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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了不起的地方，此书破天荒地把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作为“游寓”人物记录在册:“西儒庞迪我，利玛窦之门人也，精于天文地理技术，宗天主教，由海外抵香山，至留都，遂游云间，士大夫多崇礼之，而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制器甚精巧，如西洋炮，试之辽左，尤有奇效，奴虏闻之胆落。相目长髯，坦易近人，非礼不动，有中华大儒之风。他著述甚富，不胜书。凡用物名目、种类特创，并西字记号二十，形象各异，不能殚记，详其门下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图说录最》一书，关西王公徵有序”。(卷四十四，《游寓》）书中如此高度评价庞迪我，称其“有中华大儒之风”，为其他志书所未之见。此志崇祯四年版的《游寓》人物传中，将“庞迪我”替换为“利玛窦”，记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删除“利玛窦之门人也”数字，另在“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一语后面，加了“入京都，卒，神庙特恩赐葬”，其余文字均同。查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利玛窦传记，均无利玛窦来松江的记录，此志不知何据。 晚明的松江地区，涌动着浓厚的实学思潮，为学讲究实际、实在、实用，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徐光启、孙元化等讲求农学、兵学、西学，陈继儒讲求有益地方经济、社会的实际之学。陈子龙、夏允彝等人组织的几社，便以经世致用相号召。《明经世文编》的编选者凡24人，包括陈子龙、夏允彝在内，全部是松江府人，其中20人为华亭县人。这些人中，有12人为进士，其余也都有举人或监生功名。对此书支持最力者，一是方岳贡，二是陈继儒。前已述及，在崇祯《松江府志》中，方、陈二人，一为主修，一为主纂，夏允彝也是编纂者之一。由此可见，崇祯《松江府志》中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记载，其实是松江士人实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明清鼎革以后，江南地方势力遭到朝廷严重打压，以松江为中心的实学思潮也有所沉寂。康熙朝所修《松江府志》，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大为减少，庞迪我的传记也从《游寓》中删除。但是，松江文化中讲究实际、实在、实用的传统还在潜滋暗长。道光年间，上海开埠以后，这一传统便在上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助李善兰等刻印《续几何原本》的韩应陛，海派书画家胡公寿，以倡导经世之学著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钟天纬，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著名天主教徒、实业家朱志尧等，都是松江府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