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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由于共产国际控制力的弱化、国民党对中共合法地位的认可以及中共自身政治上的成熟，中共党风建设面临新的机遇。然而，在此前后，因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中共收起共产主义，加上在中共党员队伍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党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党的肌体还不健全等原因，党的作风建设又面临新的挑战。为此，中共中央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 键 词：中共党风建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 机遇、挑战与应对 作者简介：唐金培(1967- )，男，湖南武冈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革命与党的建设研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包括党风建设在内的中共自身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自身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然而，多数成果主要是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党风建设方面的专题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本文拟从共产国际、国民党以及中共自身等方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初步梳理及分析，并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几个方面对中共在此前后的应对措施及其成效作些探讨，以期深化和拓展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风建设研究，并为新时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 1.共产国际控制力弱化，为中共党风建设留下了更加自由的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中共的内部事务。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适应各国具体情况，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共产国际的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1](P319-320)。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性的指示，无论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相比还是与大革命失败至红军长征前相比，都明显要少得多。共产国际控制力的减弱，不仅有助于中共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而且有助于中共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以及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建设等问题。 2.国民党承认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的合法地位，为中共党风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同意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2](P293-29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重要谈话。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共两党从此由长达10多年的阶级斗争和军事对峙转向共同抗日，中共党组织活动开始由秘密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具体而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采取“公开的形式”，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党组织采取“半公开的形式”，抗日游击区中共党组织采取“公开而又秘密的形式”[3](P319-320)。公开合法的地位，有利于中共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加常规化、组织化的方式密切联系、组织和发动群众，而且也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积极调整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共同争取抗战胜利。 3.自身政治上的成熟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善，为中共党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一是经过红军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既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又锻炼了一批思想过硬、意志坚定的党员干部。二是中共迅速走出狭小地域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大党。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由1938年初的约4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人[4](P14)。三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控制区域得到空前扩大。到1940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5](P498)。与此同时，除陕甘宁边区外，还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多人口[6]。四是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为更加自觉地开展包括作风建设在内的各项自身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