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重要新闻媒体，对事变诸方面作了详细的报道。从其新闻报道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方各方面对事变态度的一致和差异，同样也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事变的三个关注重点：事变背景和影响，事变如何解决，以及蒋介石的命运。对其新闻报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关 键 词：盛京时报 西安事变 日本
    作者简介：王志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日本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之一，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中国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日本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关注是不够的。无论是史实的论述，还是史料的编辑，都缺乏深度和广度。①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当年“满洲国”日本报纸《盛京时报》的角度，对西安事变的相关史料做初步的整理和分析，以对日本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1906年10月在奉天(今沈阳——笔者注)创办的中文日报。他也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从1925年起，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染谷保藏任该报社长，菊池贞二任主编。《盛京时报》到1926年为止，发行量就达到了3万份。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到18万份，日发行14版，成为东北最大的中文报纸。在东京、大阪、长春、大连、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都设有分社。自1944年9月15日起，《盛京时报》改为《康德新闻》的奉天版，遂告一段落。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新闻媒体，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对中国重大新闻的报道，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般性对华观感和认识；而其带有明显倾向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则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一系列侵华行动存在着明显的配合关系。这种密切联系，在西安事变期间有充分的反映。
    一 从《盛京时报》看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和反应如何？这是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新闻报道的重点之一。除了内部的机密会议和决议之外，《盛京时报》对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态度都及时进行报道，从中呈现比较清晰的脉络。
    从这些报道看，由于西安事变具有波及整个东亚政局的重大性质，自西安事变伊始，日本政府和军方立即给予重大关注，并决定行动方针。
    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6时起，即在外相官邸召集紧急会议，外相有田八郎、次官崛内谦介、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欧亚局长东乡茂德等均出席。经过4小时的磋商，达成一致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虽然可能有共产党的介入，但是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起见，决定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只监视事态之转移，决定回避积极的行动之大乘的方针”。②
    日本陆军省则根据其驻外武官的报告，在12月13日以后做出一系列的观察和判断：其首要关注的是事变背后的关系，认定事变背后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则认为中国会因此而分裂，国民政府内部，冯玉祥等亲苏派要人将占优势，而国民党内部，陈立夫、陈果夫等亲苏派将执牛耳，而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势力可能将增强。基于这些观察和判断，陆军省的表态是：“坚持日本不动之国策，只严重监视事态之推移，期间苟侵害日本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安全之场合，惟有出以断然适宜之措施而已。”③
    同时，日本海军省也在12月13日和14日连续举行了有关的会议，并在14日上午10时，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发出紧急训令，指出根本对华方针是：“对于遭遇动乱危机之中国，日本为采取光明正大之措施，注视前途动向，同时自重静观”；另外，为保护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必讲适宜公正之自卫警备手段，俾期彻底”。④
    在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做出初步反应之后，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做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机耳”。⑤根据他的报告，这次内阁会议也明确了日本对于事变应采取静观方针。
    为了进一步统一步调，12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寺内寿一及海相永野修身还在当日的内阁会议散会后，专门携带各自从外务、陆军和海军各部门所获得的情报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再次确认了各方在静观方针上的一致意见，同时也提出：时局变化不容犹豫决断，日本政府应该做好应付各种事态的准备。⑥
    虽然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至此在有关西安事变和对华方针上取得了基本的一致，都认可采取监视和观望的消极方针，但是，作为历来对外事务上的强硬派，陆军方面的基本方针与其他各方略有不同，更为积极。
    12月16日，日本陆军方面终于打破事变以来的沉默，发表重大声明。声明首先声讨张学良为“叛徒”，指责其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而且，“就中提唱［倡］容共政策，而导入共产思想一事，实可谓将东洋留百年赤化之祸根，故吾等绝对排击者也”。然后，声明警告事变发动者和其他观望者，决不可借此机会谋求获取势力，或与共产党势力结合，或与第三国势力结合，否则日本将“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声明指出，日本陆军切望中国当政者，不要陷于“赤化祸害”。而要和日本协调和善，以期圆满收拾事态。⑦显然，这个声明表达了一种武力恫吓的立场，表明了日本陆军当局更为积极的一种想法，即准备随时干预事变的解决过程。
    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协调立场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围绕着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开始进行一场复杂的角逐。
    一方面是双方武力的对峙。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国民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17日，中央军展开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是谈判桌上的较量。从12月14日受宋美龄之请，端纳(W. H. Donald)到达西安起，双方实际开始谈判。17日，蒋鼎文持蒋介石的手令飞抵南京，责令南京方面推迟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并停止轰炸。18日，何应钦向陕西前线发出停止“讨张”的命令。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抵西安，并会见了张学良和蒋介石。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又飞抵西安，并开始同西安方面正式谈判。24日，蒋介石下撤兵手谕，并由蒋鼎文将手谕带至洛阳。
    对于徘徊和摇摆于武力解决和谈判妥协之间的中国政局走势，日本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并试图施加一定的影响。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有关日本方面这一时期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和干预的内容也是比较连贯的。
    12月18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各向所属人员发出训令。训令指出：据目前情报，“张学良背后有共产党之魔手，且与中国共产党提携”，而“国民政府目前决意讨伐张学良”；但如果双方达成政治妥协，则“日本难以坐视，故以重大之关心，监视推移”。⑧这个训令的精神开始接近陆军方面16日声明所持的立场。
    为防止国民政府在接受容共和抗日政策的条件下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日本方面软硬兼施，以各种方式向其施加压力。
    在日本，日本方面持续不断地给中国驻日外交人员传达信号。12月17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其官邸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的访问，并向其指出：“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然邻邦之赤化，对日本帝国之安全，远之东亚和平，给予多大危险，故日本政府期待国府对该事件讲求严重且适切之措施。”⑨18日，有田八郎继续向许世英指出：“对于救出蒋介石及妥协之一事，不致反对，不过重视南京政府之是否采用容共抗日政策而为之警告。”⑩19日，有田八郎再次向许世英指出：对于新闻所报道的南京政府与张学良实行妥协的动向，“日本政府当然不得不抱重大关心”。(11)
    在中国，日本驻华外交人员也通过各自渠道向南京政府试探和询问。12月15日下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拜访部长张群，专程探问关于西安事变之消息。(12)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接见中国记者，说明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今井强调：“共产主义，乃世界人类之公敌”，“对于日本与中国，于此时应向扑灭容共主义之道上进行一事，不惜予以满腔之支援”。他还特别警告华北政权，希望其更慎重地推行“防共主义”与“日华亲善”。(13)19日，先前已经回国的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川越茂返回上海，并于21日到南京，先后会见张群和孔祥熙，探问究竟。
    作为拉拢手段，日本方面也开始采取一些主动的缓和行动。如在12月15日以后开始撤退派至青岛镇压日资纱厂工人罢工的海军陆战队等。最主要的是在绥远问题上。12月17日，在日本授意下，伪蒙古自治委员会会长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向绥东前线发出停战令，停止进攻。(14)18日，德王和伪蒙古自治委员会副委员长卓世海联名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表示暂时停止在绥远的军事行动。但是，作为其停战决定的补充说明，19日，德王接见记者，对西安事变表明立场，并特地称其停止军事行动，并非拥护中央，而是“不喜欢乘他人困难”；“蒙古未曾服从中国，国府须归还绥察两省”。(15)
    总的来看，日本各方面，特别是外务省所持的静观主义，到底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究其原因，在于西安事变是一场突发事件，且深在中国内陆，各方面的消息始终不明确，导致日本方面无法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应对方案。直至23日，日本外相有田在枢府恳谈会(即内阁会议——笔者注)上仍然表示：只能在对华政策上“坚持不干涉主义”；因为西安事变情况仍然难以预料，“从而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果能成立妥协与否，完全不明”。(16)
    中国事态的变化速度最终超出了日本方面的预计。12月25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宋子文，并由张学良陪同，从西安安抵洛阳。次日到达南京。外界看来，西安事变开始时是突如其来，而结束时又是戛然而止。
    12月26日，日本外务省匆忙对西安事变的结束做出判断，认为“蒋氏之由西安救出，宋子文、张学良间果以如何之条件妥协成立者，虽未判明”，但“国民政府依然以蒋介石之实力为中心，强化党势，于其组织政策，无大变化”，而各派势力之间，张学良将全面失势，汪精卫和宋子文将成两大势力。对于国民政府政策的走向，认为“谅绝对不采取容共政策”，对日关系上，表面应无大变化，“然于政策之定流，可预想相当之变化，故必要充分警戒其推移”。其最终立场仍然为“静观的态度”。(17)
    西安事变期间，外务省方面坚持的静观主义显然令陆军方面不快，后者视其为犹豫观望。28日，历来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方面发表了与前者大不相同的强硬谈话，主题为“防赤则支援，容共讲自卫”。其宣称：“若中国政府翻然(悔悟)粉碎共产党，欲树立以防共为基本之国家百年大计，则军欣然将支援其行动，若反于此，与共产党及此类妥协，采取容共抗日政策时，则军如日前声明，谅讲满洲国之自卫，更为东洋全般之平和确保上，亦讲必要之措施。”(18)这一谈话也直接暴露了日本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但无论陆军方面表态如何强硬，一个基本事实是：日本利用西安事变从中渔利的最好时机已经转瞬而过，其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各种试探和努力只能算是无所作为。
    二 日本方面的关注重点之一：事变背景和影响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的突然性，日本政府与军方对于事变的背景和影响一直深为关注。与之同步，《盛京时报》新闻报道也一直把事变的背景和影响作为一个热点。
    第一，基于对以往中国政治理解的惯性思维，《盛京时报》一开始仅把西安事变理解为一场典型的军阀政治基础上的叛乱，不过是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盘互相倾轧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由于新闻报道的时间差，《盛京时报》是从14日才开始报道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根据目前的史料看，这一消息最初是由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获知并致电东京。而由于国民政府禁止向国外拍发事变电讯，各国通讯社均转发的是东京的电讯。(19)《盛京时报》也应不例外。
    12月14日，《盛京时报》在首版以《张学良军在西安哗变》为标题，报道了有关事变的一系列消息，对事变背景做了初步的分析。报道称事变是一场“叛乱”，认为直接原因是“蒋介石鉴于［张］学良部队最近呈红化倾向，命学良军移驻边境，忿激该措施之右部队，忽惹起兵变”；而间接原因是“张学良自华北被退以后，虽保持汉口为中心之湖北河南一带，而未己以讨伐共匪为名目，遂被国府追放于西北边境，因此张学良心中颇为不满，仇视蒋介石之政策”，故发动兵变；此外，还认为广西的李白(20)、第三党、反蒋军阀可能也与事变有密切关系。(21)
    12月18日，《盛京时报》在报道中又把事变的背景归为蒋、张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冲突，认为：“此次西安事件之直接原因乃在对蒋介石之垄断，东北军甚为不满而爆发者也。即为蒋介石在本案发生前日，曾命张学良军移驻福建省，此无异对学良宣布财政的破产”，因张学良在过去两年间已经把西安作为第二奉天来经营，并投资一千万元，包括大量不动产，而蒋介石的命令“竟使［张］学良之抗日意识转变为反蒋叛变”。(22)
    由于苏联和日本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都在事变以后互相指责对方是事变之后的支持者，而自身则同事变划清界线。因此，随着局势的发展，《盛京时报》开始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也把攻击矛头对准了苏联。
    早在12月16日，《盛京时报》就援引所谓苏联消息灵通者的观测，宣称：“张学良之政变，适值莫斯科政府对日德协定(23)成立，既甚惊谔又极愤慨之际，似为对日本之某种反抗的行为”，结合先前苏联曾对日本政府签署日德协定提出过警告，因而“张学良之蹶起，亦难目为全系偶然事件”。(24)至20日，《盛京时报》仍在新闻中渲染，称“解决西安案关键仍在苏联莫斯科”。(25)
    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一再通过各种方式澄清自身与事变毫无关系，《盛京时报》遂把攻击矛头又对准了中国共产党。
    12月22日，《盛京时报》在报道中断言：“张学良之兵谏与赤寇(指中共——笔者注)有关系。”(26)24日，《盛京时报》又刊登题为《张与共军缔结同盟？与共党首领有密商》的新闻，称“共产党与张学良间，显已缔结攻守同盟”，“共产党首领周恩来，现在西安，似与张学良等有联络密商，张学良之联共色彩，愈为浓厚”。(27)
    作为极端反共的日本来说，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参与策划西安事变，而给中国政局带来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因此，将攻击矛头对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进一步孤立张学良，防止其联苏联共，从而避免其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
    第二，关于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所带来的影响，《盛京时报》也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对于中国中央政权变化的分析。
    事变之初，《盛京时报》最初的判断和日本陆军省一致，在其12月14日的新闻报道中认为：“所谓蒋介石政权，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必将完全崩坏，对中国今后内政上将行一大改革”，“今后中日关系，似为有一大变化。”(28)
    但是，事态的发展证明：中国中央政权虽有内部关于和与战的争议，却并未出现弱势迹象。这使得日本方面也颇感意外。随着蒋介石安抵南京，西安事变告一段落。《盛京时报》原先的分析被证明是根本性错误。在其12月27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终于不得不承认，“以国民政府现状观之，蒋依然成为南京政权之中心，毫无变化。对内政外交，踏袭从来既定方针”。(29)
    其次是对于中国国内各派力量消长的分析。
    12月15日，《盛京时报》时报发布署名为“傲霜庵”的论说(即社论——笔者注)，题为《蒋介石做阶下囚》。论说进一步预测了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各派力量的变化，认为：“张(学良)与陕甘共产军联络一气，无可讳言。共产军背后有苏俄之后盾，亦略可断言。但张学良、晋阀(30)、华北冯(31)旧部、广西李白间，已造成共同阵线否，现在不无疑问。然今后势之所迫，或现出此种局势，亦未可知。”(32)
    随后的一些事态变动也证实了《盛京时报》的这一预测。12月16日，桂系联名通电南京政府和中央，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讨伐张学良，并实行对日宣战，统一抗日战线，且广西军北上援助绥远抗战。23日，华北宋哲元和韩复榘也对西安事变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应采取政治妥协的办法解决西安事变。
    针对上述动向，《盛京时报》于12月26日，发表题为《讨逆与非讨逆》的论说，认为：中国目前政局是“中央趦趄，大权旁落。是以中央集权，一转移间变成地方分权”，“要之，中国不久或复归军阀割据之故态，亦未可知”。(33)
    正是对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借机崛起抱有过多的期望，因而，当蒋介石突然从西安脱身之后，日本方面顿感意外。12月29日，《盛京时报》在报道的标题中，刻意写明“因蒋氏生还，桂派计划归画饼”(34)，遗憾之感充溢其中。
    三 日本的关注重点之二：事变如何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日本对华政策而言是一场重大的挑战。对日本而言，事变朝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如何解决？至关重要。如果出现一个不利于日本的结局，将对日本在华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和军方不便展开直接的干预行动。因而，作为外围的新闻媒体，《盛京时报》自然负起重担，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不遗余力地在舆论方面对事变的解决进行干预。
    事变之初，为响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代表的静观主义和对国民政府的拉拢政策，《盛京时报》也于12月18日发表题为《此时不宜趁火打劫》的论说。论说先是假意劝告中国政府，认为在蒋介石凶多吉少的情况下，“须沈静持重，以善其后，尽量自制，务免分裂”。然后，大唱高调，称“尤其是日本与满洲国，为顾全中国计，为维持亚东和平计，宜持光明正大之态度。对付中国，应帮忙之处，必极力帮忙，以尽亲邻之谊，万不可存趁火打劫之恶劣心理。今日日(本)满(洲国)分内之一桶或一勺水，虽无济于事，然尚值得邻邦上下之感激，较之平日奢谈之中日亲善论胜万万也”。(35)
    为配合德王的停战令和通电，以绥远问题上的让步来拉拢国民政府，使其倒向日本方面，不至于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盛京时报》更于12月19日发表题为《须调停绥远战事》的论说。论说大唱高调，宣称“是时只当讲仁义，何必曰利？”并认为日本和“满洲国”应当从中调停中蒙(指伪蒙古自治政府——笔者注)两军，使双方停战，“以便中国方面竭尽全力，迅速入陇，讨伐张逆，以奠大局。以此调停，愈快愈好”。(36)
    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局走势一直很不明朗，南京政府对于解决事变的态度，一直徘徊和摇摆于对西安方面采取武力进攻和谈判妥协的两种立场之间。日本方面对此也紧密关注，并极力鼓动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诉诸武力。《盛京时报》也适时地对南京政府煽风点火，以达到挑起内战的目的。
    针对宋美龄准备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的举动，《盛京时报》在12月25日发表题为《学良操纵之巧妙》的论说。论说认为：宋美龄此举“其情可怜，其志可嘉，然在今日均无济于事，不啻赍盗以粮”。接着，奉劝南京政府要遵循坚持武力解决事变的路线，认为“须毅然决计，实行总动员，紧迫不贷，由空陆两方面节节进逼，包围陕西，出以玉石俱焚，万无生路之战略”，并警告南京政府，若不如此，则会“中竖子之计，为其播弄，坐失时机，殆误大局。则前途糜烂，不堪设想”。(37)
    当宋美龄到达西安后，《盛京时报》再次于12月26日发表题为《讨逆与非讨逆》的论说，对其斡旋活动大加恶评。论说挖苦其为“母鸡司辰，乃西人所谓石榴裙下之政治是也。故母鸡司辰，动辄家亡国衰”；认为“倘在非常重大之时机，容妇人从中置喙，则罕有不偾事误国者也”。论说进一步抨击南京政府，称其软弱无力，指出“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往来西安南京之间，裙带脂粉之气，充塞政界”，而“何应钦等军政系暨陈立夫等中央党部，均不以为然”，“政府失计，莫此为甚”。论说还郑重其事地奉劝南京政府，希望其在此非常时刻，能有决断力，以粉碎张学良的计谋。(38)
    尽管日本方面极力鼓动南京政府以武力解决事变，但事变最终仍然朝向其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随着蒋介石迅速被释放，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达成了初步的妥协。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结局，日本方面感到疑惑重重，一时难以确定南京和西安方面达成妥协的条件及随之而来的政局变化。正如《盛京时报》的新闻标题所形容的，“释放蒋之条件：军费、容共、下野？”(39)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难题。
    在失望之余，《盛京时报》用一种故作镇静的笔调对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做出了貌似洒脱的评价。12月27日，《盛京时报》发表题为《蒋介石安抵洛阳》的论说，指出：“西安事件昭示世界之唯一教训，为所谓中国之统一，在表面上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里面裂痕丛集，危机四伏，究不过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之拟装暂局。至真正统一之业，则前途不免辽远。”(40)
    这一评价鲜明地反映了日本军政各界在对华问题和政策上的一种普遍想法和心态。这种对中国统一的前途不甚看好的观点，与其说是日本各界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一个分析，倒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期望。后来，正是在这种一相情愿的观点的驱使下，日本未能理智和正确地处理好对华关系，最终选择了全面侵华的错误道路。
    四 日本方面的关注重点之三：蒋介石的命运
    蒋介石的被捉和被放，是西安事变期间最为牵动各方人物心脉的核心事件，也直接关系到事变的进展和走向。对日本方面来说，蒋介石个人的生死、政治命运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国运。
    作为日本在华喉舌的《盛京时报》对蒋介石更是抱有十二分的关心，不仅紧密追踪其动向，而且还故意捕捉各方灵通信息，大加铺陈和渲染。从事变进展的各阶段来看，《盛京时报》对蒋介石个人命运的报道可谓一波三折。
    事变初期，《盛京时报》认为蒋介石生命无碍，但政治命运可能就此衰败，并对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可能也大致反映了日本朝野对蒋介石的普遍观点。
    《盛京时报》在12月14日的报道中，就开始关注蒋介石的个人命运，认为虽然消息不明，但“生命似无危险”，然从政治上看，“其命运已被绝望”。(41)
    12月15日，《盛京时报》在论说《蒋介石做阶下囚》中，对其个人命运做了进一步的判断。论说先以挖苦张学良，称其“为胡匪之子，绿林野性，无稍或改，阴鹫粗犷，在意料之外”；而且“架走蒋介石，真是中国之第一超等绑票也。学良固不愧为胡匪之子。而今更赤化，则将红胡子的真面目，光大发挥，应有余焉”。然后，对蒋介石被扣一事用嘲讽的笔调予以评价，认为“蒋介石固非不知小张过去之残暴历史。无奈稍有疏虞不戒之处，竟而遭其毒手”。对其前途，则认为：“蒋若自此永远失脚，则与袁项城(42)称帝后之遽逝，彼此今昔，同出一辙”。(43)
    同日，《盛京时报》在另一篇新闻报道中表示：“对蒋介石之生存，极为悲观。假使尚存于世，而由已赤化之学良部队手中救出蒋介石，颇为困难”。(44)
    12月16日，《盛京时报》在论说《蒋介石仍在人间？》中继续渲染其个人命运。论说挖苦蒋介石为“摩登将军麾下之绑票”，可谓“摩登极矣”，“惟此项天字第一号的超等绑票，价值极贵，乃是无价之票，恐无人能购，又无由赎回耳”。(45)
    然而，就在一片挖苦和嘲弄声中，从12月17日开始，《盛京时报》对蒋介石命运的报道突然急转而下，并出现离奇报道。
    当日，《盛京时报》有意篡改和歪曲张学良14日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内容(46)，称其“公言杀害蒋介石之事实，且发表杀害理由。谓虽促进即时实行抗日，而蒋竟完全拒绝等语”，并判断“由该事实，蒋介石遭毒手为确定的，又陈诚、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等，亦即被害，乃为确定”。《盛京时报》还特地捏造所谓张学良对全国广播讲话的一段内容以为引证，即：“学良等因蒋介石彻底拒绝学良等所提之主张，故私情难忍，因由国家百年之大计，遂杀害蒋介石。”(47)此外，《盛京时报》还煞有介事地转引平津等地的流言，声称：据西安返回的目击人所言，蒋介石已被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部下的军官谭海所杀。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2月16日已经正式向外发布了蒋介石仍然安全的消息，也许是考虑到造谣过头反而效果不佳，《盛京时报》在之后一周的报道中，对蒋介石的个人命运再无渲染，只是平常论之。
    随着西安和南京方面妥协和谈判的进展，宋子文、宋美龄先后赴西安。而不甘寂寞的《盛京时报》再次开始制造谣言，重新掀起对蒋介石命运的炒作。
    12月24日，《盛京时报》在新闻报道中，宣称：“据最确实情报，谓蒋介石于十二日凶变勃发当初，被叛乱部队狙击，身受三弹，但因皆脱急所，故生命无异状，然而左头部所受之一弹，因害神经系统，故虽被释放，亦可为到底不能复归政界。”(48)
    《盛京时报》的新一轮炒作尚未进一步施展，随着12月25日蒋介石从西安安抵洛阳，其谣言就不攻自破。27日，《盛京时报》在其署名“傲霜庵”的论说《蒋介石安抵洛阳》中，不无酸意地评论道：“当初(张)学良夺蒋(介石)于(宋)美龄之手。旋美龄夺还之。直是学良与美龄之争夺战耳。但以六尺须眉为中心之争夺战，太杀风景，没什么兴趣。”(49)
    也许是为抵消先前过分造谣而给自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次日，《盛京时报》在新闻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之命运胜天矣”；“圣诞节礼物，即蒋介石之生还，对于国府实为庆贺之极，同时蒋介石实可谓命运最强之汉子。”
    其实，讽刺挖苦也罢，制造谣言也罢，《盛京时报》的目的，无非是企图毁坏中国政府当权核心人物之形象，鼓励有野心之实力派趁乱而崛起，或者是对本已混乱的中国政局再推波助澜，借以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只是，由于低估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向心力和国家凝聚力，以及低估了蒋介石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作为正在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领导者的象征意义，《盛京时报》及其背后支持者的这种努力基本没有达到目的。
    从上述几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当时中国东北由日本人主办的大报，《盛京时报》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报道，其关注程度不亚于当时中国国内的重要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与《申报》等相比，更有过之。故对其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最后，另有两点说明：第一，笔者目前未曾涉猎比较核心的日文档案资料，因此，从《盛京时报》角度对日本方面的分析只是一种限于外围和浅层的分析；其次，日本方面对西安事变，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的观点和反应，存在着基于不同思路和立场的多种观点，《盛京时报》仅代表其中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
    注释：
    ①关于此问题国内相关论文主要有：李云峰、叶扬兵：《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态度之探析》(《党史博采》1996年第12期)，罗平汉：《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探索》1997年第1期)，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
    相关著述可见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
    相关史料较少，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邵云瑞译：《日本对西安事变态度的资料两则》(《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辅编：《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③《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④《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⑤《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⑥《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⑦《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⑧《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⑨《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9日。
    ⑩《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1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1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1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1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1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1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5日。
    (1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8日。
    (1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9日。
    (19)参见［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章。
    (20)指李宗仁和白崇禧。
    (2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4日。
    (2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23)即1936年日本和德国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2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6日。
    (2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2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2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2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2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30)指阎锡山。
    (31)指冯玉祥。
    (3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3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3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9日。
    (3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3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9日。
    (3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5日。
    (3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3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40)《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4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4日。
    (42)指袁世凯。
    (4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4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4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6日。
    (46)《盛京时报》报道称其为张学良14日之广播，可能系指12月14日张学良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或杨虎城12月15日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或其合称。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22页。
    (4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4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4日。
    (4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