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激变思想
    苏全有 王申

    摘要：从《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激变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手法之激越，甚至多有武断、绝对、失真之处，为人所非议；再就是变革思想的一贯性，无论是《广艺舟双揖》时期，还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时期，其一致性昭然；至于其理论基础，则来自于公羊今文经学。需要指出、强调的是，学界对康有为变革手法之激越甚至绝对化多所贬斥，乃是着意于形而忽略了质，若从激变思想立意，则当有助于准确解读其思想体系。
    关 键 词：康有为/激变思想/书法思想/广艺舟双楫/孔子改制考/公羊今文经学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王申，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河南新乡，453007 。
    

    有关康有为思想的研究，而今已历百年，所刊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成绩不菲。然其中亦存在问题，如书法界往往只是专注于《广艺舟双楫》，少有将康有为的书法思想纳入其总体思想体系当中审视的研究成果；而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则仅用心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致使长期以来史学界只认定《孔子改制考》是康运用公羊今文学的滥觞，而在实际上忽视了《广艺舟双楫》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无法对之作出正确全面的估价。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为视域，以二者的比较为视点，以解读康有为的激变思想。
    一、手法之激越——激变思想的重要表征之一
    
    康有为激变思想的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手法之激越，甚至多有武断、绝对、失真之处，为人所非议。
    康有为的变革思想是其思想中的灵魂，由于性情所致，功利性和目的性极其强烈，正如他的高徒梁启超评论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1]199-200李泽厚则认为：“在认识论，意识论等方面，他们几乎大都是唯心主义者。”[2]112以致他的思想往往会走到极端，也正因为此，深为他人所诟病。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力挺碑学，贬低帖学，致使碑帖之完全对立。他认为：“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3]198-199又认为：“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3]301
    康有为认为“帖学大坏”进而推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3]202
    民国时期沙孟海批评道：“他（康有为）有意提倡碑学，太侧重碑学了，经过多次翻刻的帖，固然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经过石工大刀阔斧锥鑿的碑，难道不失原书的分寸吗？”[4]康的尊碑思想之意图我们也可以在他与友人的一封信中寻觅些玄机：“至《书镜》（即广艺舟双楫）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5]康的“尊碑抑帖”观念也正与他在《孔子改制考》的“尊孔黜周”相一致，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说的那样：“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6]342于是，康便担任起拨云雾而览明、还孔子圣王之位的重担。他考证《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创儒教，为制法之王，他甚至认为：“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也，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只为师统而不为君统。”[6]519于是便有康的“拨乱反正”，还孔子以圣王之位。他在《孔子改制考》第8卷考证以申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引用纬书和篡解经义。原属帝党的孙家鼐在《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中说：“《孔子改制考》第8卷中《孔子改制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7]209如此激进，武断之说，绝非是一个学问家所为，其治学目的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表述到：“有为、启超皆报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1]136无论是《广艺舟双楫》尊碑也好，《孔子改制考》尊孔也罢，其都蕴含着一个全变的哲学观念，其功利性在以“学术干政”，都是为康有为的变法制造舆论。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极力提倡魏碑，为了达到以魏碑取代帖的目的，他不惜抹杀事实而狂出武断之言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3]309-313“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3]369
    康有为极力推崇魏碑的同时，而对唐碑极尽贬低之能事。他认为，唐代的书法“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馀，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3]327-328“尝见好学之士，僻好书法，终日作字，真有如赵壹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若皂，唇齿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3]359以至后人评价道：“据康称：邓、张师法六朝，能与唐人争道，若今后学书者全效邓、张，全与唐人争道，能是书法艺术的繁荣么？”[8]如此激进言行，在《广艺舟双楫》中举不胜举。
    如果我们再看《孔子改制考》中的激进武断之言，就会发现，康有为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连贯和一致了。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极力褒扬孔子，力求全变。他还考证道：《左传》、《周礼》等皆刘歆伪造，至于《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是否都出自于刘歆伪造呢？汤志钧考证认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7]173康还认为古文经学至后汉被刘歆篡改后，原来那个敢于变革，敢于托古改制的孔子便被湮没了，他为考证孔子是改制的祖师，便在首章就对孔子极尽颂扬：“上古茫昧无稽，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然后，他顺手拈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杂糅其中，给孔子以崭新的形象：“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6]608。“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6]554“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选举者，孔子之制也”[6]562康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选举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声言为孔子所创，简直把孔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创始者。他还考证到：“《诗》有‘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孔子寓新周、故宋、王鲁之义……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6]532康赋予夏、商、周三统之概念，并认为皆孔子所创，“《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6]536更有甚者，他论道：“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诸子已然矣，中国义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传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旧俗。若冠服、三年丧、亲迎、井田、学校、选举，尤其大而著者。”[6]537-538“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6]5676康把中国的义理制度，皆归于孔子所创，不能不说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变革一贯性——激变思想的重要表征之二
    
    康有为的激变思想，其重要表现之二就在于变革思想的一贯性。
    1888年，康有为以微贱地位上书不达，“朝士大攻之”[9]15。友人“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澷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及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9]16一腔热血、满腹抱负的康有为，会甘心作一学问家，埋首于碑文之中？康认为：“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不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3]206可他又认为：“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无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10]84在《广艺舟双楫》序言中康直言不讳地论道：“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10]84由此，康的《广艺舟双楫》也就不可能仅仅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了，康不仅仅是为了选择“书学”这块寂寞的园地来实现“勿谈国事”以避祸，他的真正用意在于使“无用者”的书法小技又“有用”也，借研究书学来寄寓变法维新的治国之道。近人陈江就提出它是康有为变法的早期文本[11]，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把为变法而造势的《孔子改制考》作为变革理论的首次登台的话，那么《广艺舟双楫》便是康变革思想的一次预演。
    康有为早在1888年的上书中提到要“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上书不达后所作的《广艺舟双楫》中通篇洋溢着变革的精神，在开篇第一章中，康直截了当的提出“变者，天也。”他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对书法之变作了阐述：
    字体之变：“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3]182字体的演变，首先是因为人的创造性不能自己，变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书体之变：“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3]260书写工具的变化影响到书体的变革。
    书风之变：康认为由于时代的特点，风气所致，“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3]222-225他又以本朝书法为例说明风气对书风的影响：“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3]229
    康有为认为，由于文字、工具、风气的变化，书法也不得不进行变革，只有变革，才有出路。
    同样，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首先考证诸子创教改制，发出“诸子何以不改制哉？”[6]375的呐喊。他认为先秦诸子都是顺时改制的，其言曰：“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此处有一字，上边是草字头，下边是个区字）萌于夏禹之时，积人、积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备。于是才智之尤秀杰者，蜂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6]350如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徐行假托神农等，而在这些人中，最为成功的当数孔子了，由于诸子百家争夺教权以致彼此交攻，各不相下，康在《孔子改制考》卷5、13、14、15、16、17等中用了很大篇幅考证诸子都改制互攻，但终因儒家的教义最为完善，制度最为详备，最能适时变革，又造端于“男女饮食”“近乎人情”，故在诸子中最得人心，人人归往，门生徒侣遍布天下，从战国历经秦汉，最后使儒定于一尊，他引用《繁露？楚庄王》考证“王者必改制”[6]531，“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诸子亦然矣”[6]537。可见《孔子改制考》亦渗透着变革之哲学。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认为：“康有为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孔子是一个改革者，是关于必须在国家管理方面进行改革的学说的创始人，康有为想通过这种方法，利用孔子的威信给自己的变法计划找到理论根据。”[12]和《广艺舟双楫》比较起来，深层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广艺舟双楫》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康的思想触角不时伸向变法的神经。他在第一章就写到：“综而论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3]195更甚的是他以守旧、开化二党来喻碑帖之争：“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3]331强调变化是客观世界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规律，能否进行变革关系到事物的存亡。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广艺舟双楫》时期，激变思想已经渗入康之骨髓，康也已经开始运用变革的思维阐述主张。这与此后《孔子改制考》时期康有为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其一致性昭然。
    三、公羊今文经学的观念——激变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的激变思想，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公羊今文经学。
    由于在今文经学中，有所谓的“三统”、“三世”进化论，其中有“非常异议之论”可以推衍演绎，援以“经世”。萧公权亦言：“康氏治经给他提供了社会哲学的基础，同时为他的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柱。”[13]因此，要全面理解康的激变思想，就不能不去探讨今文经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今文经学的发现为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他在《广艺舟双楫》中不只一次地提到刘歆作伪、今文胜古文的观点，康述说道：“《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3]237不仅如此，康还认为：“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3]182“八分之说，议论纷纭……原诸说之极纷，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文家本无之。”[3]242-248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不断指责刘歆作伪，制造混乱，这与《孔子改制考》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康认为：“孔子改制之说，自今学废没、古学盛行后，迷惑人心，人多疑之。”[6]375康认为正是刘歆的作伪，使微言大义湮没于后世，方才“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9]16。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仍然力主批驳刘歆，提倡今文经学，他以经学家的思维对书法进行今古学的划分：“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3]229《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拜的偶像，《公羊》是今文经学家的重要典籍，今文经学家尊崇的是孔子，在《广艺舟双楫》中已经有了今文经学的内容，康有为也充分利用了《公羊》中的变革进化思想，也就完成了从古文经学的尊《周礼》尊周公到今文经学尊《公羊》尊孔子的转变，这也就佐证了康的今文思想的形成应在唔见廖平之前或者说在唔见廖平后，康思想中孕育的今文思想找到了共鸣，使其树立了自信心，便“尽弃旧说”才是合适的。有学者引其弟子梁启超言：“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1]198-199说康剽窃廖平思想是不合适的，汤志钧亦言：“当他（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的活动失败后，遂开始转向今文经学。”[14]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遵循和尽量发挥古文经学“绌周王鲁”的观点，多层次多角度地着力论证孔子的“托古改制”，从树立今文经学的学术权威到树立孔子的改革的权威。通过树立孔子为改制大教主的形象对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进化变易思想作进一步的阐发。康把孔子描绘成维新改革的祖师，其形象与古文经学派把孔子看成是“删述六艺”，“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把今文学家的孔子提高到一个至尊的位置，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说：“天既哀大地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息，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6]341这与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力挺碑学、尊“北魏”思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可以从《广艺舟双楫》中看到康对魏碑的评价：“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3]309-313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在《广艺舟双楫》时期的变革思维与《孔子改制考》时期是多么惊人的一致了，难怪“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1]210
    《广艺舟双楫》用书学的视野，倡导书法需要变革的道理，同样，《孔子改制考》则是从维新的角度认为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从《广艺舟双楫》的撰写(1888)到《孔子改制考》的刊印(1898)恰恰相隔十年，而其思想的内核——激变思想一直贯穿其中，成为其共有的哲学基础。难怪萧公权发出“实则数十年中，其（指康有为）根本之政治哲学（即激变思想）固不尝有所修改也”[15]①的感叹。
    以上我们论述了康有为的激变思想。需要指出、强调的是，学界对康有为变革手法之激越甚至绝对化多所贬斥，乃是着意于形而忽略了质，若从激变思想立意，则当有助于准确解读其思想体系。
    

    注释：
    
    ①康有为高徒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述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亦可佐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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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41.
    文章来源：《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5页。

责任编辑：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