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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建至少需要两大条件:一是此前社会历史上有过充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许多先行理论元素。例如，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欧重商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等都已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过很多研究，积累了大量理论素材。二是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工业革命这么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试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再过20年左右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必将积累足够多的素材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定不乏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元素和经验总结，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学派创新建立扎实基础。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不应是“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而是在遵循一般性和普世性的基础上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二要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三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元素。三者不可偏废，过去一直备受忽略的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思想渊源尤其需要加以重视。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这个哲学文化即为德国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发展和创新中国经济学派，同样需要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些被长期保留下来的基本要素，其历史积淀愈深，持久影响力也将愈大。比如，在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和生态关怀复归趋势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合一的伦理养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尤其值得充分汲取。 儒学的复兴与中国式管理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合理化经济发展，不能形成新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上世纪70年代，韦伯的这一论断遇到了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挑战，其后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余英时分析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指出儒家伦理也具有新教伦理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特质，具有“勤”、“俭”等资本主义兴起所需之条件以及“理性化的”贾道。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这些精神要素必须在其他客观条件，尤其是经过“理性化的过程”的政治和法律的适当配合之下，才能推动合理化的经济发展。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儒家伦理的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元素与一些现代性的因素相结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儒学指的是融合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今思想没有高低之分，差异在于论证的一致性和严谨性。儒家伦理、儒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对宏观经济面向的促进作用，也在于其对微观管理层面的借鉴作用。古代的管理思想一般都很简练，但那些对人性进行深刻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会穿透时空，给今人以启示。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和黎华伦即认为，“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全球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