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华民国史研究已经走过了30 多年历程。30 多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险学”到“显学”的发展阶段。[1] 随着中国学者思想禁锢的解除、资料占有的全面、研究方法的多元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国内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发表的论文或专著，在国际汉学界居于学术前沿，这也是民国史研究逐渐成熟的标志。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华民国史》( 36 册) 全套出版，民国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过去的研究成就已十分显著，但如何进一步搜集民国史资料、建构研究框架、完善研究方法、探讨乃至突破相关理论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以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民国史史料的国际性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演进，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 一是新材料的发现; 二是史家要依据后来的历史效应来理解或评说既往的历史事实; 三是由于受到研究者思想认识的限制，史家永远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思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2]
    实证研究是史学的基础，我们都知道“论从史出”的道理。不注重史实，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只能是泛泛而谈，没有说服力。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 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极力主张历史是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认为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3]史料则是实证研究的本源。档案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是民国史研究繁盛的基础。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晚年谈到民国年代国际化程度时指出: “外国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全面、深刻。”[4]正因为如此，海外留存了大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如英、美、俄、德、日、法、意等国的国家档案馆收藏了大量中国的外交档案，这些档案中，除了中国历届政府或高官同各该国政府或高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就不同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交涉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外交官对于中国不同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报告、图片等; 各国高校或图书馆收藏了数目庞大的旅居在各该国的前中国高官( 如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黄郛、顾维钧等) 、在华工作过的外国人( 如史迪威、杨格、陈纳德、贾德干、薛穆、塞克特等) 捐献的相关档案文献; 民国时期活动于中国的大量外国在华企业的档案资料目前大部完整地保存在各相关国家，如英资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档案就较为完整地分别收藏于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图书馆和伦敦的公司总部; 外国报刊也登载了许多关于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相关报道。所以，笔者以为，鉴于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研究民国史所运用的史料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海峡两岸的档案，国际性资料的运用已经是大势所趋。
    此外，由于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民国史料也具有多民族性质。在各个民族地区所保存的民族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翻译工作也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和满文史料，充分显现出民国时代五族共和的特质。
    近十年来，国内一些新生代学者远赴海外收集资料，写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这充分体现出民国史料的国际化的魅力。但是，由于民国史料在海外收藏范围广、数量大，特别是语言文字( 英、俄、日、德、法等) 的限制，致使学者们在利用时遭遇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如何有组织、有计划地到海外系统收集档案与文献资料，并将之集中于某个或数个学术研究机构，实乃当务之急。尤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大背景下，由国家出资建设“民国史料馆”应该势在必行。
    二、拓宽民国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我们强调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我们同时也重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尤其是在国际化程度极高的民国时代。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所有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真相无法寻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历史。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强调历史学应该介入现实，用建构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5]建构主义历史观认为: 任何历史资料对历史面貌的反映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历史研究可以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真实的原貌。
    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那样: “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 历史学) 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想来驾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史家首先都是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 比如说史料) 是一堆建筑的原材料，历史学家则以自己的哲学和理想、依据自己的心中的蓝图，把这堆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 史学体系) 。”[6]
    早在1997 年，柯伟林( William C. Kirby) 就提出了运用国际发展的视域来观察近代中国发展的观点。[7]此后，他一直倡导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并指出近代以来国际化的影响并不是西方“施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8]
    以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过分注重于阶级斗争、过分强调革命史模式，而忽略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实际上，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取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在20 世纪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进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注重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诸因素，如外国的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官僚政治与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个人认为，在民国史研究中有几个观念必须转变: 第一，以“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从表面上看，中华民国的历史似乎是一部阶级斗争的革命史，但其实质，则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进程中，“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构成了主要内容，因此，民国史研究必须转变视角，以民族和国家发展为本位，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价值评判。第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评价。过去由于从革命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评价较低，尤其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 如立宪派、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 持否定态度。但假若我们改变视角，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视野去考察他们，便会有不同的评价。应该说，在民国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下层、中层还是上层，均在不同程度上担当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重任。第三，对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的认识。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作为对立面和打倒对象，而应该作为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研究它们的历史功过。在过去的研究中，民国政府被视为民国历史的客体，而今后应该将之看作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中国史，应该突出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和现代化这个主体。民族主义应该同国际化、全球化结合起来全面认识，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去。
    三、辛亥革命与多民族国民国家的认同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新时代。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是亚洲第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化国民国家转变的历程。
    过去，学者们关注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位，到辛革命是全民革命的主张，再到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的探讨[9]，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政治关怀。但在分析辛亥革命性质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辛亥革命的双重性和复杂性，在这场革命中，汉人反满民族革命( 即同盟会所标榜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政治目标) 和各族先进分子反封建民主革命( 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 这两个目标共存。也就是说，在推翻一个由满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时，汉族各个阶层能够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性。在历经维新运动和预备立宪运动的失败后，以商会、商团和新式知识阶层为基础的立宪派势力已逐渐壮大，与此同时，经过湘、淮、北洋各系传承，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汉族官僚力量也已经壮大。
    当同盟会于1911 年10 月10 日在武昌发动起义后，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所以说，辛亥革命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和汉族官僚合力发动并完成的反满革命，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体、采行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的现代国家。
    但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政府即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0]1912 年1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议: 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1]民族主义从建立单一的汉人政权向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体现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国际观。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亦于1912 年4 月22 日发布命令: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2]
    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主张，既是对中国多民族国体的声张，更表现出对清帝国政治遗产的全盘接受，显然有别于欧洲单一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的概念。当然，以一个地域广袤却国力羸弱的中国来讲，要想建立一个包括蒙、藏、回疆、满在内的五族共和，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民国政府十分不利，西方列强在承认北京政府问题上向袁世凯施加的压力几乎使新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美国和德国相继承认民国政府打破了列强间的一致，但中国政府在外蒙古和西藏问题上向俄国和英国的妥协，导致中国边疆出现长达30 余年的危机，并始终困扰着中国政府。
    四、国际化发展: 认识近现代中国的新视角
    
    早在1919 年2 月，孙中山即用英文拟定了一份“国际共同发展中国计划”( 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China) ，后来被译作《实业计划》，这是孙中山最早提出中国国际发展的思想。我个人认为，该书被译作《实业计划》，并没有能够反映出孙中山思想里最为闪光的亮点，即利用国际资本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促进世界文明，求得“共同经济利益”的中国国际化发展的思想。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数千年，国际发展的因素非常重要，或者可以断言，中华民族历史持续发展是国际化的结果。就国际化的概念而言，由于交通和人类活动范围的限制，全球化有一个长期发生过程，即“由小而大”的过程，因此“国际化”的内涵有一个渐变过程。马克思就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13]，“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4]
    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始于工业革命以后，蒸汽机的出现和国际航路的开辟，尤其是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是有害的。自清雍正元年( 1723年) 开始闭关锁国的110 余年间，正是西方世界进步最快的时期: 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兴起、航海技术的发展。而中国仍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兜圈子。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渐衰落，无法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无法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对于1840 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过去只强调其侵略与掠夺的消极面。但我们忽略了这样一种思考，即中国为什么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 我们对于1840 年以来的历史应该有新的认识。鸦片战争所显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同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距，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这体现在中国人观念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上。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新思想、新思潮如火如荼地传入中国，且受到人们的推崇，在知识界深入人心。尤其是有关民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为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输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摧毁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城市出现了一批从事近代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的是买办、有的是归国华侨、有的是从地主或旧式商人转变而来、有的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随着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已经不适应束缚其发展的上层建筑，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大变革。
    我们可以说，20 世纪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 年，中国人试图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新型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其国富民强的理想。国际化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共和制度的建立和政党政治的出现。二是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三是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四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20 世纪的社会转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根本变化，西方的教育方式、医疗卫生、交通与交往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娱乐、服饰、发式甚至语言都深入人心。所以国际发展是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重要视角，而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国际发展的先河。
    作者简介：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这是金冲及先生最为形象的描述。
    [2]何兆武: 《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 辑，2007 年6 月，第59—60 页。
    [3]转见侯树栋《20 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史学月刊》1999 年第2 期。
    [4]John King 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 255．
    [5]陈新: 《历史•比喻•想象: 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 年第2 期。
    [6]何兆武: 《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 辑，2007 年6 月，第63 页。
    [7]William C． 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The China
    Quarterly，No． 150( 1997) ． 该文中译本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 年12 月号上发表。
    [8]柯伟林: 《新中文版序言》，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 《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5 页。
    [9]章开沅、金冲及等大陆学者坚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而最近台湾学者蒋永敬教授撰文，认为辛亥革命承继了中国传统英雄革命的方式，但其实质是一场国民革命。参见章开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张玉法《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 台北《中国时报》，1982 年4 月4 日，第2 版) ; 蒋永敬、姜良芹《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性质再议》( 未刊稿) 。
    [10]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宋教仁和陈其美。
    [11]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1912 年1 月1 日) ，《临时政府公报》第1 号，1912 年1 月29 日，第1 页。
    [1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 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46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12 页。
    [14]《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1 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