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关 键 词：科学/工具/科学救国/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张剑，1969年生，四川省宣汉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上海200235
    

    1920年，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爱西斯》(Isis)上发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引用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的话：“人们可以粗略地说物质的东西被更换了；但不能说精神的东西被更换了。或者，可以说被看作是成就的每一个事物能够说被更换了，但对于被看成是生命的东西却不能这样说。”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这段话更容易理解：科学所造就的物质的东西是可以被代代替换的，但科学本身所体现的精神却不能替代，而是代代相传的。乔治·萨顿为此继续解说：
    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现在我要说，在过去的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没有也不可能被替换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1]
    大约与此同时，首届庚款留美生、中国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张准(子高)，在南京高师检讨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说：
    由于提倡西学者，其目的不在科学本体，而在制铁船，造火器，以制胜强敌，谋富强救国之策耳。而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2]，247页)
    他既批评将科学作为“富国强兵”工具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策略，也批评1920年前后假借科学而行的各种现象：“今之学者，又日以科学方法，号召国人，于是有以科学方法言诗者，有以科学方法言文者，吾独恐无人以科学方法治科学者。”进而宣扬“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所望国人之言科学者，治科学者，且先考研其本体勿徒羡慕其利用，惟真理之是求，使其理之果真，求之之法果当，则其致用亦自至耳”。([2]，248页)
    东西双方，治科学史与具体从事科学研究者，几乎同时指出了科学精神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但非常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对科学精神这一具体表征科学本质的认知，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本文以近代中国影响甚为深远的“科学救国”这一社会思潮为中心，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以后再另文专门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观念认知的演进历程。①
    一、从“科学救国”到“政治救国”
    
    鸦片战争中，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一批兵器工程师迅速成长起来。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龚振麟，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仿制船只，监制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其撰写的《铁炮铁模图说》，堪称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金属型铸造的专著。[3]山东日照人丁守存，潜心研制炮船以御敌，先后在天津、广西等地，监制新式火炮等，并最早合成了雷酸银。[4]另外，一些传统科学家也开始零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安徽歙县人郑复光于1846年出版的《镜镜詅痴》，书后附有“火轮图说”。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顾观光认为“中西之法可互相证，而不可互相废”，“于古今中外，中西诸算术，无所祖皆有所发明”。[5]
    这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潮流被魏源高屋建瓴提炼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大幕。这些或零星吸取西方科技知识的传统科学家，或“仿制”西方枪炮舰船的兵器专家，是中国近代科技发展长河中的几朵浪花。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一批在1850年代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致力于翻译西方科技的传统科技工作者，他们使中国近代科技由零星吸取和仿制阶段向更深层次发展。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不二法门，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富强才可能真正实现。李善兰在他与传教士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序言中说：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6]
    在李善兰看来，中国只要学好数学，技术就会日益进步，国家就会富强。当朝大员们也有如是思想，奕奏设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时将天文、算学作为西方富强根本：“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22页)与反对派的争论中更指出：“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之用，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7]，23—24页)
    在这一思想理路的指导下，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军事工业、军事学堂、语言学堂、民用企业乃至新式海军等陆续创建。但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救国”实质上是“技术救国”，即通过对西方技术的引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虽有郭嵩焘这样的所谓先进分子认识到洋务运动只注意坚船利炮是本末倒置，但当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封疆，无论是当朝大臣还是社会精英，看到的只是技术的威力、科学作为生产力的功用。他们对西方近代科学本身没有全面而清楚的认知，科学本身(包括科学概念、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等等)及科学研究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自然不可能有科学体制化的进展。即使像《格致汇编》这样的专门科技期刊，关注的重心也是各种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相关科学门类粗浅知识的宣扬。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科学一直处于缓慢引进状态，输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杂乱而不成体系，而且相当陈旧，本土化进程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始。相较日本同时期在科学体制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至少从科学发展这一侧面已经预示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②
    甲午一战，老大中华帝国为“蕞尔小岛”日本打败，朝野震惊，中华民族的救国强国之道又开新路。戊戌维新、晚清新政次第上演，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成为朝野热点，通过政治变革一揽子解决成为潮流。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后来的改良派与革命派，无论是国内新学堂学生还是海外留学生，都认为燃眉之急是救亡与变革，“西政”成为社会追逐的目标。晚清政权最终在人们对政治变革的追逐中，随武昌的枪声而轰然坍塌。
    在晚清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一批在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才，此时也汲汲于革命活动。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李四光，1904年由湖北省官派留日，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革命志士，参加同盟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回国后，以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的身份，秘密参与共进会、文学社的活动。1911年，参加清政府留学考试，“荣膺”“工科进士”。武昌起义爆发后，担任湖北军政府财政部参议。[8]中国近代林学奠基人之一梁希，1906年官派留日学习海军，翌年参加同盟会，常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朝廷。辛亥革命爆发后，进入浙江湖属军政分府，训练新军，致力于革命活动。[9]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孙学悟，190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参加了同盟会。翌年受命回国进行推翻政府的革命活动，被其父严加禁锢，不许外出。1907年入圣约翰大学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宣扬革命。[10]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1908年东渡日本，翌年成为晚清政府的“官费生”。在享受政府“俸禄”的同时，加入同盟会，与革命党人喻培伦、黄复生等交，亲见他们制造炸药受伤，乃选习化学以明了炸药制造的原理。同时还以文字宣传革命，发表《川人告哀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等，慷慨激昂，极尽渲染之能事。武昌首义后，任鸿隽弃学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秘书，承担起草文告等工作。([11]，679—680页)
    在革命、立宪互相激荡的社会大背景下，科学让位于政治，从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心退居边缘，新学堂里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少为学生们注意，所谓“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12]，289页)大量由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思想学术著作，“其影响于吾国学界者，唯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喜政论而不喜科学”[13]。对国人“共趋政治”，杜亚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亚泉杂志》序说：
    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为上，西艺次之。……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也。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14]，1—2页)
    “艺术”即“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杜亚泉看来，科学技术处于第一位。传统中国一直将政治置于科学技术之上，因此科学技术不发达自为当然。戊戌维新以来，国人更是竞言政治，以政治取代了科学技术，“政治救国”替代了“技术救国”与“科学救国”。他认为如果全社会都热心政治，成为政治人，在野不事生产，在朝夸夸其谈，还不如潜心向学，掌握谋生的技能，使中国在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时代不致落伍。这样一种想法，在世人共趋于政治与革命的时代，是为一种建设的声音，不啻黄钟大吕。
    1903年创刊的《科学世界》刊载王本祥《汽机大发明家瓦特传》，其结论说：
    吾之草瓦特传也，又有深意焉。今夫吾中国理科实业之不发达，基于何原因乎？荐绅先生、名教硕儒，视即物穷理为支离琐碎之学，农工实业为鄙夷可耻之事，此数千年来相传之恶因也。比年以来，欧风美雨，由印度洋、太平洋卷地而来，青年学子，手掇一卷志浮气粗，日日言政治、言法律、言军备，一似彼族所恃以膨胀者，斯数者外，别无他事，而薄视理科实业等学为形而下者，非高尚优美之事，不足学，不足以副吾大志，以拯吾中国也。([12]，294页)
    指出社会竞言政法的缘由除传统鄙视“即物穷理”、“农工实业”而外，还与国人对发达实业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能静心研读、青年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心态有关。批评了青年人“日日言政治、言法律、言军备”的社会思潮，指出先进发达国家依然孜孜以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人却在“放言高论”，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他希望通过大发明家瓦特的传记来提升科学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引起社会对科学之重视。
    在对社会共趋政治这一潮流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发展科学事业。除继续翻译科学书籍而外，组织学术性社团，团结同志，利用新的传播媒介诸如报刊、杂志等传播科学，宣扬科学精神。相对洋务运动时期，此一时期在科学的传输方面，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按照顾毓琇的说法，在此期间，国人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而且那些有机会得到科学知识的人，“渐渐亦写了一些普通的科学书籍。当着新学推广的时候，他们便担任了中小学的师资，而科学的影响因此亦更为普遍化了”。[15]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出现新的机缘。
    二、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民国建立，政治变革任务完成，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的声浪中，“科学救国”作为一种思潮真正形成，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提倡实业、振兴实业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因此民国创立后，革命派、立宪派与工商界莫不怀抱“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抱负，致力于实业建设。当时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实业，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武昌首义后，在归途中的孙中山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号召：“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合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全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辞去大总统后，孙中山呼吁“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16]，497页)他亲自筹设中华实业银行，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路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等职。其他如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也致力于实业，立宪派张謇、熊希龄等也积极投身于实业建设。“振兴实业成为民国初年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潮流”，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16]，498页)
    在振兴实业的时代潮流中，“建设”取代了“革命”。振兴实业、建设国家不能停留于口谈笔画，建设国家需要知识，特别需要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的转变顺理成章。于是，一批“革命青年”放弃浴血奋战获得的高位，纷纷出洋留学，学习建设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任鸿隽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不是随政府北迁到北京“为官作宰”，而是和几个秘书处的同事商量，议请政府资送留学，由任鸿隽拟文向孙中山申请，不意名列首位的他却未获批准。胡汉民说希望他不要出洋，留下继续工作，而且说是蔡元培的意思。与蔡元培商量，蔡意民国初建，急需人才，希望他多贡献力量，不必急于求学。参议院有意请他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友朋们也劝他留下来担此重任。([11]，712页)但他留学志愿已决，1912年冬，任鸿隽与杨铨等以稽勋名义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从此，在他个人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暴力革命”的青年转变为“科学救国”的留美学生。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继续学习留日时所学化学工程，但已不是为了制造革命的“炸弹”，而是“思用化学以兴工业”。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又到哈佛、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1]，683页)
    杨铨与任鸿隽一样，也从一个革命青年转变为“科学青年”。1908年，杨铨就读中国公学，在这里结识了任鸿隽、胡适、张奚若等后来相从甚密的好友，受到革命思潮熏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与茅以升、李俨等为同学，并结为友好。武昌起义后，弃学奔赴武昌，后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负责收发文件，与任鸿隽等共事。临时政府解散后稽勋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习机械工程。但与任鸿隽不一样，杨铨后来还经历了第二次转变，从“科学青年”转变为“革命中年”。③
    有论者说任鸿隽等人此时选择留学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造成任氏对革命之幻灭，也促成了对科学的结缘”[17]。这一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正如上面分析所示，一方面，孙中山辞职后以实业救国相号召，任鸿隽、杨铨等革命青年远涉重洋学习科学，与“实业救国”同一“理路”；另一方面，袁世凯政府此时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反革命”的一面，“对革命幻灭”似乎无从说起。也就是说，像任鸿隽、杨铨等主动选择弃官从学者，主要是从“科学救国”这一角度出发，走上留洋求学道路的。革命既然已经成功，紧跟着应该建国。邹鲁也回忆说：
    乃将青年同志，除已学成及原系留日读书有官费者外，一律请总理由稽勋局派赴日本留学。……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建设，而我尤注意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因此这批留日生，大都学理工科。[18]
    当然，也有对革命产生幻灭，认识到“革命”不是真正的救国良方，只有学好建设国家的才能与本领才是救国的唯一正途，最后转向了“科学救国”道路的。张奚若回忆说他辛亥革命后：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在陕西觉到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由武昌到上海，沿路所见，也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因此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在这种失望情形下，我便决定到外国去读书。预备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19]
    革命友朋们反对他将革命事业让给进步党和北洋军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则认为没有现代知识和技术，建设国家将成为空谈，因此他还是置朋友们的反对于不顾，决心留美。因曾在孙中山主持的铁道协会活动过，故预备学习土木工程，但对数学兴趣不够，未入学就改变了计划。可见，张奚若选择留学虽然是失望于革命之结果，但并不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与“袁世凯篡权”，而是对革命党人在建国、治国上的“一筹莫展”深有感触。因此，他出国留学最初也是选择学习工程技术这种建国知识。
    与张奚若失望于革命党在建设国家上的“一筹莫展”不同，李四光选择“科学救国”道路，倒是真正失望于共和政权之失败。正准备在湖北省实业司司长位置上大展拳脚的李四光，遭到了黎元洪的打击和排挤。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向黎元洪提出辞呈。黎元洪表面“温语慰留”，实际上已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8月8日，李四光“准免本官”。辞职后，李四光非常郁闷，得知不少革命党人稽勋留学后，也认为自己“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于是向黎元洪提出留学的请求。黎元洪将李四光、王世杰等上报袁世凯，得稽勋局批准。1913年7月，李四光再一次告别祖国，踏上“科学救国”之路。([8]，21—25页)李四光原立志学习造船，并在日本学习了3年造船技术，知晓造船需要钢铁，钢铁需要采矿、冶炼技术。担任实业司司长期间，也深知国家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资源，同时认识到工矿是实业基础。当时英国是世界上采矿业很发达的国家，于是他在完成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业后，进入该校采矿系学习。学习一年后，他进一步认识到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地质科学为基础，又了解到英国在近代地质学启蒙运动中作用很大，又转到地质系学习。[20]可见，李四光在科学救国之路上，经历了从“造船”到“采矿”再到“地质”这样从“技术”到“科学”的转变，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民国建立特别是袁世凯当政以后，有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即许多人热衷宦海浮沉，醉心利禄仕途。梁启超为文《作官与谋生》说：
    居京师稍久，试以冷眼观察社会情状，则有一事最足令人瞿然惊者，曰：求官之人之多是也。以余所闻，居城厢内外旅馆者恒十余万，其什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大抵以全国计之，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盖学而优则仕之思想，千年来深入人心，凡学者皆以求仕也。……迨民国成立，仅仅二三年间，一面缘客观的时势之逼迫诱引，一面缘主观的心理之畔援歆羡，几于驱全国稍稍读书识字略有艺能之辈，而悉集于作官之一途。([21]，114页)
    黄炎培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说：
    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1]，113页)
    与时人奔竞于官场、亟亟于利禄不同，与大多数革命者在新秩序中以胜利者自居不一样，任鸿隽、杨铨、张奚若、李四光等毅然抛弃通过流血革命得到的高位，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这在“官本位”的中国，是何等的魄力与勇气？！在世人共趋政治与革命之时代，像他们这样以国家建设为的矢的选择，为中国历史别辟一片新天地。
    与国内科学救国思潮相对应，当时的留美学界也认识到国人的启蒙任务已由留日学生完成，在祖国的建设时代，应该由他们贡献建设时代所需的建设知识：
    中国似醒未醒初醒之时，人之从新从旧未定，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矣。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事为建设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者，非有建设之学、建设之能及建设之精神不可。([22]，36—37页)
    科学技术是国家建设时代所需的知识，发达科学是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根本方略。与留日学界因关注政治而群趋学习法政、军事不同，留美学界主要以习科学技术为主。
    与此同时，留美学界也在寻找如何发展科学的途径。他们认识到发达科学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完成的，汲取先进国家经验，组织学会，集合专门人才切磋技艺，科学始能发达：“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处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互相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互相讨论而愈明。”中国由于无此种学会的指导，“如在汪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即使在美之留学生由于没有学会作为枢纽，“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22]，34—35页)正是在国内与留学界的共同影响下，“科学救国”逐渐成为潮流，一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在寻求发展科学的方略历程中，已经认识到团结同志、组织专门的学会是发展科学的道路之一。留美学界先后成立有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等，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自然是中国科学社。④
    中国科学社成立伊始，就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创刊的《科学》“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首先，国家富强与科学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第二，科学在改进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上有强大力量；第三，科学可以提高人类的寿命；第四，科学可以影响人类的智识；第五，科学与人类的道德也有莫大关系。[23]中国科学社等的“科学救国”宣扬，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陈独秀的“德、赛”先生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了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并最终共同扛起了“科学”、“民主”的大纛。⑤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激荡，还出现“理科救国”、“农业救国”等变种。1920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五四学潮”以来，各种思潮震荡全国，但“未免偏重于人文的一方面”，因此提出“理科救国”。说“理科切实人生为富民强国的无上利器”、“理科是改革思想及创造思想的好东西”，并提出“根本的救中国要提倡理科”，希望“有志青年，不要专鼓吹时髦的、空虚的新思想，而把根本有用的理科放弃一边”。[24]
    三、“科学不能救国”：科学是战争工具
    正当高擎“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历时四年、有30多个国家卷入、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人在反思这场灾难、哀叹西方文明没落的同时，发现了可以救世的“东方文化”。1919年，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致函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25]
    当然，在这场东西方共同参与的文化反思运动中，科学很快被确认为“罪魁祸首”。1918年底赴欧的梁启超，归来后出版《欧游心影录》，宣告了西方世界“科学万能”大梦的破产：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26]⑥
    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就有人看出中国一直追求的西方文明代表科学在战争中的“罪孽”，并进而怀疑整个西方文明。1916年10月，《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开篇即说：
    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27]，338页)
    大约半年后，杜亚泉继续发表文章，说欧战的爆发，使国人认识到我们追求的西方国家的富强及其“所以获得富强之原因，与夫因富强而生之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惨最痛苦之生活”。他批评国人滥用输入而来的科学：
    近年中以输入科学思想之结果，往往眩其利而忘其害，齐其末而舍其本，受物质上之刺戟，欲日盛而望日奢。少数之上流社会，享用既十百倍于往日，乃不得不多所取求，厚自封殖。观于国会议员及文武官吏俸给之激增，可知吾国之经济上，已弃其平布周遍之目的，而为直立特殊之倾向。
    进而提出了中西文化之对等与调和，“科学上之知识技能，当利用之以生产日常须要之物，使其产出多而价值廉，以应下层社会之用，而救其缺乏”，“至科学上之学说，如竞争论、意志论等，虽各有据，各成系统，但皆理性中之一端，而非其全体，当视之与诸子百家相等，不可奉为信条”。([27]，345、349—350页)
    宣扬西方科学的早期先驱者之一严复，欧战爆发后，因大规模杀伤武器在战争中的巨大破坏力，对科学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1917年5月，撰《欧战感赋》云：
    三年西宇战天骄，海上金银气尽销。入水狙攻号潜艇，凌云作斗有飞轺。壕长地脉应伤断，炮震山根合动摇。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28]，396页)
    1918年6月，他在《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第一首云：
    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并自注道：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28]，403页)
    随着这些思想与观念的扩展，批评科学万能论、质疑科学功用和价值的文字日益增多。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为以征服自然为第一要义的西方科学，本身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为主义，大大激发了西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于自然宇宙固是取对待、利用、要求、征服的态度，而对于对面旁边的人也差不多是如此态度”。([29]，73页)如果不对科学加以一定的限制，像科学万能论那样将科学的功用无限放大，并用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和解决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宇宙人生问题，其结果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甚而会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
    西洋人自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怎样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罅隙；而这样走下去，罅隙越来越大，很深刻的划离开来。就弄得自然对人像很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是无情，……并且从他们那理智分析的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他那范畴悉化为物质，看着自然只是一堆很破碎的死物，人自己也归到自然内只是一些碎物合成的，……其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亲相依之意，……([29]，187页)
    将科学归罪为欧战“祸首”的观念，并非仅仅停留于这些所谓思想者层面，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的“反科学”思潮。陈独秀1920年4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批评新文化运动中的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他指出：“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因此，“科学无用论”、“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30]
    1920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5次年会上，有社友指出：“数年前，社会重科学，弃文学，今则反之，重哲学”；而且“新旧学派各据一方，但前者专凭经验，……后者玄谈，皆无科学精神”。[31]1921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6次年会上，社员们对梁启超的“科学万能破产”进行了讨论，鲁迅先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对这一讨论予以讥诮⑦。
    西方文化的没落与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勃兴，自然会促使东西方文化论争，而科学作为战争工具的现实争论及其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也需要重新审查，科学与玄学的论争自然不可避免。在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中国科学社灵魂人物任鸿隽站在科学派一边，发表文章指出“科学破产论”之荒谬。他认为：鼓吹“科学破产论”者不过是“一二神经过敏之人”。战后国际科学发展的趋势表明，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萎缩之兆；有调和之机，无冲突之患”。那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问罪科学并预言科学将衰落者，既不了解科学自身也不了解世界科学发展大势。因此，他对1923年前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充满忧患意识：“以地大物博之我国，科学既鲜有发明，科学团体之组织复不见进步，……不知将以科学破产之言自欺欺人以自耶？抑将自绝于人文之域，不为当世智识界之增进尽一份人类应具之责任也？”[32]
    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科学与反科学》的社论，其中论及科学输入中国近60年，“由淫巧而军工，而工艺，几经顿挫”，民国成立后“始获以其真面目与国人相见”，但欧战使中国出现了“反科学”的潮流：
    欧洲大战既兴，全球震动，论者推原祸始，因国际资本主义之冲突而致怨于物质文明之过量发达，因物质文明而迁怒于科学，于是十九世纪托尔斯泰、尼采辈咀呪科学之论调复为当代救世之福音。昔之因物质文明而崇拜科学者，今则因同一物质文明而诋毁之。潮流所被，中国亦沐其余波，此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于今日学术荒芜民生凋敝之际而忽有反科学之运动也。……故分析言之，今日反科学之思潮受国内国外者各半，而其根本原因则皆起于误认西方文物为科学本身之一点。果如西国已食物质发展之惠，而蒙战祸，犹不能罗织株连归罪科学，而况中国之倒行逆施，自甘暴弃，本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乎。
    在批评这一反科学潮流基础之上，提出了科学自身的价值：
    夫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即物质文明之本身，亦但知利用厚生，造福人类，未尝教人以夺地杀人也。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33]
    四、“科学不能救国”：“政治救国”再次取代“科学救国”
    其实，无论是“科学万能”论的破产，还是东方文明的勃兴，虽然突破中国社会思想界的精神层面，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科学”的思潮，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但毕竟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没有多少市场了。⑧当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仍然是“革命救国”。徐复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含有政治革命的强烈因素”，带来的一种结果是，“国民党及后起的共产党，直承五四运动的政治革命情绪，另作现实政治活动的展开，使它在政治方面的后果，与作为此一运动标志的‘科学与民主’脱了节。即是，它是给与了尔后政治的发展以影响，但所给与的却不一定是科学与民主的影响。”[34]
    高擎“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促成“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也使激进的革命思潮取代了建设的理路，政治革命又成为时代主题。有人在给恽代英的信中认为“科学救国”是毒害青年的“迷雾”，许多人沉睡其间，因为他们深受社会科学是“破坏的工夫”、自然科学是“建设的工具”这种论调的毒害。恽代英认为：就救国功能来说，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因为军阀政府只知打仗、抢钱、逢迎洋人，根本不能用掌握了技术知识的人；留学学飞机制造的人，“他们若不是留在外国工厂，帮外国人制飞机，至多回国来只能做个驾驶飞机的人，或者甚至于只能在商务印书馆里做些小小的工艺品”；而国内专门学校毕业生，“只有去做官，去当土豪，去在个设备不完全的学校里抢一个饭碗，结果把所学的一起忘掉，仍然同别的人一样，变成一个光棍的流氓！我敢断言，第一是要社会有个改革，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轨道，不然，多一个技术家，便是多一个流氓！全国专门大学一年要毕业几千个学生，我为中国寒心呵！”在这样的政府下面，“怎能讲什么科学救国呢？”因此，他说：
    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命。……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情，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35]
    像杨铨这样的“科学救国”论者，“抛弃苟全乱世之教读生涯，恢复十年前之国民革命生活”，从东南大学辞职南下，担任孙中山秘书，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中。其在革命工作之余，开始在革命与科学之间架设桥梁。1926年《民国日报》元旦增刊发表了杨铨《科学与革命》一文。他认为科学家身上有两个毛病：一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对外界不闻不问，任意让军阀、奸商利用他们的发明创造；一是容易被贪官污吏引诱，忘却了研究科学的使命。因而指出：
    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是救国的一个不二法门。换句话说，便是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会问题，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问题，中国才有救药，世界上才有光明。[36]
    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12次年会上，杨铨继续阐述“科学与革命”关系，提出了“科学家与革命家订婚、结婚”说：
    本党[国民党]总理为医学家，由研究生理及物质科学，进而研究社会科学，创立“三民主义”，故本党之革命实为科学之应用；科学社同人之从事科学事业，实多得总理之感化。本党同志为社员者亦众，惟去年在粤开会，关系乃益密切。中国之科学家与革命家至斯乃入订婚时期，此后联合而谋中国之改造。今订婚已及一年，吾人甚盼早日结婚，而产生一自由平等之新中国。[37]
    面对“革命”这一大好形势，自然也有人在反思。如近代中国农学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社发起人过探先，在革命话语笼罩的情势下，提出了“农业革命”救国的论调。1926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广州召开第11次年会，过探先演讲《科学与中国农业之革命》，提出欲革命完全成功，须先从事于农业革命工作，“但农业革命工作非宣传所可济事，需从实际上做去，方能收效；为实际工作，非采取科学不为功，盖因政治革命乃为一时的，不彻底的；农业革命方为根本的及彻底的。”过探先可谓在山说山，在水说水。他提出的农业革命与当时的政治革命没有多大关系。宣传是政治革命的“法宝”，而他的农业革命却要求“实干”，而且从他的言谈中，似乎要求同志们放弃政治革命，因为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只有农业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农业革命的理想自然没有实现的希望，但在那“政治革命”满天飞的时日里，未免不是一个救国的方策。
    中国少年学会的聚合、发展与最后的解散，也充分体现了以科学为代表的学术在政治革命的大潮面前的无力，此可以专文论说，这里就不赘述。
    五、“科学不能救国”：科学回归科学本身
    将科学作为救国强种的工具，“科学救国”作为一个宣扬的“口号”，很可能不能落到实处，而仅仅成为人人口谈笔画的对象。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就出现令人不可理喻的现象：
    五四时代，时髦的学者教授们，多半闭口哲学，开口文学，……当时虽说有人高呼“拥护赛先生”，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赛先生只得呼一声“倒霉”而去。“文哲”为什么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什么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多钟情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锋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39]
    这一描述可能有些文学夸张，但基本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正如前面所引张准的说法，许多人用“科学”作幌子，鼓吹各种所谓“科学的文学”、“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历史学”等等，当然也有“科学的人生观”云云。但就是没有“科学的研究”，真正能从事艰苦而孤寂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在欢呼“赛先生”的热潮中，可谓“寥若星辰”。1922年，《科学》编辑部注意到当年留学生所学科别，“为农工科人数之减少与商科人数之加增，……所最不可解者，国内数学物理生物学人才最缺乏，而本届百三十五人中竟无一人欲习此三科者，吾国学生之不重视纯粹科学，于此可见矣”。[40]科学在中国虽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也有许多人去学习研究，但大多本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目标，学习有关实际的实用科学，而于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却少有人问津。
    “科学救国”将“科学”这样本质为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求知行为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实用目标相联系，其实是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相背离的。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还是非常片面。一是认为“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却没有什么关系”；第二种看法认为“科学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章上的特别题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第三，科学仅仅是物质主义的，仅仅在讲究实业的人可以讲求，而其他人似乎不必费心等等。([11]，179—183页)这三种认识都没有将科学作为一门学问看待，基本上将科学等同于技术，这是承续洋务运动视科学为技术的思想的结果：“吾国学界之轻视天然科学久矣，意谓各国之强，强于器械工艺尔。苟能学其器械工艺者，则富强可立至。”[41]因此，当中国科学社从美国搬迁回国后，在积极宣扬科学研究，以使科学真正在中国本土化的同时，对“科学”的真正含义也不断申说。
    1918年，任鸿隽留学归国，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何为科学家》。他开宗明义指出，第一，“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所谓学术，正如古人所说“不学无术”，学是根本，术是学的应用。⑨中国人一直自豪虽然我们的“形而下”艺术不能与西方媲美，“这形而上的学问是我们都有的，未尝不可抗衡西方”，其实“我们所谓形而下的艺术，都是科学的应用，并非科学的本体；科学的本体，还是和那形而上的学同出一源的”。科学是“形而上”的学问，任鸿隽为科学在传统学问中找到了可以栖息之所。第二，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在任鸿隽看来，中国文化不及西方文化之所在，就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而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现象，科学家们所注重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这样科学家不仅要像中国人一样读古人书，了解前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事实，在实验室和大自然进行成年累月的观察和实验。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说，“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一个科学家不是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就能养成的，得了博士学位后，“如其人立意做一个学者，他大约仍旧在大学里做一个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学问。等他随后的结果果然是发前人所未发，于世界人类的智识上有了的确的贡献，我们方可把这科学家的徽号奉送与他”。([11]，183—186页)
    当时，还有一些人通过检讨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发展战略，追寻对科学的本质性认知。1926年，翁文灏在南开大学科学馆开幕式上演讲《为何科学研究如何科学研究》，反对一味追求科学的功用：
    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重洋物，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
    他举例说江南制造局30余年间，翻译书籍170余种：
    其用心之勤，至今犹有人称道以为不可及。……但试想此等事业曾否养成几个专家，于真正科学有所贡献？平心而论，可谓绝未发生效力，不过供人抄袭，作为时务通考与格致课艺一类的材料罢了。从此可见不明科学的真正意义，且不从真正研究入手，虽肯极力提倡，亦是不得效果的。[42]
    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随着科学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真正形成，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在中国社会已经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起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科学救国”思潮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看到飞机炸弹的重要，兴起了捐款购买飞机的“航空救国”运动。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成立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作为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更提出了“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的宗旨。在传播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以科学原理阐扬传统文化，使中国社会科学化，与新生活运动、文化建设运动结合起来，相对抗于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达到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43]这样，科学不仅成为救国的工具，而且成为整理宣扬传统文化的工具，也成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护身符，成为反击“西化论”者的“尚方宝剑”，自然给科学增添不少外在的非科学的东西。
    于是科学工作者们在“科学救国”呼声一再高涨之际，为科学研究张目，反思“科学救国”，为科学进行准确定位。1934年3月，任鸿隽在《大公报》“星期评论”发表《科学与国防》说：“目下的中国，提倡科学的声浪，虽然是甚嚣尘土，但科学是什么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他批评“航空救国”，指出科学不是器械。飞机虽然在作战上很重要，但正如船坚炮利不能代表科学一样，飞机也不能代表科学，“我们五十年前忽略了根本的科学而抓住机械的船炮，终于弄到一蹶不振，现在我们又专心注意于飞机，而忘记了根本的科学，其结果能比五十年前好些吗”。他针对科学化运动指出“科学不是语言”：
    此次国难的发生，国内忽然添出了无数的大小杂志，使我感觉到目前爱国志士要救国的便是去办一个报。这在国难当前，人情激昂的时候，本来是应有的现象。不过这个风气，若是波及到科学事业上去，那便是不幸之至。我们晓得，科学应该脚踏实地，做一分算一分的。若是科学家一天到晚，忙着写文章，闹什么“化”的运动，把杂志讲台上的口号，当作真正的科学事业，那便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了。([11]，506—507页)
    而竺可桢在《航空救国和科学研究》中说：“我们要讲飞机救国，就得迎头赶上，要迎头赶上就非去研究大气力学和建筑风管不可。而且要制造飞机，必须有适当的原料，要谋飞机行动的安全，非有敏捷精确的天气报告不可，这又要靠地质学家、化学家、冶金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研究。所以飞机救国，必须从研究科学入手。”[44]1935年，顾毓琇直接提出“科学并不能救中国”：
    科学既没有功利观念，亦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我们科学界努力的方向，从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已经进步到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实在是合于科学的本旨的。……从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而求对于世界的科学有贡献。从科学的立场看，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15]
    玄学家张君劢在批评实用主义的科学思潮的同时，认识到科学的本性：
    学术之目的，虽不离乎利用厚生，然专以利用厚生为目的，则学术决不能发达；以其但有实用之目的，而缺乏学术上游心邈远之自由精神也。……人类因有思想有智识，以解决宇宙奥秘为己任；若但以有用无用为念，则精神之自由必不能臻于高远与抽象之境。……吾人注重于精神自由，自与唯物论者之偏重物质者异。一般人之所见，以为吾国所缺，在乎自然科学之发达、在乎实业之发展、在乎军事上之防御，以为此数方面尤为重要；故应先图振兴实业，先图增加战斗力。然吾人自欧洲科学发展史求之，其始也，有地动之说；继也有物体下坠之公例；其后乃有奈端之公例。一属于天文学，一属于物理学，其创始人但求真理，初无足食足兵之实用目的存乎其间；及十八九世纪以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渐次昌明，蒸汽机造成后，而后科学之应用推及于工商。[45]
    朱家骅也认为：科学首先在精神上，表现为不为个人感情所支配的一种客观态度。因此客观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或其他原因就视而不见，或任意改变。其次，科学有独特的方法，即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科学的结论是在对研究对象的不断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演绎得出的，不是凭空想象、主观意识得来的。第三，根据科学规律所推导出的结论或论点，要经得起实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个证伪的过程，就是科学进步的历程。因此，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上司或崇拜的偶像就不敢向他们提出异议，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按科学规律办事。1943年4月8日，朱家骅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说：
    什么是科学？简单的说，在精神上，科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便在力求不为成见感情或欲望所支配，亦不完全信任自相矛盾的推论，而依从于有系统的实验，所以也可以说科学是我们感官所感觉的客观的对象，经思维之洗炼与组织，而得成为有条不紊不相矛盾的事实。我们利用感官观察客观现象，必要时加以实验，然后将各种客观现象，胪列在一起，应用我们的思维，来分析他们，比较他们，取其共同特征，而归纳得一较为普通的事实。([46]，29页)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理性的怀疑主义，科学规律是在科学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后，“取其共同的特征”才能获得，对归纳法进行了相当切实而简明的阐述。
    在另一次讲演中，朱家骅又说：
    什么叫科学方法呢？科学的方法，就是不专凭空想，务使思想不为感情或欲望所支配，不崇拜偶像，或任何权威，不容有自相矛盾的推论或判断，也不完全相信自相矛盾的推断或判断，而以从实验的方法求得的事实做基础，用来证验推论和判断已有的问题，或发现新事实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实验的方法。([46]，45—46页)
    用演绎法所推导出来的推论或判断，必需得到实验的验证。实验是科学方法的本质，因此科学的方法就是实验的方法。
    这样，科学终于从救国工具及“强国强种”这样宏大的目标回归到科学本来的“求知”面目，这对培养中国学术界以追求真知为目标的学术氛围非常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的本土化历程。虽然，此后科学仍然不断被作为各种各样的工具不断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责任，但科学“求真”的本质特性一旦被认知，其影响和作用将不断被提升。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变奏下，中国人从各个层面、多个维度寻觅着“救国”方案，出现了诸如“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农业救国”等思潮，当然也包括影响深远的“科学救国”思潮。救国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科学救国、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乃至如今的“科教兴国”，仅仅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已，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能忽略其他方面，过分强调某一层面，往往会造成口头上的“宣传式”社会效果，其实不能对其本身的正常发展有正常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救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子，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功能，也只有在剥落给予它的额外重任回归本位后，与其他因素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当“科学救国”作为一个宣传的口号时，其社会影响可能很大，但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口号并没有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多大的积极作用，反而是认识到科学的本来面目后，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才有长足的进步，在后来的“抗战建国”中，已有相当基础的中国科学实实在在对“救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真是一个吊诡的历史现象，当“科学救国”的口号喧天的时候，科学并没有起到其“救国”的功用，当认识到“科学不能救国”时，科学却实实在在展现了其“救国”的功能。读史至此，往往使人困惑。
    “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起起伏伏，也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当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大多历史时期，学术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展现其本来的面目。
    

    注释：
    
    ①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具体参阅朱华《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这里就不赘述]，但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科学救国”思潮随着时代变化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及其科学从“科学救国”这样的工具回归科学本身，成为追寻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事业等方面，还有继续梳理的必要。“救国”是民国建立后才逐渐流行的思潮，此前先后有“应变”、“救时”、“救亡”等思潮，仔细梳理这个线索需要一篇专文。“科学”这个词汇大致在1905年前后才正式确定，此前先后有“分科之学”、“格致”等，“科学”与“救国”结合真正形成思潮是在民国建立后。由魏源开启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时期“技术救国”思潮，虽然与“科学救国”相距甚远，但正是其引发了将科学作为救国工具的思潮，并深刻影响了国人对科学的认知。为了行文方便，这里将洋务运动时期的“技术强国”思潮也以“科学救国”名之。中国近代史上只有“革命救国”、“变法救国”等相关从政治角度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提法，没有“政治救国”这一专门说法。这里用“政治救国”一词，一是从内涵上可以涵括革命、改良等内容，二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故意求新。另外，本文并没有将“科学救国”与“政治救国”相对立的意思，只是从社会思潮变化角度来表征时代思潮的演化。其实，“政治救国”高涨时，“科学救国”也存在，只不过不占主导地位而已。而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揽子计划中，也包括科学的内容；“科学救国”形成潮流时，“政治救国”也仍然有大影响。多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杨师国强先生的启发，并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与建议。
    ②相关讨论及其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输入西方科学特征的分析，参阅拙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40—54页。
    ③关于杨铨的两次转变的分析，参阅拙著《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8—352页。
    ④留美学界的社团组织活动情况参阅拙文《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
    ⑤茅以升说，中国科学社与1918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提出的“科学救国”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见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第131页)。
    ⑥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自注曰：“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⑦鲁迅先生1921年9月4日致信周作人说：“此间科学会开会，南京代表云，‘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而不宜说乎？这是中国科学家。”(《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次印刷，第397—398页)
    ⑧台湾学者沈松侨说：“欧洲战后思想之变迁，基本上是因战祸刺激所生的反动，一旦事过境迁，所谓东方文化的热潮，即告消歇。”他举证说，陈序经1932年也曾指出，欧战后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不过是欧洲历史上的变态，及其恢复正常后，便不再为人信奉了。[25]
    ⑨其实早在1911年，梁启超就对“学与术”的关系作过类似的解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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