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
    

    英文标题：The Non-Public Information Seen from the Archives of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News Practice by Yan Fu, Xia Zengyou and Wang Xiuzhi in Tianjin
    摘要：本文利用中日两国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专档，探讨《国闻报》创建过程、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最后结局，揭示了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地区的改革派人士的办报活动以及日本和俄国与这份维新派报纸的特殊关系。
    关 键 词：国闻报 严复 日本外务省 俄国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村田雄二郎（murata, ujiro），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七、《国闻报》与百日维新
    
    通观晚近以来的中国改革运动，与报刊的关系均十分密切。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率先在京师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称《中外纪闻》），介绍西学，鼓吹变法，后来又创办了《知新报》。严复则利用天津的《直报》屡屡发表充满新意的政论文章。尤其是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国势危迫，呼吁采用西法，改弦更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务报》介绍西学，屡发新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自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其议论使人耳目一新。该报在鼓吹新法、号召民众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时务报》的主持人汪康年无法抵制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思想影响，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隔阂日深，步调未能一致；在《时务报》奉旨改为《昌言报》之后，康有为等与汪康年之间出现了争夺该报领导权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运动中宣传作用的发挥。
    《国闻报》由于距京师近在咫尺，而且许多京师维新志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人，与报馆的主笔夏曾佑关系密切。他们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朝廷动向，源源不绝地向天津通报。因此，《国闻报》能及时全面地反映维新变法的进展，将改革运动的成就及挫折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传播，真正成了康梁维新派的喉舌。这种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所处的危迫局面，阐述变法刻不容缓。譬如戊戌春季，发生了德国侵略军亵渎山东即墨县文庙事件，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鼓动在京师会试的各省举子，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责问德国，保卫孔教。《国闻报》围绕此事件，于戊戌闰三月十六日发表了《拟上请办德人拆毁孔庙呈稿》以及梁启超号召举人签名的《公启》，[1](184期,闰三月十六日) 数日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连续登载了《江苏举人为圣庙事呈稿》、[1](187期,闰三月十九日) 《江苏淮安府举人公递都察院呈稿》等文章，[1](190期,闰三月二十二日) 连续报道京师举子纷纷上书的情况，在知识分子中起到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为了鼓动京官投身于变法运动，先后在京师南横街的广东会馆召开保国会，号召京官们奋起保国救亡图存。《国闻报》紧密配合维新志士在京师的活动，为变法救亡大造声势。该报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三日刊发《京城保国会题名记》，首次刊布了与会者岑春煊、陈虬、徐仁镜、阔普通武、王贻谷、杨深秀等人的名字。次日，再次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将刘鹗、宋伯鲁等人的姓名见诸报端。[1](191、192期,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二十九日，又刊发《书保国会题名记后》。[1](197期,闰三月二十九日)
    《国闻报》刊布名单，是为了证实京师有爱国之心的京官参加保国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四月初三日该报再次刊登《论保国会》以及《闻保国会事书后》，并于四月初十日开始接连登载“南海康长素工部”在《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上的演讲稿》、《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开会第二集演说大意》以及浙江举人陈虬等请总署代奏《变法自强力保大局，请求立会折稿》。数日后，又在“京师新闻”《会事续闻》中，发布了皇上支持保国会，而不理会潘庆澜、李盛铎等御史弹劾保国会的奏章。[1](213期,四月十六日)
    《国闻报》这些连篇累牍的文章，大大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志气，在读书人中间传播了以西学而更张旧法的观念。它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派一边，使该报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派的喉舌。①
    《国闻报》对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的积极态度，与《时务报》形成鲜明的对比。《时务报》对此的报道，远远不如《国闻报》积极主动。其原因则是汪康年受到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制约。汪康年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五日，收到梁鼎芬从武汉发来的信件，该信要汪康年拒绝刊载康有为的保国会活动：“致时务报馆汪穰卿：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时务报》，千万勿刻，至要！鼎芬。”[2](P1911) 梁鼎芬对保国会的立场，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这种看法与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态度显然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梁鼎芬此举，就是在执行张之洞的指令。张之洞、梁鼎芬等人与康有为等人格格不入的立场，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高潮中作用的发挥。
    （二）《国闻报》为改革派张目，及时全面地报道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
    首先，对于百日维新的头一件大事废除八股取士的报道，即大大振奋了改革派的斗志。在维新派再三请求之下，光绪皇帝冲破刚毅等守旧大臣之阻挠，五月初七日，《国闻报》在“上谕恭录”栏目中，刊布了光绪帝颁发的“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34期,五月初七日)
    两天之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进一步刊布了皇帝废除八股曲折过程的新闻。其文曰：
    《改科宸断》，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皇上锐意维新，力排群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遂于五日特涣轮音，明告天下。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非圣人其足语于斯乎。[1](236期,五月初九日)
    行之数百年的取士旧法，一旦废除，在全国上下的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新党人士读着《国闻报》所刊登的新闻，无不拍手称快。
    其次，《国闻报》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报道，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宣扬以康有为为主的维新党人在京师的变法活动，以及他们在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百日维新的帷幕刚一拉开，《国闻报》即在“京师新闻”中，以《简在帝心》为题报道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志士的赞赏。其文称：
    京师新闻，徐子静学士奏荐康长素主政、张菊生主政、黄公度廉访、谭复生太守、梁卓如孝廉五人，通达时务一折，已经明奉谕旨，于二十八日召见。闻是日在颐和园召见两君，康奏对至九刻钟之久。张奏对至三刻钟之久，谅嘉谟入告，必当有大裨时局之言矣。闻当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长素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由军机处交片与工部及总理衙门两处。张君现尚无下文，想朝廷锐意维新求才若渴，必当更有破格录用之举也。[1](228期,五月初一日)
    康有为被光绪帝在颐和园召对，长达“九刻钟之久”。这是康梁自己的说法，而坊间说法与此并不一致，《国闻报》显然是从康梁处得来的新闻。接着，《国闻报》又以《总报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论著。其告白曰：
    本局在京都琉璃厂土地祠出售《知新报》全年四元，闰月加三角半……。《孔子改制考》南海康长素先生撰，十本洋二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南海康长素先生辑，八本一元四角；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新会梁卓如先生辑，二本洋四角；《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一本洋二角；《南海先生五上书记》一本洋一角；《南海先生七上书记》一本洋一角；《桂学答问》南海康长素先生著，一本一角……[1](237期,五月初十日)
    随后，又披露了康氏在京师的新举措。该消息称：
    《奉旨编书》，工部主事康有为召见后，得旨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本应入署当差，因奉旨编辑译书，是以暂缓入署。闻近来康主政陆续进呈御览之书，有《孔子改制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政纪要》、《文学兴国策》、西国学校诸书。京友来函云：康主政近来编译书籍，日事丹铅，颇形忙碌，本应俟全书译成后，恭录进呈，闻有旨令其随译随呈，皇上之振奋实学，考求洋务，益于此可见矣。[1](251期,五月二十四日)
    上述新闻中有的书名并不确切，《列国岁政纪要》应为《列国政要比较表》。《文学兴国策》则未及进呈。这些进呈到紫禁城的新书，是坊间无从得知的，故其新闻必来自康梁诸人无疑。
    再次，《国闻报》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改革高潮中，改变其变法纲领一事，作了及时报道。
    众所周知，自乙未以降，康有为曾多次吁请设立“议郎”，要求以“三占从二”的方式讨论政事；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请设议院以通下情”等等。到了丁酉冬，随着“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于《上清帝第五书》中直接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他在代替陈其璋草拟的《为外衅危迫，亟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折》中亦提出了“议院之情，可先时而防患”的主张。[3](P119) 然而，在戊戌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王大臣传见问话后，康有为于正月初八日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随后又递了《第七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氏不再有请求开国会和颁布宪法的建议，而代之以“制度局”。尤其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康氏被光绪帝召见之后，更加明确地举起了以君权变法的旗帜，主张“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
    《国闻报》于五月二十八日刊布了《答人论议院书》。在该文中，康氏直言不讳地宣称：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4](P62)
    这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该文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康有为对于君权与民权关系之理解，与康氏向光绪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立场是一致的。此后，《国闻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新旧两党围绕制度局所展开的争斗。五月二十九日的“国闻录要”称：
    《议覆制度局》，工部主事康长素先生，于前月条陈新政，大旨谓：小变不如大变，零变不如全变，请特设制度局一所，专办变法之事，庶天下之耳目一新，而上下之指归以定。所有一切改科举，改官制，改兵政，改刑律，改财赋之事，事无巨细，凡属新法，皆隶于制度局。条陈既上，廷旨交总理衙门议奏。昨有京友传说云：总署业于本月日前奏复，大约以为事多窒碍，势难施行。皇上将总署议复之折，留中数日，复交下，命再行核议具奏。闻总署各堂之意，拟再行议驳云。[1](256期,五月二十九日)
    接着，《国闻报》又报道了京城关于召开制度局的传闻。其文曰：
    康工部上月时上一折，言开制度局事，交总署议。闻皇上及皇太后迭次催议，总署议驳，上复发回总署，会同枢垣再议驳。二十六日奉殊谕，饬总署、枢垣切实议行，无得空言塞责。于是，京朝议论汹汹，……制度局者，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1](261期,六月初四日)
    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核心，是建议皇上拔擢通才议政，而将守旧派大臣排除在外，因此，制度局遭到朝臣的极力抵制。为了解除朝臣的后顾之忧，康有为曾经故意将制度局说成“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令人惊奇的是康有为的原话，一字不改地出现在《国闻报》的新闻报道中。显然，此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康梁自己。数日之后，该报又登载了康有为将制度局改名为懋勤殿的消息。[1](八月初二日) 其实，无论是制度局，还是懋勤殿，均系安插维新通才议政的机构，守旧派是寸步不让的。从上述新闻中可知，《国闻报》在百日维新中，是步步围绕康有为的变法宗旨，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
    除此之外，《国闻报》还对梁启超、黄遵宪、李端棻等许多维新党人变法言论进行了追踪报道，表现了该报纸为改革派张目的鲜明的政治立场。
    《国闻报》对新政的热情，已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据该报所登“北京访事人”戊戌八月初来信云：
    《征文恭纪》，北京访事人来信云：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悉。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报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1](八月初四日)
    由以上光绪帝与严复的对话不难看出，《国闻报》所登载之变法论文，已经引起了光绪皇帝很大的兴趣。《国闻报》与改革派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国闻报》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还可由下列事例得到证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报纸新闻》所辑录文章，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南北练军》始，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共选编与百日维新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新闻195则，其中刊于《国闻报》109则，《中外日报》35则，《申报》24则，《知新报》19则，《昌言报》4则，《万国公报》2则，《字西林报》与《译文汇报》各1则。由此可见《国闻报》与维新运动关系是何等紧密。
    八、戊戌政变后的《国闻报》
    
    《国闻报》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密切，还表现在戊戌政变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该报馆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原先之立场，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上。
    其一，慈禧等守旧派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逮捕、镇压与变法有关的维新党人。他们于八月初九日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等人关押于刑部监狱，随后又未经审讯而残杀于菜市口。《国闻报》不顾顽固派的反对，于十二日刊登了一则来自京师的消息，题名为《视死如归》。其文曰：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1](八月十二日)
    谭嗣同面对死亡，仰天长笑，无丝毫畏惧，国内其他报纸称其为“逆犯”，而《国闻报》则称赞其“视死如归”，其同情维新派的立场跃然纸上。上文中的“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显然是指日本外交官。因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王照等志士是依靠日人掩护而逃脱清政府抓捕的。所述“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等豪言壮语，与梁启超后来在《清议报》所刊布的亦大略相同。
    其二，《国闻报》在守旧势力猖獗一时的情况下，继续在报端宣传康有为在逃离北京之后，发表的一系列公开反对慈禧守旧派的言论。戊戌九月二十三日，《国闻报》在显著位置“本馆照录”栏目中，刊载《照录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新闻报康有为言论》；在“国闻录要”栏目中，刊载《再录西报六月十六日康有为奏对之词》；次日，又刊登《录上海新闻报九月初四日康有为问答之词》。[1](九月二十三日)
    该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在《本馆照录》中，公然嘲笑守旧朝臣请求禁毁康有为变法书籍的文章：
    《孙中堂请禁康氏悖谬各书奏稿》，本馆按，孙中堂此折乃五月底所上，当日奉旨。是康有为之折为管学大臣所奏，事在数月以前。至八月以后，而始纷纷奏请毁禁康氏书籍，则直支那俗语所谓“放马后炮”，“打落水鸡也”。本馆附志。[1](九月十五日)
    《国闻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刊布头号“逆犯”康有为在海外的反政府、反慈禧的言论，为改革派鸣不平，引起京师守旧文人一片哗然，并群起而攻之。
    其三，政变之后，守旧派倒行逆施，废弃新法，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许多没有气节的文人，全然忘记了他们在光绪帝推行新政时，曾积极参预变法的言论，八月初六日之后，摇身一变，又为慈禧歌功颂德。尤为典型的是端方进呈《劝善歌》事件，成了京城的一大新闻。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甲午战争之后，有志于变法，与维新派关系尤为密切，故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命其督理新政机构农工商局。然而，政变之后，端方惧怕引火烧身，于是由原来的赞同光绪皇帝变法，变为向慈禧大唱赞歌。据费行简之《慈禧传信录》记述：
    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且贿李莲英乞助。一日后为枢臣言：吴懋鼎、端方皆倖进，必为有为党，罪当戍新疆。禄对端方官直隶，政声卓著，且臣素知其为人，绝非附康者。刚毅争曰：农工商皆百姓之业，何必官为越俎，设局代谋。此皆有为为洋人汉奸，欲假此局以攘民业，卖之外夷，端方为承其乏，其不端方可知，圣论处分甚当。而后重违禄意，不示可否，遂已。未几，莲英为后言，端方近颇刊布书籍，颂后圣德，后触禄前论，竟擢为陕西按察使。在戊己间，以司新政而迁官者，仅方一人耳。[5](P469－470)
    显然，端方是根据李莲英的授意而进呈《劝善歌》的。荣禄又从中说项，故而端方愿望很快得逞。《劝善歌》是古往今来少有的美化封建统治者、欺骗广大民众的文字，流毒深远。此歌坊间已很少见流传，今据《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本馆照录》栏目所载的《劝善歌》，转录如下：
    大清定鼎亿万岁，圣圣相承仁政多。古来赋敛不均平，十分取一又加征。
    我朝丁粮不重取，征了地粮免抽丁。古来加赋真无厌，征兵调饷民愁怨。
    我朝减赋至再三，苏松两府减百万。古来动工用民兵，往往十去九不归。
    我朝发价雇人役，穷民借此得善瞻。古来百姓怕富兵，一家三丁抽一丁。
    我朝招兵有的饷，听民自便投军营。古来待官不以礼，作得大官敲折骨。
    我朝开国除廷杖，要为臣工养廉耻。古来刑法十分苛，既用非刑又连坐。
    我朝例律最审详，若用非刑官职革。古来方物取之民，强买强卖失人心。
    我朝贡物俱发价，不用民间花一文。古来皇亲多擅政，欺君误国大不敬。
    我朝只封承恩公，一年才得千金俸。古来内监权势重，卖官鬻爵还领兵。
    我朝内监不出宫，私自出宫有重刑。古来宫女有三千，挑选民女民骚然。
    我朝宫廷有则例，但选八旗无汉官。我朝事事胜前代，百姓人人同感戴。
    祖宗功德说不尽，再说太后恩似海。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廉训政爱黎民。
    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遍行省。
    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
    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光绪初年遭荒年，御膳房内曾减膳。
    省出银钱去放赈，救活饥民数百万。其余水旱与偏灾，发帑截漕乐不倦。
    多者发帑三千万，少者截漕数百万。及至光绪二十年，中日失和乃交战。
    太后深念兵苦寒，立发内帑三十万。又思彼此须息民，中外邦交日以亲。
    一律均沾相待厚，远人感惠多欢欣。近年驻跸颐和园，借此颐养稍息肩。
    圣心尤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当今皇帝真圣孝，视膳问安尽子道。
    躬率臣民同视暇，屡为圣母上徽号。
    我朝恩德同天地，顽石也应知感激。如何逆党惑人心，乱臣贼子人切齿。
    官员听我劝善歌，文莫贪赃武莫怯。清廉自有好儿孙，忠勇身受高官爵。
    兵弁听我劝善歌，谨守营规莫放纵。出营不可犯秋毫，临阵须当齐奋勇。
    士子听我劝善歌，架讼包漕均不可。且莫联盟去结党，身败名裂遭奇祸。
    农夫听我劝善歌，孝悌力田安本分。
    丰年好好完钱粮，歉岁时时有蠲赈。工人听我劝善歌，勤俭手艺莫学懒。
    也有一艺能成名，也能发财逾万贯。商家听我劝善歌，公平交易莫取巧。
    但能勤俭去经商，应享利权官为保。众人听我劝善歌，莫打官司莫械斗。
    莫去赌博吸洋烟，莫去冶游滥交友。教民也是良家子，一体相待无歧视。
    民教彼此要相安，勿为国家妄生事。会匪有莠亦有良，被胁入会无主张。
    但能自新速解散，不究既往准安常。
    人人都说外国好，外国又把中国羡。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
    我今与你苦口说，字字真切无传讹。仔细听我劝善歌，福多寿多子孙多。[1](351期,九月初六日)
    端方呈递《劝善歌》，正中慈禧下怀。据清档记载，慈禧在看到《劝善歌》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连续颁布两道指令：一是由军机处寄发全国各直省将军督抚。该上谕谓：“谕军机大臣等：端方呈进《劝善歌》，于人心风俗不无裨益。著各该将军督抚即行刊印，分饬各州县于城市乡村遍行张贴，俾小民一体周知。钦此。”[6] 二是由军机处片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该日军机交片称：“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呈进《劝善歌》，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行刊印，于京城内外地面，各处张贴，俾民间一体周知，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7]
    以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端方为了讨得慈禧欢心，除了由军机处呈递《劝善歌》之外，还主动将《劝善歌》送到《国闻报》刊出。如《清代人物传稿·端方传》即持此种观点。该文称：
    端方政变后几乎被治罪，据说由于贿赂了荣禄、李莲英，得到二人的袒护，又作了一千余字的歌功颂德的《劝善歌》进呈，并刊于《国闻报》上，才免被追究。十月，任陕西按察使，翌年护理巡抚并改任陕西布政使。[8](P67)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国闻报》原件，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国闻报》是在批判《劝善歌》欺诈与愚昧。该报居然不顾清廷之反对，以“本馆跋”的形式，在刊登《劝善歌》的同时，大唱反调：
    跋：右《劝善歌》一篇，中国政府以此颁示其国中臣民者也。其谓赋役之法，兵刑之制，中国自古至今未有如大清之善，则历代陈迹，载在史书，苟参互而考求之，是非得失，明于政治者，必能辨之，无俟本馆之屑屑也。至若皇亲擅政，内监用事，皆为本朝家法之所禁，防微杜渐，垂戒后人，此固大清开国之君，鉴既往之覆辙著为律令，以保其子孙黎民者也。
    然吾闻清国家法，其著为律令者，当不止此数端，今果能一一遵守之否？度明于本朝掌故者必能言之。固非吾外臣所得知矣。若乃劝士之法，则曰切莫结党；劝农之法，则曰歉岁有赈；又曰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兹数说者，若不考情实，猝然闻之，亦似切近情理，洞见利害。然于政治得失之故，其道相左，其效相反。守一先生之说，固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也。盖士而无党，则导民以散，国必不强。农而有赈，则导民以惰，国必不富。外国税重，有所以能重之故，故虽重而民不怨。中国税轻，则何以商贾视关卡为畏途，十室之邑，必有逋赋。外国物贵，有所以致贵之由，故虽贵而民用不匮。中国物贱，则何以乞丐遍于都市，八口之家，常无一日之蓄。泰东西政治家恒谓：税之轻重，物之贵贱，于国家治化之浅深相消息，歌者盖未之前闻也。
    夫士之必得有党，农之不可有赈，与夫租税轻重、物力贵贱之所以然，其理宏深，其义精确，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然又不忍嘿而息使此蚩蚩之氓，终无明理之一日。故于此先表其大旨，以告天下之善歌而求和者，如欲毕其说，则请俟之异日。本馆跋。[1](351期,九月初六日)
    显然，《国闻报》跋文与端方的论说，完全是背道而驰、风牛马不相及的。该报提出清朝的赋役兵刑是否至善，只要参阅历代史书记载，“必能辨之”；端方是在以“浅见寡闻”，来“定天下是非”。
    《国闻报》的跋文刊出之后，京师一些细心的读者已经看出该报馆是在与朝廷作对。如改归知县庶吉士、前户部主事缪润绂专门为此事向朝廷上书，认为奸党甫去，乱端复萌，其证据即是“天津之《国闻报》依然邪说横行，假外人为名，实皆华人笔墨。……请旨查明此种报馆，究系何国设立，何人主笔；一面饬下总理衙门查明公法约章，照会各公使，不得违约徇庇；并一面饬之各督抚严禁送报阅报，违者罪之，庶足以申国纪而靖人心。润绂微末小臣，曾叼食禄，前以大局危迫，迭次上书，曲荷圣量优容，不以憨直见罪；今乱萌未绝，弥怀隐忧，用罄愚恳之诚，伏冀圣明采择。乞代奏请皇太后皇上圣鉴，不胜迫切惶悚之至。又近出之《国闻报》语言狂谬，诋斥朝政，摇惑人心者，以《劝善歌》跋，康有为问答二篇为最。其原文甚长，谨摘录另缮清单，用备查核，转呈御览。谨呈。”[9](P487)
    最后，还应该说明，在颂扬改革派事迹的同时，《国闻报》还对守旧派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进行揭露。《国闻报》对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进行挑战，公然将翰林院编修沈鹏的要求杀荣禄、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的奏折，刊诸于报端，并且对该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沈鹏（1870－1909年），字诵棠，号翼生，又号北山，出生于江苏常熟，是帝师翁同龢之同乡。沈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自励，发愤读书，并且师法古代圣贤的优秀品德，以忠孝为纲，以志节为本，孜孜不倦，奋发图强，十五岁即以诸生人国子监。光绪二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沈鹏的《致翁大世叔函》等未刊信函来看，沈氏本人应系典型的循规蹈矩、拘谨小心的书生。他的一生颇不得志，婚姻亦多挫折；与翁同稣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交往相当密切。翁氏曾通过沈鹏了解国子监学子的情况。变法初起，沈鹏即对清廷将翁同稣罢黜，心怀怨愤。政变后，又对荣禄、刚毅等执掌政柄者非常不满，对太监李莲英等宦寺干政，尤为鄙视，认为他们的胡作非为，必将“生祸招灾”，故而主张将此“三凶”严惩杀掉，真可谓仇视权奸，不顾生死，轰动朝野。
    《国闻报》在收到沈鹏的奏章之后，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折稿照录”栏目里刊登沈氏的《为权奸震主削民，生祸召灾，请肆诸市朝折》。该折指斥军机大臣荣禄等人，谓：
    今大学士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柄……伏愿皇太后皇上听曲徒薪之谋，为未雨绸缪之策，毋使董卓曹操再见于今日。……今岁大学士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虽其筹饷之名为力除中饱，不竭商民，然剔决搜罗，不顾大体。而不肖官吏，肆意追乎；又裁撤学堂，以伤士气，更有太监李莲英，以一宦寺，干涉朝政……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10](十月十六日)
    沈鹏此折草就之后，曾到自己所属的翰林院衙门，请求管理翰林院的大学士徐桐代为呈递，为徐氏斥责，拒绝呈递。沈鹏的江苏同乡惧怕其大难临头，劝其暂避锋芒，沈氏执意不肯。据徐桐《致钟琦太史函》称，沈氏曾两次登徐桐之门，恳求呈递，均遭徐氏痛斥。[11] 而且，守旧党对沈鹏公然与执政者对立，为改革派鸣不平的行为怒不可遏，切齿痛恨，并欲加害沈鹏。沈鹏之好友再次劝其返回故里，躲过风头。不料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铁汉，到天津后，居然将此折转递到《国闻报》。然后，才返回常熟。
    《国闻报》在刊载沈鹏之折后，并加注说明此折系“翰林院编修沈鹏于九月二十一日送至衙门抑而未上之稿”。此折刊布后，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沈鹏的直声震天下。半个多月后，《国闻报》又在“国闻录要”报道：翰林院编修沈太史鹏，前曾请掌院徐中堂代奏请杀大臣某某及内监某等一折，中堂不为上。复具一折，仍抑之，将再请。众乡友强其出京。不料，至津后仍折驾而回，更具一折，极言溥炘可继大统，掌院以其愈言愈谬，置于不理。然外人闻之，大以为奇。[10](十一月初三日)
    《国闻报》还于己亥十一月刊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仇视改革派的消息。其文曰：
    《举劾大臣》，徐荫轩相国桐，年登大耋，当朝柱石，近来慈眷益浓，前月缮具长疏，举劾大臣。其所劾者，为前协揆翁同龢，前尚书孙毓汶，南洋大臣刘坤一，山东巡抚张汝梅，安徽巡抚邓华熙，山西巡抚胡聘之，开缺巡抚吴大潋，皆附和新法，好与逆党及洋人往来。又湖广总督张之洞，臣前保奏，今亦改节，以上六员若不从严惩办，恐新党目久，又复萌芽。大学堂尤逆党聚集之地，在堂人员及学生等应一律禁锢终身。至其所举者，为尚书启秀，藩司于荫霖，降调巡抚李秉衡，皆系国之心膂，痛恨洋人，有如私仇，请加大用云云。奏上，翁协办，吴清帅，均被严谴，刘岘帅已交署江宁将军毓贤，严密查办。启尚书入军机，余人如何黜陟，将陆续见报矣。[1](十一月二十三日)
    随后，根据徐桐的建议，清廷对翰林院中同情维新派的词臣进行清除，沈鹏即首当其冲。据翰林院奏甄别词臣，据实纠参一折称，翰林院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属衣冠败类，原请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尚属宽纵。“沈鹏一员，前经告假出京，兹据鹿传霖等电奏，已经拿获到案，即著革职，永远监禁。翰林院为储才重地，膺是选者，率皆敦品砺行，束身自爱，岂容此等败类，滥厕清班。嗣后该掌院学士，随时考查，倘再有逾闲荡检，逾越规矩之员，即行严参惩处，毋事姑容。钦此。”[12]
    《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六日揭出沈鹏在家乡被捕之传闻：“《拿问词臣续志》，沈鹏已在江苏原籍被拿，此数员初议皆革职，内改为斩立决。后经军机大臣某某中堂二人求之，方减轻为永远监禁。”[13](二月初六日) 数日后，该报又登载《字林西报》的消息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国闻录要：军机大臣面奉皇太后懿旨，电传密谕至苏州，著该抚派员密解翁中堂，并沈太史鹏一并治以死罪云。又称：顷接北京专电，云沈太史鹏业于本月初一日拘获，即日在常熟监禁，县令嘱其速行自裁。至翁同龢曾任中堂官职贵显，县令不敢率行擒拿，惟派兵将其住宅四围看守，以防逃逸。想苏抚当遣专员前往协提也。”[13](二月十一日)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闻报》又在“东南各省新闻”中以《志沈编修事》为题报道：
    常熟沈编修鹏奉饬解省，交县看管各节，业经迭次志报，兹奉本月初九日午刻，陆护院接到总理衙门来电，著将沈鹏押解回籍，交原县看管，当派张太令瀛，雇备舟船，监押回常也。[13](二月二十二日)
    数日后，该报又“再述苏州官事”称：
    已革编修沈太史发回原籍监禁一节，业登前报。顷悉常邑令饬匠筑室，工竣后，即由邑令先诣监阅视一切，并派妥丁一名伺候。未几捕吏率同太史乘舆进监，互谈片时，邑令及捕吏即行辞去。此十二日午后事也，当时沈太史带去佛教多部，以备消遣云。[13](二月二十七日)
    《国闻报》穷追不舍地对沈鹏奏折以及相关事件进行连续报道，使沈鹏之声名大震，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守旧党人的反感。
    九、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
    
    《国闻报》在百日维新前后，支持改革，同情新党，表现得十分出色。那么，这份功劳究竟应归功于何人？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分阶段来论述。
    第一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该报正式出刊始，直到戊戌三月初六日。因为。从初六日开始，为了躲过沙俄买通朝廷官员，妄图关闭报馆的阴谋，《国闻报》迫不得已挂上了日本人的旗号，报端以光绪纪年与明治年号并存，这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为创始阶段。这段时间，《国闻报》旗帜鲜明地揭露沙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推广西学，更张旧制而大声疾呼，成了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该报完全掌握在维新派手中，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
    第二阶段自戊戌三月初六日开始，直到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前。虽然日人西村博为名义上之馆主，但实质上《国闻报》仍一直掌握在以严复、王修植、夏曾佑为首的改革派手里。戊戌政变后数月，夏曾佑在写给其毅伯表兄之信函中称：“馆事则一切交与日人矣，弟等当初办此事时。作论打听新闻则甚劳，筹款备赔则又甚困，大为外力所挤则又甚窘。其事之苦如此。而自交日人之后，日人西村博名为馆主，而其人性极雅澹，且与支那言语文字均不甚通，虽在馆中而悠然物外，若与馆事无涉也者。日领事郑永昌稍精明。而无暇力及此。”[2](P1338)
    正如夏曾佑信中所云，西村博仅是名义馆主，实际上很少过问报馆事宜。当然，对《国闻报》的态度，在天津的日本人之间，亦有差异。日本学者中下正治曾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国闻报》做过分析，指出郑永昌领事和社主西村博之间，在办报的方针上发生过一些分歧和矛盾。并介绍西村博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短文，② 颇有参考价值。但是，总体来说以夏曾佑的看法为妥当，日本方面对该报在百日维新期间鼓吹改革、赞扬变法的新闻报道并无干涉。正因为如此，《国闻报》才能坚持其初创阶段的方针，在鼓吹变法，支持改革派方面，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由于自戊戌三月初六日始，日本人介入报馆事务后，与初创阶段相比，情况又稍有不同。为了维持名义馆主西村博的日常所需，日本小村外务大臣致函天津郑领事，称外务省决定给予《国闻报》少量的补贴：
    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机密第一号报告中，曾谈及天津支那报纸《国闻报》之情形。据现刚归来的该报社挂名人西村博称，他有意将与本国人携手扩张业务，并已与某报社主共同商议。但是，尚未能达成协议，而且仅他一人，很难推进商议。因而本官想要参与襄助。尽管尚未知能否将事情谈妥，总之要使该人勿与报社关系断绝。如该人所呈之愿书称，在协议谈妥之前，我方决定每月补助该报社50元。[14](P8－9)
    后来，郑永昌又进一步向外务省报告执行此决定的具体细节，其文称：
    当地发刊之汉字报纸《国闻报》挂名人西村博呈请称，为维持报纸正常运作，需有一定补助办法。在此补助办法实行之前，我方决定作为补贴，暂时每月送给该报社金五十元。此事已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以机密第四号收悉，并已将此补助办法，转告该报纸之实际持有者王修植。若两人之间谈妥，即将该金额经本官先转交给王修植，然后付予西村博，则与该社的关系，当会有良好进展。因此，请将该补助金额直接寄给本官。每月底以前或两三个月之金额应预先支给。其实，西村博本人呈请，此项补助金额被充作他本人的在留费用，并向本官提出请求垫付今年七月以后的补助金一百元。本官出于不得已，暂以全额垫付。请急速追加付给。[14](P19)
    日人西村博虽然为名誉馆主，但是，既然要挂日人旗号，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国闻报》在百日维新后期，其所发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方面影响。尤其是在戊戌八月初六日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闻报》骨干成员均萌退志，严复在其《戊戌八月感事》诗中称：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15](P414)
    该诗写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后，它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对维新同伴们壮志未酬、撒手人寰的无限同情，以及忧虑时局、无可奈何的心境。戊戌政变之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上台执政，将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所颁布之新政诏令悉予废除。守旧大臣盲目排外，昏愦不堪，他们对《国闻报》所鼓吹的西学极端仇视，必欲灭之而后快。因此，《国闻报》与清政府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改革派人士，则深感与变法高潮时成两世界，他们往日的办报热情，因形势剧变而大大削弱。他们觉得报馆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尤其是严复首当其冲。郑孝胥曾在日记中记载：
    闻前数日或劾严复、王修植、孙宝琦者，军机大臣为力救乃免。……日来《国闻报》指斥朝政，略无忌惮，意在挑衅。彼必有以待之者，惟幼陵当益危耳。[16]
    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夏曾佑所写书信一通，该信称：
    毅白表兄执事：
    近已将报馆之席辞去，移居王菀生家，惠书寄红楼后可也。都中虽有谣言，尚不至如所闻之甚，故拟仍行入都。报馆王、严均拟暂停，已有成议（日人尚不甚愿。）颂毂信已收到，已转告报馆帐房。菀款已代言，须待数日。昌言馆若何？公之进止若何？有起用菊生之说，恐不确。鄙人二馆俱辞。一官未得，其窘可知，不赘述也。亡人均蒙优待，而极窘于资，此确信也。碎佛。（十一月初七日到）[2](P1336)
    夏曾佑所说“二馆俱辞”，系指辞去他在《国闻报》所任主笔和在孙慕韩所主持的育才馆所担任的教习二职。夏曾佑因为仅担任主笔，与报馆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故于政变三个多月后，即能辞去在《国闻报》的职务，而严复、王修植，则情形与夏氏不同。严复是《国闻报》的主要股东，而王修植则是馆主，因此仍必须留在报馆内。然而，鉴于守旧派压力日益增加，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改革派人士，极力想将报馆售给日人；他们对于形势相当悲观，夏曾佑在《致毅伯表兄》函中曾指出：“又陵甚自危，菀生稍可，慕韩可无事”，[2](P1338) 所述应系实情。然而，政变后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国闻报》应该办下去。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在向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称：
    《国闻报》是以前改革派在政府中得势时，依靠改革派协助而成立的。然而，自上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内部突然发生变动之后，改革派人员遭到逮捕杀戮之灾，今其社员惟恐祸害及身，或有避之犹恐不及而退居家乡者。当此风云变幻之际，若不讲究充分之补助法，则该社可能面临难以为继之状况。[14](P19－20)
    郑永昌所述政变后维新派“惟恐祸害及身，或有避之犹恐不及而退居家乡者”，与夏曾佑信函所言相符。不过，此报告所述“上月二十二日”，不太准确。政变时间应为阳历九月二十一日。两个月之后，即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永昌再次向外务省呈递第26号机密信。该信谓：
    天津发刊之汉字报纸《国闻报》，原为支那人王修植所有。因清国政府施加种种迫害，遂有日本人做表面之社主维持经营，对此已在以前之报告中详细说明其困难经历。现今，王修植已陷入行将解散之窘境。然而，该报纸发行数已达到三千，如果很有前途的报社就此破产，实为遗憾。并且，该报社之消长实与日本之利益有很大关系。吾等已在当地用尽种种救济方法，毕竟难觅良策，遗憾之至。因此，务请在国内劝导有志之士，设法救济报纸。仅需一万元左右即可充分维持，当会有奋起而尽力于救济者，务请多方劝导有志之士。该报相关之经历、与日本之关系，以及其他发刊方面之愚见，已申明如别纸，敬请查阅。[14](P26)
    显然，日本人想把《国闻报》继续办下去，其重要目的是“该报社之消长实与日本之利益有很大关系”。郑永昌的报告受到日本外务省关注，并且允诺日方出资购买《国闻报》。于是，买卖双方正式办理了转卖手续。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保存了当年天津维新派将报纸卖予日本人的原始文件。该文称：
    卖约：立卖约人王修植，今将国闻报馆所有机器铅字，生财什物及一切费用等项，出卖与大日本国驻津郑永昌领事。言明价值洋钱一万一千元，其洋钱均已照数收清。自卖之后，所有国闻报馆财产及一切经理，均由郑领事作主，无论盈亏，不涉原主之事。立此卖约为凭。大清国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立卖约人王修植，受卖人郑永昌，见卖人西村博、方楚青。[14](P57)
    除签署《卖约》外，王修植还向郑永昌递交收据一纸。文曰：“今收到郑永昌领事《国闻报》价值银钱一万一千元，立此收据存照。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王修植字。”[14](P59) 《卖约》签署之后，严复、王修植亦正式撤出报馆。日本的外交官成了《国闻报》的真正主人。由方楚青见证的这份《卖约》，只是馆主与日本外交官私下交涉而成，既未登报，亦不声张，外界一概不知其原委。
    因此，《国闻报》的第三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卖约》正式签订之后，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报馆停刊为止。在此阶段，日本人成了《国闻报》的主人，尽管王修植等人还时时以该报为阵地，发布一些同情维新党与顽固派作对的文字，但是，其性质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日本所有并掌握其经营权的报纸。
    西村博由名誉馆主变为真正的馆主，方城则成了该报馆的主笔。方氏又名方楚青、方若，浙江定海人，长期定居天津。此人秀才出身，曾任永定河工委员、北洋大学文案兼教习。方氏其人对维新事业漠不关心，他所追求的是利用报馆发财。此种情形，在夏曾佑《致毅伯表兄函》中亦有揭示。夏氏指出，《国闻报》卖与日人之后，“遂将全权付与宁波某君。某君主事以后，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之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二十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而我辈昔日之地狱，一转移间而为天堂。浼而思之，不觉大笑。”[2](P1338) 由此可以看出，《国闻报》在第三阶段的表现，已经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③
    十、直隶总督裕禄试图关闭《国闻报》
    
    《国闻报》自创办以来，坚持宣传西学，支持维新变法；戊戌政变之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以前的做法，为改革派鸣不平，因此，引起守旧官僚的极力反对。政变伊始，京城反对改革的文人即将矛头指向《国闻报》。戊戌八月十二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率先奏参康有为等居心叵测，危害社稷，并指责“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9](P467) 黄桂望此折捕风捉影，栽赃陷害，鼓动刚刚上台执政的守旧党人“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免外人干涉。此折递上之次日，守旧派即在菜市口挥动屠刀，将六君子处死。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闻报》仍然为改革派人士张目。九月初六、七日该报刊布康有为在香港等地发表的反对慈禧等人之激烈言论，更激起顽固派的仇恨。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准良递折谓：
    署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奴才准良跪奏，为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据实密陈，请旨查办事。
    窃以报馆自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时政，诋斥廷臣，较诸往日有加无已；然未有肆逆不法，如九月初七日之甚者也。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此即设馆实系洋款，秉笔出自洋人，犹宜念和好邦交，共懔犯上亡等之训。况以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地，食中国之食，乃敢以首逆无父无君之言，广为传布乎？应请密饬直隶总督，设法严禁。若能出之该管地方官本意作为，一见国闻此报，即行查办，不敢上渎圣聪，似尤得国体之正。总之，率土既已同生，人心必不尽死，大义所关，公论具在，应无虑以此启衅端也。奴才愚昧之见，无任愤懑，迫切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9](P482)
    此外，原翰林院庶吉士缪润绂，也同样为《国闻报》刊登康有为上述谈话向清廷上书。缪氏还将《国闻报》九月初六日所登载的有关康有为的内容详细摘抄，作为附件向清廷进呈。并称康有为言论：“见九月初七、初八日报，此外连篇累牍，皆诅咒皇太后之词，悖逆太甚，实不敢备录，如蒙圣明俯察，谨拟再将该原报上呈。”[9](P487) 缪氏本人，不具备上书资格，此折应系他人代替，故未署具体时间，由军机处所草拟的处理准良折的上谕观之，缪氏此折似乎在九月十四日之后上呈。在接到准良之奏章后，慈禧即命军机处将惩处《国闻报》的上谕，直接发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其文曰：
    军机大臣字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内阁学士准良奏，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据实密陈一折。据称：报馆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诋斥较诸往日有加无已。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等语。自系指天津国闻报馆而言，该报馆名为设自洋人，必有内地匪徒，挟洋为重，敢于肆行指斥。著裕禄拣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孥获惩办，毋得轻纵，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6]
    裕禄，出身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是京城满人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此人“专用揣摩之法”取得慈禧、荣禄等权贵的信任。④ 据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记载：
    裕禄字寿山，德弟，以门荫为郎。光绪初擢至安徽巡抚，尝权江鄂督，年方三十也。应事明敏，群称其能。移奉天将军，甲午所辖地半失，屡议处。至再褫职留任。德宗将罢之，荣禄说于孝钦，强帝调之福州。福州兼关榷，岁入四十万，仕也。戊戌授川督，未至任，移直隶，拳乱初作，禄尚通电各省，持正论。已而，受后恉，遂附乱民。其迎谒义和拳、红灯照，近世已有纪载。一日方腾疏报捷，敌师已陷天津，乃走出，至杨村中炮死。[17](P27)
    沃丘仲子所述裕禄生平大体不误，惟在所述“戊戌授川督，未至任，移直隶”之间，漏书戊戌四月底，在荣禄由军机首辅，出任直隶总督后，裕禄曾补替其空缺，担任军机大臣。戊戌政变刚发生，慈禧将荣禄调回北京主持中枢事宜，而以裕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朝廷对裕禄的信任，远在其他满人之上。因此，裕禄作为慈禧之“腹心”，他在接到此谕旨之后，便想方设法与《国闻报》为难，试图让朝廷满意。由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观之，裕禄开始时，想通过金钱交易，买下报馆，然后自行处置。并且用行政手段，严厉禁止直隶各级官员购阅《国闻报》，使该报之发行数量锐减。
    由于日本方面反对，裕禄的购买计划未能如愿。于是，裕禄又命津海关道出面先以照会形式，施加压力，让日本驻天津领事，将《国闻报》自行关闭。其照会称：
    （第四号）⑤ 启者，查报馆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开广见闻，故各国报馆虽多，其或议论不纯，致淆国人之观听，其禁例亦均甚严。前因天津国闻报馆，屡以敝国时政，妄登报章，肆意毁谤，实有不合。本道现奉北洋大臣裕谕，以该报馆查系贵国人所开，我两国现在和好，极宜修睦以敦邦交，饬即转致贵领事，请烦将国闻报馆即行禁止，免淆惑人心，实于彼此均有裨益。用特函达，即祈贵领事查照饬遵，并希见复为荷。专此，顺颂台祺。名正具。（西历二月初四日）初四日。[14](P91)
    上文未署时日，“西历二月初四日”为日人红笔书写。似有误，以其与第五号函不衔接。在天津，一般涉外事务，直隶总督均命海关道前往交涉。尽管海关道本人大多思想开通，但是，他们必须依据朝廷守旧派的旨意，前去同日方联络。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在接获该公函之后，即复函辩驳。郑氏称：
    （第五号）敬复者：昨接来函，以贵道现奉北洋大臣裕示谕，以国闻报馆淆惑人心，请为禁止等语。本领事查各国通例，凡开设报馆侈谈时务者，必系关心时事，以冀开广见闻，是以互有议论，不特政府所不禁，且亦政府所乐闻，盖即宣上德通下情之意，俾令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上下不致蒙弊（蔽）故也。
    今查国闻报所登，大略即是此意，其或偶有议论，亦系照录他报，翻译各国新闻，岂有所谓议论不纯，淆人观听耶？
    至于登录贵国时政，该报馆或系得自传闻，或系确凿可据，以符有闻必录之例，岂有所谓肆意毁谤，致有不合耶？现在两国和好，极宜修睦敦交，本国志士是以设立报馆，原为唤起中国人心，俾扩见闻，正因和好修睦敦交起见，欲令中国阅报诸君，皆成识时俊杰之士，乃贵政府反以为淆人观听，鼓惑人心，而欲禁止，本领事不识出于何心，实在万难从命。如贵政府必欲严禁，则此报馆原系本国志士所设，应请转达总署，与敝国驻京大臣相商，本领事不愿与闻也。
    抑有告者，本领事复查中国现在情形，风气大开，人心思愤，倘此报设于廿年前，恐官虽不禁，即亦无人购阅，以人情安于缄默，不识时务故也。今海疆陆地之开张，内忧外患之惩创，世道日漓，人心思愤，亦时势使然也。于此而欲伏压使不得伸，窃恐愈积愈愤，譬诸草木逢春，苟萌一动，则从前之涸阴冱寒，皆不得而阻遏之，岂压力所能制也。尚望贵政府有鉴斯喻，勿伏危机可耳。
    本领事曾寓贵国历有年所，日望贵国锐进文明，为亚东富强之国，故敢进忠告之言。孰忆江河日下，转趋于暗默也，可胜浩叹。用是竭力维持报馆，以为将来人心公论之定评，复兴中国之始基也。幸甚。希将此函转呈贵督宪钧鉴为荷。此复，顺颂升祺。（西历三月五日）。[14](P93－94)
    日领事的此件公函立场显明，且口气强硬，没有丝毫回旋余地。郑永昌严词拒绝了直隶总督要求禁止《国闻报》的要求。并称：如果一定要禁止，可通过总理衙门与日本驻京公使直接交涉。
    与此同时，郑永昌还有另外一通公函辩称：
    （第六号）再启者，本领事日前风闻直隶全省官员有遵奉堂谕，一概不准购阅各项报章。不数日，即有禁阅康梁所作报章之谕旨，乃于此令不先不后，如出一辙，意者其以国闻报为康梁所作乎？不知国闻报设自本国志士，原为开化人心，伸广见闻。其购阅者，非官即商。官阅则足以明达政事；商阅，即足以发越商务。此官商藉为进化之阶，其所乐闻，亦自然之势，非压力所能制也。如水火然，水愈压，则力愈激；火愈压，则势愈猛。中国近数年来，风气日开，人人皆知振作有为，于此而尚欲抑勒之，使其一无所知，其不肯安于缄默者，势使然也。即报馆一事，始而查拿，继且禁遏，是启其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口，使时政果无可訾议，又孰得而毁谤乎？纵使禁令綦严，其能保无私相购阅乎？是不但贻人官禁私阅之诮，且启阳奉阴违之渐，其流弊伊于胡底耶？
    愚意莫如即请贵政府仍准官商人等购阅，但遇有淆惑人心之处，即置勿听可也。本领事亦谆谕报馆，凡属有议论不纯，事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勿登，庶几无瑕可伺，而风气日新，而人心自正矣。希将此函，转呈贵督宪察阅为荷。即颂钧祺。（西历三月初五日）。[14](P98－99)
    该函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日方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让官商人等继续购阅《国闻报》，可以稍作让步，即“凡属有议论不纯，事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勿登。”这无疑是驻天津日领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接到日领事公函之次日，天津海关道即复函称：
    （第七号）敬复者，昨接台函，祗悉一切，国闻报馆系贵国士人所开，本可无须管理禁止之事，然为报章常有毁谤时政，是以有不乐购阅等情。现承贵领事谆谆诫谕该报馆，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弗登。具见贵领事修睦敦交，深以为佩。除将来函谨呈北洋大臣裕鉴阅外，特此奉复，顺颂台祺。名正具。（西历二月初七日）。⑥
    由于驻天津日本领事郑永昌已向直隶总督作出一定妥协，因此，《国闻报》得以继续刊行。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而后以《清议报》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揭露守旧派镇压维新党人的罪行。慈禧震怒之余，正酝酿派遣劣绅刘学询与庆宽携带礼物、密电码等前往日本，实行所谓“联倭杀康”之策，[18](P123－209) 因此，无论是北洋大臣，还是总理衙门，在与日方交涉时，口口声声强调“修睦敦谊”。清廷当时所推行的“联倭”政策，为《国闻报》在政变后一段时间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
    十一、《国闻报》最后的结局
    
    《国闻报》在戊戌政变后一年多时间里，与清政府达成一定妥协，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守旧派在镇压维新运动之后，驻北京的外交官们一直坚持支持光绪皇帝的立场，因此，慈禧政权与外国矛盾日益加深。尤其在是年底，慈禧欲废除光绪皇帝，实行所谓“乙亥建储”，企图以大阿哥来取光绪帝而代之。此举遭到列强的反对。《国闻报》则对此事件大加报道，推波助澜，“实又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14](P105) 因而，清廷的守旧势力对《国闻报》极为仇视，决意要将该报灭绝。鉴于当时天津的局势，据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于1900年3月23日致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机密”电：
    本月3日之电报称：近来清国内阁之保守派中，反对当地发行的《国闻报》者居多，常有种种埋怨之声，因而直隶总督呈请通过购买而使之完全废止等因。对此禀报，已于5日之电报予以回训。该报纸自去年以来，屡屡发表有关清国皇帝及西太后的令人不满之报道。对此，前任公使矢野屡次提出要多加注意，且在去年7月中特派石井书记官赴天津，就上述的报道，谕示将来应注意之事项。然而不久前，对于皇嗣对立事件之报道，实又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以致该政府有灭绝《国闻报》之意，实乃本大臣最遗憾之处。
    《国闻报》发行之目的，与清国南方所发行的报纸，旨趣大不相同。既然专门作为两国外交上的一机关而在帝国政府的直辖下营业，则现时特在清廷的报道中，笔端尤须谨慎，以使不违背善邻交谊之本意。恳请对该报记者多予教导，并请将《国闻报》现在销售量以及今后业务上的意见详细回报为盼。此致内训。[14](P105－106)
    由小村此函可以看出，外务省对《国闻报》所刊“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的文章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强调该报应该以“不违背善邻交谊”为原则。而且当时日本外务省尚不主张将《国闻报》卖出。根据外务省的意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曾以书面答复海关道称：
    （第三号）敬启者，日前面谈，承贵道意欲购买国闻报馆一事，瞩为电询业主是否愿售。当即发电询问，兹按接电复云，该报馆自开设以来，历经数年，现在确有规模，仍欲自为办理，不愿出售等语，只此据电达复，即希查照为祷，并颂升祺。⑦
    在直隶总督裕禄紧锣密鼓地为查禁《国闻报》而奔忙之际，王修植又被守旧派弹劾，此亦为《国闻报》史上一起重要事件。其原委在裕禄的“为查明天津国闻报馆，现系日本人开设，道员王修植并无在馆主笔等情折”中有翔实记述。裕禄称：
    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钦奉上谕：有人奏，天津国闻报馆，为候补道王修植所开设，上年封禁之后，贿求日本出名，仍系王修植主笔，造作谣言，变乱是非，乃至诽谤朝政，请饬查禁严惩等语，著裕禄查明，严行禁止。王修植如果实有主笔等情，并著切实查明，从严参办，……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当即密饬津海关道黄建筅切实详查，去后据该关道黄建筅禀复，遵饬详查天津国闻报馆，起初原系中国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开设。因资本折阅，即于二十四年三月间售与日本国士人西村博接开，馆事皆由西村博经理。内有一华人名方若，本系浙江定海籍贯，因娶日本之女为妻，即入日本籍，现在该报馆司事，管理一切事件；又有日本人安藤为翻译，遍加察访，该馆主笔并非道员王修植。……
    现经一再访查，该报馆确系日本人西村博所开，买于福建人李志成之手，其在李志成开设报馆之初，王修植有无合股，时仅四月，事隔两年余，详查并无确据。而西村博售买该馆，实在二十四年三月间，并无华人资本在内。且查王修植二十四年冬间，先奉委查勘秦王岛地界，继于上年三月间，即请假回籍。八月假满后，又赴京引见，十一月始行回省，在津之日无多，均有月日可稽，据以考证其无开设报馆。上年封禁后，贿求日本出名，仍系在馆主笔情事，尚属有可征信等情禀。经奴才以国闻报馆。现既查明系日本人所开，其以造作谣言，变乱是非之报章，妄行刊列，甚至诽谤朝政，惑乱人心，有违各国报例，饬令该关道函致日本领事郑永昌，即将该报馆禁止。
    据该领事两次来函辩论，大致以报馆不能禁歇为词，而于该报馆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言，尚可谆谆诫谕，若令为禁止，该领事实难从命；如必欲严禁，则此国闻报馆系日本志士所设，应请转达总署与日本驻京大臣相商，该领事不愿与闻等情，函复海关道禀复前来。
    ……
    查王修植才具尚优，粗谙西学，遇事善于炫长，明敏有余，诚谨不足。然自奴才到任后，考察年余，尚无劣迹可指。该员现丁本生父忧，俟其起复到省后，随时留心察看，如果趣向不端，不能敛才就范，即行据实参惩，不敢稍事姑息。至日本领事以该报馆为该国人所开，不肯允饬禁歇，惟许禁列不纯之词，而又言如必欲严禁，须由总署与该国驻京大臣相商，该领事不愿与闻等语，亦难免非该领事无禁止之权，借以搪塞。但此等悖谬报章，凡有人心者，莫不深恶痛绝，近奉本年正月十五日谕旨，又复严加申诫，如有购阅各项悖谬报章之人，查出即行严办，但使销路尽无，外人即意欲护持，亦无所用。
    惟该领事所称，如必欲禁止，须与该国驻京使臣相商之处，应否知照日本驻京使臣，饬知该领事转饬查禁，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以期力除邪妄。所有查明复陈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P400－402)
    裕禄奏章说明，戊戌政变之后，严复、王修植等人的忧惧并非多余。裕禄此折递上之后，于二十二日奉旨“该衙门知道”。[19](P402) 尔后，总理衙门专门为此致函日本公使谓：
    迳启者，本年二月二十日，准北洋大臣文称，据津海关道禀称，遵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天津紫竹林地方开设国闻报馆，后见报端刻有日本明治年月，询知该馆系因资本折阅，转售与日本士人西村博接开，于二十四年三月间。由西村博接管经理。
    惟该报往往以无稽之言，刊列妄布，甚至造作谣言，变乱是非，诚属违例等语，复饬该关道函致日本领事郑永昌，即将该报馆禁止，迭据该领事复称，不能禁令该报馆歇业，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词，尚可诫谕，如必令禁止，则此国闻报系日本志士所开，应请总署与日本驻京大臣商办，该领事不愿予闻等情。
    查国闻报馆捏造是非，诽谤政事，实属有违各国报例，请由总署知照日本驻京大臣，转饬该领事查禁等因。
    本衙门查国闻报馆即经开设在中国地方，所刊报章，妄播议论，于中国政治大有窒碍，相应函请贵大臣查照，即希转饬驻津领事，如能裁撤，固属甚善，否则，必须严饬报馆，凡有妄肆诽谤，有碍朝政之词，不可登入报章，以息莠言而敦睦谊，是为至盼。此布，顺颂时祉。名另具。三月初二日。我四月一日。（引者按，“我四月一日”为日人红笔书写）[14](P109)
    总理衙门此函未标明年号，应为光绪二十六年。此函明知禁止《国闻报》已不可能，故而只要求“凡有妄肆诽谤，有碍朝政之词，不可登入报章，以息莠言而敦睦谊”。清政府在列强面前软弱无能于此可见一斑。两天后。日本驻京公使复文称：
    迳覆者，昨准函称，准北洋大臣文称云云等因，本爵大臣查，前据驻津领事具禀称，所有国闻报馆一事，业经与津海关道相商妥洽，一面禀明北洋大臣，一面谆瞩报馆，加意慎重，迩来查阅该报所登各节，尚无违碍事体等因。本爵大臣以此事早经办妥，甚为欣悦，兹准前因，相应函覆贵王大臣可也，专此，顺颂，时祗。名另具。四月初三日。⑧
    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高涨，日本驻京公使对当时愈来愈紧迫的外交危机有更深切的感受，他直接了当地向外务大臣建议将《国闻报》卖出，以摆脱困境。他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件中写道：
    近来清廷倾向于排外之方针，同时对康有为等一派愈加憎恶，因而对于新闻事业特别予以注意，并采取尽力抑止之方策。于是，如对天津之《国闻报》，禁止官员购读，且有呈请停刊之举。郑领事与该地地方官往复交涉，以致郑领事回答尔后将对该报纸加以注意，此事已在由领事发出之报告中详述。
    本月一日，总理衙门函请如另纸，本官亦回复如另纸。对于该报社，清廷颇为注意，其有嫌恶之情已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一是由于该报社地接北京，容易引起当地政府之注意，一是由于该报社的论说报道常有赞同改革派之意，而尤为清廷所恶。由目前形势而推测将来，我国若欲维持该报，反而有害于清廷之感情，使彼借以徒增疑惑，无丝毫之利益。至于所谓启发清国之人民云云，乃为凭空之妄念，显然终无其效。
    如遇到良好机会，将该报卖出为上策。近日，天津道台曾与郑领事商谈，有购买该报之意。该领事向本省请示。本省回复不欲出售该报，因此该领事遂谢绝海关道之请求等语。
    其后，又接到该领事之报告，甚感遗憾。若欲售出，则不论土人或外国人，皆与我无关。（否则）愈加导致监督上之不便。尔后如有好机会，则应采取临机应变的措施。敬请内示，并呈报如上。敬上
    明治33年4月3日
    特命全权公使男爵西德二郎
    致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14](P107－108)
    庚子春夏相交之际，京师义和团正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清政府中的端王、刚毅等顽固派不可一世，均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人员已逐渐感觉到风暴正在来临，因此在收到西德此报告之后，日本外务省改变先前作出的决定，而同意将《国闻报》售出。青木外务大臣在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草，同年四月三十日发出，致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机密公函中称：
    关于《国闻报》，上月12日机密第5号呈报，附以往复公文缕陈请示，均收悉。在清国各地与本邦人有关的报纸之情形，已在前2月27日机密第3号训示。皇嗣对立事件以来，一般清国人反应不佳，尤如《国闻报》痛伤清国政府之感情，直隶总督遂作出购买并废止该报的决定。此情已在前函呈报，而现又据驻清西公使之报告称，清廷对《国闻报》愈加厌恶，一面禁止官员购读，一面饬使总理衙门向该公使照会，要求如有可能，将该报馆裁撤。该公使亦称，由目前形势观之，维持该报，反而愈增加其对我猜疑之念，于我亦无丝毫之利益，因此将该报售出实为上策，此请训等语。本大臣亦同意此意见，并回训将其售出。至于出售方式，望随时向西公使请训而采取可行的措施。如此可收入巨额款项，此点亦望多了解。特此内训。[14](P111)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给其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亦发出大体相同的指示。[14](P113)
    日本外务省虽然同意将国闻报售出，但是，售卖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天津的局势瞬息万变，这种局面是日本外务省始料未及的。以山东为中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日盛，发展迅猛，并且迅速向直隶、天津一带蔓延。天津城厢内外，义和团的势力兴盛一时，既有张德成、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民众，又有由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他们奋起反抗列强入侵，群情激愤，如火如荼，矛盾愈来愈尖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天津濒临海口，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出兵侵略，通常都是在天津附近的大沽口登陆，然后经由天津向北京进发。故清廷不但派遣重兵在天津把守，而且还源源不绝地将在京师地区已经挂号的义和团民众派往天津增援。慈禧后来甚至采纳军机大臣启秀的荒唐建议，将有法术的五台山僧人派往天津。慈禧于庚子六月二十日专门发布谕旨称：
    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在天津，著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堵击。⑨
    同日，清廷还以八百里特快公文寄谕裕禄，称事机紧迫，“该督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9](P487) 可以说在整个庚子夏季，天津地区已经成了全国义和团最活跃地区之一。
    义和团组织分散，人员众多，其成分亦日渐复杂，除了以文盲为主体的农民之外，还有少数思想守旧的文人。[20](P197) 这些守旧文人，在引导义和团实行所谓“扶清灭洋”政策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把识字不多的农民引上盲目排外的道路，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闻报》。当时，在国内非常流行的义和团歌谣中，即有专门针对《国闻报》的。其中一首传播甚广：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
    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
    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
    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
    众家弟兄休害怕，北京今有十万兵。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21](P10)
    义和团民众还在天津梁园门散发揭帖，名为《焚坏国闻报》七绝四首，略谓：
    国闻报馆言语狂，戊亥（戌）年中归东洋。此后何人匪各论，天谴难容灰烬亡。
    商农无惧各自安，北阙江山有万年。但待泰西远剿后，昆弟飘然归于山。[20](P38)
    这些揭帖用词讲究，毫无疑问是出自封建文人之手。揭帖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下层民众并不知道慈禧所推行的政策，正在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而这些揭帖所称“我皇即日复大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国闻报》已经成了义和团的攻击对象，处境非常被动，时时会大难临头。直隶总督也不再提购买之事。特别是当帝国主义列强的大量军队由大沽口登陆入侵之后，天津城内外，战火纷飞，《国闻报》的售卖一事已经无法进行，而且面临停刊倒闭的命运。
    根据日方的材料，《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因遭团匪之变，暂时停刊，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1901年3月1日）改报名为《天津日日新闻》。”[22] 社主西村博也在“天津通信”里做过说明：“国闻报馆正值动乱之际，从三叉河口被轰炸。道具和机器都被糟蹋得非常严重。其后，日本军队又驻进馆址，就无法继续刊行了。”⑩ 由西村博自述可知，《国闻报》之末日，主要是列强发动侵略战争所致。而且，入侵日本军队又大量驻进，报馆变为兵营，直接造成报馆的停刊。
    十二、余论
    
    综观《国闻报》从成立到终结的经历可知，一份以宣扬维新变法为己任的报纸，所经历的道路是十分坎坷曲折的。该报纸由严复等维新派自己出资创办，数月后却不得已而挂上日本人旗号，最后完全卖给了日本人。改革派人士壮志未酬，饮恨离去。其中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封建专制政体与新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国闻报》的主要成员严复、王修植对此深有体会。至于主笔夏曾佑，则更是感叹不已。他从开始时便一边办报，一边愤愤不平。夏氏接受了严复传播的许多西学思想，并且把这种新的理论，身体力行地贯彻在编辑《国闻报》的实践中，力图使这份新生的报纸，变成唤醒民众、奋起救亡的号角。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当政者多次设置障碍，处处与他们为难，使这位充满维新之志的报人，感到呼天无助，扼腕痛愤。戊戌政变发生后，夏曾佑走头无路，在被迫离开报馆时，说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夏氏云：
    我辈昔日之地狱，一转移间而为天堂，浼而思之，不觉大笑。从此有一公理可知：盖支那者无教化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此理既明，吾党亦可无怨矣！……中国有史以来，大约从无真话，肃党之事，近在耳目之前，亦不可知其详矣。至于今日国民亦知政府之不可信，然亦无从核其实。读八月上谕以后，则舆论以康为当诛，读东洋某某报以来，则舆论又以康为无罪，公论之不可恃亦甚矣。[2](P1338)
    上文中的“开化之事”，指的就是开办报馆，鼓吹西学，以新知识去唤醒民众；然而，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统治之下，是不可能“行开化之事”的。因为报馆所揭示的历史真实，往往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因此，清末报人的日子注定是不好过的。严复是《国闻报》的灵魂，因此，政变后，夏曾佑才说“又陵甚自危”。[2](P1338) 而严复自己在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交谈时亦谓：“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何能有谈时事之人？”(11) 早期维新派所经历的坎坷与灾难，实在是令人同情，发人深醒。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为《国闻报》设下了不少陷井。尤其是俄国表现得特别穷凶极恶。因为《国闻报》的核心成员，抱定了爱国主义的宗旨，故其在新闻报道中，能不断向国人敲响警钟，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帝国主义在华代表人物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采取与封建势力联手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内部的进步力量。曾经与康有为一起发起召开京师保国会的李盛铎，出面弹劾严复及《国闻报》，可谓一典型事例。
    再次，《国闻报》为了躲避被关闭之命运，屡次请直隶总督王文韶出面帮助。倘若没有王文韶协助，《国闻报》很可能就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当然，王文韶能挺身而出保护《国闻报》，与日本方面的配合也是分不开的。日本人保护了《国闻报》，使其免受守旧派的扼杀，但也使这份维新派的报纸与日本有了特别紧密的联系。这种特殊紧密的关系使《国闻报》只注意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而未能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因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一直推行侵略中国的对外政策，即使在戊戌己亥间亦未曾间断。庚子年就更不必说了。《国闻报》自从戊戌三月以明治纪年始，即以不刊登有碍日本利益的文章为先决条件，等于捆绑了自己的手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注释：
    
    ① 《国闻报》对保国会的报道，大多是据梁启超所提供的文字刊出的，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② 中下正治《国闻报与郑永昌领事》，《新闻与日中关系史——在中国日本人经营之报纸》，东京研文1996年版。
    ③ 对《国闻报》第三阶段的详细情形，笔者拟另文论述。
    ④ 参见张廷襄《不远复斋见闻杂志》，转引自路遥《裕禄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册，第65页。
    ⑤ 以上“第四号”为红字，系日人后来所加。下同。
    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2页。此件在日档中排列第7号，末尾有红笔注明西历二月初七日，疑误，由其内容观之，本件应是时第6函的答复。
    ⑦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89页。此件档案在日档中排列有误，并以红笔标明为第3号，排在明治三十二年档案之前，根据该档案内容提到“历经数年”以及郑永昌致外务省信函判断，应为明治三十三年的交涉文件。原件为中文，该件电文之日文译文标明3月6日，似应为1900年3月6日。
    ⑧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10页。此文未标明年号，应为光绪二十六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
    ⑩ 引自中下正治《国闻报与郑永昌领事》，《新闻与日中关系史——在中国日本人经营之报纸》，第51页。原文署名麻三斤即西村博之笔名。该文登于1901年3月24日《东京朝日新闻》。
    (11) 参见《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1973年版，第2册，《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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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第81～98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