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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进一步探讨了苏联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近年来，在趋于被淡化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俄罗斯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显得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与苏俄（1917-1922）、苏联（1922-1991）、俄共（布）（1918-1925）、联共（布）（1925-1952）、共产国际（1919-1943）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苏联解体后，保护性整理苏联时期档案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收集、整理、使用新发掘的这些时段的文献档案资料，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俄、德、中三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7-1949）系列档案文件集》陆续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丛书共收入文件档案1000多件，约800多万字，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这套丛书对我们更全面的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对于我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1995年起，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任黄修荣研究员主持下，到2012年止出齐全部已完成的俄文翻译版，共21卷。 另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由俄罗斯资深学者A.И.卡尔图诺娃主编的档案资料集《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通信集》 。该资料集收录了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斯大林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通信，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与加拉罕的往来信函。该资料集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华政治活动家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活动，也为史学家系统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一系列重要问题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阐述了与中共建立相关的共产国际、俄共（布）机构的演变和相关人员的活动，揭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进程，并就俄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她的著作《20世纪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关系处上海站》，从共产国际最早在中国设立情报机构的经过、发展状况、人员情况及其主要任务的角度分析了中共早期历史。作者详细考察了上海联络站隶属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工作人员的更迭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如何通过联络站实现对中共的指导和援助。 三是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具体问题的考证。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很有影响。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对中日两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与石川祯浩认为陈望道的翻译底本只是日文翻译，“很难看出它参照了英文翻译的痕迹”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为底本，适当参考了英译而完成的。 石川祯浩在《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一文中，对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3份资料进行了分析解读。这三份资料是：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29年12月31日) 》。石川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后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不是需要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资料内容及其形成过程的“史料学”。 石川祯浩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中共二大召开的会期、地点和参加代表名单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作者试图通过该研究超越中共党史研究特有的历史研究法。 总之，石川祯浩凭借着扎实的考据学功底，连续推出不乏新意的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开阔的研究视野，对国内学者的党史研究有些借鉴和参考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