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强
    

    心理史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早在19世纪末，德国历史哲学代表卡尔·兰普雷希特便开始倡导并实践运用心理学认识和研究历史。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开始进行心理史研究的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就。近十年来，心理史研究又取得一大批成果，本文仅拟对中国近代史部分的心理史研究加以梳理总结，以供同仁参考。
    一、个体心理
    
    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和复杂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人物就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各种环境和关系。这就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新成果，善于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心理或心态层次，对近代人物做出全新而又深层次的诠释，从而把“人文生态”层次的研究向“社会心态”层次的研究扩展。这对近代人物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有人通过详实的史料，深入揭示出郭嵩焘人生悲剧的根源：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内在因素，身陷统治阶级各种矛盾的漩涡不能自拔是外在原因。还有人认为郭嵩焘的归隐观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人世。宦海沉浮、战乱纷扰和家庭风波是其多次归隐的外因，生性耿直等独特个性是其多次归隐的内因[1]。马勇认为，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可以看到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更有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2]。对蒋介石的心理研究多与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有关。王续添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蒋不同影响的层面阐释了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有人深入分析了蒋介石在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所呈现的复杂曲折的心理变化过程，也正确评价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所作的积极努力。另有人指出，促成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杨奎松深入考察了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当时的复杂环境，指出蒋介石并非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3]。有学者借助新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着重从张自身的方面，探讨了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并认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应负直接责任；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应负主要责任。但蒋介石、张学良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4]。
    有研究者指出，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重要原因，其信仰支撑崩坍的主要因素有：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与团体和同志的疏远；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5]。有人从性格、思想、人生三者的缠绕中，揭示出刘光第的内在矛盾性，并将它归结于剧变的时代及普通人的人格，从而重构刘的全息图像，完成了对他的新的历史定位[6]。李秀云从沉沦中的人格超拔、夹缝中的人格裂变、危亡中的人格形上价值追求和血雨腥风中的人格泽砺等四个方面探析了谭嗣同的人格魅力[7]。黄克武（台湾）以严复与他的妻妾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女学生吕碧城和甥女何纫兰的来往，来一窥严复的异性情缘，并进一步探讨了此一私人的情感世界对他思索公共议题时所发生的影响。作者强调，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与政治理念之间隐然有一脉络可寻。这一点对于近代人物的研究也许很有方法论上的启发[8]。还有学者对有明显遗民心态的张岱、梁济、王国维等进行了个案分析[9]。
    有人通过细致分析认为，张謇的书品、人品与审美情趣都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为读者认识张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0]。有学者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所表现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具有热爱读书、强烈旺盛的求知欲，注重实际、积极实践的思维品格，不畏强权、蔑视戒律的叛逆性格，目光远大、志趣崇高的宏伟志向，携结百侣、共求进取的群体意识，自尊自信、自主自强的坚韧意志等。青年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突出、鲜明，为其日后克服艰难险阻，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光明大道，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另有学者认为青年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性，这种特殊性影响，造就了一位特殊的伟人，并通过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从积极的方面讲，青年时期毛泽东具有的开放心理，批判意识、“唯动”观念为其长期保持兼容并蓄，审视斗争、创新求异的信念和文化态度具有深层次的奠基作用[11]。有学者认为，蒋廷黻一生中颇遭议论的1934年参与鼓吹“新式独裁”及1935年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其根源在于他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治外交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12]。
    二、群体心理
    
    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群体的生活，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群体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心理就没有群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和影响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主要表现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中的极端转移，以及仿效、从众、竞争、协作、相容、冲突等。加强对近代群体心理的研究，无疑会推动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深入。
    李文海、赵晓华指出，在整个社会趋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士人没落的人际交往受到先进思想家和新知识界的批判和挑战。伴随着制度鼎革和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方式的现代化变迁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13]。张仁善阐明，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14]。孔祥吉（美国）利用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未刊家书，揭示出中日交战时弥漫于北洋水师上层的畏惧、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心态，并认为这是导致清廷与日本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15]。
    有研究认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遗民”情结，主要表现为：“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一死从容殉大伦”——自觉的文化意识；“犹向寒霄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16]。有研究指出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写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他们仅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其价值取向并无大异，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态极为相似，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精神现象[17]。有人针对士大夫层在甲午战败后对中国、对日本、对洋务运动的反省和再认识，从历史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双重视角揭示出士大夫层大国心态失落与民族觉醒的双重轨迹[18]。
    有学者指出，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重效应。就政治思想与体制而言，他们的转变比较激进；就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言，其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态则变异缓慢，他们的公开政治诉求和潜在意识内核构成强烈反差[19]。有学者认为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士林从业观的变化，打破了士人几千年来恪守的君子重义轻利的迂腐观念，为他们融入社会拓宽了渠道，也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业观的更新[20]。刘保刚梳理了晚清士大夫对公法（国际法）观念的演变轨迹：由茫然无知、深避固拒，到有限了解、有限利用，最后是基本接受，并认为这一过程总是迫于被动，在观念进步的后面，更深沉的是一种无奈和可悲。[21]其他还有很多探讨近代士绅心理的论文[22]。
    李长莉著《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洋务人士“文化心态与矛盾人格”有专章论述。高翔的《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从社会精神文化的角度，对18世纪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沈渭滨著《困厄中的近代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专设“千年变局下的世路与心路”一章，讨论了近代化过程中士阶层的心理变化。
    张琴认为，开埠以来，商人和政府组建商会，力图抵制如潮的外国商品。所以中国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重任，要消除行会体制下积淀的软弱、不思进取的商人心理，发动商人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外商作战。清末商会对商人心理的现代化的作用应予以肯定[23]。马小泉指出清末地方自治的倡导与实行，体现了晚清新式绅商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选择，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历程的重要一环[24]。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来沪的绅商，其传统的社会观念在悄然变动。主要表现在：重利轻义思想开始慢慢取代迂腐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封建宗法观念淡化，消费、伦理观念为之一变；面对西方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开始表现出一种渐呈开放的心态[25]。宋美云认为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多数的商人没有顽固拒变，而表现为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心理态势。大多数天津资产阶级对现代化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应该说是顺从变迁的迁就反应和与变迁维持弹性关系的因应反应的综合[26]。马方方阐明，1905年底抵制美货运动期间，商人资产阶级的群体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张扬。他们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前表现出独立性、公利性和进取性，但因受自卑和时代的局限，又表现出妥协性、依附性和逆向退化性的特征[27]。
    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中国早期工商业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
    程＠①、张鸣借助社会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方法，以近代教案为切入点，对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基督教从其目的、行为、本源、人格画像、传播后果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本文的主题和方法论，似乎都具有一种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向性意义[28]。有观点指出中国近代妇女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观念不断转变和更新，既有关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价值、道德标准等总体方面的，也有诸如女子教育、女子婚姻及社会习俗等具体方面的。这种观念的转变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男女平等的先声[29]。有研究者透过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言论，认为他们普遍认识到缺乏公德是传统国民性中的重大弱点，因而呼吁：改造国民性的重点是促使社会公德的普遍养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这一思想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民众心理基础[30]。居阅时阐明，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了北洋历史的进程[31]。
    乔志强、邓德艾阐明，在近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华北农民的社会心理在强力冲击下已经开始突破藩篱，滋生出一些与时代对接的新观念与新思想：时空观念有了进步；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从封闭走向开放；消费方式和行为渐趋文明、合理；婚姻家庭观念趋向民主、多元[32]。有人对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产生的思想基础、发展状况及重要影响加以剖析，从而揭示了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性[33]。程＠①、谈火生认为在1900年极端情境下中国基层社会天主教教民经由灵魂意识、神功崇拜和身体观念所表达的信仰状态，具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乡土文化诸要素交错互动的特色。它表明激烈的拳教冲突并非两种信仰体系的绝然对立，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冲突双方根植于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分别解释和重塑[34]。有学者指出，在清末，民众对瘟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对现代防疫手段加以排拒。但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开始从迷信走向理性[35]。有人认为清末新政期间，各地谣言蜂起，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对新政的社会舆论，最终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普通群众的落后意识和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捐税负担，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驱使普通民众视清末新政为“病民之政”，因而不断信谣传谣，乃至掀起反对新政的武装斗争，冲击了新政的深入开展，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的统治[36]。其他分析近代民众心理的论文还有二十余篇[37]。
    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心理及其变迁作了简要规划。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1927—1937年上海的社会结构、上海人的社会人格、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把农民意识置于重大历史事件坐标系中进行了深入解剖，纵向上以历史事件与农民意识的互动及其变迁为主脉，横向上则突出其主体意识内容的特征及其时代高度。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从个案研究入手，深刻剖析了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的演变，还对其中许多行为与现象、尤其是有关现实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侯杰、范丽珠著《中国民众意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利用民间的谚语、歌谣、对联等材料，“写的是千年历史中中国老百姓的心理性格和情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民众的‘心态史’……此书成于80年代，更是难能可贵。可谓别出蹊径，开风气之先”（梁元生语，见该书前言）。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以明清庙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
    与民众心理相关的专著还有：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等。
    三、心理史理论及史学史
    心理史理论及史学史相关问题也有不少人关注，如心理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主要流派、国内外发展状况等。这方面的探讨对心理史研究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史学对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需要的。这种需要不是追求“时髦”，而是真正的需要。随着社会、首先是史学界本身对它的逐步认可，心理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将是毫无疑义的[38]。有研究者指出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去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应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及群体心理的分析。同时，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应注意个体的阶级性，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材料，关注那些变动着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和个人之间不同的差异[39]。
    有学者认为心理历史学是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依据其源流发展、理论方法及传播地域分别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心态史学则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并倡导，以集体精神状态为对象。两者之间相互交叉又有区别，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缺陷但又互为补充[40]。张广智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同时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所发生的影响，意在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史学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41]。
    有人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作了梳理总结，其大陆方面的成果统计至1996年[42]。还有人系统回顾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基本情况，其搜集资料的下限也到1996年[43]。其他相关文章还讨论了心理史学概念的厘清、心理史方法与近代史研究、心理史方法与教育史研究、心理史学的地位与影响等问题[44]。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心理史的研究，较诸以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论著数量有了迅速增长，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但精品仍不算多。
    展望未来，做为一门新起步的学科，心理史有待开垦或深入的领域非常多。以近代史研究为例：1.除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蒋介石等少数人外，大批近代重要人物心理层面的研究基本无人问津，如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光绪帝等。次要人物的心理研究基本没有。2.民族资产阶级及近代军队（如湘军、新军等）的群体心理的探讨成果很少。3.近代以来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心理分析有待开拓或深入，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土地改革等。4.除民众心理外，其他领域基本上只有论文而没有专著。5.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待深入和完善。宏观方面，除社会学外，还要吸收人类学、文化学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微观方面，除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外，历史研究可以借鉴的心理学理论还有很多，如人格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军事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
    目前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史学界对心理史学的发展似乎重视不足，表现为：有关心理史专门的研讨会太少（据笔者所知近十年来一次也没开过）；有关心理史研究成果专门的总结评述太少（据笔者所查近十年来一篇也没有）；《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重镇刊发心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太少（据笔者所见近十年来只有一篇）。在某些史学者眼里，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似乎是不务正业，不足为道。因此，在国内被划入社会史范畴的心理史论著，竟然连很多相关的社会史研究综述文章也对其视而不见，以致于它们变成了“没娘的孩子”。作为一门在国外已相当成熟而在国内还是新起步的学科，心理史学如果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其研究质量将很难得到整体提升，而这也很可能会对中国21世纪史学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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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肃的繁体右欠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第7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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