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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之应对举措 1.思想作风方面。一是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针对王明等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做法，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要“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9](P756-757)。这就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二是正式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针对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8](P522-523)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经典解读：“‘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P801)三是强调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针对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倾向，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大公无私，“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15](P146-147)。 2.领导作风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党内生活制度。针对少数党员干部领导方式方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实现党内民主监督的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行政工作中，应该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与他人友谊的民主合作的模范。在对待一切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应该是真诚和蔼尊重合作的模范。”[9](P756)会议还要求“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9](P769)。二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淮北苏皖边区，行署主任刘瑞龙明确要求“发动全体人民对边区各级政府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意见，并切实检查各级政府过去的工作，实行自我批评，揭发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使今后政府工作更加健全起来，使政府和人的关系更加改善”[17]。1941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讲授党史时，每每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都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当着学员的面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对各自过去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三是进一步强化巡视制度，加强党内监督。中共晋冀鲁豫省委于1938年8月专门组织召开研究领导方法的会议，并在会议前后组织省委领导人分头到各个特委巡视，有效改变了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发指示、作决定的领导作风[18](P150)。四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自觉接受党外民主监督。1939年10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诀议，各级参议会有权罢免同级行政和司法机关领导，有权监督及弹劾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公务人员，有权督促检查政府对参议会决定的执行、审查批准通过政府预算决算及政府的各项重要计划等[19](P176)。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在1941年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要求：“克服那些狭隘的观点，自高自大的气焰，及独断独行的现象，而代之以全面兼顾，平易近人，共同商洽，大公无私的作风。”[20](P89) 3.学风方面。一是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中共中央要求每个党员要将学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强调，“新的革命知识分子虚心从实践中学习，向老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21](P135)；鼓励工农干部特别是农民干部要好好学习文化与政治，“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21](P214)。二是建立日常学习制度。为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中共中央于1940年1月专门下达《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21](P228)。194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22]，并要求每个党支部设立学习干事一名，专门负责支部的学习工作。同时还要求“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15](P335)。三是注重学习效果。为提高学习质量，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要求“学习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应当纠正那种什么报告都听，什么研究会都参加，而自己并不阅读与研究的敷衍习惯”[23]。在党员干部带动下，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学习积极性也得到迅速提高。如华中抗日根据地不少农救会会员都“会做日记，挖地休息也认字，打柴也识字，学习情绪非常高”[14](P546)。 4.工作作风方面。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针对党内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以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1日专门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要求：“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15](P173-174)二是倡导深入实际、力戒空谈的工作作风。中共中央明确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对待问题，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问题[15](P145-146)。豫皖苏鲁边区在1941年10月还明确提出要“在党内干部中提倡与培养实事求是，切实朴素，埋头苦干，审慎严肃的工作作风。提倡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情况一定要具体和实际，在干部中养成不铺张不空谈的作风”[24](P45)。三是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费，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一度使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5](P892)。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荒种地，发展根据地经济，很快做到了蔬菜、肉食和其他物品的自给或半自给。 5.生活作风方面。一是大力倡导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6月通过的《关于制定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从1939年6月起，“各种特别临时办公等费，要尽量减少，一切日常用品要想各种办法节省，以简单朴素为原则”；“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21](P79)。二是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并要求身边人勤俭节约。如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不仅身体力行，还要求新四军指战员：“信封用旧纸做，用它七八十几次，浆糊自己用面粉明矾打，写字用毛笔，白报纸两面写，牙膏用食盐代替，牙刷自己用猪鬃穿，手巾用粗布洗起脸来最干净，晚上集体办公，节省灯火，洋烛用菜油代替，香烟最好戒绝，不戒绝也要用烟嘴，免得浪费一大段，招待客人一律收费，余粮一概归公。”[26](P62)中共中央更是将节约提升到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高度，认为“浪费公家一文钱，破坏公家一点东西，就是他对革命忠诚不够，就是他浪费了革命的一份力量，对于革命事业是一种罪恶的行为”[27]。三是革除陋习，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通过采取严厉禁止种植和贩卖鸦片、禁止赌博、颁布实施《婚姻法》等措施，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各种陋习很快销声匿迹，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如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形成“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8](P718)的良好局面。 综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点，也是中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一个亮点。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共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转变领导方式，营造学习风气，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广泛开展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等，在党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此种种，既纯洁了中共党的组织，优化了党的政治生态，还使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注释： ①参见董志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谢春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8期)、王新生《试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