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界对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澳洲华人形象的既有研究中主要讨论的是白人男性对于华人男性的认识，白人女性的声音被忽视和隐匿。本文试图从与华人男性移民有过亲密关系和广泛接触的白人女性对他们的评价着手进行分析，揭示存在于另一种思维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及其形成的背景，以丰富我们对于当时澳大利亚种族关系的认识。
    关 键 词：澳大利亚 华人男性形象 女性视角 种族关系
    作者简介：乔瑜，女，1985年生，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级世界历史专业博士，北京100871
    一、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叶的澳大利亚华人形象问题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叶，澳洲经历了金矿发现至澳大利亚国家初期建设的过程。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指这段时间内，尤其是结束金矿生活后，在澳大利亚城市与乡村中各行各业谋生的华人男性，本文涉及的女性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华人男性有着密切接触的澳大利亚白人女性，她们中有一部分甚至与华人结为夫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澳大利亚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澳洲华人的著述。他们关注的重心多放在殖民地时期，他们为“白澳政策”辩护，对澳洲华人恶意中伤，竭力散布“黄祸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界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根本谈不上对澳大利亚华人形象问题的认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调整引起了战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是否应当推行“白澳政策”的大辩论。一些澳大利亚史学家开始在论述中肯定华人对开拓和建设澳大利亚所作出的贡献。1966年，“白澳政策”正式废除，1972年，中澳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政治环境为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华人提供了有益的氛围，70年代末，澳大利亚出现了研究澳洲华人的热潮，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华人史研究著作问世。澳大利亚的华人形象问题也是在这一时期被重新认识的。国内一部分澳大利亚史研究和华人华侨史学者也对澳大利亚的华人形象问题有所讨论。学界讨论认为，从19世纪中期华人劳工进入澳大利亚以来，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华人在澳大利亚白人眼中具有以下几种形象：
    竞争者：这一形象主要体现的是华人与白人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中国人与欧洲人最初发生冲突是在金矿。1854年之前金矿事业最初的四年内，华人很受欢迎，然而“人数来得太多太快，与同时期大批到来的欧洲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形势急转直下”[1](p73)。欧洲人万里迢迢来到澳大利亚的目的便是淘金，随着1854年后矿场上的浅层金矿渐渐被开采完，许多矿区被丢弃成为废墟。中国人虽然缺乏技术，工具简陋，但是靠着吃苦耐劳与锲而不舍却在这样的废墟上重新发掘出丰富的矿脉。因此白人眼红华人的成功，既嫉妒又轻蔑地称华人为“挖渣滓的家伙”或者“跟踪者”。另外，华工的所得报酬远比白人要低，但他们“温顺、耐心和兢兢业业”这更增加了白人劳工阶级的不满[2](pp.5～7)。在“淘金热”中，华人因手中的财富可观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在“淘金热”后，当许多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则迅速转行，大量进入城市。在诸多行业中，他们以机敏、廉价和高效而受到白人雇主和顾客的青睐，并对白人同行构成了威胁。
    入侵者：这一形象体现的是澳大利亚人国家意识形成时期逐步增强的仇华心理。19世纪末以前，澳大利亚就担心中国会由于英国的干涉，而“重新觉悟”，进而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3](pp.7，21～22)。1887年，清政府派总兵王荣以查访华民商务的名义，赴澳大利亚考察侨情，更是引起澳洲白人对中国威胁的激烈讨论，有人怀疑这些官员是来考查澳大利亚这一片土地是否适合大批的中国移民的，“黄祸论”顿起。当时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以前的华人是自发来澳大利亚的，以后清政府可能会积极鼓励它的臣民向海外移民[4](pp.4～5)。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同时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白人殖民者分析：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澳大利亚，白人大有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5](p.84)。另外，由于当时的来澳华工大多没有携带妻眷，而在19世纪中期，新南威尔士等地的白人男女比例也大概在2：1左右，直到20世纪初性别比才逐渐达到平衡，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妇女仅占2～4%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
    低劣败坏的有色人种：这一形象体现的是白澳思想盛行时，白人与黄皮肤华人的种族主义矛盾。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澳大利亚的传播，白澳思想形成。其核心就是人种的不平等和白人的种族优越论。此论认为：人类并不同出一源，白人和有色人种各有自己的祖先。有色人种是天生的劣等种族，他们被开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一个种族在精神、行为各方面的本质，如同这个种族在身体上的特征一样，是生来具有的，不可改变的[6](p.68)。加之当时到澳洲的中国劳工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不高，他们当中也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语言的隔阂，东西风俗习惯不同，都影响了中西方的相互理解。华人成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人的爬行动物，泡在鸦片里，邪恶、无知和迷信使自己不断退化，自由文明种族的子孙只要碰他一下就会受到污染”。他们认为华人利用鸦片和花哨的玩物勾引无知的善良的“爱尔兰女孩”，或是原本就很“堕落的妇人”，让她们和自己一起沉溺在肮脏、诡异的烟雾中[7](pp.4～5)。
    学界对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澳洲华人形象的讨论大致给我们勾勒出了这一时期白人心目中的华人面孔。三种形象是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其中展示的华人脸谱互有交叉相互联系，为我们了解这段时间内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社会处境以及白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线索。但是不难发现，这些讨论考查的是白人男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男性对于华人的认识，这三种形象体现的也是他们与华人之间文化、经济利益、种族矛盾。白人女性的声音被隐匿了。尽管在对华人的形象的后两种表述中，我们看到了白人女性，但是她们却只是被表达的客体。白人男性将华人以入侵者形象展现的时候，白人女性只是维持白人血统的生育工具；而当华人以“低劣”的有色人种面貌被展现的时候，与华人“厮混”在一起的白人女性则被勾勒成“被勾引”的“无知的爱尔兰女孩”或是“原本就堕落的妇人”，在这样的表述中，白人女性天真无知甚至有些愚蠢，她们缺乏理性的判断力，被动地与华人在一起，这样的关系中没有正常的选择、情感，只有褊狭的虚假和诱骗，她们还被定义成是白人世界中的“二等公民”爱尔兰裔，甚至是本来就品德不端、游手好闲的女子，仿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甘受华人的蒙蔽。既然如此，白人女性的想法与声音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过滤和磨灭了。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白人女性与华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他们中有的只是萍水相逢，随着华人劳工的归国和移居而各奔东西，有的却确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他们中一部分在神父的主持下成为“合法”的夫妻，建立起了家庭，繁衍后代，有的碍于种种障碍，未能通过世俗与宗教的认可，却是生活中相互扶持依靠的伴侣。这些夫妻中大多数选择留在澳洲继续生活，还有一部分白人妻子跟随着他们的中国丈夫回到了中国。他们中有的经营矿场、农场，有的种植蔬菜水果，开货铺做着小本买卖，有的生活富裕，居住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近郊的别墅中，锦衣玉食，有的生活贫困，住在城内或者边远农村的棚户中，平日的收入只够维持生计所用。在这些与华人朝夕相处的白人女性心目中，她们的华人伴侣是怎样的形象呢？
    在日常生活中华人与其他白人妇女的接触是很广泛的，直到20世纪初，华人的聚集地并不是绝对和封闭的，相似经济处境的黄人和白人是居住在一起的。唐人街作为华人聚会集散的场所也经常吸引来此工作、购物、休闲的白人。有的白人主妇通过在业余时间教授华人英语来赚些外快，也有些家境贫寒的白人妇女在比较富裕的华人家中做官家，打理日常事务。金矿枯竭之后，大多数华人从事蔬菜水果种植、家居打造等买卖，他们的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堂售或者沿街挨家挨户叫卖的方式出售给白人的[8](p.25)。那么在那些并未和华人结合的白人女性认识中，华人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呢。
    综上，既往研究中澳大利亚华人男性形象漏掉了一部分澳大利亚白人女性的声音，完全以白人男性的判断作为衡量尺度。本文就是要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探索两类与华人男性有着亲密接触的澳大利亚白人女性的观点，揭示另一种思维下的华人男性形象，解析这部分女性对于华人男性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判断，丰富和补充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
    二、白人女性眼中华人男性的家庭形象
    大部分与华人结成夫妻的白人女子都出生平民，她们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们中有些和白人男性有过失败的婚姻经历，有的受到过家庭暴力和丈夫的抛弃，有的甚至因为失去生活来源而沦为妓女。这些白人妇女完全是出自自愿与华人生活在一起的，一方面是解决生计温饱，另一方面也是寻求男性的保护，躲避来自原有婚姻关系的骚扰和纠缠。当时社会舆论正是将这些白人女性视为不道德的“堕落女人”，对于她们跨过种族界限，“下嫁”黄皮肤华人的事实更是惊愕与气愤。一家报纸便以《悉尼的中国人》为题，采访了一位白人女性，询问她为什么要嫁给开杂货铺的中国丈夫。“我曾经是一个不开心的妻子、奴隶；是北方最残暴的流氓的拳击袋，在他死后我选择了拿我当‘女皇’一样对待的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但是总比挨打强……他是细心仁慈的丈夫。”尽管报纸是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记录下受访者的回答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出白人妻子对于华人丈夫的认可。在同一篇文章中，评论者对于白人妻子的回答给予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白人女性之所以会选择华人，是因为“这些女孩觉得受到丈夫的溺爱，他们一点都不苛刻，他们自己就可以搞定那些没有实质性的家务”[9](p.56)，这样的家庭模式和19世纪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对于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构想相去甚远，在他们看来女性应该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厅室天使”[10]，他们自然认为这些白人女性和华人过的是懒惰的生活。我们可以试着从女性和妻子的角度去理解这段评论，并想象这对普通夫妻相遇和日常的家庭生活场景：她在唐人街的饭馆里当帮工，经营杂货店的他是这里的常客，他们见面会打招呼，在她的眼中他纯朴憨厚，不多的几次交谈，她透露了些曾经的痛苦经历，他也用蹩脚的英语诉说来澳生活的不易……现在，她做些家务，他不会袖手旁观，她经常去他们的杂货店帮忙，她的英语“优势”为小店赢得了更多白人顾客的光顾[11](pp.60～75)。从众多白人女性与华人形成的稳定关系来看，她们满意于这样的生活，作为丈夫的华人男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勤劳、体贴富有责任感。
    华人居住地还经常受到白人殖民者突然的夜间调查，这些夜访通常由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等政府机构派遣，选择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华人回到家中开始休息，开始所谓赌博、抽鸦片等“不道德”的娱乐休闲活动的时候。和华人居住在一起的白人妇女自然也成为被调查的对象。1891年在悉尼城内一次调查中，九位白人妇女的受访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调查想确认白人殖民者所认为的华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引诱了白人妇女的说法是否成立。从这些妇女留下的记录中推测，被调查者之间也曾对皇家委员会和它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一位妇女最开始拒绝调查，因为她听一位曾经接受访问的邻居说，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让人难堪。有的妇女坦承：她的父母还不知道他和中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她却愿意告知她的生活状况，因为她过得还不错。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隐去姓名的女性从墨尔本独自来到悉尼谋生，通过在妇女教友之家(Church Home of Women)的姐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委员会的提问极为关注她的鸦片使用情况：她每天使用多少鸦片，她在哪里购买鸦片，她怎样吸食鸦片，鸦片的吸食对她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调查还涉及其他的私人问题：她现在每天都干些什么，她对丈夫是否忠心，在和他在一起之前她是否有过卖淫行为。尽管委员会的问题大多追究的是她家庭生活里的阴暗地带，但是她的回答却很明确，她对现在的生活和伴侣的选择还是满意的，她说像她这样的妇女，一般通常都不必为生计担忧，可以住在舒适干净的房间里，“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也一直很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像欧洲人那样吃饭(不使用筷子)，我不在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乡们一样的吃中餐，他也很爱干净……嫁给中国男人比沿街叫卖要强许多，他可以给我一个家”。在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白人妇女在面对委员会调查时的复杂情绪，调查的氛围让她们局促尴尬，她们试图打破这种窘迫，言语上甚至有些激动，她们可能在谈话中隐匿一些“不道德”的事实，因为她们想极力证明她们与华人男性结合在一起的合法性以及她们生活的合理性。她们大多称自己的伴侣为丈夫，即使他们的婚姻并未通过法定程序，“我像普通的白人妇女一样的生活，也像她一样的嫁人”[12]，是她们所要强调的事实。她们要否定外界对于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之间关系的歪曲认识。
    还有一部分白人女性来自于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澳大利亚著名侨领梅光达的白人妻子玛格丽特·斯加利特，黄石的妻子艾梅莉·哈克尼[13](pp.343-361)。这些女性有的留下了自传，有些则通过后代的回忆和记录把她们与华人男性结合的故事，她们对于丈夫的看法展现在世人面前。玛格丽特在1911年出版了传记《梅光达的一生》。其中有一段描写了她与梅光达的相识。1884年，在一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的玛格丽特认识了当时已经小有成就的梅光达，19岁的玛格丽特对梅光达一见钟情，她还养成了一个后来一生坚持的爱好，就是在报纸上搜集所有关于梅光达的信息。两年后，他们决定结婚，尽管梅光达与玛格丽特一家的关系很好，但是女方家庭反对这桩婚事，最后玛格丽特的父亲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玛格丽特与梅光达共孕育有六个孩子，在梅光达死后，玛格丽特还曾带着孩子来过中国，访问梅光达的故乡。在传记中玛格丽特写道：“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丈夫，堪比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他甚至做得更好。”[14](p.167)
    一位叫玛丽·佩兰的白人女性与华人之间颇具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也通过其后人的回忆展现。玛丽·佩兰住在墨累河流域的辛德马士岛(Hindmarsh Island)，华人安约翰住在河岸的平原，“他没有船，每次都从平原游过来。他把衣服捆好顶在头上，游过古洛瓦湾(Goolwa Arm)到达辛德马士岛，上岸后再穿上衣服，拜访玛丽·佩兰和他的家人。见面结束后，他又以相似的方式回去”。口述人的祖母也就是玛丽·佩兰“被祖父深深的吸引”，最终“无视种族的差异，不受世俗实用主义的干扰”成为安约翰的新娘[15](p.36)，他们最终也得到了玛丽家人的承认。尽管我们无法向故事的主人公亲自证实这段尘封的爱情，但是这对跨国恋人之间的倾慕与激情却跨越时空跃然纸上。当时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家埃莉诺·莫冬特的短篇小说《生姜罐》也描写了这样一段发生在白人女孩和中国男人之间的情谊，小说的女主人公深陷爱情，“爱情和生命在一刹那间走到一起来了，阿方明，这个小个子、斜眼睛的约翰中国佬则是她赖以生存的阳光”，“她呼吸着那种东方的空气，仿佛那里面融合了最纯净的天堂之风”[16](p.209)。
    对于处于白人世界底层的贫民白人女性，特别是那些曾经有过不幸婚姻和生活经历的女性来说，她们选择华人男性作为自己伴侣，一方面是出于实际考虑，在她们眼中勤勉、老实的中国男性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衣食温饱，给她们男性的保护，另外，他们都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相似的境遇让他们更加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华人男性是以“丈夫”的角色出现在这个不一般的家庭中的，与华人男性的结合给予了她们期冀的正常的婚姻生活。中产阶级女性与华人的爱情与婚姻关系中，似乎多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本质上这些故事的主题却是一致的：白人主流社会中反华厌华的情绪在这里成为一种背景和气氛的烘托，在这些并未囿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偏见的女子心中，中国男人是可以依靠的丈夫，是亲密的爱人。
    三、白人女性眼中华人男性的社会形象
    1896年，一位白人医生的妻子玛格丽特·艾格顿在杂志上连载了半自传体小说《我接触到的中国人》[17](pp. 124～128)。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安妮在业余时间教授五个中国人英语，同时也向他们学习中文，其中有一位叫阿新的六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他做蔬菜买卖，八年来安妮一直是他的忠实顾客。一次安妮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反华示威，要求提高中国人人头税的报道，觉得这样的抗议有些不公正。因此在第二天阿新来卖蔬菜的时候，安妮出于同情和弥补的心愿送给阿新自己烤的蛋糕。阿新不一会儿又返回来，送给安妮生姜、茶叶还有鸡毛掸子。这件事情成为他们友谊的开始。尽管阿新的英语不好，安妮的中文也很勉强，但是他们都努力理解对方，阿新告诉安妮他的蔬菜会被偷，他也经常被白人欺负，安妮宽慰他，并给他提些建议和帮助。安妮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叫李斐的中医，一次安妮生病了，李斐来看望她，并给她一些中药。它们闻起来就像“悉尼下乔治街(唐人街)的气息”，尽管味道奇特，安妮还是捏着鼻子喝了下去，很快就康复了，她的康复也平复了医生丈夫的愠怒，丈夫也开始研究起李斐给他们的中药。显然在小说中的安妮，以及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艾格顿看来，中国蔬菜商的存在绝非生活中的威胁，华人挨户送货的方式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是很方便实惠的。1893年的一份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位白人女性对华人小商贩的看法，“他们安静、实在，不像印度人那样强买强卖”，“他们的东西新鲜、便宜，比白人蔬菜商更加守时”，“她曾经出于爱国的热情只从白人那里买东西，但是却发现自己多花了三倍的价钱，因为白人的蔬菜也是从中国人那里批发来的”。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显然更关注家庭中日常的生活起居，和他们的白人丈夫不一样，她们即使从丈夫的口中，从报纸上得到“肮脏”的华人抽大烟，“奸诈”的华人与白人抢饭碗、赌博，诱骗无知白人少女的种种，这些她们有可能没有亲眼见识，只是道听途说，或者这些没有对她们最关注的东西有任何影响，但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作为家庭主妇，白人妇女一点都不会排斥、她们甚至更愿意从华人商贩那里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在小说中，阿新作为蔬菜商的身份是得到安妮的认可的，随着安妮和阿新的进一步熟悉，当知道反华抗议发生的时候，她为华人感到了不公平，她对阿新报以同情，甚至想通过自己的办法进行补偿。1890年，一位来澳大利亚度假的英国人对妇女和中国人的关系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如果妇女有选举权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就不会有任何对华人入境的限制，她们眼中中国人是忠诚、勤劳的官家；懂礼貌、诚实的蔬菜贩子……”[18](p.181)的确，在许多和华人有过密切接触的白人女性眼中，华人正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
    小说中作为西医妻子的安妮被中药治愈的情节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它却显示出白人女性有别于白人男性对待中医中药的排斥与歧视态度，透露了白人女性对于中国人的浪漫主义想法，这甚至可以被称作另一种倾向的东方主义的情节，它有别于丑化、诬蔑、贬低的东方化形式，相反，它的表现方式是美化和赞扬的。长篇纪实文学《E. M.克劳斯在维多利亚州的历险记》中女作家克劳斯曾以不无欣赏的口吻提到墨尔本的中国人，墨尔本的唐人街并非一个罪恶的渊薮，相反是“某种与众不同之物，是我们大家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东西”，她常去中药店，因为它“引人入胜”。她非常喜欢吃中国饭菜，因为它散发出“神秘的东方气息”。她还特别欣赏一个中国人对于白澳政策的态度，她写道：“一天晚上，我记得有人往他这个方向顺着桌子大声扔来几句有关‘白澳政策’的带有侮辱性的话，但是他只是耸了耸他的宽大的肩膀：‘我们走着瞧吧。’”在克劳斯的笔下，中国人连同中国的食物、药品、器物都成了某种象征，立于国家和种族的界限之外。她写道：“真的，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街上的瓷器店、食品店、草药店、茶馆和赌场里的所有的人自从盘古开天以来就已存在了——到后来，他们的灵魂对善恶都能漠然置之。”[19](pp.187～194)而上篇小说中的安妮也对汉语这一被众多白人视为古怪、缺乏内涵和逻辑的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努力学习。阿新送给她的鸡毛掸子地成为她极其喜爱的装饰物。澳大利亚当地的报纸上也多次以诧异的口吻报道白人女孩子穿上华人裁缝制作的旗袍，流连于唐人街的杂货摊古董铺的情况。中国男性连同他们身上的种种标识即使显现出别样的异域风情，这些被主流社会所鄙夷与贬低的特质，反而恰恰会得到女性的欣赏。
    华人在澳洲还有另外一种形象。澳大利亚19世纪末的女作家玛丽·冈德(Mary Gaunt)曾经这样评价：“没有(中国)苦力劳工，澳大利亚也不可能拓展。”[20](pp.176～177)因此，她对“白澳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推行这种政策是不切实际的。玛格丽特·斯加利特在传记中也将丈夫称为开拓澳大利亚的“先锋”，谈起同时期众多的早期华工，玛格丽特写道：“他们披荆斩棘，胼手胝足，与欧洲移民共同劳动和生活。”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全境人口只有40万，对于大多数来此淘金的欧洲人，澳洲并非家园，更像是一块陌生而又充满竞争的土地。因此在这一时期，初来乍到的白人和黄皮肤的华人之间，并不存在谁主谁客的关系和民族情绪。所以对于女性，特别是一部分与华人有着亲密关系的白人女性看来，华人和欧洲白人一样都是澳洲的开拓者，都为澳大利亚殖民地资源的开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在努力。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的拓殖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华人移民这样的廉价劳动力，1829年，澳大利亚殖民理论家韦克菲尔德(E. G. Wakefield)在著名的《悉尼来信》中叙述劳力问题时，这样评价华人：“在亚洲中，中国人最勤劳而且能干，他们愿意向外移植，相信可以在一世纪内，把这片荒地变成绿洲。”[21](p.204)也正因为此，通过入境税限制华人进入澳大利亚的政策也时有起伏，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殖民地多次中断相关法案的实施。
    诚然，白人女性并不是一个毫无差别的整体，不同阶层与个体之间家庭境遇、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等大相径庭，对于华人男性的观点也是天差地别。但是她们勾勒出的华人男性形象亦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文中涉及的白人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白色人种，她们的地位比华人要高许多，而在中产阶级男性控制主导话语的澳洲殖民地，这部分女性的地位又低于男性。基于此，她们心目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具有独特性：不仅仅是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看法，也是女性对男性的认识。不能说这些女性对于华人男性的认识完全超脱和突破了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与男性处于不同生活氛围、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中的白人女性，在勾画华人脸谱的时候，更加突出和彰显了这些黄皮肤移民的男性特质，华人首先是以男人的形象展现在白人女性面前的，因为他们与白人男性在谋生就业、社会生活、甚至婚姻上的竞争关系并不存在于他们和白人女性之间，那么，华人形象中许多被白人男性所恐慌、嫉妒、甚至歧视的构成因子，在白人女性那里有了另外的理解和解释。也因为此，华人是与之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是诚恳守信的买卖人，是兢兢业业的创业者……这些形象并不是从先验的定义抑或直接的经验中有目的的抽象而来的，它们来自于白人女性在现实生活领域与华人男性的亲身接触，这些形象更加人性化，一个个真实而鲜活。
    在这个特殊年代的澳大利亚，白人女性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身旁，发出过自己的声音。由此，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境内多样的种族关系。不同于白人男性对于华人男性的恐惧、敌视、诋毁，统治集团对于多元文化的畏惧，种族歧视的盛行，处于相异社会关系中的白人女性则对“非我族类”的华人男性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她们对种族关系的理解被置于性别关系的框架中，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四、同时期澳大利亚种族关系的再认识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移民具有明显的种族单一性特征和英国化特色，澳大利亚人就在这种以不列颠为基础的种族文化同质性中追求他们共同的身份，并且通过排除其他种族、文化来顽固地保持这种同质性。他们不仅傲视非英国血统的欧洲白人，更将有色人种视为洪水猛兽，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与种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像韦克菲尔德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仅仅依靠澳大利亚自身1%左右的出生率和来自英国一国的移民无法满足澳洲对人口的需求。19世纪后半期，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移民在黄金的吸引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迫使其人口构成呈现民族多样化的趋势。这更是引起了不列颠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警觉与恐惧，继而成为种族主义和排斥外国人的借口。此后非英语移民不断遭到歧视和排挤。
    通常认为这种排他性的种族关系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有色人种地位的提高以及战后移民在民族和人种上的多样性让澳大利亚的种族关系更具兼容性，最终促使种族主义的衰落。而这一系列发展和变化都一定是渐进式的演变，如同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它的衰落也并非一蹴而就。如果将非白人移民在澳洲的发展和融合比作是对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堡垒的侵蚀的话，那么这个缺口的打开绝对要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较少能够发现跨越种族的婚姻关系，女性对于日常生活和周围世界的感知等等因素，是如何影响移民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的途径和方式的。而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结合，这种前所未有的婚姻模式，恰恰是打破种族间隙过程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笔重彩。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联姻在大多数地区曾经被视为禁忌，但是随着通婚人数的增加，特别是混血儿童的诞生，尽管这些家庭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但是这些家庭的存在即是对“白化澳洲”的挑战，种族主义的隔膜正在慢慢被揭开。华人男性移民带来了多种性质和形式的文化，从生活习惯到伦理道德，从烹饪、服饰到文学、艺术，这些不仅仅为自己的白人妻子所惊叹，也被那些与他们接触密切的曾自傲于欧洲血统的其他白人女性乐于接受。通过这样的方式，从金山上下来的华人移民奔赴澳大利亚的乡村和城市，在不长的时间里逐渐走进并将最终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客观的现实逐步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的初衷，种族主义的气息渐渐趋于消散，澳大利亚民族也将从英吉利民族中脱离出来，演变以白种人为主体，身处有色人种的“包围”中的多元化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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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dward Wakefield, Robert Gouger, A letter from Sydney: the principal town of Australasia[M].London: Joseph Cross,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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