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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与先秦域外文化交流研究，至迟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涉及。较之传统的楚辞研究，这种研究视野有了更大的开拓，并且随着考古发现与先秦域外交流研究的深入，其学术价值也正得到广泛的认可。新时期之相关研究在全面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再度推进。 集中比对相关考古资料以证先秦域外文化交流之事实。过去论楚辞与域外交流关系者，因囿于考古发掘依赖之资料不足，其成果常为学者所诟病。而新时期相关考古发掘成果较为丰富，可以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提供坚实的基础。如综合学界之已有认识，不仅可据殷墟祭祀坑与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以及陕西周原宫殿所出具有白种人特征的遗物如头骨与铜戟以及蚌雕人头像等，可直接证明殷商以来华夏民族与域外民族交流，且从殷商所出马车，曾侯乙墓的蜻蜓眼玻璃珠，江陵太晖观以“卍”为纹饰的楚墓彩绘豆，望山楚墓铜台灯装饰底部的双峰骆驼等，这些具有明显的域外如高加索、波斯、印度与中亚等文化特征之器物上，也可为先秦中外交流提供佐证。从域外而言，德国、埃及、希腊、乌兹别克斯坦等，也出土证明古已有中国丝绸与漆器，巴泽雷克6号墓的铜镜及其所绣有凤鸟栖息之丝绸等，更为楚地所产。总之，通过集中介绍与利用此类材料，既能于比较鉴别中见出先秦域外交流之不诬，同时也可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集中比对此时期中外相关文献以旁证其域外文化交流之可能。《楚辞》以外，此时期中外诸多文献其相通处也可为旁证。如《薄伽梵歌》“他行动不为了什么，不行动也不为了什么”与《庄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致；《摩西五经》“苍天哪，请听我说，大地呀，请容我言”与《诗经》“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一致；《摩奴法典》“当感官接触令人迷恋之物时，老练的人，要像马夫制服他的马一样，尽一切努力来抑制它们”与《老子》“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一致；《摩奴法典》“婚礼中的祝词，和对造物主的祭祀，要保证新婚夫妇的幸福”与《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致；《摩奴法典》“要从事愈来愈严峻的苦行，以枯槁其凡躯”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致；《摩西五经》“耶和华闻着祭品的香烟，十分欣慰”及《汉穆拉比法典》“馨香以祷汝”与《诗经》“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一致；《汉穆拉比法典》“尝以纯洁祭品永久供奉于依阿与唐迦·奴那之前”与《左传》“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等之措辞及其文化内涵如出一辙。而此皆可旁证其域外交流之可能。 从《楚辞》所见名物论其与域外交流之联系。《楚辞》中诸多名物可直接印证其域外交流之存在。如张正明《秦与楚》等即据楚地所出羽人凤鸟及莲花豆而指出战国中期佛教造像已入楚地。《楚辞》恒言“昆仑”，而饶宗颐《论释氏之昆仑说》指出佛教载籍也多言昆仑。《招魂》言“像设君室”，而《大唐西域记》也谓释迦弟子“每岁三长及月六斋”“随其所宗，而致像设”。《大招》“孔雀盈园”之孔雀，其原产地为南亚和东南亚；《招魂》之“犀比”与《大招》之“鲜卑”，则为近于匈奴艺术之带钩等。总之，将《楚辞》尤其是《二招》中颇具异域风格的名物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讨，可为本研究提供实质性的突破。 从《楚辞》所言游历路径及其地理特征等论其与域外交流之联系。《楚辞》多言作者行踪或其地理特征。而过去皆谓《离骚》“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及“指西海以为期”等，不过为艺术构思而已。然证之以今日考古发现，则屈子所言游历即使或非事实，但至少也可见其战国时人域外地理之观念。王逸谓《远游》“夕始临乎于微闾”之“于微闾”为玉山，而验之以出土的红山文化引世注目的玉龙之类玉器，此于微闾或即指此区域。而从《天问》“乌焉解羽”所涉大鸟解脱羽毛之地理特征而言，其地或即今之斋桑泊区域。凡此钩稽可见其域外地理之知识与想象。 从《楚辞》与异域典籍之比对论其与域外交流之联系。《楚辞》所载内容多有与异域差不多同时期典籍精神一致者。如《离骚》“驷玉虬以乘鹥”“饮余马于咸池”，与伊朗古文献《阿维斯塔》“驾驭四匹同种同色的雪白骏马”“四匹雪白的神马，拉着这乘彩舆。那四匹神马，饮天池的清水”“白色骏马拉着他的彩舆”等之描绘，如出一辙。《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与《摩奴法典》“可将此罚金投在水中”，皆言“水神裁判法”；《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好蔽美而称恶”，与《摩奴法典》“狩猎……及无益的出游”“好扬人之恶”之观念一致，如此等等，也可探索相应的中印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