支持力量,但未能把农民的力量发动起来。他们领导的改良的和革命的运动虽然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却始终未能完成应当由他们承担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从反面证明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正面来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上单纯由农民发动的运动。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等人发动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在《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侵略者积极谋求支持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的时候,太平天国又勇敢地走上了反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又是农民以义和团的形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阻止了帝国主义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是的,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提不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主张,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所在。但是他们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势力,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这本来是要由资产阶级做的,它没有做,农民替它做了。总之,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轻视或贬低都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应当切实估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农民始终是近代史上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只有在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基本上是领导农民的问题。资产阶级放弃了对于农民的领导,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村带来一个大的变动,这个革命要失败是必然的。
    不能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就轻视或无视农民特别是近代中国农民的历史作用。近代无产阶级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数量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在无产阶级登上近代政治舞台以前,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战斗行列中,首先是农民,接着是农民和资产阶级。在太平军中浴血奋战的自然主要是农民。就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有成效的工作,那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主要还是农民。会党曾经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个时期里依靠的反清力量,那也主要是由农民或从农民中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的。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的指导,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可以说,农民的鲜血一直洒在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上。
    拿反对帝国主义来说。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经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发展阶段,走过曲折的道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这两个发展阶段中的主要标志。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和义和团时期的农民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虽然是很初步的,但面对外国侵略者,他们都敢于以血肉之躯去同洋枪洋炮拼搏,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是令一切侵略者瞠目的。义和团失败后,资产阶级批判了义和团的“野蛮排外”,主张“文明排外”。提出“文明排外”,带有对义和团排外活动中野蛮落后一面的否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觉悟水平的某种提高。但在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实际活动中,他们往往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精神也给否定了。因此,所谓“文明排外”,实际上是不“排外”。虽然,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对推翻封建王朝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并不是没有认识。他们认为推翻“洋人的朝廷”就可以避免瓜分、挽救危亡,这是看出了反清革命和反帝斗争的一致性。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纲领上,却看不到明确的反帝意识,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同盟会提出的基本对外政策却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通过不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来实现民族独立,完成反清革命。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震慑于八国联军侵略、义和团失败的教训而表现出来的反帝幼稚病。从这里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反帝积极性,较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来是后退了。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敌人,因而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完成了对帝国主义认识上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农民只有“灭洋”一类的笼统说法,没有阶级内容,“打倒帝国主义”则明确了它的阶级性,两者不同。但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无疑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群众的反帝精神和斗争传统的继承,是前者事业的继续。周恩来指出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当是指此而言。农民是被压迫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文化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后的历史包袱。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较了解国内外大势,又从西方学到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他们组织了政党,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比农民阶级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存在着又矛盾又依赖的情况,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存在软弱性。在这方面,近代农民的反帝积极性和坚定性却要优于资产阶级。
    关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4];或者说,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5]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6]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对于上述见解,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第二,对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运动,究竟如何评价？第三,怎样使中国走上近代工业化道路？
    本文第一节提到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根据毛泽东的理论,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革命,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阻碍、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势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就可以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正确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是适用的。研究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不能不以此为指导。
    把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概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看来是有意回避上述关于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提法。首先,笼统地提谋求社会进步是近代历史的主题是缺乏针对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都可以说是谋求社会进步。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与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紧相关连的,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在欧洲,资产阶级发动民主革命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代中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发展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针对性和阶级特点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以谋求社会进步的笼统提法来代替它,是把本来明确的概念变模糊了。这样提出问题,使人产生疑问:在中国是否不经过反帝反封建斗争就可获得社会进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确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不容许。历史事实是,在中国,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倒封建主义统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欠妥的,它有意无意抹煞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根本任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在当时,对于中国革命如何开展来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等人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指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历史证明,中国民主革命已经通过这条道路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从学术上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当然已经没有了当初那样的时代紧迫感。但这说明,对中国近代历史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一定要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诸因 素中找出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不能主观主义地臆想出一条道路来代替已经由历史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道路。
    其次,说到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运动。一些同志从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出发,认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三次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运动。按这种说法,洋务运动也成了进步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的标志之一。基本的分歧在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上。
    洋务运动是不是资本主义运动,史学界缺乏深入研究,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资本主义化运动。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能说它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在地主阶级的自救政策(洋务新政)指导下发展起来了一批洋务企业。应当说洋务企业多少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然而,是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切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是进步的呢？这需要作出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之一,就是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分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则要复杂一些。它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由于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又依赖又矛盾的情况,就规定了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毛泽东对洋务运动没有作过直接评价。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所作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至少在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出现,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发展起来,到四大家族产生,才形成了后来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点,都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集聚起雄厚资本。有人说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改变说法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洋务派所代表的国家和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呢？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而是地主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依然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说它是民族资本主义,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而分析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找出它的阶级特点,才是抓住了国家的本质的东西。李鸿章等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新政只能是19世纪6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深入的产物。李鸿章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变法”,不仅只是肢体之变,而且从根本上要受制于帝国主义。要“和戎”,就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掌握政权的洋务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发动的洋务活动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要依帝国主义容许到什么程度而定。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封建老顽固,自然乐于给它披上一层资本主义的色彩。但帝国主义也不容许洋务派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它在侵略中国时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通商、通航、税收等特殊权益,不仅阻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不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洋务运动之前,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已经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办得更多,而在《马关条约》后形成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这些资本主义活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殖民主义活动,是要在中国榨取高额利润,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与它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活动,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运动在发动中。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在洋务运动之前就出现了,在洋务运动中,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又投资于近代企业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主义是一定要冲破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产生出来,它之所以与洋务派的资本主义企业大体同时产生,是半殖民地的时代条件造成的。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条件和可能。太平天国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已经站在时代的大门口,呼之欲出了。
    这样看来,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不能把洋务运动说成是时代前进的方向还因为,发动洋务活动的奕訢、李鸿章等洋务派都是清政府的廷臣疆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同统治阶级中的另一翼顽固派一起,共同决定、执行着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国策。位居政权顶端实行折中控制的是慈禧太后。不是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当作罪过,而是因为他们引进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洋务派与顽固派一样,对外是民族投降主义者。洋务派在办洋务企业时,虽也有“御外侮”、“收利权”等对外的一面,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洋务派并没有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李鸿章只准自己办洋务,不准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对外国的侵略,他们并不想真正抵抗,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近代先进武器,形成不了保卫祖国的干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掌握国家权力的洋务派官僚们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卖给外国侵略者。所谓“御外侮”云云,就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外关系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相安无事”, 中国正急速地面临殖民地化的深渊。那种把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外交活动分开来评价的意见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是分不开的。
    有的同志引证马克思关于英国用蒸汽和自由贸易(或者蒸汽和科学)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的论断,说明引进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是社会的进步。印度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19世纪初由极卑鄙的利益驱使把资本主义生产力引进印度,虽然给整个印度民族带来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但从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来说,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7]。同时,马克思又说,英国把机器运用到印度,“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即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但是,他又明确指出,不列颠资产阶级在印度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8]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后,它自身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中断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直接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来。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洋务运动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也多少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以往有的研究者把洋务运动的反动作用说得绝对了,也是欠妥当的。
    与上述两个问题相联系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国近代需要工业化即需要实现资本主义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分歧。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概念上来争论,而要看事实。历史事实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中国发展了一些工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但是,中国人民却进行了百余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说,“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9],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如果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这就未免把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提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高度。从来搞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之后,而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遇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不冲破这种束缚就不能前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巩固以后,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大发展。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近代的情况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又有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基本上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移植的。固然,没有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在既有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不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句空话,所谓“谋求社会进步”也只能停留在“谋求”二字上,社会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进步。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有许多论述。一些同志常常引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话:“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以此证明,向西方学习近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不错,毛泽东的确讲了那一大段话,但是,他讲的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到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那80余年里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过程。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是那些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毛泽东接着还有下面一段话:“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是不会容许中国人搞资本主义的。先进的中国人虽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了不少东西,也在国内发展了一些资本主义,但革命老是不能成功,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了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的道理,同时又一再强调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毛泽东讲的这几段话,包括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不能把本末搞倒置了。从前那些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不理解革命的必要性,以为埋头教育和科学就可以拯救祖国。他们之所以总是不成功,就是把本末倒置了。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根本道路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研究工作中重复了这种倒置。历史已经证明,不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了中国, 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救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旗帜,推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发展,才使中国具备了成为工业国的条件和可能。这当然不是说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都搞错了,不是的。那些终生真诚地从事于实业建设、科学活动、教育事业的先贤们,都曾经为振兴祖国尽到了中华儿女的一份责任。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不能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只靠工业、科学、教育事业是救不了中国的。
    关于“时代中心”问题
    
    近来有关于“时代中心”问题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为了说明近代中国80年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还特别强调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阶级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按照这种意见,农民阶级虽是“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主力军”,“演出过悲壮的场面”,也不过是“一度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10]。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就这样被不恰当地贬低了。
    列宁在1915年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篇有战斗性的论文中,提出了“时代中心”问题。所谓“时代”,列宁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大时代,而不是指某一国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时代,这里是指当时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经常引用的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11]。列宁在这篇文章里还告诫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12]列宁这段话,应当成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理论依据。
    运用列宁所指明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近代史,我以为不能简单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近代中国80年的“时代中心”。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尚未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萌生,数量极微,甲午战后稍有发展,力量也不大。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和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少数先进分子的革命热情。从那时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
    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开始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崭新的面貌叱咤云天,提出了推倒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及其政治上的趋向成熟,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长成,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从这时起正式形成了。因此,从20世纪初年开始到五四运动以前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说这个阶级的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应当是符合这个时期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左右中国的时局,不得不从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中心位置上悄然隐去,失去了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资格。
    在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以前的60年里,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由哪个阶级来承当呢？如果像有的同志“从严格意义上”说的那样,农民阶级“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同样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么!按照列宁的说法,所谓“时代中心”,是指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阶级,是指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准此而论,在近代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虽早已个别地在社会机体上产生出来,但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少量生长。面对封建统治的层层压力和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得不在软弱的阶级基础上和浅薄的理论准备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论证自己初步的政治主张:要求变法,要求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这虽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却也是很脆弱的一步。“百日维新”好像历史长剧中一幕短暂的过场戏,一反掌间就被封建顽固派打到幕后去了。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虽然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甚至帝国主义的身上。这些提出初步政治主张的人们不认识,正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势力,不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生存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还没有形成为决定时代主要内容的阶级。所以,紧跟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就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猛烈爆发。这说明,直到19世纪末,直到民族资产阶级正式形成以前的这个历史阶段里,农民阶级仍然是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强大力量,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不是纯粹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他们发动的以反对封建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为目标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不单纯是中世纪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战争,而是那个时代里(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不仅在否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上具有进步意义,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在外国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植根,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即将萌生的情况下,必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13]。《资政新篇》的提出,不能把它看作是毫无根据的偶然现象。它得到洪秀全的基本同意,表明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农民起义前途的新探索。据太平天国的朋友呤唎及其他西方旅行者的记录,太平天国的不少重要干部都有寻求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的愿望。这是由那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据一些同志说只能算是民族战争,但它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民族战争,属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它的“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口号,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排外的消极意义,但它要求驱逐外国侵略者、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却是这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流。列宁在1908年评价俄国农民运动的时候说:“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14]在近代中国,没有农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能够向前推进吗？没有他们的斗争,中国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不是陷得更深吗？这样说并不排除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只是说,在19世纪内,只有农民的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也可以说,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联翩出现并各具弱点表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交接“时代中心”接力棒的重要关口。进入20世纪后,民族资产阶级就在历史的新起跑点上前进了。
    主张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是近代中国时代中心的同志认为,从70年代以后,中国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了。其实,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只有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那显然都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少量的民族资本企业只能非法存在, 处境艰难。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因此,他们是把执行洋务新政政策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之一的洋务派当作民族资产阶级来看待了。有的文章还论证了洋务企业就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样,“时代中心”的桂冠就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头上移到了洋务派身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那是振振有词的。说洋务派也是“时代中心”,反映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主要动力,就未免相差悬远,风马牛不相及了。如果说这个时期多少还有一些近代工业的话,那么在40至6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未出现,谁是“时代中心”呢？有的同志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有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在起“时代中心”的作用。这就太令人费解了。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没有资产阶级,何来一个“潜在”的“时代中心”？用砍掉农民阶级的办法,来构筑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时代中心”体系,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削足适履现象。这样的体系,是很难经受得住客观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提出“时代中心”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简单地以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来轻视农民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有悖列宁的原意的。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其他。
    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
    
    有位作者写道:“我们的历史认识基本上是解放前后在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的”,它虽然比封建史学、买办史学高明得多,但是,“民主革命时期对历史的某些未必正确的理解长期凝固不变,成为‘框框’,障碍着人们的视线。”那位作者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的召唤,要求历史研究者努力挣脱极“左”政治的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旧框框,探求新知识”[15]。提倡历史研究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一正确思想估价我们在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的历史认识。
    说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认识是在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的,这并不为错。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取得的,是首先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不间断地使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又说,“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这里已经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相当生气勃勃的,但当历史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中国人民面前时,原先曾经是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虽然参照、借鉴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力图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在半路夭折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并不曾启迪中国历史学者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只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永葆其青春,把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引向另一个胜利。也只有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历史学者,使他们能运用这个理论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回顾以往的历史并展望国家的未来。
    可见,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取得的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仅比封建史学、买办史学高明得多,而且比资产阶级史学高明得多。尽管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具体问题会有分歧,而且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还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提出来,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力量及其转变等问题,对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等已为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检验过的这些真理,不应该再有什么怀疑。不能说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了“十年浩劫”,就有理由来怀疑上述在民主革命理论指导下得出的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这里是指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所得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至于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某一个具体论点、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说过的话,学术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的意见,当然有提出讨论、参加争鸣的自由。这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要求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所载,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提出不应禁止人们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等类学术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就是证明。
    “回到50年代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应该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50年代正确的东西要坚持,50年代错误的东西要丢弃。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应该纠正,教条主义的东西应该废止。但是,极“左”政治的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应当主要是指“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和“两个凡是”所体现的教条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又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为“框框”来突破,作为教条主义来抛弃。更不能拿8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来否定已经历史检验过的党的民主革命理论。
    以上所说,不是要无条件肯定近代史学界在50年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而是要求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当然首先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时,主要是结合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对近代民主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结论,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毛泽东没有为我们留下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门著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基本结论,都融汇在他那些重要的革命文献之中。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毛泽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对革命原则的阐述之完美的结合,都堪称典范。他结合革命基本问题的阐释,探讨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他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革命现实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的论述既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规律的认识,也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我们据此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论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之一,当不会有夸大无稽之弊。
    尽管毛泽东已经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尽管学术界已经接受了这些意见,并对中国近代史的总的布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几部中国近代史著作,确实存在大同小异、陈陈相因的情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任务并未完成。近代史研究中还有很多空白点和薄弱环节。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才刚刚提上日程。就是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也还缺乏系统地有力地论证,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史学还有待系统清理,如此等等。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停留在对近代历史认识的某些原则性结论上,要在细心研究尽可能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历史来。只要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敢于攀登,辛勤耕耘,我们的近代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注释：
     
    [1]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2]参见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4]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整理的资料：《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据此，本文仍然加以引用。
    [5]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6]参见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9]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0]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11]即(1)1789～187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2)1871～1914年，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3)1914年以后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称它为三个时代,或三个时期。
    [12]《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21页。
    [13]早在1905年，列宁在论述俄国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时就阐述过这种思想，他说：“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39页。
    [1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153页。
    [15]李时岳:《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与历史的再认识》,《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