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2.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3.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
    4.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
    5.中国当代史建设刍议
    6.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当代史的教学
    作者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研究中心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原刊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层面的变迁历史，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信息公开之后，各地档案馆大多按相关法律规定向公众开放了1978年以前的档案，这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当代中国史趋热的学术氛围下，研究者如何在研究方法与规范上达成共识?这一问题显得日益重要。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上海学界几位正在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希望这组讨论能够对此领域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杨奎松
    在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史家的职责都是记录发生过的，包括刚刚发生过的史实。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都不排斥对现当代史实的记述。直至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有当代历史的讲座课程。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历史学界才开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发生了争论。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是史上最早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行性提出怀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解释说：对于史料零碎、真假难辨的古代史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是最值得今人了解，也是最容易为今人所了解的；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它同那些可能永远都只能处在云雾之中的古代史研究不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国家都保留有大量的档案文件，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保存有包括私人通信在内的各种文字记录，因此它又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最能够切近史实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阿克顿同时则告诫说，距离太近的历史并不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他相信，基于学术角度，客观研究当代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许多档案文件还没有公开，政治动荡与认识分歧影响着每一个人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同时，活着的人总不像死去的人那样坦白，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还没有曝光他们所了解的秘密，要证实许多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他的观点是：“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我们才能确切地了解它”。
    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史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怀疑当代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这就给后来的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恰当地区分“时代”?可以肯定，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比如，阿克顿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他所说的“近代”或“现代”，就跨过了三四个世纪，讲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历史。而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欧美国家规定的政府档案解密的时间只有30年，也就是说，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史实材料，用不着等几个世纪，事情发生30年之后就有曝光和研究的可能了。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专制，但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来说，这个所谓的“时代”，往往也只是指一个朝代而已。它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因为后来的当政者无意保守前面当政者的秘密，往往导致大批档案文件或相关史料很快即被公之于众，从而也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然而，仅仅因为西方历史学科近百年来自设藩篱，大量新开放档案的曝光和解读，多半只是成了政治学家、报刊记者，甚或文学家们重视的工作了。
    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时间上严格区分哪些时段可以研究，哪些时段不可以研究，显然并不适当。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逊说得好：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应用他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过去，特别是要使读者了解，是哪些情况导致了过去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那么，不论任何时段，只要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文献和史料，能够把某一历史事实在可能的条件下记述下来，把其背后的原因，哪怕只是部分的原因披露出来，都是值得去做的。正如阿克顿所言，近现代史之所以对今天更重要，根本上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因此最容易为有过相近经历的今人所了解。在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证明，不要说相隔几个世纪，哪怕只是隔上一代半代人，只要生活及知识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准确地了解，特别是理解刚刚过去的人、事、情感与思想，都可能会变得极端困难。不要说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哪怕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后来看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何尝不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故今日研究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简单是着眼于记述历史事实，而是具有抢救的性质了。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简单地重建史实并不难，难的是对史实形成的种种深层原因能否“真了解”。要“真了解”，就必须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如果我们今天能利用与当代史中人物有过居同一境界、容易同情理解之便，又能依据新时代之价值判断做客观之批评，我们为何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
    当然，和许多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中国大陆研究当代史的难度确实要大许多。尤其是试图从政治史、外交史或总体史的角度来记述、研究当代史，在中国大陆今天还会存在各种政治方面的禁忌或史料方面的欠缺。但是，今日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独霸江山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
    当今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以考察研究过去人的生存状态为目的的总体人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类别早已多元化，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鲁滨逊所说：“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布罗代尔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相对于那些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具有规律性或普遍性的各种事情，或许会更有研究的价值。相对于可能因政治敏感而无法真实再现史实的当代史研究来说，生育、婚姻、性爱、家庭、信仰、丧葬、习俗、医疗、饮食、烹饪、消费、建筑、交通、移民、人口、工人、农民、城市、乡村、街道、生态、灾害等等，不仅没有多少敏感问题，而且无不可入史，也无不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十几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方向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显然也适合于大陆当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了。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史就已经被纳入到高校历史教学的内容之中来了。第二，1987年人大通过的《档案法》按照国际惯例规定了政府档案30年解密的条文，各地档案馆虽然开放程度不同，但大都执行了这一法律，逐年进行解密工作。第三，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开放后大量基层单位不复存在，无数个人的、单位的和其他民间史料流散出来，为微观史、个人史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研究条件。第四，最近十年来，原本排斥当代史研究的历史学界的教师，特别是同学们，如今越来越多地开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了。尤其是在微观史和社会史方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队伍在形成中，并且已日渐积累起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一切都还只称得上是中国大陆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但这样起步的基础却是扎实的和充满了希望的。
    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冯筱才
    
    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遑论在对二十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二十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二十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三十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
    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需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19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后30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些资料与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公开出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面显然有重大差别，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相信会对过去的历史与特定的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当然，在关注开放档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各类民间史料也层出不穷。比如个人日记、基层单位档案、非正式出版的报刊等等。如果能对这些资料有系统地收集整理，相信会对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1949年后的档案不少是手写的文字，识别与抄录都需要足够的经验。中共各地的基层政府的资料，内容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如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档案的利用，亦必须与其他纸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将1949年以后的资料与此前的资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跨时间的整体史观对我们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必需的。
    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间史料的挖掘，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借鉴西方通行的概念归纳与阐述，也许便可以提出真正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其实，目前中外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价值，通过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性的结论，只是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经验。同时，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富矿。既然此前的学者能够通过对欧洲经验的总结，提出丰富多彩的概念理论，那么，为何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提供类似的理论创新基础呢?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学者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直接体验，以及在资料搜集与文本解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利于研究的开展。最近三十年西方理论的引介，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因此，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不过，史料的丰富，未必能够带来卓越的学术成果。要提升学术成果的研究质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规范方面达成共识。否则研究者很难有效利用能获得的材料，亦无法对历史有整体的看法。如何将大量的史料，如档案、报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纳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学术规范的轨道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严肃讨论，是当代史学者面临的当务之急。其次，多学科的交流亦甚为关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并非在历史学界，而是由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所做出的。因此，如何将当代史研究与此前已经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连接起来，并与这些既有的问题进行对话，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社会科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均能放弃各自的偏见，越过1949，把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的考察，那么，可以预期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度会大大加强。历史学者或许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有更多优势。如果大家能携手建立一些大型资料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数据，还是现存档案资料的目录提要检索系统，或人物口述史料的系统整理，或许都能解决有效数据不足的问题。同时，学术界若能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一些跨单位、跨专业的研究群，吸引一线认真研究的学者，并与海外学者展开密切交流。这样，便可以预期，未来将在二十世纪的整体研究领域取得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风浮躁，有时未必完全是学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加是某种学术机制或环境的产物。如果学术界能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那么，无论是对理性公共政策的制订，还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
    徐有威
    
    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应该有非常多的话题，但我深深感到，最重要之一同时更是刻不容缓的话题应该是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即以最大的热情、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最广泛地收集和整理各阶层各个人群的口述史。两年前笔者开始进行1965—1988年间的上海皖南小三线的研究，在此以这个课题研究为例，说明当代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
    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史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基本的信息和线索。上海小三线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建设于安徽南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196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着手在安徽南部建设后方小三线，直到1988年将81家企事业单位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如果说学术界对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的研究多少还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对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可谓寥若晨星。有关上海小三线的文献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连那些小三线企业确切的名字和地点也不完整。而随着1988年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调整，全部小三线企业人员返回上海，并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现在根本无法按照过去的企业序列和系统找到其相关人员。同时时光流逝，一些老同志已经去世。每当我们翻阅厚厚的《上海市档案馆指南》，因为小三线厂家的名字往往是代号和化名，根本没有贴上诸如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名号，因此即便是小三线企业在你面前，你也根本不知道!而在图书馆通过数据库查找小三线资料，如果仅仅靠输入“上海小三线”这个主题词，只有简单的几条而已。
    此时此刻，口述史就显得举足轻重了。通过各种渠道的努力，特别是网络上的寻找和联系，我们彻底地打开了口述史的局面，至今已经采访了近百位的老同志，这份名单还在源源不断地延伸。最重要的是，一位小三线的老同志送给我们一份他个人保留多年的所有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名单，包括地址和代号。我们仿佛得到了一把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从此我们去图书馆通过报刊检索系统调阅时，有关上海小三线资料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按照这个线索，我们对《人民日报》和上海的地方性报纸《解放日报》等15种报纸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整理，仅此一项就得到了近50万字的资料。同样按照这些线索，我们去所有的档案馆，从此再也不会因为不知道代号和化名而有所遗漏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通过口述史得到这份名单，我们现在还摸不到头脑呢!
    其次，口述史可以帮助了解档案资料的真实情况。我们通过小三线的老同志找到了档案资料，看到了报刊资料，但如何通过这些资料了解真相，还要得到口述史的帮助。我们把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的复印件出示给当事人，有的甚至是这些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原来的撰写者，请他们帮助回忆。记得我们查到一份文件，政策制定之严密可谓天衣无缝。但是，当起草此文的老同志看到旧作时，哈哈一笑说当年他用了春秋笔法的几个关键词，使得在真实生活中把文件的意义完全给“化解”了，即和文件原来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同时不留痕迹! 1980年代初，上海小三线规定外地女青年只要和小三线男职工开了结婚证明，就可以调动到皖南小三线工作，享受上海职工的所有的待遇。我们曾经看到一份结婚证明，白纸黑字，但当事人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外地女孩子做的假证明!只是为了早日得到进入上海皖南小三线的资格。以上只是基层单位的细小往事，相信在当代史中，类似的这种事情应该不少，如果没有口述史的协助，仅仅按照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则距离事实真相远矣!
    第三，口述史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上海皖南小三线是上海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历经风雨，也有“四人帮”分子叱咤风云，其中的各类故事口耳相传版本多多。我们有机会当面询问了这位当事人，得到了最真实的答复。这位当事人年事已高，我们此举纯属抢救史料之举。同时通过采访，可以了解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在文献档案中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而熟悉这些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你看懂许许多多文献资料背后的运作。
    据笔者了解，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很有兴趣，但又往往因为看不到档案资料而却步。其实他们在看不到那些藏在深闺的档案资料的同时，更加缺乏口述史资料，以及我们这些中国当代史同龄人的一份亲身感受。以上海小三线为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才知道有上海小三线的存在。我曾经询问这些研究者，原来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和一些公开出版物的字里行间才知道一些皮毛的皮毛。大致说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国内外学者掌握的资料差不多；近现代史的资料应该是平分秋色而某些国外保留的资料更加有特色。而当代史的资料，国内绝大部分应该是独步天下，尤其是口述史资料和档案资料。相信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将依赖于和国内学者空前的深度合作。
    重视口述史，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同，但我还是不避重复，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在建设中国当代史学科的时候，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
    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
    姜义华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档案的开放与整理，散失在各档案馆之外的无数文献、音像、实物资料的收集、保存和有效利用，对历史事件参与者具有抢救性质的采访、查询，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原料，尤其是优质的原料，再高明的工程师也制造不出精美的成品。因此，要使当代史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确保能够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状况，而不为种种假象和虚构所误导，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做好这浩如烟海的资料工作。有关部门应当投入必要的足够的资金，开展各类资料的汇集与整理工作，并尽可能为研究者及时地使用这些资料提供方便。而学者本人更应当千方百计地去做资料的收集和开发工作，下苦工夫对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
    然而，要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却绝非一件易事。资料本身就常常很不完整，不同资料对同一事实的记述又经常互相矛盾，更加困难的地方，是当时所使用的主导话语很多时候和客观实际严重脱节，甚至完全背离。
    名称、概念、话语体系和客观实际是否统一问题，本质上就是名实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名，没有各种概念，没有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观念体系，人们将无法认识和描述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无法交流，当然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因此，从概念到观念体系到范式的确立，都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但每一个名都必然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名和实际甚至根本相悖。因此，要尊重名，却不可迷信名，尤其不可迷信那些和实际甚至根本相悖的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正名》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反之，“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将“使民疑惑，人多辨讼”。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包括在资料的收集、鉴别、考订与解读时，其重要性、必要性决不可低估。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一种全新的世界联系之中，也从东西各国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这一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在不少方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于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但是，这一整套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舶来品，用它们来解读中国时，经常会与中国实际的历史与现状无法真正对接。尤其是当对这一套新的名词、概念、观念体系由欢迎到崇拜更转变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形成所谓“名教”时，许多人竟宁可不相信事实，也要相信这样的观念，相信这样的名词。发展到极致时，名与实可以完全相反。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这一状况，正是妨碍对于一系列重要决策和事件的本质或真实意义正确加以认识的突出原因。
    这种新的“名教”，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被殖民”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思想文化的这种“被殖民”，主要表现为人们尽管一直强调要努力使从东西各国引进的各种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各种思想、学术、文化中国化，可是，由于基本立足点或基本前提就是确认这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思想、学术、文化的普世意义，并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如果不是全盘否定至少也是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承认或很少考虑在观察传统中国、中国传统及中国路径时，需要建立一种和近代西方文明不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的独立的坐标系统。
    名者，实之宾。实际、实践，终究是第一位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名实背离毕竟会产生很多问题。名实背离，必然使人们的思想无法统一，它会导致一些人会用说假话来掩盖或曲解事实的真相，导致另一些人为揭示和维护事实的真相而走向对立甚至反叛的方面。“被殖民”的“名教”过度膨胀，将严重扼杀我们这个文明内在的内生的创造力。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人们的警觉，其意义，可能不在千方百计地去做资料的收集和开发工作以及下苦工夫对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之下。
    中国当代史建设刍议
    苏智良
    中国当代史通常是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62年的历程，共和国史研究也几乎具有了62年的历史①。当然，中国当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发端于1978年②；其正式的推广与展开，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史学科里，当代中国史无疑是最年轻的新兴学科，尽管还比较稚嫩，但内容丰富，进步明显，思潮起伏，发展曲折，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如何推进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笔者贡献五点浅见。
    一、档案问题。所谓档案问题，首先是要开放档案，按照中国的《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③。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事实上，即使是五六十年前的档案无法利用的，亦比比皆是。所以，研究当代史的学者们殷切希望各个档案馆，应严格根据《档案法》的规定，及时开放应该开放的档案。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档案的归口问题。《档案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第十一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但现实社会中，档案不归口，自行保管，绝不开放的情况，非常多。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没有制度性落实，将会严重妨碍当代史的研究。
    二、加强口述史。由于当代史的某些资料研究者无法获得，因此，寻访历史亲历者或见证者，进行田野调查，极其重要。
    口述史是一种生动、古老而又新兴的史学方法，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口述史的方法，对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对底层社会的研究，对方志的撰写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近代以来，报刊、档案资料已非常丰富，但仍有许多缺陷和盲点。如政治领域，政治内幕多不见诸记载，需要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讲述。战争时期，战场瞬息万变，许多秘闻如果没有参与者的讲述，就会永远无人知晓。同样，即使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亲历者的口述会提供许多细节。
    口述史的基础就是具有大批亲历、亲见、亲闻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活史料”。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拥有大批参与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活动的亲历者。诸如政权更迭中的参与者，政治运动中的主政者与受害者。一座工厂、一家商店的经营者，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文革”、改革开放等，均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还有大量不同民族、职业、文化背景的市民，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也非常不同。这些鲜活的事例将告诉你更真实的“事实”。当然政治昌明，也是口述史兴旺的重要条件，否则，心有余悸，见证人就不敢或不愿讲述。当前的任务是要抢救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口头历史，将其视为不再抢救就会从人类文明中永远消亡的精神遗产。
    口述史是史学价值观念的革新，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理念。传统史学讲述的是“创造历史”的人与事，而口述史更多的是“事件”对个人的影响，“事件”成为了叙事的背景。口述史具有强烈的民间化色彩。传统史学较少注意民众生活史。而口述史使“草根”的底层社会史，变得鲜活与丰富起来。同样，记录民众女性史，在传统社会，女性的历史几乎是缺失的、被忽视的，口述史将提供大量女人的真实故事。口述史试图通过小叙事的叙事形态，以对大叙事的历史进行证实或证伪，从平凡的生命个体、日常生活的视角，来解构大叙事历史是如何被塑造的。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活动。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具有历史工作者的素养。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回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当然，口述史与其他历史方法或路径一样，既有长处也有缺陷。口述史的长处，是可以找到大量丰富、鲜活的事例，将生命体验融入历史，并突出人的作用。缺陷是个人的叙述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证词”，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因此很容易产生偏见。不仅如此，受访者还有可能删除某些事实，甚至歪曲历史。当然，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也有选择性记述的问题；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一定完全真实吗?最佳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互为参照，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研究方法。这里仅举四种。第一，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第二，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能有效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要努力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切忌把现代化的成果当作向西方模式演变的过程。第三，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方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性质为基本来建构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的是相对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近十年来受到学界重视，我们民主自治实践的推进，也显示出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意义。第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政治学领域，形成新制度主义，这种方法已在中国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其核心概念是“产权”和“交易费用”，主张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从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提出，可注重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史，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重视国史学科的规范建设。国史研究不但要发扬原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而且还要注意吸收借鉴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④。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是最早提出“全球史观”的学者，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给中国史学界以启示。在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时，是将其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行，还是将其视为仅仅是“当代中国史”，是独立于世界史之外的当代中国史进行研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论。于沛认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是不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认识、并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摆在中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⑤。
    四、当代史学科建设，还有一个当务之急便是整理和出版史料。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相比，当代史的资料建设最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除了党史等专题以外，当代史的资料整理，几乎一片空白。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当代史的发展。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要求各地文史馆征集辛亥革命以来的资料，那时离辛亥革命不过三十余年，而现在，50、60年代已过去半个世纪多了。所以，整理与出版当代史资料已刻不容缓。
    五、当代史的研究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要本着尊重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准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应该鼓励研究者进行大胆的探索与研究，否则，我们将难以改变中国当代史研究落后于海外的局面。
    有学者指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研究所能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虽然日益引起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并组织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国史学概论、国史学史、国史史料学等相关学科。”⑥有些学者早已呼吁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和教育部，应尽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和研究生招生目录，以推进学科的独立发展⑦。看来，在中国史一级学科内，增加一个共和国史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早晚的事。笔者以为，发展当代史学科，还要大力加强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变迁时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⑧古代、近代领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应可为当代社会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
    中国学者应奋发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史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更加生动、更加真实、更加全面地展示当代中国史的壮丽图景。
    注释：
    ①当代中国史最早的成果之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北京师范学院师生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听取了胡乔木、邓力群关于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设想后指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还在，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他叮嘱“要赶快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又见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④关海庭：《关于国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于沛：《“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⑥转引自曹守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趋势——记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359页。
    ⑦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当代史的教学
    金光耀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相应地，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大学历史系本科基干课程——中国通史的最后一段，中国当代史在各段通史中涵盖的时间最短，因为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史，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止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不到40年的时间。但相比于涵盖几千年的古代史、上百年的近代史，当代史的教学却并不因为时间短就更简单、更容易些。
    与古代史、近代史不同，当代史距离当今太近，甚至可以说就接连着今天，使我们因为缺少距离感而增加了认清历史本相的难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尤其是当代历史中许多事件和人物与政治密切关联，也使现实政治对当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如何应对这一影响，考验着高校当代史教师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智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代历史与政治密切关联的一个例子。《决议》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1949年至当时的那段历史的总结，它肯定了32年中取得的基本成就，同时指出了党在1957—1966年十年间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和由此产生的“左倾”错误，也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些论述对于当代史的教学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决议，反映的是当时党的领导集体对建国后历史的认识，它无法替代更不应该停止人们从学术上对那段历史的继续探索和进一步认识。事实上，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最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的论述就有了新的推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当代史作为高校历史系的基干课程，我们要自觉地将其作为整个中国通史教学的一部分，按照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开展教学，而不应简单地用政治结论替代学术探索，将中国当代史从一门历史学的课程转化成一般的政治理论课，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和不负责。历史研究和教学最基本的一点是求真求实，当代史的教学并无例外。
    在现实政治这一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价值取向更会影响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以及学生对中国当代史的学习。中国的当代历史有着太多仍未厘清的史实或真相不明的“悬案”，放眼世界，恐怕找不到另一个国家的当代历史是如此状况。而更为突出的是，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常常又有着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解释和评价。由于当今传播技术的发达，学生在进入课堂前，已经获得了关于当代史的各种真实的和不真实的信息，尤其是相关的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认知。这对讲授中国当代史的教师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教师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员，尤其其中年岁稍长者还是当代历史的亲历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及由此产生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但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在讲授课程时则必须将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准则放在首位，特别是当代史中还有许多有待厘清的史实，更需要先将历史事实梳理清楚。中国当代史教学面对的主要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其目的是使学生对当代历史有一基本的把握，为今后从事当代史研究奠定基础。因此，像培养其他领域的历史专业人才一样，当代史教学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引导学生注重历史资料，在接触、阅读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的真相，至于涉及价值判断的评价在教学中倒不必过分强调。当然对那些真相不明的“悬案”，在教学中也不必回避，而可立足于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介绍，悬而未决之处则留给学生自己思考，这本身就是历史学的一个训练。
    训练学生使用当代历史资料是当代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史的资料与古代史、近代史的资料相比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档案文件仍未对公众开放，使人们在探寻“悬案”之时深感史料之缺乏。另一方面，当代史资料的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庞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资料，使人们感叹史料之多而无法阅尽。以往的中国通史教学中编有相应的教学参考资料，围绕教学内容选择相对系统、完整的原始资料，训练学生阅读文献的能力，充实对历史的理解。目前的中国当代史教学尚缺少这样供学生阅读的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和教学的高校教师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在尚没有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当代史的教学仍必须重视让学生接触并阅读相关的历史资料。我自己从事中国当代史教学多年，我的一个做法是要求修读课程的学生必须阅读课程所涵盖年代的报纸，并撰写一份读报报告。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能直接阅读那个年代的文字，养成他们通过资料进入历史的习惯。通过这样的阅读，学生也可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时代氛围，从而加深对那个年代的理解。因为当代史距离当今很近，不少历史人物包括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许多普通民众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当代史的教学还必须重视让学生直接接触“历史”，即对那个年代的人物进行口述访谈或对话，而这是古代史和近代史教学所无法做到的。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和受到关注不过是最近十年间的事情，而使之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是需要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因此，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任重道远。
    （注：原文为一组笔谈文章，限于篇幅，本刊转载时有节选。）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