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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为国内研究提供佐证和补充 外国学者所使用档案、文献、统计数字、数据的来源正确与否，对他们能否形成正确的研究结论直接相关。因此，针对性发布中方权威文献档案和著作，是国外研究重要根据，也是我们对外撰文和做好评析工作的基础，可正本清源、澄清国外一些伪数据及其得出的错误结论，发挥好我国党史研究的资政责任。 与此同时，国外解密和发布的文献，有些正是我们缺失的，有些具有佐证史料的作用。2015年，黄修荣出版了历时数年的研究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该书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的创建过程，有注释1500处，引证史料260余种、近千册，涉及中外革命先辈以及一些当事人的鲜为人知的回忆录、书信、文章；相关报刊杂志的记录及反思；包括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公布的有关中共创建、近十年来才面世的珍稀档案史料。这样的成果，对提升我们相关研究的质量和科学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又如，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曾经是培养各国革命者的重要机构，俞秀松、张琴秋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正是在苏联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坚定了理想信念。因此，在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被派赴苏联的中共党史人物的个人档案，对完善早期党史人物研究也有积极的佐证或补充作用。 此外，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实质上涉及掌握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主导权的问题。档案解密及其对外发布是以档案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的。中国及时权威发布研究资料，是落实研究档案发布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与此对应，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取存于国外的档案文献资料，也是今天我们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和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他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当下全新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党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构建大党史工作格局，提升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及时追踪、深入挖掘国外早期党史研究相关成果，是搞好我国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