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难度大。但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以上海为入口，走进孙中山的世界，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审视这一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模式，实属必要。
    关 键 词：孙中山 上海 宋庆龄 租界
    作者简介：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孙中山是理解近代中国的核心人物之一，相关研究自其生前即已开始，累积至今，著述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浩瀚无涯的文字中，是否已然给我一个真实、清晰的孙中山了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当笔者选择一个城市——上海——为入口，进入孙中山的世界时，发现自己依然宛若身处一座迷宫之中。孙中山和上海，这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据笔者搜集，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有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志鲜与段炼《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其他著述若非画册、图录等一般性介绍，即为某一个专题的专门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对孙中山和上海的关系模式作一番探析。
    一、一项数据之我见：抵沪次数和寓沪时长
    若论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孙中山在其59年(生于1866年11月12日①，卒于1925年3月12日)的人生中到底来过上海多少次，而在上海的岁月又占据了他人生多大比重？
    王耿雄在《孙中山与上海》一书引言中指出：“孙中山革命生涯四十年……他先后二十七次来到上海，在上海居住了五年又三个月的时间。若从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胜利后算起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也有五年之久，比同期他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四年又八个月)还长。”②从而得出结论，“上海是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他有关论述孙中山到上海次数的文章多是引述王耿雄的观点，甚至有的文章以二十余次含混带过。
    判定孙中山来沪的次数，首先涉及“判定标准”问题，即怎样才算孙中山来过一次上海？是否以孙中山每次离开上海，即算是一次离沪；而每次抵达上海，都可以算是孙中山来过一次上海？这样的判定标准显然是有悖常理和史实的。王耿雄一书的统计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此，其数据没有反映出孙中山多次来沪的历史境况，以至于机械地将每一次孙中山到沪都作为一次数据加以统计。
    (一)居上海
    孙中山1918年6月26日因旧桂系军阀操纵非常国会，阴谋改组军政府，愤然宣布辞大元帅职，并发布通电，痛切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③，是日乘日本“近江丸”轮船抵达上海，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④；此一住，直到1920年11月25日偕伍廷芳、唐绍仪乘“中国号”轮船离开上海，回粤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共计2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孙中山只在1919年4月24日至26日这3天时间里，由宋庆龄、陈少白等陪同离上海赴杭州游玩、散心⑤。这算不算是离过一次上海，并抵达一次上海？笔者拙见，此等外地游玩乃是孙中山居住上海期间所发生的离返上海的情况，并不能计算在孙中山居上海的次数当中。此外，居沪期间外出考察、演说、开会、谈判等事宜，亦应算作此类，不应重复计算。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孙中山1916年5月1日抵达上海，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支持蔡锷，主持讨袁事宜；到1917年7月6日，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组成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布宣言和就职布告，决心“根治元凶，恢复约法”。在此期间，孙中山1916年8月16日至26日，应浙江督军吕公望之邀，赴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宣传“国家之基础，是建筑在人民身上”⑥，并勉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这种宣传共和、维护约法的走动演说，也不应重复计算。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下午由南京抵达上海，至1913年8月2日，孙中山被迫乘德国“约克号”邮船离上海，持续两个月的“二次革命”终告失败。在此期间，孙中山在1912年4月6日至14日、4月17日至6月21日、8月18日至10月3日、10月18日至31日、12月8日至12日、1913年2月10至3月25日、6月18日至29日，七次由上海出发，分别前往武汉、广州、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杭州、澳门，乃至日本等地，或演说、或视察、或探病、或谈判，如此等等情况，皆因孙中山在上海有固定居所(此时是宝昌路491号，宋耀如住宅)，并在外出后立即返回上海。上海生活是孙中山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他这1年4个月的上海生活应算作一个时期。
    此外，1922年8月14日至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也是在上海度过。“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突袭总统府，孙中山措手不及，险些被杀。搬回上海家中的孙中山一面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代表频繁会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积极改进国民党组织；另一面指挥许崇智、蒋介石等人讨伐陈炯明。1923年1月16日，滇、桂联军攻克广州，将陈炯明从广州逐出。孙中山乘“杰斐逊总统号”轮船再赴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
    (二)过上海
    除上述4次孙中山沪上寓居时光，根据现有史料发掘，孙中山一生中还有过14次路过上海的经历。这14次上海之行，孙中山所为目的不同，上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情况：
    (1)上海作为中转站，在孙中山的旅程之中仅具有交通上的意义。计有4次此类情形，分别是：1885年4月，孙中山自檀香山经上海观察形势后，赴广东香山，旋在香港中央书院复学，时因痛愤中法战争失败，“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⑦；1894年秋，孙中山天津“上书”失败后，经上海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1月下旬，由檀香山经上海，赴香港筹划广州起义；1924年11月17－22日，自广州北上途径上海，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2)上海为敲门砖。在此情形下，上海并非此行目的地，却是必经之地，没有上海就没有目的达成的可能，共计3次：1894年春，孙中山为往天津上书李鸿章，并取得“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张”⑧，来上海寻找门径，结识了郑观应、王韬、盛宣怀等人，得其推荐，继续北上；1902年12月9日，秘密来上海，晤见法国驻沪领事官员莫朗，领取赴越南的签证⑨；1911年12月25日至1912年1月1日，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由海外抵达上海，并在上海确定了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受各省代表的推选，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3)上海为联络点。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活动，在辛亥之前屡败屡战，长年流亡海外，欲及时了解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情势，上海几乎是孙中山唯一的视窗。此种情形最为常见，计有7次：1900年6月14日，由日本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赴香港协商“两广独立”；1900年8月28日，由日本秘密潜伏上海，联合各派反清力量，策划南方六省独立；1905年10月11日，由日本乘船经上海吴淞口，回见法国驻华武官布加卑，商讨派员调查南方革命运动；1906年4月21日，由新加坡秘密来到上海，约见法国驻沪领事；1906年6月，由日本乘船经上海吴淞口，约见熊克武、秋瑾、柳亚子等，了解内地革命情况；1907年3月10日，由日本秘密来上海，偕党人赴南洋筹购军火，发动潮州黄冈、镇南关起义；1910年6月29日，由日本秘密来上海，联络各地革命力量及上海帮会商讨发动起义。
    史料统计应本着符合常理与史实的中立态度，不应有好大贪多的研究心态，否则不论是27次，还是更多，都会失去说服力，数据也就失去了作为数据的意义。综上所述，孙中山来上海的次数先后实算应为18次。
    辛亥革命之前，有关孙中山的史料阙如，无法计算出他停留于上海的确切时间。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正式走向近代中国历史前台，直到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与世长辞，在这近14年的岁月里，上海生活占据了他5年零19天的时光。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在广州(4年零8个月)出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突遭陈炯明进攻等事件来得跌宕起伏、吸引眼球，但上海作为他整装待发的筹划之地、休整之地，同样甚至更为重要。
    二、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演变
    
    从1885年4月，19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第一次取道上海回广东老家开始算起，至1924年11月22日，为实现中国之和平统一，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上海丸”轮船离沪北上京津为止，在这近40年的峥嵘岁月里，孙中山从最初为革命活动奔波而不得不前往上海，到后来大部分时间定居上海。上海这座城市在孙中山生命中的分量呈现渐趋加重的态势，而这种态势恰好又与孙中山和宋耀如一家的关系紧密相连。孙中山与宋耀如、宋霭龄、宋庆龄之间同志战友、得力助手、革命伴侣逐渐递进的关系，正是孙中山与上海情缘最典型的写照。
    (一)辛亥革命之前的上海——视窗
    孙中山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上海，史料并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上海自五口通商之后，迅速超越广州、香港等地，在1866年孙中山出生之时，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可以料想，孙中山在具有初步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常识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在太平洋西岸、中国东部、长江尽头处，有一个上海。
    孙中山的儿时好友陆皓东与上海渊源极深。陆皓东，原名陆中桂，字献香，号皓东，死难于1895年广州起义，孙中山称之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陆皓东的父亲是最早前往上海经商的香山买办之一，陆自幼即跟随父亲在上海居住，在父亲死后才随母亲返回香山。1883年7月，为破除迷信，陆皓东曾和孙中山一起把村中北帝殿的神像损坏。事后，乡人对孙、陆两人极为不满，两人不得不离乡暂避风头，孙中山前往香港，而陆皓东于1884年回到了上海，进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分隔两地的好朋友并未断了联络，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回忆到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期(1886年至1892年)说道，“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陆皓东而已”⑩。陆皓东在自撰供词提及，“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及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即孙中山)，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11)。可以合理推论，孙中山在与陆皓东大谈革命的同时，也定然会从陆皓东口中了解到上海的人和事。
    也正因如此，才会有1894年孙中山弃医馆而不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改良主义抱负，毅然与陆皓东偕行前往上海，拜谒王韬、郑观应、宋耀如等人，然后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纵贯中国南北的旅行。天津之行，虽然让孙中山碰壁；但上海的经历，无疑是愉快的。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亲自给孙中山修改文章，郑观应很赏识自己这位小老乡，而经宋耀如推荐，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还发表在这年的《万国公报》上。这一年的孙中山两次路经上海，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与宋耀如的相识，从此结下了他与上海宋家在日后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的绝世奇缘，也就埋下了改变孙中山与上海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伏笔。
    1895年，孙中山于广州首次尝试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推翻“满清”政府，失败后逃到国外，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这一段日子里，孙中山忽而日本，忽而南洋，忽而欧洲，忽而北美，在这为革命事业的奔波中，他曾在1895年、1900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多次路经上海，与宋耀如、陈其美等革命同志会面，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筹措革命所需款项；与可能的革命合作力量碰头、谈判，争取革命的最大力量和支持。但因为有清政府的通缉令在身，孙中山此时来沪大多乔装打扮，改名换姓，更多会选择在吴淞口的船上会面，而少有进入上海市区投宿，且来去匆匆，我们缺乏确切史料来复原此一时期孙中山的全部活动。
    如果不与祖国发生联系，任何一位政治流亡者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孙中山，作为一个常年流亡海外的革命家，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与其祖国切断联系。此时的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纽带，她连接起孙中山与祖国大陆，为孙中山打开一扇视窗。
    (二)1911年至1913年间的上海——舞台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中山结束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以胜利者的身份，于1911年12月25日回到了上海。迎接他的，是鲜花，是唱着共和赞歌的上海人。陈其美的“沪都督府，先期在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预备住宅一所”(12)，作为孙中山在上海的行馆。一时间，中外人士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行馆门前车水马龙，行馆内室宾客满座。当时各报纷纷报道此时的孙中山，真可谓是“一刻千金”，难以相晤。在此行馆，孙中山召集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胡汉民、居正等出席，讨论筹建民国临时政府方案。一连两日，就政体问题上，孙中山力驳宋教仁，获得多数同意，采用总统制，并被推举为首任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礼炮和万千人的欢呼声中赴南京就任总统，而短短91天后，又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纠扯中，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于1912年4月3日由南京返回上海。此次回沪，孙中山再次感受到了好朋友的温暖。宋耀如坚持要孙中山搬离宾馆，住到自己宝昌路491号(13)的家中，并推荐自己的大女儿宋霭龄为其秘书，孙中山推辞不成，就此在宋宅住下，此一住就是1年零4个月。
    刚刚辞去大总统的孙中山显然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因此在这时，要孙中山承认同盟会已抛弃他，承认共和国的领导权误入他人之手，那就意味着贬低自己的成就，轻视他作出个人牺牲的价值。同时，对袁世凯领导下的国家利益及获致统一和进步的可能性，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因此，利己的和爱国的动机，都不允孙中山扮演败事者的角色。”(14)乐观的孙中山在此时演讲中，把宣传民生主义看作巩固共和国的根本，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5)。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从1912年4月至年底的9个月中，孙中山多次自上海宋宅出发，前往武汉、广州、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杭州等地，就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平均地权、铁路建设等进行宣传演讲。据统计，此时孙中山共演讲、谈话150多次，其中专讲民生主义的就有43次(16)。
    虽周游全国，但上海才是孙中山此时花费心力、耗费时光最多的城市，他已然把上海看作其施展政治抱负最为重要的舞台。除了演讲与宴会之外，孙中山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身于“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当中。1912年7月22日，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于上海张园重新集会(17)，推举孙中山为会长。孙中山演说中称，中国“苟能造铁道350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18)，主张以个人名义向外国借债筑路。9月9日，袁世凯正式授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19)。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并于五马路(今广东路)A字第36号设立事务所，宋耀如担任会计，宋霭龄主持外事(20)，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京，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日本的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等。
    “宋案”发生则成为孙中山人生的又一转折。
    3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听闻宋教仁被刺噩耗后，即刻乘船返国，于是日上午9点半抵上海海关码头，当晚即赶赴黄兴寓所，见黄兴潸然泪下，说“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21)。日后，孙中山回忆此时之情形说：“宋案发生，一般同志异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名)致电日本，促我返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之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22)。但对于武力讨袁，党内以黄兴为代表却未能与孙中山形成统一意见。孙中山在上海多次会晤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等人，寻求日本等列强对于武力讨袁支持。但4月27日，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所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彻底粉碎了孙中山企图寻求列强支持的幻想。
    袁世凯有此2500万镑军费作为支撑，决定对南方革命党人先下手为强。5月6日颁布“除暴安民”令，先后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江西、广东、安徽都督之职。三路大军向江西、安庆及南京进发。各地讨袁军仓促应战，到7月底相继失败。7月23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撤销孙中山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一职。孙中山被迫于8月2日乘船离开上海去广东。船到福州，日本领事告诉他广东局势不稳，遂转乘日本船经台湾基隆，转乘“信浓丸”于8日抵日本门司。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孙中山于此两年间，经历从万人拥戴的大总统到避居海外的流亡者这一极盛至极衰的转变，人生之路可谓跌宕起伏。
    (三)1916年之后的上海——家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的，还有宋耀如一家。孙中山决意在东京，继续策划反袁斗争，并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宋耀如和宋霭龄则在此时同时担任起了孙中山的秘书，宋耀如除了参与起草英文函电外，主要“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23)，宋霭龄则为孙中山处理英文函电等。1914年8月25日，宋家从东京移居横滨。9月，宋霭龄与孔祥熙在横滨结婚，应父亲之召，刚从美国回来的宋庆龄正式接替了姐姐的工作。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相处近一年后相爱。他们的婚姻虽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但还是克服了种种阻隔，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完成了结合。婚后的宋庆龄不仅成为孙中山的生活伴侣，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宋庆龄出生于上海，说上海话，其一生大多数时间也是在上海度过，更重要的是，打心底里她认同自己是一个上海人。据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忆述，“看到宋庆龄填写的表格，在籍贯栏里填的是上海市。我曾问过她为什么不填海南文昌县？她说，海南文昌县是我的祖籍，我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填上海市”(24)。与宋庆龄结婚后，孙中山心中的上海再也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他的家，其后的历史也证实的确如此。
    1915年秋冬，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民怨沸腾。12月25日，蔡锷云南起兵反袁，袁世凯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孙中山抓住时机，两次发表《反袁宣言》，为支持蔡锷，主持讨袁事宜，于5月1日抵达上海。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于6月6日还未及宣布卸下大总统职务而羞愤病故。5月19日，宋庆龄离开日本回国，于是日抵上海。此后直至南下护法，这1年多的日子里，孙中山和宋庆龄租赁了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作为寓所，开始了上海生活。
    在这一年中，袁世凯死后的继任者黎元洪总统试图维持北京的共和政体的门面，努力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孙中山对此暗中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对孙中山来说，这是思考、著述和演讲的时期。1917年2月，一本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民权初步》完稿于沪上，并收入到后来出版的《建国方略》之中。
    实际上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们对《民权初步》毫无兴趣，他们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导致约法失效、国会解散、内战连连，还闹出了张勋复辟的笑话。张勋的复辟，让孙中山彻底陷入震怒之中，“奔走革命数十年，共和告成六稔，今一旦破坏……愤不欲生。昨特就环龙路本宅召集各要人、各同志会议，誓不与共天日，协议扫穴梨庭计划”(25)。会议的结果就是，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再次乘上了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与一百余名拥护自己护法主张的国会议员组成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布宣言和就职布告，决心“根治元凶，恢复约法”。广州的护法政府很快就被旧桂、滇系军人所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无力抗衡，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1918年4月，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此后，为求援孙中山在日本停留了数周，但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宋耀如离开人世，为料理父亲丧事一直都在上海的宋庆龄给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发出电报，说“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26)。6月26日，孙中山即乘日本“近江丸”轮船抵达上海，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即今日的上海孙中山故居(27)。
    在这座西式的洋房里，孙中山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后，他常和宋庆龄在花园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后开始办公，与来访的朱执信、陈少白、廖仲恺等人研讨革命的理论，亦喜欢与章太炎等研究国学理论；晚餐后，多是读书、看报或写作，每每工作至夜里12时才就寝。孙中山此时虽无力掌控中国政局，但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去思考、去规划未来中国美好的蓝图。孙中山1919年6月在上海华强书局出版了他的哲学思考《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英译本为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提出了“知难行易”的理论；次年，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用英文撰写的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由朱执信等人译为中文本《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1921年10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而无论在读书著述，还是生活起居方面，宋庆龄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孙中山。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康德黎夫人的信中说道：“我的妻子受过美国大学教育，他是我一位老伙伴、老朋友的女儿。目前我正过着新生活，享受我以前所没有的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以及一个伴侣，一个贤内助。”(28)
    隐居上海的孙中山虽然享受着家庭生活，但心中不灭的革命理想却指引着他一直将目光聚焦在南方的广州。1920年下半年，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陈炯明的粤军所败。11月25日，孙中山再次离开上海，回粤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但此次广州之行，再次以失败告终。一心北伐的孙中山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最终矛盾变得不可调和，1922年6月，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和宋庆龄险些因此而丧命。
    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了“家”——上海，与宋庆龄会合。在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的书房中为宋庆龄写下了“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的联句。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开始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代表频繁会谈。1923年1月26日，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虽然未曾使用“三大政策”一词，但却在实践中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注入了他的“旧三民主义”之中，并改组了国民党。1月16日，失道寡助的陈炯明被拥护孙中山的联军所击溃，退守东江。孙中山于2月21日，再返广州，不再称大总统，而是设立大元帅府，任大元帅，直至去世。
    综上所述，在孙中山革命的岁月中，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总在海外徘徊、游离于中国政局的边缘地带，上海是他革命流浪生涯看向中国大陆的视窗；在此之后，孙中山是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上海曾经是他政治上最好的舞台。此时袁世凯的野心，让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孙中山，他不得不又一次流亡海外；1916年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虽然也是屡败屡战，但中国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把他驱赶出中国去。在这段时期中，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是广州和上海。广州是他实现革命理想，保卫民国建制的策源地；而上海则是他一旦失意，或者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时的休整待发之地。一旦有革命成功的希望，孙中山便会义无反顾地离沪赴粤，大干一场；而一旦遇到革命低潮，孙中山离开广州，第一个休整之地则首选上海。上海才是那时孙中山真正意义上的家。
    三、孙中山选择上海之分析
    在明确孙中山抵沪次数和寓沪时长，并阐明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之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是上海？孙中山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作为他寓居之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上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在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之后，上海对孙中山生命的意义有了质变性的提升，成为除广东省香山翠亨村之外，唯一可以称得上家的地方。但孙中山与卢慕贞分居，再娶宋庆龄，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孙中山选择寓沪生活，当然不仅是由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的，还有更多的决定性因素，让孙中山选择上海多了一份历史的必然。
    (一)上海是个避风港
    孙中山一生革命，半世漂泊。1895年广州起义后，清廷特颁发上谕：“现在孙文首逆远飏，党类尚多，窃恐酿成巨患……务将首犯迅速捕获”(29)。广东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怠慢，遂发布告示，悬赏缉拿“逸犯”。孙中山名列榜首：“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九岁。花红银一千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更是被袁世凯列为一等战犯，再遭通缉。
    对孙中山而言，长期居住之地，必然要是一个具备安全之绝对保障的城市。而上海即是这样一座城市，为各个时期的孙中山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与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政治生态有密切的关系。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在治外法权和《上海土地章程》的保护下，租界不断扩张，代替上海县城，成为上海城市的主体。“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30)熊月之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缝隙效应”。租界事实上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既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在历次战争进行时，无论是中外战争，还是国内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状态，这就使得租界比华界更为安全。
    孙中山在清末流亡时期就敢一再进入上海租界，探听内地革命局势，并与有志于革命的仁人志士联络。1902年12月9日，他秘密来上海，晤见了当时法国驻沪领事官员莫朗，领取了赴越南的签证；1905年10月11日，他又在上海吴淞口，会见了登轮求见的法国驻军参谋长布加卑，布加卑“传达彼政府(即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31)。虽然，上海租界在清廷的压力下，只得表示不欢迎孙中山的到来，但总体上，孙中山抵沪并没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的反对派、当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其生命安全随时可能引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波，孙更是成为上海租界重点保护的对象。1913年3月25日，匆匆结束日本考察的孙中山返回上海。《申报》报道：“孙中山回沪后，假寓法租界宝昌路491号门牌。前日由法总巡兰维蔼君特派越捕、华捕各一名，在寓所前后日夜轮班梭巡，并于夜间加派包探两名换班查察，妥为保护。”(32)
    1916年5月1日，被袁世凯通缉的孙中山又一次选择上海作为他回到中国从事反袁事业的第一站。不久，宋庆龄亦由日本返沪，他们入住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55号Y. Waicy先生处，Y. Waicy先生是法文日报《中国回声》的编辑。那时，孙中山是被政府通缉的要犯，不能公开活动。宋庆龄在一封信里写道：“当然，我们不能出去，也不能探望同志们，但我穿上西式服装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办事。”(33)
    很快，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党禁也随之解除，孙中山再次以公开身份住进法租界环龙路63号。从此之后，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都是得到法租界当局的默许和保护的。1918年5月8日，他拟从广州返回上海，事前发电报给已在上海的汪精卫，询问“沪上我能居否？请从各方面细查详复”(34)。在得到宋庆龄的电报，“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35)，他这才回到上海。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法租界的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36)。根据熊月之教授的研究，“那时的租界保安实行市场化经营，不只是像孙中山这样的政界要人，就是普通商人、公司、铺户，都可以申请巡捕保护，不问政治立场，只要付钱就行。警卫级别越高，价格越贵”(37)。充分的事实证明，在当时之中国也许没有比上海更安全的城市。孙中山选择上海作为长期居所，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上海是个资源库
    近代上海之发展，始自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中所规定之五口通商。上海本是一个普通的沿海港口城市，人口约20万左右。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序列中仅排名第12位。由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等区位优势，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孙中山回国居住之时的20世纪10－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第一大城市，是近代中国的人才中心、经济中心、舆论中心。而对孙中山而言，正是这些中心地位的取得，使上海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用之不竭的资源库，成为他可以革命、可以继续革命的力量。
    (1)人才中心：革命英才汇集之地
    上海不仅是孙中山的避风港，也是其他许许多多革命英才的避风港。自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中国政治就呈现出“京严沪宽”的态势。革命党人沈荩策划反清，在北京被捕，被活活鞭死；而章太炎、邹容在上海宣传反清，租界当局仅分别判其三年、二年监禁。民国以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北严南宽”态势并无改变。这就是众多革命精英汇聚上海的原因。
    民国肇始前后，上海帮助孙中山支撑革命最得力的当属陈其美。1911年7月31日，上海湖州会馆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虽名为庶务，却是实际上的主持人。陈其美在上海联络商团、沟通士绅、团结会党，使上海成为江南地区的革命中枢。武昌首义成功后，袁世凯令冯国璋第一军南下，汉口陷落、汉阳吃紧，革命军退守武昌，革命之火随时有被扑灭的危险。陈其美随即做出“上海发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37)的决策，11月4日，上海全部光复，12月2日联军攻克南京。孙中山追忆陈其美时说道：“辛亥之秋，鄂师既举，各省尚多迟回观望，陈君冒诸险难，卒创义于沪上……此其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39)革命成功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迎接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宋案”之后，对袁世凯“首摘发其证据”；“二次革命”失败，面对孙、黄分裂，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领导，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奔走东北、江浙各地，组织反袁斗争，成“吾党唯一柱石”。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孙中山为陈其美请予国葬，评价他“揆其平生，舍易就难，为人所不能为，勋烈媲于黄君(即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40)。孙中山晚年之所以特别倚重蒋介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结拜兄弟的关系，蒋把自己作为陈其美的“化身”，孙也切望他能成为第二个陈其美(41)。这是后话。
    1916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迁来上海，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就在孙中山寓所对面，重要成员有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杨庶堪、邓仲元、蒋介石(42)、吴忠信、古应芬等。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就住在党部。与此同时，黄兴，革命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1916年7月6日抵上海，先寓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43)，后迁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3号，同年10月31日在这里逝世(44)。
    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不止一次在环龙路63号寓所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陈友仁等。自1917年7月17日至1918年5月4日，孙中山曾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但上海党务事务所并未撤销。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仍设环龙路44号。各位部长如总务部部长居正、副部长陈树人、党务部部长谢持、宣传部长张继、财政部长杨庶堪、副部长林业明等均在此办公。事实上，在1916年6月7日以后，到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环龙路44号一直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
    (2)经济中心：革命筹款、建设实践之地
    孙中山秉承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且生活极为简朴；而为了革命与建设，孙中山又总是处于求“财”若渴的窘境。其致力于革命的一生，也是筹款的一生。
    上海，这个远东曾经最为奢华、最为富有、最具活力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中外资本豪强，这为孙中山的辗转腾挪支撑起了巨大的空间，成为其筹集资本的战略阵地。在上海，孙中山及其赞助者、追随者为革命和建设筹划资本的活动一一展开。
    还在革命未成之时，孙中山活动处于一种非法状态，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谋取资本支持，故而对其进行经济资助的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这些人大多都是具备相当财力的大商人或者有雄厚家族资本支撑者，他们胸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向往革命，这种财力上的支持完全出于一种自发的革命觉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宋耀如、张静江、庞青城、沈缦云等；除个人外，孙中山筹款还不乏来自于商会的支持，并且商会借助其网络效应，在地缘关系影响下扩散开来，比如在上海的潮汕商会、江浙财团等。
    革命成功，帝制推翻，民国建立，举国待兴，无论是建设还是善后，都急需大量资本。一方面，由于取得合法地位，故而可以以国家名义作为担保，或者以国家资产(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作为抵押筹集资本。但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很难从国内筹集到大规模建设所需的天量资本，故而筹资方针主要是向外国借款，包括向日本、法国等政府或者财团借款。与虎谋皮，焉能不小心谨慎？这些面向列强的借款行为，也成为孙中山时常被人诟病之处。
    除了继续筹款之外，孙中山及其党人也借上海为舞台，进行了短暂的经济建设实践。这其中包括1911年11月21日，上海南市沿浦吉祥口所成立的上海中华银行；1912年11月14日，于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A字第36号创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1913年，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筹款，所创立的中国兴业公司；以及1916年计划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等活动。这些经济建设实践无一例外地被政治变局所打断，对于孙中山而言乃是很大的遗憾。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撰写了《实业计划》，将他的经济理想和计划一一呈现，却已无力将之付诸实践了。
    (3)舆论中心：宣传革命、演明主义之麦克风
    孙中山十分注意革命之宣传工作，1923年12月，他在向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强调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进而提出“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的口号(45)。可见，孙中山对舆论宣传的重视程度。
    大众传媒算是舶来之物，及至晚清才有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在那时的中国“凡是没有‘洋人’与‘租界’的都会，一概没有报纸。有‘洋人’和‘租界’的都会，才有模仿洋人而办华文报纸的”(46)。上海于五口通商及至清末民初，人才汇集，出版机构多，中外联系广，信息渠道多，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舆论宣传中心，上海出版发行之报纸、刊物、书籍等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居全国之首。
    孙中山自然不会放过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舆论平台。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参观《民立报》馆时说，革命事业“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地位者，因能以一种思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他要求报馆记者应“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砥柱”(47)。
    20世纪初，时人曾引用拿破仑数语，盛赞舆论之功效巨大：“拿破仑曰：‘报馆一家，犹联队一军也’，‘有一反对之新闻纸，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毛瑟枪殆有加焉’”(48)。此论孙中山感同身受，常于日后演说中提及：“一文笔胜于三千毛瑟枪”(49)。由于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与北洋军阀对抗的大多数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多次亲往报馆参观、演讲，频繁接受记者采访，就是依靠一张嘴，手握舆论之“毛瑟枪”，一方面倡申主张，一方面力辩中伤。由他指派设立的，或是主张三民主义改变中国的报刊、杂志，如《民立报》、上海《民国日报》、《民国西报》、《建设》、《觉悟》副刊、《星期评论》等等，无一例外，都设立在上海。
    除了利用传媒，制造舆论，孙中山还积极撰写著作，出版学说，以宣传革命思想和主义。1917年的《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1919年的《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日后这三本著作被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著述也都是在上海写就，并借助上海的出版社予以出版。
    (三)国际化都市的诸多便利
    近代上海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时人曾如此描绘20世纪初年上海的国际化情景：
    海上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行商巨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50)
    1922年至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上海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城市，外籍侨民的国籍不少于50国。……真正的国际城市。”(51)
    孙中山寓居如此国际化的上海，最少给他带来了两大便利：一是生活习惯的便利；二是国际联络的便利。
    (1)生活习惯的便利
    孙中山13岁时即远赴太平洋中部之海岛檀香山(即夏威夷，后成为美国第50个州)。此后，在檀香山和英国殖民地香港两地，接受了13年外国的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获得医学(西医)博士学位。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达16年之久。1911年底，45岁的孙中山回上海之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欧风美雨的熏陶中度过的。他虽然心属中华，但在生活中，他信仰基督教，更多时候用英文阅读、书写和思考问题，更习惯吃西餐而不是中国菜，更像是一个西方人。
    就在孙中山长期寓沪之前不久的1914年，上海城市化空间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4年以后，经过法租界扩界、上海城墙拆除、洋泾浜填浜这三件大事，使得上海的法租界与城厢内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成一片，为法租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法租界公董局和法国驻沪领事的严格规划之下，在原本荒僻的土地上，迅速形成了一个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崇尚共和政治价值观的法租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当时人称法新租界。
    法租界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
    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有优质的宽阔马路。上海的外国人的住房不足问题，可望在这个区里得到解决。1920年前的八年里，法租界共有欧洲人住宅423幢，而1920和1921两年里，就造了552幢。(52)
    新区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而拥有一系列商业、文化、卫生机构，诸如震旦学院、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顾家宅公园(53)。而这些因素，都是生活上相当西化的孙中山所看中的。
    孙中山寓居上海大概而论，分三个时段，四处住址：
    第一时段：1911年12月25日至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3日至1913年8月2日，长期住所为宝昌路408号和491号(宋耀如宅)，即现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
    第二时段：1916年5月1日至1917年7月6日，租借于环龙路63号。
    第三时段：1918年6月26日至1920年11月25日，1922年8月14日至1923年2月15日，1924年11月17日至1 1月22日，唯一一处不动产莫利爱路29号。
    这四处住址，无一例外都在上文所述之法租界新区。
    熊月之在《孙中山与上海》一文曾如此说道：“上海的生活环境比较适合孙中山的情趣。孙中山接受的是欧美式的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比较适应西式生活，上海比较能适合他的情趣，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54)
    (2)国际联络的便利
    孙中山，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黄兴等同时期政治头面人物相比，最大之长处在于，他更具世界眼光，具体而言，即为更深谙世界潮流之趋势、国际局势之变动、西方文明之先进。孙中山寓居上海这一国际化都市，而非其他中国城市，正是他扬长避短的选择。
    孙中山因寓居上海而取得国际联络便利的例证，不胜枚举。如，1912年7月间，为缓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他曾致电法国资本家勾椎氏，请其“总以不使临渴掘井为要”(55)。后有学者猜测，这位勾椎氏也许就是法国政府自己；“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为取得日本政府对于他武装讨伐袁世凯的支持，多次与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沟通、谈判；1918年3、4月间，因为孙中山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与德国驻沪总领事柯南平有过接触，获得150万马克的政治资助(一说是二百万两借款)(56)；1919年2月，孙中山撰毕其“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Project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即《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书》)，送交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请其转交各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商务部长雷飞儿，对其计划书都有认真研究和回复，等等。
    若论孙中山一生中最为成功，也是影响最大的国际交往，当属孙中山在上海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联络。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对万里之外发生的俄国革命，始终保持高度地关注。俄国二月革命后，次月孙中山即曾致电祝贺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孙中山又致电列宁和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电文说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57)
    1922年6月，粤军陈炯明部突袭广州总统府。广州、香港的惨痛教训，让孙中山彻底放弃了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革命的幻想，转而认真考虑与苏联的战略联盟。孙中山颇有感触地说道：“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58)
    苏联此时也正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地位，如果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南方政权实现实质性的合作，将大大改变整个远东局势。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约生活着5000多名俄国侨民(59)，其中不乏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且主要生活在孙中山所在的法租界新区，这给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遣谈判代表，与孙中山联络，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在孙中山与苏俄的多次谈判当中，最为重要的当属1923年1月间，孙中山与越飞的商谈。
    是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的会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两人共同署名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文献，也是孙中山生平革命事业最具关键性的大事之一。“一个外国政府承认他(指孙中山)有权代表中国讲话，含蓄地答应支持，这还是首次。”(60)在苏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孙中山顺利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并成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发动了旨在消灭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的北伐战争。
    注释：
    ①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关于孙中山诞辰曾有不同说法。1896年11月孙中山为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编纂之《中国名人词典》撰写自传称自己“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华历十月十六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47页)；据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之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薄)》载：“十八世祖考字德明(达成公三子)，生于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寅时”；孙中山原配卢慕贞遗物中孙中山之生辰八字写明：“乾诞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寅时(丙寅、己亥、辛卯、庚寅)。”(黄季陆：《国父生辰考证的回忆》所附影印件，台北《传记文学》第11卷第2期)。
    ②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④王耿雄：《孙中山何时迁居莫利爱路29号》，载《革命史资料》第1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4月20日。
    ⑥《浙江画报》1981年第10期，影印原件。
    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9页。
    ⑧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孙中山说法是安南总督韬美托东京法公使使他参加1902年11月开幕的河内博览会，孙中山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1902年12月孙中山乘“印度号”轮船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去西贡。但孙中山到达河内时，韬美已经回国，由他的秘书长接待了孙中山。
    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11)柴德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
    (12)《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
    (13)孙中山何时住进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中，学界还存在争议。详见朱玖琳《孙中山1912年至1913年在上海行馆的考释》，《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
    (14)［美］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320页。
    (16)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第72页。
    (17)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原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于右任等所组织，一度解散。
    (1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1页。
    (19)《政府公报》民国元年(1912年)，第134号。
    (20)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版，第145页。
    (21)《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
    (22)《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3页。
    (23)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24)李云：《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25)《时报》1917年7月2日。
    (26)《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4－485页。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562页。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六十三号……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见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象样了，是他自己的么？”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那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们说完之后就走了。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先生后，知道先生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提议拿出一笔钱购置一所象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设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28)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29)《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第5册，(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第3429页。
    (30)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32)《申报》1913年3月28日。
    (33)《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
    (34)《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5页。
    (35)《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5页。
    (3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4页。
    (37)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38)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第3卷，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287页。
    (39)《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8页。
    (40)《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8页。
    (41)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第5编，第12页；第7编(一)，第9页。
    (42)蒋介石在袁世凯去世以前已来上海，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号。陈其美在1916年5月18日被暗杀后，是蒋将陈的遗体移至此处的。参见莫永明、范然《陈英士纪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442页。
    (43)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78页。
    (44)谭人凤：《黄公克强三周年忌日公奠启事》，载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4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5页。
    (46)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47)《民立报》1919年4月16日。
    (48)《浙江潮》第4期。
    (4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0页。
    (50)云间天赘生：《商界现形记》序言，商业会社1911年版。
    (5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52)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6页。
    (53)关于法租界新区的形成情况，可参见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54)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
    (55)《申报》1912年7月19日。
    (5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21－1023页。
    (57)［苏］叶尔马舍夫：《孙逸仙》，莫斯科，1964年俄文版，第211页；转引自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第281页。
    (5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9页。
    (59)关于上海俄国侨民的研究，详见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60)［美］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丘权政、符致兴译，第194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