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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地”：史学评价的一个基本立场 古人对于《纲目》的评价，已经充分地把其实际传播过程纳入其评价体系中，其实，当今学者对于《纲目》的有限肯定也多少有从这方面立论的表现。如肯定《纲目》在体裁创新上的“纲目体”，其着眼点还是就其于实际传播过程中的影响而言，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看读方便”。也就是说，现代学者和古代学者在评价《纲目》时，虽然程度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不同程度地把《纲目》的实际传播过程纳入对它的评价中来。但从评判的结果上看，其差别还是巨大的。明白了上述所论当今学者忽视《纲目》影响的两个层次，我们可以第二个层次以为解，就是说，虽然认识到了《纲目》的影响巨大，但并未把这一认识有效地纳入其评价中。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仅以此论，恐未必周全。也就是说，当今学者们不够重视《纲目》于实际层面的影响过程，或者没有把其对实际层面的影响有效地纳入对它的评价体系中，并不能完全解释古今对《纲目》评判依旧悬绝的事实。另，为什么我们会不同程度地忽视《纲目》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这些都逼迫着我们对今人的评判作进一步的反思。 我们进一步反思的展开还得从当今学者对《纲目》批判尤烈者入手。可以说，当今学者批判《纲目》的一个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的口实，就是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确实，这从《纲目》卷首《凡例》中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等内容的规定上都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也正是看中了《纲目》在维护其统治上的这一点，才对其激赏备至，褒扬有加。古代学者们也对《纲目》在有治于世道的层面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前引真德秀“穷理致用之总会”的评价就是对《纲目》经世特点最为直接和贴切的肯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同样在肯定朱熹及其《纲目》经世特点的前提下，古代学者出现了“万世史笔准绳规矩”的褒扬，而当今学者却出现了“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这种迥异的差别只能说明古、今经世内涵的差异。 古人有古人经世的标准，今人有今人经世的内涵，那我们的历史研究究竟该依从于哪一个？有关于此，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历史地考察历史问题。所谓“历史地”就是从历史的时代背景出发来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纲目》产生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封建专制时代。而且，联系到朱熹是一个有着强烈“得君行道”愿望，并且付诸政治实践的历史人物(17)，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纲目》于其时的现实意义，绝不能将其理解为朱熹无所事事时消遣的玩物，更不是供我们后人把玩的工艺品，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诉求，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是其“得君行道”经世价值诉求的必备前提之一。而现代学者往往在论述《纲目》经世学术特点时，对其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只字不提，把《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视为其经世诉求的这一基本前提当然地忽略掉，从而使所谓“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成为一句脱离历史事实的口号。余英时在研究理学家的政治活动时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现代的观点看待理学家的政治活动，讥笑他们对‘君’抱着太多的幻想。非历史的态度不能导致严肃的历史了解。”(18)这种做法正像基思·詹金斯在批判埃尔顿时所言：“它自我吹嘘地赋予解码者优于被解码之作者的特权。”(19) 其实，上述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价值判断标准选择的问题，但其本质却是对有关历史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追问。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目前仍然在争论、未来也很有可能不能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的问题，但一些学者的观点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如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总结的科林伍德的观点：“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20)。这句话中有关“现在”与“过去”的紧张思考维度，对我们在认识《纲目》的经世与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并存的情况时不无指导和启发意义。当今学者对于《纲目》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特点的批判固然合理和必要，但也要注意到这种所谓“落后性”的东西，其另一面就是我们在其他场合所极力推崇的经世学术传统。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中言：“朱熹用《通鉴》的材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经验，并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21)这段话告诉我们，强调封建伦理纲常与主张经世致用，只是以《纲目》为代表的朱熹史学一体之两面，不可全然否定和肯定。这同样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时，一是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下、在不同的文章立意下来发掘其价值，二是要不管从何种角度立论，历史地评价历史文献都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的反思在现代学者中也已然发生，如向燕南先生在考察朱熹的“重义”史学观时就指出：“如果我们将朱熹这种‘重义’的史学观，置于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对北宋以来越来越专制的君权思以限制的思想语境下考量，则朱熹等人坚持‘王政’的政治立场之欲超越历史一时成败而为历史‘立心’、引领历史向善的苦心，则未尝不可不使我们从价值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同情地理解或再认识传统史学家‘重义’的道德批判意向。”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能尽量规避“认为传统道德已沦为恶之渊薮”的“极端情绪”(22)，那我们就可能会透过《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罪恶”面纱依稀看到其另一面的历史价值。当然，这一方面我们还有诸多难以割舍的时代感情和难以回避的思维定式。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完全脱离我们时代价值影响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产生，但为史学健康发展计，我们起码也要时刻以此警醒，并努力做到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批判历史文献的落后性时不表现得义愤填膺，理直气壮，“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23)。而在发掘优良传统时又不表现得唯唯诺诺，完全无条件地热情拥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