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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这种广泛的认同，覆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他依然生活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在闪烁着光芒。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既非偶合，也非后来人们单纯的功利主义使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被崇奉的准则。他从来都是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置于世界的范围，并从宏观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洞察“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他从不把自己的活动局囿于国内，而是融汇于亚洲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及进步人类的斗争之中，其足迹遍及世界的主要国家，与国际友人保持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 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 （二） 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具有持久、普遍意义，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事业——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乃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步发达的必由而又漫长之路。尽管由于社会制度的岐别和发展层次的差异，定会赋予这些基本课题以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却概莫能外。从19世纪以迄今日乃至21世纪，孙中山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必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当孙中山踏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古老的帝国正在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近代中国的发端颇为意味深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契机，而是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形成畸形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社会经济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途径。外国侵略者同本国统治者逐步结成同盟，阻抑着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和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严峻的现实是：只有砸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彻底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中国才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得到拯救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命运时指出的，中国人民也未能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轻易“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①]。 在19、20两个世纪交接时刻，孙中山和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士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比较完全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旧式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同时，又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新阶段开拓了道路。他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贯串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两个时期，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挣脱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桎梏，开始踏上近代化的重要阶梯。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民主精神和臻于富强的热望，显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民族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反对“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制度，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迫待解决的另一主要课题，具有特别尖锐和重大意义。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起码的权利，而且阻碍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现实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主流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缔造的共和制度，才能成为强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杠杆。为此，孙中山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跨越皇权主义和君主立宪的藩篱，以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专制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举起了“政治革命”的旗帜，而民权主义实际上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论的和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历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清王朝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②]的政治决非“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彻底变革。因之，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便成了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孙中山从切身的实际中认识到：必须采取“强迫”的手段去推翻封建暴政，而不要为清廷的“改革诏旨所迷诱”和被保皇派的谰言所欺骗。至于“政治革命”的建设目标，就是创立一个“平等”的、“民治”的、“国民”的共和国。他不只一次重申“国体”必须变革，并对政体作了相应的构思。这种民权主义在当时虽然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主要的局限是缺乏深刻的、彻底的反封建内涵。孙中山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封建帝制”——“恶劣政府”，却未能充分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而“主权在民”的原则，也难以在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中体现。但是，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在此以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或者确信君主立宪可使中国复苏，而无须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此以后，民主主义的启蒙使得带有盲目性、局限性的自发抗争“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辛亥革命之所以导致封建帝制的终结，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切先进人士的目光。归根结蒂，中国的贫弱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只允许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妨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在桎梏，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吸收了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土地方案的内容大体为“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着眼点在于把因“社会进步发达”而形成的地价增殖收归国有，以免为土地所有者攫取，致成垄断。同时，使“公家愈富”、“农民大苏”和“社会发达”。资本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实业。采取双管齐下方针——“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并存，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的产业皆归“国有”，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家残害”。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主观社会主义则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且混淆了革命的层次和步骤。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案将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及由之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方案大有裨益于“实业化”，“企业国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孙中山不同于俄国的民粹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抱留恋与伤感的情绪。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因之，反映生活实际的思想、纲领和方案就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科学性和生命力。孙中山的后期活动面临着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三民主义的内涵亦有相应的发展，方能反映时代的特点。孙中山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获致深刻的变化：三民主义纲领中的反帝反封建观念强化和明确起来：“民族解放之斗争，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反动面目，并指出他们“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主要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问题。严峻的现实是：中国革命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为了克敌制胜，一定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三大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力量组合问题，使得新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正是这样，才能使北伐战争的风暴迅猛席卷中国，而他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则成为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 （三）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还在于他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吸取外来的先进事物，但却“走自己的路”。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 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③]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 十分明显，孙中山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新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形成这种先进思潮。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外烁在思想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必需的。孙中山为了熔铸民主革命的政纲，既要立足于祖国的大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更要充分向西文学习。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的结果。他称誉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将它的涵义加以摄取。他倾心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将它同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可谓一样；而“林肯所主张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吸取。孙中山的自然科学素养超越了许多同代的先进人士，堪称对“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所以，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步泰西之法”。他曾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仿效的范本，甚至认为在开放问题上可向暹罗学习。而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发现帝国主义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却经常支持敌对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俄为师”去推动国民革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他经常是在“艰难顿挫”的斗争中密切注视着世界，力求引进积极的因素和成果。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④]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况，迎合世界潮流作去，社会才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⑤]否则，则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也没有盲目抄袭和生硬照搬。孙中山确信要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也必须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在“世界潮流”中涌现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幸福。他认为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贫困、落后和分裂的中国，显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对亚洲和世界都是重大的积极因素。早在20世纪的开端，他即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的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会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⑥]他确信摆脱了噩梦般过去的中国将对世界承担重任，即“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⑦]所以如此，是因为革新后的中国，不仅继承爱好和平的传统，更要“济弱扶倾”。孙中山坚信“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而不是好战的民族”[⑧]，“无侵略志”，“志尚和平”，坚决反对“强权”和“霸道”。至于新生的共和国“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因为当前世界上“强权”横行，霸道跋扈，中国要保持独立和强盛，避免“受各国兵力侵略”，定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在他看来，所谓“国际战争”不过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以兵止兵，才是有效的抑制手段，虽然，中国应当“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 （四）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意义，又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于被压迫民族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的斗争。“世界大同”，则是他的最高理想。 还在孙中山组建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他就未把斗争局限于国内范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为了“抒此时艰，兴我中夏”，“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⑨]。如果把“中外华人”理解为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那么，在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的实际活动中则有外国友人参与，其中的部分人士甚至入会和加盟。从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基点出发，孙中山很早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把它提到相互支持的高度。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一书中写道：“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⑩]事实上，孙中山在流亡国外的艰苦岁月中，曾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菲律宾爱国者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购运械弹，甚至还准备“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以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11)。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经验，孙中山亦非常重视，他曾认真研究南非布尔人反英斗争中的“散兵战法”，还把这种战术作为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的主要科目。这些活动表明，他已经开始“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联合之必要。”(12) 在孙中山的后期活动中，上述重大课题得到了更为深刻广泛的阐发和实践。他一贯认为中国人民不仅要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斗争，还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3)。他确信中国“对于世界要负一个大责任”，即“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14)。他的这种观念后来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明确宣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前者构成被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被奴役的厄运，后者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即是推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15)。只有这样，才能使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同时，孙中山也清楚地看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两方面存在着另一种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16)孙中山的这种见解十分深刻，表明他已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用“主张公理”和“主张强权”的准则划分阵营，而破除了民族的界限。 “联俄”，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共同奋斗，既是新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性，也是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战略的重大发展。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曾经热切地寻求国际支持，希望获得真正的“辣裴德”，但从“文明”、“富庶”的西方世界得到的反馈，却是冷漠、嘲讽和欺诈。孙中山的这种遭际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决不希望出现一个强盛的中国。冀求它们援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有识的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和赞助。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当道的国际条件，是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在其诞生初期尽管颇为艰难，但已显示它是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可以依赖的盟友。在著名的《和平宣言》和两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国家一再重申沙俄、临时政府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密约“立即作废”、无代价地放弃沙俄夺取的在华权益，表示“渴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旗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的代表也与孙中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势下，孙中山迅速把目光转向新政权。1918年初，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就曾指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7)这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与苏维埃国家，表示对他们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意“共同战斗”。尽管反动的北京政府竭力阻挠中国人民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但开府广州的孙中山在接到齐契林的信件后当即复函苏俄外交部，切盼加强接触，并且关注对方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8)在桂林军次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又在1923年初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宣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定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广东革命策源地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多方支持，成为当时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因素之一。孙中山在实践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真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苏维埃国家才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真正盟友，从而将“联俄”提到重大战略的高度。在他看来，唯有列宁敢于“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19)。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最终地完满表达了“联俄”的观点，确认苏联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20)。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联合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构成了他“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完整内涵，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历史的趋向。对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斗争说来，这种观念和实践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孙中山思想的持久、普遍意义决非偶然的现象，他的学说的内涵是决定性因素。 当前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无疑构成了两大主题。多元化的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同时，发展中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经济社会的进步，仍然是迫切的艰巨的任务。这样，孙中山思想的现实基础还是存在，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在总体上依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所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吸取他的思想中的精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②《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0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⑩Mariano Ponce:Sun Yat-Sen:The Founder of Republic of China,Manila,1965,P40。 (11)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68页。 (1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 (15)《总理全集》第2集第395页。 (16)《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8页。 (17)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日刊》第12卷第6期第9页。 (18)《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页。 (19)《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1页。 (20)《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2页。 作者简介：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