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明清时期，自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280年间，在海上对外贸易中，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在上述时期，通过海上对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有6亿两。流入的日本白银约2亿两，其中约1/3通过中日直接贸易输入，2/3为转口贸易输入。流入美洲白银约4亿两，其中，经由马尼拉流入的及经由欧洲和美国流入的各约2亿两。这一数量似乎很大，但实际上，尚少于清末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战争赔款总量，加上清末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白银，在包括清末的全部明清时期，中国不但没有白银的净流入，反而有净流出。
    关 键 词：明清时期/白银/流入量
    作者简介：刘军(1955-)，女，辽宁沈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白银无疑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重要、价值量也最大的进口品。本文将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就明清时代通过海上贸易(陆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入流出不在本文考虑范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得出一个综合的估计。由于作者能力有限，而且相关史料过于繁杂、分散，一些文献易得性差，文献的收集不可能全面，甚至可能遗漏一些极为重要的文献。另外，一些文献对具体的估算方法未加详细说明，从而很难判断其计算口径，是否有遗漏或重复，以及估算值与实际数量的逼近程度。还有一些文献由于语言问题和计量单位难以折算等问题，只好舍弃不用。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前人文献只是在自身能力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不过，即使我们不能得到一个精确的结论，一个粗略的、近似的结论也是有意义的。
    一、估算中的困难和采用的方法
    
    准确地计算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现代人，我们只能对其进行大致的估算。而且，在进行估算时，存在着各种困难，其中主要有：
    1.缺乏完整系统的原始记录。有些所需要的指标根本没有原始记载，有的只是大而化之，常常渗入强烈的主观臆测，甚至经过故意夸大或掩饰的描述。有的虽有记录但记录不全或扭曲。而且，曾经存在过的统计资料也可能遗失或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各种资料的统计口径不同，计量单位不一。有些原始资料是官方的记录或官员的报告，也有的是当时民间观察者个人的记载，不同记载的口径常常各不相同。所采用的计量单位也是五花八门。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将计量单位进行了统一折算(包括折算成盎司、公斤或吨等现代计量单位)，但这种折算的过程是相当复杂麻烦且极易出错的。
    3.由于可得的资料通常是有关局部的资料，例如有关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某国、某港或某条航线甚至某船的资料。在估算时，学者们通常是将整体分为某几个部分，分别加以估算，然后进行加总，估计出总量。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显然更具操作性，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难以避免的难题：各个部分有时是相互交叉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是很难厘清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者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所使用的资料不同，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在现有的研究中，进行估算时，学者们基本都采取了前述分而治之的方法。最常见的划分方法是按流入白银的来源，分为两大部分或三大部分。有的学者在估算时，将两大部分或三大部分再进一步细分，如将各航线运来的白银再分为由不同国家的商人承担的部分。两分法是将流入的白银分为二大来源：日本白银和美洲白银。三分法则在此基础上，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再分为两条：一是西属美洲—马尼拉—中国，二是西属美洲—欧洲和美国—中国。
    日本白银的大规模开采和大量流入略早于美洲白银，也早于美洲白银而结束。其开始的时间大致在16世纪40年代。17世纪上半叶，日本输出的产品中，绝大部分是白银，而其输出的白银，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到17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已经减少，国内对白银的需求却大幅度增加，并逐渐完成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替代”，日本政府也逐渐加强了对白银输出的限制，从而日本白银输出不断减少。1763年，日本改铸货币，对白银的需求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从而结束了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的历史，此后反而有中国船将金银输入日本[10]。日本白银输入中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中日直接贸易，二是转口贸易。当时中日转口贸易则是以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商船为主，此外也有由日本人将白银运至东南亚地区与葡萄牙、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的第三国贸易。
    西班牙属美洲白银自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开采，大规模输入中国则大约自16世纪70年代开始，至19世纪20年代结束。而在19世纪，白银的流入、流出时有变化，总体上说，仍有不少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中才真正转向持续的入超。西属美洲白银，是由西班牙人垄断的，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冶炼白银，并将其运往马尼拉，以及欧洲和美国。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基本上均通过购买中国商品而流入了中国。而将白银由马尼拉运往中国的，主要是中国商人，以及西班牙人和参加马尼拉转口贸易的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欧洲商人。运到欧洲或美国的白银，最终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国。与统一的中国不同，分裂的欧洲各国林立，通过这一路线，完成将白银运到中国的这一最终任务的国家有很多。大体上说，先是以葡萄牙人为主，后来则主要是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其中英国人持续时间最长，贸易数量最大，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过程。
    在前人文献中，为对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进行估计所采用的具体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船数×平均载量。即先估计出某个时期历年进出某个港口或经过某个航线经营中国贸易的某国商船数量，以及每条船平均运载的白银数量，两者的乘积便是该时期该国商船运来(运出)某港或经由某航线运送的白银数量。
    2.出口-进口=出(入)超。例如，用某个时期某个中国港口除白银以外的出口商品货物总值，减去除白银以外的进口货物总值，所得出的就是需要以白银(或其他货币及货币金属)结算的数量。
    3.年平均数×年数。根据某些年度报告推测某时间段运往中国的白银的平均数再乘以计算时期的年数。
    4.产量×出口比例。以某个时期日本或美洲白银的产量，乘以这一时期所产白银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5.现存量-原存量-同期国内产量=进(出)口。先分别估算计算时期和基期中国国内白银的存量，两者之差即为由基期到计算时期中国白银的增量(或减量)，再减去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生产的白银数量，即为该时期中国的白银进(出)口数量。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无法避免前述困难，都无法得出完全客观、准确的估算结果。因而，不同的研究者所得出的估算结果常常相差甚远，但这些学者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绝对是值得尊重的。下面，我们在前人相关研究中，选择其中一些有明确的计算时期和数量，并且跨越较长时期的估算做一整理。
    二、日本白银
    
    1.通过中国人经营的中日直接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
    中日直接贸易源远流长。明初日本白银尚未大规模开采，白银流入不多。明中期后，中日官方贸易基本停止，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私通贸易禁而不止。日本银矿大量开采后，中日直接贸易更为兴盛，大量的日本白银也随之流入中国。
    对明清时期通过中国人经营的中日直接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数量，主要有以下几种估计：Von Glahn对1550-1645年进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按来源和载体作了整理，其中1550-1645年，由中国人从日本运回的白银数量为1 049公吨，[1]合2 797万两。日本学者山村弘造、神木哲南估计，1560-1600年40年间，平均每年有11 250公斤被中日商船运走，这一时期的总数达45万公斤[2]，合1 200万两。岸本美绪根据岩生成一提供的长崎与中国贸易船数的数据估计，17世纪后期(1650-1699年)中国船由日本直接运往中国的白银为1 067.0万两，18世纪前期(1700-1759年)为1 971.3万两[9]。加总折合为，1650-1759年共计3 038万两。刘序枫根据日本现存记录估计，1648-1684年间，由唐船输出之日本银约265 374贯[10]，合2 654万两。
    以计算时期看，Von Glahn的数字只包括了明代的95年，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的计算时期更是只有16世纪后期的40年，岸本美绪的估算为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的110年，刘序枫则是17世纪中后期的36年。从估算方法上看，主要是根据岩生成一整理的驶往长崎的中国船数的数据，其中，岸本美绪还减除了由长崎驶往南洋和台湾的中国船，只计驶往大陆的船只。这种记录即使是全面的，也显然未计入走私，因此这种估算可能是偏低的。
    综合上述估算，可以认为，整个明清时期，通过中日直接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不少于6 000万两。
    2.通过葡萄牙人经营的转口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
    最早进入东方，通过转口贸易将日本白银输入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对于通过葡萄牙人经营的转口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数量，主要有以下几种估计：Diogo do Couto估计，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每年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约100万两的白银。据此推测，1575-1638年期间，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了约7 000余万两白银。[3]Souza估计，1546-1638年间，葡萄牙人从日本输入中国3 660—4 110万两(约138—155万公斤)白银。取中间数为3 885万两[12]。Von Glahn整理出的数据是：经由葡萄牙人运往中国的日本白银，1550-1600年为740—920公吨，1601-1645年650公吨。1550-1645年1 390—1 570公吨[1]，折合3 947万两。全汉升认为，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有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约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他估计，在1599-1637年期间，葡萄牙自日本共运出5 800万两银，这些银子多经澳门流入中国[13]。倪来恩和夏维中认为，“在16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万公斤，1600-1609年是20万公斤，1609-1629年是30万公斤，1630-1639年是45万公斤。因此1550-1639年，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65万公斤”[15]，折合4 400万两。
    由于葡萄牙人后来在与荷兰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后退出了中日间的这种间接贸易，上述估算所取时期大体可以代表葡萄牙人经营中日转口贸易的全部时期。其中，有些估计偏低，有的则可能偏高，在上述各种估计中，我们可以约略地采用5 000万两这一比较居于中等的数量。
    3.通过荷兰人经营转口贸易输入的日本白银
    荷兰人后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9年首次航行日本平户，此后至17世纪中叶是荷日贸易的高峰时期。到1668年，日本幕府因白银大量外流而对其施行禁运，荷兰人的日本白银贸易被切断(永积洋子，1999)。对于这一时期通过荷兰人经营的转口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Von Glahn的数据是：1601-1645年为340公吨[1]。经折算可得：1601-1645年为907万两(Von Glahn,1996)。
    1601年是荷兰人进入日本的时间上限。如果假设1646-1668年这一时段荷兰人平均每年由日本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数量与前一时期相当，则可将上述Von Glahn的数字约略地调整为1 300万两。考虑到1645年以后荷兰人向中国出口东南亚土特产和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情况，以及其在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1646-1668年间，通过荷兰人每年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应不少于前一时期。因此，1300万两的数字是偏低的。
    4.通过日本人运往第三国而输入的日本白银
    在明中期之后直至鸦片战争时期，很少有日本商船直航中国，但有不少日本商人涉足在第三国进行的中日间接贸易。对通过此类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有如下一些估计：Von Glahn认为，1550-1645年由日本朱印船运往的白银843公吨[1]。折合2 248万两。岩生成一估计：“1600至1635年，共有350只日本朱印船出海贸易，每年运走白银30 000—40 000公斤，总额约在100—140万公斤”[6]，折合3 200万两。
    对此项目，岩生成一的研究显然更为细致可靠，因此我们采用岩生成一的数字，即3 200万两。这一数字显然未包括走私贸易，而且岩生成一这一数字的时间跨度只有35年，虽然在此前和此后，日本政府对本国人出海贸易的限制更为严格，但仍有一些日本船参与海外贸易，因而显然是偏低的。
    5.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总量
    将上述通过对前人文献整理、分析和折算得出的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数量加总，可得出对明清时期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总量的一个估计值：6 000+5 000+1 300+3 200=15 500万两。由于在这一加总的数字中，各个分项的估计大都偏低，可以肯定，加总得出的这一数字明显也是偏低的。
    除分途径的估算外，一些学者还对明清时期或其中某一时段日本白银输入中国总量做了估算：最早对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总量作出估计的是日本人新井白石：在日本庆长六年(1601年)至正保四年(1647年)47年间，自日本输出之银约为7 480余万两，几乎全部输入中国(新井白石，1989)。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的估计是：1600年以前的40年中有90至15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中国。1550-1645年这段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 350—9 450公吨，亦即19 600—25 200万两。取中间数为22 400万两。木宫泰彦根据1709年长崎的报告计算，自1648-1708年的61年间，流出银为3 742万两[7]。Boxer估计，1585-1640年日本因与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 490万两。VonGlahn估计，进口到中国的日本白银数量是：1550-1600年为1 190—1 370公吨，1601-1645年2 432公吨。1550-1645年3 622—3 802公吨[1]，其中间数可折合为9 899万两。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根据Von Glahn(1996，pp140，232)的数据折算整理的结果如下：1550-1600年1 280吨，1601-1640年1 968吨，1641-1685年1 586吨，1685-1700年41吨。1550-1700合计4 875吨[4]，合13 000万两。按照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估计：16世纪日本向中国输送2 000吨白银。17世纪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 000吨白银。18世纪日本则没有向中国输送白银。1500-1800年期间，从日本收到9 000吨[5]，合24 000万两。李隆生的推算是，日本输出白银大约始自1540年，16世纪的后60年共输出3 300万两，17世纪的前44年，共输出23 320万两，整个明朝，日本共输出26 620万两。如以其中70％流入中国计，则为18 000万两[12]。林满红推算在明灭亡以前，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 000多万两[17]。彭信威认为：整个明朝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 000万两。庄国土估计，明朝或1530-1644从日本流入的白银为17 500万两以上，其中大部分经澳门流入[18]。
    这些对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估计，时间跨度不同，数量差距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日本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时期，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相当多的。考虑到清代日本白银向中国输出持续的时间短，日本政府对白银输出的控制更为严格，以及清代有大量日本铜输入中国，清代流入的日本白银数量显然大大少于明代。因此，可以大致地将整个明清时代日本白银的输入估计为20 000万两，其中约1/3通过中日直接贸易输入，2/3为转口贸易输入。这一数字可能较前面通过局部的估算加总所得出的15 500万两更接近于历史上的实际数字。
    三、美洲白银
    
    1.美洲—马尼拉—中国的流入量
    西班牙人在美洲开始大规模开采银矿不久，便于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抵达菲律宾宿务岛，1571年又攻占了马尼拉，4年后开始了以菲律宾为基地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西班牙人将白银铸成银币，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往马尼拉，用以购买中国商品。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通过西班牙人运到亚洲的美洲白银最多。
    很多文献对明代经马尼拉转运到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做了估计：Von Glahn估计，1550-1600年从菲律宾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为584公吨，全部是由中国船运回。经折算，1550-1645年，共计为6 157万两。麦迪森根据Von Glahn的资料进行整理，得出中国白银进口量中来源于菲律宾的数量是：1550-1700年合计1 548吨[4]，折合4 128万两。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估计，1550-1645年这段期间，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 320公吨的白银[2]，合3 520万两。梁方仲在1939年写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按各种资料中的最低数量(每年平均30万比索流入中国)给出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从1573年至1644年的71年间，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有2 130万比索，约合766.8吨[19]，折2 045万两。王士鹤认为：自1571年至明朝灭亡(1644)的70多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约有5 300万比索，合3 816万两[20]。彭信威估计：“自隆庆元年马尼拉开港以后，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 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 320万两库平银”。彭信威认为，这还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而已[21]。全汉升估计，整个明代由菲律宾流入约7 500万比索的白银[14]，合6 000万两。王裕巽给出的数字是，明代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的白银为11 700万比索；合8 775万两[22]。万明的估计更高，他认为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 620吨，折合20 320万两[23]。庄国土的估计是：1567-1643年为7 500万两。
    在上述估计中，几位外国学者的估计明显偏低。梁方仲明确说明，他是按各种资料中的最低数量估计的，彭信威也明确指出自己所列出的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全汉升的估计是根据Souza对1590-1644年间从西属美洲流入菲律宾白银数的估计，按其中一半流入中国计算的，未计入1590年以前流入的数量，整个明代流入的数量理应再高一些。而万明的估计远远高于其他学者的估计。王裕巽和庄国土估算的数量可能更接近实际。
    一些中国学者对跨越明清两代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做了估计：钱江的推算是：1570至1760年共约3 097艘中国商船驶入马尼拉贸易，平均每年入港16.2艘。如果当时每艘中国商船的平均贸易额约为8万比索，按照95％的载银量计，则回航的中国商船平均每艘约载白银7.6万比索。由此可知，在此191年间，仅由中国商人自菲律宾载回的美洲白银便达23 537万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16 946万两，也即约达2亿多比索的西班牙银币[24]。吴承明根据钱江提供的数据推算出：17世纪后期(1650-1699年)通过中菲贸易流入白银1 483.7万两，18世纪前期(1700-1759年)为3 120.8万两。1650-1759年，为4 605万两。175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驱逐菲律宾非基督徒的华商，中菲贸易衰落，1760年以后已无此项记录[9]。庄国土估计，由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明朝(1567-1643年)约为7 500万比索，1700-1840年间为9 360万两左右[18]。折算并加总，1567-1840年为16 860万两。
    很多文献中一致地提到，自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直至19世纪20年代，由美洲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共约4亿比索(Dc Comyn、普什尔、严中平、全汉升、沙丁、杨典求)，但对其中流入中国的比例看法不一，有1/4、1/3、1/2，直到“绝大部分”或“几乎全部”之说。全汉升按1/2之说计算，认为约有2亿比索流入中国[14]，折算为14 400万两。韩琦则按每比索为36克计算，得出的数字约为7 200吨[25]，合19 920万两。
    考虑到钱江估算的数量仅仅是由中国商人载回的白银，如果加上其他各国商人的运载量，并按照Von Glahn的资料所列比例计算，则经由葡萄牙船和走私船运来的白银也只是略少于中国商人所载回的白银，由此估算，认为整个明清时期，接近40 000万两，这一数字也许过高，但当时的马尼拉是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心，从马尼拉(及东南亚其他港口)开往中国的船上所载白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经欧洲运回的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但应该比较肯定的结论是，经由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不低于20 000万两。
    2.美洲—欧洲和美国—中国的流入量
    最早进入东方，并将已运回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转口运往中国的是葡萄牙人。继葡萄牙人之后进入东方的荷兰人也从与西班牙的贸易中获得了不少西属美洲白银，并同样将其一部分运到亚洲。英国人进入亚洲的时间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但18世纪后，英国在西方与中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18世纪中期后，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主顾，经由英国人之手由欧洲输入中国的白银更多，美国人来中国的时间虽然晚，但不久后就成了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主要的白银输入者，其向中国运送白银的持续时间虽然不很长，运来的白银数量却相当大。另外，18世纪以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参与了对华贸易，同样也将他们所获得的美洲白银中的一部分输入了中国。
    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或其中某个时段欧美各国商人，由欧洲和美国运来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做了估计：Von Glahn对1550-1645年欧洲经印度洋进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估计为：1550-1600年为380公吨，1601-1645年为850公吨。1550-1645年为1 230公吨[1]，合3 280万两。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列1500-1800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图表表明，在1500-1800年期间，从美洲运到欧洲的9.8万吨白银中，有3.9万吨运往中国[5]，合10 400万两。余捷琼说，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十六年(1700-1751年)的51年间，西欧各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68 073 182元[8]，合4 901万两。彭信威认为，道光以前的140年间，从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8 000万两以上[21]。吴承明假定1760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全部集中在广州，并且美洲白银基本上是通过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渠道流入。估计的结果是：1760-1799年通过与欧洲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为9 589.5万两。1800-1834年6月，总计有白银净流出2 941.6万两[9]。万明估计，1570-1644年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中国的美洲白银，约有5 000吨，合13 334万两[23]。庄国土估计，1569-1636年，葡萄牙人从欧洲输入中国3 350万西班牙银元，合2 700万两；1720-1795年间，荷兰人从欧洲运送往中国有白银为1 586万两；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 388万两白银到中国；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 148万两白银到广州；1719-1799年，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 854万两。以上合计为19 676万两[18]。
    在上述各种估算中，庄国土的估算工作较为细致，可能更接近实际数量，如果再考虑到1700年以前除葡萄牙之外的其他国家从欧洲运来中国的数量，则整个明清时期经欧洲和美国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应该超过20 000万两的水平。
    四、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
    
    根据前述对各不同渠道流入中国白银数量的各种估计，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约2亿两，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4亿两，其中经由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及经由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各2亿两。据此加总得出的数量为：整个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6亿两。
    如果我们将16世纪40年代作为日本白银的大量流入的起点，至19世纪20年代美洲白银停止持续性大量流入为止。明清时期白银大量持续性流入的时间，大约为280年。可以说，自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280年间，全世界白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向中国流动。大量白银的流入为中国银本位货币制度、财政制度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白银的大量流入，使中国产生了对外国白银的某种依赖性，当白银流入减少，甚至出现白银外流时，就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不过，在清代晚期，大宗交易中已普遍使用银票，减少了对现银的需求，而到民国时期，更实行了货币制度的改革，建立了近代货币制度。
    自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陷入了持续的入超，因此也出现了持续性白银外流。即使不考虑清末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由中国流出的白银，仅清末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战争赔款也足以抵消明清两代28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以日本为例，为购买中国商品支付大约2亿两白银看起来似乎数量不少，但近300多年为购买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白银，也只相当于他们通过甲午一场战争向中国勒索的赔款！如果考虑的是包括清末的全部明清时期，中国不但没有白银的净流入，反而有净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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