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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苏区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展 中央苏区无线电队伍组建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的联系，并没有想到无线电技术能够在对敌技术侦察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初建时拥有的一部半电台，虽然暂时不能与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建立联系，却可以监听敌军的无线电台，为中央苏区红军进行技术侦察。事实上，“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13]P41。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部队并不重视无线电的保密工作，“他们部队每到一驻地，都用明语报告位置”，“国民党的报务员又爱在机器上胡扯乱谈，什么部队的任务、第二天的行军路线，以及战斗进展情况等等，无所不谈”[14]P63-64。每次出发之前，相关电台都要将目的地和预计到达告知其它电台以方便联络；每次联络之前，相关电台又必须询问其它电台的位置，以便确定主要联络方向和联络的先后顺序。在对敌技术侦察工作开展过程中，原来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熟知敌方电台的呼号和不同技术人员的操作手法，“通过收听敌台的通报对话”，进而精确推断敌人部队的出发时间、到达地点、部队番号、方位分布和行动意图等等，“准确地向领导和作战部门提供情报，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15]P85，在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部队开始注意在无线电通报中使用密码，但并未起到应有效果。中央苏区无线电侦察人员从电文的公文格式和明码底本入手，一字一句地破译了敌人的电报。加之红军又曾在战斗中缴获到敌人的部分密码本，更使中央苏区对敌无线电破译工作如虎添翼。由于对红军无线电技术的极其轻视，国民党部队并没有改变密码体系。中央苏区不但可以顺利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还能够顺藤摸瓜不断破译敌人的新密码。因此不管敌人如何变换新密码，中央苏区仍然可以继续破译其往来电报。“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6]。 鉴于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要性，组建单独的工作单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1年12月，无线电侦察工作从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下属有专门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台开展工作。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改组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1933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局(二局)成立，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分别负责后方与前方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同年10月，因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也合并组建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17] 敌方电台的泄密，从反面催生了中央苏区无线电保密工作的完善。为加强无线电保密工作，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曾在1932年7月1日共同签署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规定“密码电本必须交最忠实可靠的译电员(共产党员或团员)随身保存，并要注意保护”，“译电员对密码本要特别注意保存，要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战时译电员要随高级指挥机关走，要有人随他，以便万一他受伤时及时取出密码电本”，“凡报文先头有某某亲译字样的，译电员必须交该高级指挥员亲译”[18]P279。1933年9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无线电保密问题的密令》，“为严防泄露军事机密起见，特重新制订一种新电码书办法”[19]P95，并重申了对机要保密工作的要求。中央苏区从敌方无线电通讯中获取了众多有价值的情报，敌方却不能从中央苏区电台的通报中得到任何情报，就是因为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高度重视保密问题，“从开始起就注意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信、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10]P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